“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政治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国际社会总体反应积极，①但部分西方政策人士表达了怀疑或“唱衰”态度，②尤以美国地缘政策界最为明显。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纳德热·罗兰认为，“一带一路”将引发三方面后果：一是导致欧洲地位下降，经济上成为中国附庸，地缘上变成孤悬于欧亚大陆西侧的一个半岛，而美国则因为失去欧洲盟友的支撑，沦为“漂浮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间的孤岛”；二是全球战略和商业重心将从海洋转向欧亚大陆，从而威胁美国海上霸权；三是导致欧洲内部和美欧之间在对华问题上产生分歧。罗兰警告说：“如果欧洲越来越倒向亚洲而非大西洋这边，如果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东欧、中东越走越近，那么，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大幅调整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传统战略。”③罗兰此番地缘政治分析和解读代表了美国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一是要确保美国的海上霸权，二要阻止欧亚大陆上出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美国地缘政策分析人士之所以会对“一带一路”有上述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地缘政治学百余年来发展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我们称其为“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即西方地缘政策人士有关地缘政治的一整套思维模式和认识论框架。这套思维定式的理论表现形式就是19世纪末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④该理论以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的“海权论”为基础，将世界看作是由陆权和海权组成的两个对立的世界。⑤继马汉之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又提出了“陆权”思想，即“心脏地带说”。⑥二战期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又在“心脏地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边缘地带说”。⑦这些理论都关注陆权与海权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想象当中，“一带一路”被解读为“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交锋，是“陆上人”要从“海上人”那里夺取权势。如果用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看待“一带一路”，必然会在中西方之间出现带有冲突和竞争性质的预期，既不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本文旨在解读西方地缘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观，分析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及潜在影响。中国学者主要是从自身视角出发研究“一带一路”，⑧但近期从他国视角出发审视“一带一路”的文章也逐渐多了起来。⑨首先，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借助西方“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的一些概念，如“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观进行剖析。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并不是客观的科学理论，而是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家对世界过于简单化的解读，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鼓励某一类型的地缘政治实践，或者为某一类型的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合法性。⑩进而，本文将深入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地缘政治界解读“一带一路”的思想根源和认知动机，并就如何应对此种思维定式提出建议。 一、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到批判地缘政治学 在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眼中，地缘政治既是一种实践，也是对实践的解读，(11)是一种言论和看待世界的方法。(12)据此，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可以细分为四方面的内容，或者说四种类型。(13)第一种是“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即上文提及的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的地缘政治理论。他们本身就是政策制定者或者贴近政策制定的政治人物、专家学者，其地缘政治理论旨在解释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分析地理因素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地缘政治战略。第二种类型是“地缘政治实践”(practical geopolitics)，是地缘政治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地缘政治决定、行动或实践。地缘政治的实践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虽然各自独立存在，但彼此联系密切。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虽然不能完全解释或预测外交政策及其后果，但可以给一国的地缘政治实践提供指导与合法性。因此，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事实上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与政治家密切联系的地缘政治想象、言论和观念，其主要目的是给政府的地缘政治议程提供理论支撑，设定政策议程和期望，并争取大众接受。除此之外，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还为一国政治精英评估他国外交政策提供认知基础，从而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由于古典理论并不是客观的理论，因此以古典理论去揣度他国的地缘政策实践，可能产生误读。第三种地缘政治类型被称为“大众地缘政治”，指的是地缘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一国政府)通过电影、电视、歌曲等媒体，让大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种地缘政治思维。第四种是“批判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学界流行，旨在揭露和批判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实践以及大众地缘政治中存在的权力关系。(14)批判地缘政治学对政治精英的地缘政治言论进行字斟句酌式的分析，判断其背后的真正意图。(15)例如，美国领导人在其讲话中，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称为捍卫人权的正义之举，为其入侵行为辩护，并让公众接受。(16)批判地缘政治学则据此揭示强势群体是如何通过强势言论将地缘政治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转变成“自然而然的”和公众普遍接受的“常识”的过程。(17) 在这四种地缘政治类型中，古典地缘政治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地缘政策人士推崇的主流认知体系。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古典理论发展时间长，与政策结合紧密。古典理论在诞生之初，就致力于解释、分析并预测国家间潜在的冲突行为，维护政府的政策主张并为之出谋划策。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家本身多为政府高官或顾问，理论和实践联系紧密。《海权论》的作者马汉是美国海军学院第二任校长，后来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海军部长。他毕生追求的就是为美国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建立美国的海上霸权。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既是一名学者，也是议会议员。他主要的学术和政治活动都是为了帮助大英帝国应对潜在的地缘战略挑战，维持大英帝国的存续。(18)第二个原因是批判地缘政治学本身的“软弱”。批判地缘政治学始终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地缘政治实践，目的是针砭时弊而非提出解决办法。学术界这种“只破不立”的理论倾向与政策界的实际需求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制定政策时只能接受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 但在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备受西方政策人士推崇的同时，批判地缘政治学则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贬抑。出于战时宣传需要，美国将纳粹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所主持的地缘政治研究与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联系到一起。(19)这种做法导致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名声大受影响，地缘政治学在西方大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战前的显学变成了战后的弱势、边缘学科，(20)甚至沦为“死水一潭”。(21)直到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学才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全球和国内不平等问题的批判而有所回潮。(22)紧随其后，地理政治学者也掀起了一股批判地缘政治学研究的热潮。(23)地缘政治学终于脱离与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变身而为一个对军国主义进行鞭挞和促进和平的批判性学科。(24)就目前西方地缘政治学界而言，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批判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也不再被视为一种政策实践，而是被理解为对政策实践的解读，是一种话语实践。(25)概言之，当前的西方学界拒绝将地缘政治学作为政策或政治工具。(26)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地缘政治学因为与纳粹德国有关联的“污名”，而在二战以后成为学术禁忌，甚至一度被赶出校园，但地缘政治实践以及政策界对地缘战略的需求却一直很活跃。冷战催生了一批新地缘政治理念，也成就了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皮克曼等一批新的地缘政策谋士。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理论，并与政府保持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最终，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与政策制定者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动和共生关系，彼此都得以发扬光大，而学术领域的地缘政治研究却处于衰落之中，直到后来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古典理论依然在政策制定者中大行其道。在美国，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所以得以延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前政要的论著以及罗伯特·卡普兰、塞缪尔·亨廷顿(27)等学者的支持。而在学术界，依然是批判地缘政治学及其相关的地缘经济学(28)、女性地缘政治学(29)以及和平地缘政治学(30)占据统治地位，只不过它们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很小。 二、似曾相识的“西方地缘政治想象” 这里所谓的“西方地缘政治精英”，是指在西方政府、国会、军队、智库、高校、媒体从事地缘战略制定或对战略制定施加影响的、秉持现实主义理念的人士。在他们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认识论体系。位于底层的是政治现实主义，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为求得生存而相互竞争，从而追求权力或安全。(31)第二个层次是“现代地缘政治想象”(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32)这一概念出自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阿格纽教授。之所以称之为“现代”的地缘政治想象，正是相对于“落后”、“不发达”的世界而言，“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代表着先进、发达、现代力量的西方对地缘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并以此来指导其地缘政治实践。在《地缘政治学：世界的再现》一书中，阿格纽总结了“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四大特征：世界被视为一个整体，且被区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地区，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世界政治由不同国家追求首要地位而展开。(33)第三个层次就是上文述及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包括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的地缘政治理论，其要义是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以及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以理性选择的视角看待一国的地缘利益，严格计算本国的成本与收益，同时认为竞争和冲突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还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他们创造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是对世界历史的一种简单化的解读，但正因为简单易懂，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年马汉的“海权论”甫一问世，就震动了世界，英国人为之倾倒，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34)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马汉提出，制海权特别是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国家力量至关紧要的因素，(35)这一论断为一战前大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马汉的思想与他担任海军部长的角色有关，他力主美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全球范围内修建海军基地。马汉认为，以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为界的北部陆半球因其活跃的贸易和政治活动，已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其中，对于北纬30～40度线之间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带，他称之为“争执中的和可争执的中间地带”。这片地区是一片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它过去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是俄国与各海权国家争夺的焦点。俄国的自然条件使它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不受阻碍地向四周扩展力量，进而主宰世界，而俄国军事扩张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这种企图。马汉还预测，俄国对上述地带的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其两翼而不是中心，其目的是争取新的出海通道。于是马汉提出，对俄国扩张的遏制应该聚焦其两翼，尤其是不能让俄进入远东以威胁西方海上国家的贸易通道，英美应结成同盟控制亚欧大陆边缘的战略基地。(36)但是，马汉又感到，要全面遏制俄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较为可取的出路是达成一种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平衡。马汉建议给俄国一定的领土补偿，如可让俄国占有满洲里，中国则将首都迁移到长江沿岸，使之处于西方海上国家的直接影响之下。马汉进而认为，中国的分裂将不可避免。(37) 马汉自称撰写了海权的学术史，但实际上只是有选择地介绍了一部分历史，其真正目的是要推进他为美国量身订制的一整套海军战略思想。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认知不足，但马汉建立起了一整套分析体系，将世界分为陆权和海权的世界，构成了“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重要基础。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采用这种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将世界分为自由的、商业的西方对抗独裁的、落后的东方。(38)马汉理论的内核是现实主义的，海权的世界是一个竞争性的、零和博弈的世界。正如马汉在《海权论》绪言中所述： 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不均衡的海上贸易利益，或是采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贸易，或是当这些办法都失败时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来尽力排除外国人的贸易。这种各不相让的夺取欲望，即或不能占有全部，至少也要占有大部贸易利益和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了战争……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概言之，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39)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于1904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他在文中阐释并推进了海权与陆权相对立的地缘政治理论。(40)麦金德认为，世界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陆上国家与海上国家反复争夺的历史。而陆上力量的中心即所谓的“历史中的地理枢纽”，就是欧亚大陆的中央，大致相当于苏联的领土范围。与马汉相似，麦金德将世界历史看作是一部欧洲史，同时也是一部海洋势力与游牧部落斗争的历史，这些游牧部落来自于中亚和俄罗斯中部的大片陆地，即麦金德所谓的“地缘政治枢纽”或曰“心脏地带”。(41)与马汉、斯皮克曼不同，麦金德强调陆权的优势，认为随着铁路线的建立，“心脏地带”的战略优势将逐步增加，从而成为地缘大棋局中的主导性力量。他认为，通过内陆交通运输线的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陆权可以比海权动员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力量的天平向陆权倾斜。麦金德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42) 在麦金德看来，海上力量为了保持对陆上力量的优势地位，或者说，为了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必须阻止“心脏地带”被某一个统一的力量中心所控制，实际上这就是要阻止德国和俄国可能的联合。麦金德希望通过凡尔赛体系在这两个大陆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系列的“缓冲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南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还应指出，虽然麦金德看到了“大陆心脏”西移的趋势，但在其心目中，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仍然是对海上力量的一个主要威胁。麦金德曾于1919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南俄罗斯的高级专员，他在报告中写道：随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俄罗斯沙皇帝国的兴起”，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像燎原大火一般向印度席卷而去，从而创造出一个对民主国家而言非常不安全的世界。(43) 在二战接近尾声之际，又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一是美国和英国实力此消彼长，二是美国参与二战，主要敌人是德国和日本。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并据此改进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他认为，大国在欧亚大陆上争夺的关键地带并不是所谓的“心脏地带”，而是“边缘地带”。(44)“边缘地带”处于陆地和海洋的边缘，夹在陆权和海权中间，同时也是资源富集的地方。“边缘地带”具体包括欧洲沿海地区、阿拉伯中东沙漠地带和亚洲季风区。在亚洲季风带，“边缘地带”还可以细分为印度及印度洋沿岸、中国及中国沿海地带。与麦金德相似，斯皮克曼也从马汉那里继承了陆权与海权分立的两分法，将“边缘地带”视为“可争夺的地带”(debatable zones)，是陆权与海权角逐的区域。同样的逻辑使得科恩也认为，这些地缘战略地区和资源富集区(即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地区)是纷争频仍的“破碎地带”(shatter belts)。(45)斯皮克曼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 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46) 由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人阐述的古典理论，为当今西方地缘政治思想设立了基本框架，成为西方地缘战略制定者的主要指导思想。尽管从19世纪末到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古典地缘政治思想中的陆权与海权争斗的二元论思想，依然主导着西方看世界的方式，在这种观念下，大国争夺“边缘地带”被视为恒久的利益。而麦金德的理论也被堂而皇之地写入了1988年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为其生产和部署核武器辩护： 美国战略拥有一个简单、清晰和极具理性的历史维度。这就是，一旦一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了欧亚大陆，即那块被称为“心脏地带”的地方，那么，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到威胁，美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从1945年起，美国就开始努力防止苏联利用其地缘战略优势控制与其邻近的西欧、亚洲和中东地区。据此美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地缘均势以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态势。(47) 冷战终结和两极体系的解体，开启了“欧亚大陆板块”上新一轮的竞争。二战后大国对边缘地带的角逐逐渐转回“心脏地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48)尽管麦金德对中亚了解有限，他本人也仅去过一次中亚，而且主要是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上为英国出谋划策，(49)但麦金德的理论备受西方地缘政治精英推崇，用以推进其地缘战略议程，特别是强调中亚在国际政治中的地缘重要性。(50)如果说在冷战期间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的争夺主要是围绕着边缘地带而展开，那么在后苏联时期，大国竞争的区域则与“心脏地带”密切相关。新的地缘政治条件改变了冷战时的传统思维定式，即海洋力量没有必要深入欧亚大陆腹地就能遏制陆地力量。当前，大西洋阵营被迫深入大陆腹地(特别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以便在这些地区扩大影响，并控制连接这些地区的交通要道。心脏地带的重要性也随着中亚能源资源的重要性凸显而上升。俄罗斯失去在欧亚大陆上的长期垄断地位，意味着大西洋集团可以乘机进入，并对这片广袤的内陆地区实施某种控制。美国与欧盟正在建设地区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并鼓励中亚国家向西修建交通运输线和油气管道，绕开俄罗斯和伊朗。由此可见，西方地缘政治实践依然由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指导。美国和英国的地缘政治学者给政府的政策建议高度一致，即不能让任何一个单一的陆地大国占据对海权构成致命威胁的主导地位。 麦金德曾经说过，大英帝国的安全有赖于海洋国家和欧亚大陆上的陆地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51)如果海权和陆权中的任何一方获得优势地位，整个欧亚大陆就会被一方控制，而这一方将最终壮大海洋力量，轻易击败大英帝国。有鉴于此，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欧洲大陆上的权力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防止德国与俄国结成有效的军事同盟。在麦金德理论的基础上，斯皮克曼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美国都要防止“旧世界”权力中心走向统一，结成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同盟。(52)因此，美国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能对这些地区投射力量，以防止美国被迫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53)在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分析中，美国在地理概念上实际是被包围的，由于世界上权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使得所谓“旧世界”可以比“新世界”有更大的权力投射的机遇。他认为，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美国必须防止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可能控制欧洲和远东的主导性力量。(54)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补充了斯皮克曼的观点，即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必须确立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状态，防止中俄或者中俄印之间形成战略同盟关系。(55)布热津斯基指出，欧洲的统一和北约东扩使美国得以完成确保“边缘地带”西侧安全的战略任务，但美国还需要重点考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侧的安全，而在东侧还有两个迅速崛起的区域性大国——中国和印度。布热津斯基担心，俄国与中印可能建立有悖于美国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美国应该着力鼓励中国参与中段边缘地带(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地缘经济建设，并邀请中国加入“跨洲的安全安排”，即“扩大后的北约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建立的合作性安全协定”，(56)从而能够建立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安全战略框架，确保西段和东段“边缘地带”的安全。 三、西方地缘政治想象比附下的“一带一路” 自2014年以来，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关注有明显升温的趋势。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15年举办了六场听证会，其中两场与“一带一路”直接相关。(57)美国《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等期刊上有关“一带一路”的分析文章也大幅增加。例如，《外交政策》杂志在2014年先后刊发了美国学者策尔纳的两篇文章《高铁帝国》和《红色列车崛起》，(58)凸显了美国外交界对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高铁外交”的忧虑。总的来看，相当一部分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在分析“一带一路”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西方地缘政治想象这一思维定式的影响，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将“海上丝绸之路”视为中国追求全球领导地位的举动，因为这契合马汉“海权论”中所呈现的思想和理论，以及美国在19世纪末超越本地区进而在全球范围投射力量的历史举动。他们还视“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在“心脏地带”进行实力资源动员的战略举措，甚至将“一带一路”与一战前德国对大英帝国的挑战和冷战期间东西方对峙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现实，经由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演绎，充斥着现实主义的国家间竞争内涵。这意味着中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经贸合作的互利共赢行为，很可能被一部分西方地缘政治精英所误读，被歪曲为怀有地缘政治和军事动机的战略举措，旨在打破当前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平衡，争取大陆主导权，进而引发地缘冲突。具体而言，一部分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在解读“一带一路”时会有两种习惯性思维：一是进行历史类比，将中国与历史上的大国相比照；二是通感，即想象中国会模仿自己，追求军事扩张和地区霸权。 所谓“历史类比”，是指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将“一带一路”置于历史的长焦距中予以审视，与历史上的大国行为相类比，从而得出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诠释。其类比的对象有三：一是将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相类比。美国政府顾问、地缘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瓦克在《中国崛起与战略的逻辑》一书中，将今日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进行类比，认为中国也会像德国一样，将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备扩充。(59)二是将中国的“一带一路”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大博弈”进行类比。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一带一路”将帮助中国从经济、外交和军事三个方面在亚洲确立地区领导地位，体现北京希望建立势力范围的意愿，堪称19世纪英俄争夺中亚控制权的“大博弈”的现代版。(60)特别是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俄罗斯经济实力的衰退，中国在前苏联部分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中亚地区可能成为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伊朗、土耳其及西方国家之间“大博弈”的新场所。(61)《金融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称，俄罗斯方面希望与北京形成分工，在中亚，中国驱动经济发展，而俄罗斯则提供军事安全保障。(62)三是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担心当代丝绸之路倡议是中国恢复古代“天下体系”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詹姆斯·霍姆斯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向邻国施以经济恩惠，而这一方式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当中，即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通常都会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向周边邻国提供馈赠和其他物质利益，以换取后者对中国的政治顺从。(63) 第二种习惯性思维我们称之为“通感”，即想象对方会模仿自己，建立势力范围、进行军事扩张、追求世界霸权。例如，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是从美国自身经验出发来理解中国的崛起。在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一个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想象就是“国强必霸”，大国先从地区性霸权开始，再一步步迈向世界性霸权，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防止其他区域性霸权的出现。在此基础上，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将会仿效美国在西半球获取霸权的做法，在亚洲争夺区域性霸权，推行亚洲版“门罗主义”，将美国拒于亚太之外。作为回应，美国将与亚太其他国家强化同盟体系，遏阻中国崛起，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米尔斯海默据此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能风平浪静。(64) 与此类似，在美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记者、前国防部部长顾问罗伯特·卡普兰在其《亚洲熔炉：南海和太平洋稳定局势的终结》一书中，将南海比作“中国的加勒比”，将南海之于中国比作加勒比之于美国。(65)卡普兰之所以如此比照，一方面是因为加勒比位于美洲大陆的中间，就如同南海位于亚洲—太平洋—印度洋的中间，而且两者面积也相仿，都是1500英里长、1000英里宽。另一方面，两者的战略地位都极其重要。卡普兰引用斯皮克曼的话称，“对于美国而言，控制了加勒比海，就等于控制了美洲大陆，而控制了美洲大陆，美国才可以从西半球腾出手来，去影响东半球的大国均势……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首先是加勒比，其次才是世界。”为此，美国不惜打了一场美西战争。在1898年到1914年间，美国战胜了西班牙，开凿了巴拿马运河，通过改变地理内涵，得以连接并主宰了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贸易。与此类似，中国在南海水域称雄，将为中国的海空军在欧亚大陆周边的边缘地带即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获取关键性影响扫清障碍。卡普兰进而认为，南海是世界权力政治的主要节点，对维持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均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巴拿马运河，也比不上南海所承载的商业和能源价值。(66)卡普兰这一惊人的类比，在美国政策人士和大众脑海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葛来仪就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改变南海现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经济外交手段，将东南亚邻国更紧密地维系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谈判筹码。“海上丝绸之路”以经济利诱的方式，促使周边国家接受中国的利益诉求。(67)詹姆斯·霍姆斯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帮助中国将美国挤出亚洲，同时使美国盟友逐渐疏远美国。“假如中国想要在欧亚地区创建一个平行体系，并让其他国家相信该体系比美国更强大，那么中国就必须兑现其(经济)承诺。一旦这些国家上钩，中国就可以找它们要得更多，包括限制或者拒绝美国进入其海港。”(68)美国国防部顾问布兹·汉密尔顿专门创造出了一个词汇“珍珠链”来描述中国运营的港口及其设施的军民两用性质，认为“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在印度洋及更远处部署军队。而南海争端、巴基斯坦邀请中国在瓜达尔港建立海军基地、斯里兰卡出现中国潜艇等传闻，都让西方愈发担忧“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用途，而是有着深远的战略和军事考虑，(69)是中国出于控制关键海道、构建“珍珠岛链”的目的之所为。(70) 受上述两种习惯性思维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美国地缘政治精英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做出积极应对。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再次强调“重返亚太”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重要性的声音。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主席弗里德里克·斯塔尔认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存在五方面的不足：一是未能有效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交通与贸易协定》；二是未能推进从土库曼斯坦出发，途经阿富汗、巴基斯坦直抵印度的能源管线；三是过度依靠亚洲开发银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项目”，而该项目实施迟缓、官僚气盛行，既没有吸收印度参加，也没有将南部通道与土库曼斯坦和高加索地区相连接；四是没有推进阿富汗的道路建设；五是最重要的，即美国的“新丝路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在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两条大动脉中发挥引领作用，一条是中国—欧洲走廊，另一条是印度—欧洲走廊。而目前中国已经在第一条大动脉的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这将给中国以可乘之机。他认为，让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控制这些区域走廊，将再次重演历史上的动荡局面，因为该沿线周围都是拥核国家。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情况有利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非民主国家，而这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美国需要动员美国商会等私营部门更多参与中亚地区软基础设施建设，与欧盟一起建设欧亚大陆上东西走向的自由贸易机制，这样的机制应该包含中国和印度，但应排除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性政治组织。(71)总之，不能让中国将中亚作为自己的后院而为所欲为。(72) 事实上，美国的“重返亚太”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就已实施，只不过两者在推进过程中都遇到了挫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认为，与“一带一路”相比，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几乎没有进展。(73)而希拉里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也明显缺乏后劲。《外交政策》杂志首席执行官戴维·罗斯科普夫解释说，这主要是其始作俑者和主要官员如希拉里、多尼隆和盖特纳等人相继离开政府的缘故。(74)在其两大地缘战略遭遇困境之际，美国政府在各方压力下，编织出了一个地缘政治逻辑，即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如果美国再不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再不推进TPP谈判，就将意味着美国力量的衰落，美国对其盟友承诺的缺失，(75)更意味着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将放弃规则制定权。(76)在2015年7月发布的《美国亚太海洋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提出要系统性地增加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加快了推进TPP的步伐，最终于2015年6月获得了贸易谈判快轨授权，并于10月完成了TPP谈判。而在是否加入由中国倡议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上，美国也采取了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这些都说明，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地缘政治精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警惕和防范的态度，并将“一带一路”问题牵扯进了美国国内政治，不排除中美之间围绕“一带一路”会出现新的竞争态势。 在欧洲，一部分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做出了负面解读。如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弗朗西斯·古德芒等人撰写的报告总体上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是中国的一项地缘政治与外交攻势。(78)显然，这种看法与中国否认“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工具的立场相去甚远。(79) 四、超越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一带一路” 西方古典地缘理论对地缘政治实践的解读，可能会走向“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未来国家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而我们不应陷入“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陷阱中去。世界并不必然要划分为东西方集团的对峙，陆权与海权的交锋，或不同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80)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太过天真的想法。美国的一些鹰派人士可能会认为，我们对古典地缘政治学的批判没有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的现实动机和潜在的零和博弈。本文并不自诩能够读懂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初心本意，而是旨在说明：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别国的，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都将被透过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棱镜来加以解读；而理解这一解读，将有助于一国理解别国对其政策的反应，实现和平的外交互动。以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先验地限制一国对他国地缘政治行为的理解，而对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将有助于政府官员、学者以及公众彼此增信释疑、减少误判。 具体而言，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分析视角过分强调权力与竞争。(81)与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注重权力与控制。无论是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都主张用军事力量对某一战略要地实施有效的控制，以此带来国家间权力地位的变迁。以权力为核心的分析视角会带来两方面的弊端：一是对权力本身的过度追逐势必会引发“安全困境”，增加对抗与冲突风险；二是对权力主体的过度关注会造成民族主义和大国中心主义的趋向。这种以对抗冲突为核心的思维模式，将其他国际事务参与者全都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只有自己进占卡位，控制战略要地，国家安全与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即便如此，这种保障也只是暂时的，为了获得更长久的安全，还需要对潜在敌人进行遏制，以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而且，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都是从大国出发立论，尤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角度，公然论述如何通过占领、控制那些战略要地从而取得优势，无视小国的利益诉求。这种零和思维与霸权主义，以扭曲的方式反映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图景，(82)其实是西方中心论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现，但过于简单化的斗争逻辑显然已经不能够反映世界局势的新趋势、新变化。 “一带一路”则尝试超越西方地缘政治的“权力观”，谋求增进理解和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83)在麦金德的理论中，基础设施项目被视为一国动员起来对抗另一国的工具，而中国在诠释“一带一路”时认为，通过促进自由贸易能给沿线国家带来福祉，结果是互利共赢的。中国方面强调，打造“一带一路”并不是为了谋求权力本身，而是旨在建立一条亲善、繁荣、交流之路，打造一条福泽沿线各国的发展之路。(8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处于东亚和欧洲两个经济发展引擎中间的“塌陷地带”，(85)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和民众的普遍追求。中国敏锐地注意到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与人民的美好愿望，结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86)充分考虑到了沿线国家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87)尽管现在研判“一带一路”的成效还为时过早，但从中国方面来看，“一带一路”之所为恰是要超越民族主义与大国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 第二，西方地缘政治想象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而且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而“一带一路”则是多个行为主体参与，是“多中心”的联动和转化。在西方地缘政治想象中，领土化的民族国家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基本单位，国家被定义为单一的行为体，是地缘政治的主要施动者。(88)这种以本国、本民族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实践，易于催生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而“一带一路”的施动者是多元的，多个行为体在同时发挥作用，这些行为体包括沿线国家、国际机构、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亚投行等)、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商业行会等等，它们以一种混合交互的方式共同创造着“一带一路”的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带一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充分调动各个行为体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大家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超越单个国家视角的狭隘与某一方利益的局限。曾向红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体现的是一种“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如同太极图案中的两个“中心”(即“阴中之阳”与“阳中之阴”)，“一带一路”的中心也不仅仅就是中国，可以是欧洲，也可以是中亚或其他国家和地区，且如同阴、阳之中心变动不居，“一带一路”的中心也是发展变化的。相对于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范式转换，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89) 第三，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强调海权与陆权的截然对立，而“一带一路”则强调海陆融合。我们知道，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曾被广泛接受，用以支持英美等国的地缘战略，但他的理论模型是静态的，突出的是基于欧亚大陆板块在地球上的物理位置而形成的相对“地缘战略优势”。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之上，世界被划分为陆权和海权，欧亚大陆被赋予了特殊重要性。麦金德认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将会创造一个广阔的陆上经济世界，在20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而在俄罗斯和蒙古境内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他们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也是海洋世界所无法比拟的。麦金德笔下的陆上世界与海洋世界彼此分隔，且一旦建立陆上经济世界，远洋通商将被挡在门外。(90)麦金德坚定地认为，俄罗斯充分发展现代铁路的机动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91)他预测，枢纽国家向大陆边缘的扩张，将使力量对比发生反转，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建立世界帝国指日可待。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92)而“一带一路”则尝试超越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海陆两分法”的视角。“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和交通枢纽建设将向世界表明，地方、国家或地区在宏大的历史变迁背景下，是如何逐渐改变其作用的，而这种变化将重构地缘政治的内涵。“一带一路”的目标就是通过非常复杂的交通网络对接，将海洋与陆地连接起来，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油气管道、电网、海上通道等代表的互联互通，旨在创建一个连接海陆的、自由开放的功能区，维系这一功能区的主要是商业法则和市场逻辑，而非强权和战争。 五、“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强大的意象面前，迄今尚无与之相匹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多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以批判地缘政治学为武器，一直在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学，但由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旁观者视角，“只破不立”，西方地缘政策界只能接受古典理论的指导。在国内，学者们也一直在尝试打破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垄断地位：一是挑战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前提假设已经不再适用；(93)二是认定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有着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色，在许多方面并不比西方理论逊色。(94)究其根本，他们都在尝试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战略和理论，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95)但西方古典地缘政治思维根深蒂固，中国目前的理论研究还缺乏深度，(96)对政策实践的指导意义还有待提高。而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也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 所幸的是，“一带一路”的政策实践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地缘政治学者提供难得的“理论试验场”，问题的核心便是“一带一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国家中心主义以及“海陆两分法”的视角，真正超越权力政治。特别是考虑到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由主要大国唱主角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带一路”的创新能否改变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仍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要真正打破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可能需要解构和重构整个国际政治的基本思维，包括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对争当“冠军国家”思维定式的认识，而要破除这些既有思维定式，难度可想而知。 从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出发，面对西方地缘政策精英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抵制，我们需要开展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妥善应对“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地缘政治风险。在本文中，“地缘政治风险”就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影响下所采取的对中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地缘政治实践。地缘政治风险按照风险成因的性质和地域层次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地缘战略竞争(大国间、全球性)、地缘政治竞争(地缘重要国家间、区域性)、地缘经济竞争和地缘文化竞争。有中国学者指出，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的思维，私底下并不希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规划做大做强，因为在美方看来，这将会挑战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侵蚀其全球影响力。(97)即使在哈萨克斯坦这样对中国相对友好的国家内部，也有部分人士认为，与中国合作更有利于中国，而不是哈萨克斯坦。(98)这就要求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要有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99)同时，中国还应与沿线主要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导以“不冲突、不对抗”、提升战略互信为理念基础的“合作主义”。(100)与此同时，更要厘清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风险分布，深究风险成因，提出有效应对和化解风险的管理办法。 二是从理论和政策、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阐释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和平特质，讲好中国的地缘故事。在这方面，叶自成教授已经做出了很重要的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在起源上自成体系、自成一家。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强调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共处，强调把自己的安全界定为他国不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而西方则强调扩大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101)中国历史上就提出过和平地缘论，如墨子的“非攻兼爱论”。中国历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军备不可无、战不可不打、兵不可不养，但都认为兵者乃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认为乐战者亡，主张慎战、少战。(102)而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出了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地缘政治理念。(103)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对今天“一带一路”的实践依然有指导意义。 三是改造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地缘经济学只是地缘政治学的经济版，其核心依然是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用卢特瓦克的话说，地缘经济是“冲突的逻辑与商业方法的混合”，或者说是“用商业语法书写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逻辑”。(104)卢特瓦克甚至预言，“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核心政策问题因而是建立地缘经济优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105)由此可见，以卢特瓦克为代表的这一派现实主义的地缘经济理论，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的经济领域。欧美地缘经济学以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为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维和基于等级制的“中心—边缘”经济结构，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但有必要指出，这种现实主义的地缘经济思维依然被西方地缘政治精英运用于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当中。未来在处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战略对接、与区域组织协调合作的过程当中，有必要以平等、开放、合作、共赢、发展的新思维缓解现实主义地缘经济思维所可能引发的地缘竞争与冲突。具体而言，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106)在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背景下，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推动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此同时，针对过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中心—边缘”模式，国内有学者提出，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一种有力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将经济生活重新纳入社会网络内部，而不是任由市场关系主宰一切社会关系，否则“一带一路”就只能重复历史资本主义的旧路径，成为支配、控制和破坏“边缘区域”的新过程。(107)关于“一带一路”的社会主义关怀及其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108) 四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西方对“一带一路”误解的思想根源是西方地缘政治想象，这种历史形成的地缘想象随着西方强权的全球扩张，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正统”，造成了全球性的思想垄断。如果不打破这种垄断，就无法从根本上颠覆这种西方地缘想象。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各地区、各国根据自身的历史、地理条件提出有各自特色的地缘政治观。对此，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理论尝试和思考，如倪世雄等提出的合作共赢的“新地缘政治”、(109)潘忠岐提出综合、多层次、由近及远的地缘战略，(110)苏浩也提出“地缘重心论”，主张各个地缘重心国之间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合作，建构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维持人类的长久和平与繁荣。(111)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提出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观，关键是要中西合璧、融会贯通。一方面要吸取西方地缘政治学中的合理成分，扬弃不足，特别是要看到人类进入21世纪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要吸收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和政策实践中的精华，并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应挖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中和平、包容、和谐的一面，突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从大历史的高度和视角，大力开展地缘政治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强各国间地缘政治理论与政策对话，寻求中西方以互利共赢、自由开放为基础的认知共识，增进互信，减少误判，规避冲突。 *感谢《外交评论》审稿专家和潜旭明对本文提出的改进意见，也感谢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Marlen Belgibayev、许子豪助理研究员为本文所做的资料收集工作。 注释： ①于运全：《“一带一路”赢得国际社会积极评价》，《求是》，2015年第15期。 ②郭锐：《别再迎合唱衰“一带一路”者的狭隘目光》，新华网，2015年8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5-08/12/c_1116222005.htm。 ③Nadège Rolland,"China's New Silk Road",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February 12,2015,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 id=531. ④Gearoid O.Tuathail,"General Introduction: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in Gearoid O.Tuathail,Simon Dalbly and Paul Routledge,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6,p.9. ⑤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873,Marston & Co.,1890. ⑥Halford 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23,No.4,April 1904,pp.421-442. ⑦Nicholas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Brace & Co.,1944. ⑧高虎城：《深化经贸合作，共创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经贸合作新格局》，《人民日报》，2014年7月2日；袁新涛：《“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分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11期；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潜旭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⑨周明：《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陈菲：《“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 ⑩Gearoid O.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11)Colin Flint,Introduction to Geopolitics(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12,p.35. (12)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Second Edition),Routledge,2003. (13)Gearoid O.Tuathail,"General Introduction: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p.9. (14)Gearoid O.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 (15)Ibid. (16)Colin Flint and Ghazi-Walid Falah,"How the United States Justified Its War on Terrorism:Prime Mor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Just War'",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5,No.8,2004,pp.1379-1399. (17)Gearoid O.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 (18)Gerry Kearns,Geopolitics and Empire:The Legacy of Hal ford Mackin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9)Gearoid O.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 Mark Bassin,"Race Contra Space:The Conflict between German 'Geopolitik' and National Socialism",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Vol.6,No.2,1987,pp.115-134. (20)Colin Flint,"Changing Times,Changing Scales:Worl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Since 1890",in George J.Demko and William B.Wood,eds.,Reordering the World: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21st Century(Second Edition),Westview Press,1999,pp.19-39. (21)Brian J.L.Ber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y B.M.Russett: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Geographical Review,Vol.59,No.3,1969,pp.450-451. (22)Kevin R.Cox,Location and Public Problems: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Maaroufa Press,1979; 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Basil Blackwell,1982; Peter J.Taylor,"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Vol.7,No.1,1982,pp.15-34. (23)Gearoid O.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 Klaus Dodds and David Atkinson,eds.,Geopolitical Traditions:A Century of Geopolitical Thought,Routledge,2000. (24)Virgine Mamadouh,"Geography and War,Geographers and Peace",in Colin Flint,ed.,Geography of War and Pea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Richelle Bernazzoli and Colin Flint,"From Militarization to Securitization:Finding a Concept That Works",Political Geography,Vol.28,No.8,2009,pp.449-450; Nicholas Megoran,"Towards a Geography of Peace:Pacific Geopolitics and Evangelical Christian Crusade Apologies",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35,Issue.3,2010,pp.382-398; Philippa Williams and Fiona McConnell,"Critical Geographies of Peace",Antipode,Vol.43,No.4,2011,pp.927-931. (25)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26)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John Agnew and Luca Muscarà,Making Political Geography(Second Edition),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2; Virgine Mamadouh,"Geography and War,Geographers and Peace",in Colin Flint,ed.,Geography of War and Peace,pp.26-60. (27)For example,Zbigniew Br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Basic Books,2013; 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Penguin Press,2014; Robert D.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Random House,2014;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Summer 1993,pp.22-49. (28)Julien Mercille,"The Radical Geopolitics of U.S.Foreign Policy: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s Logics of Power",Political Geography,Vol.27,No.5,2008,pp.570-586. (29)Lorraine Dowler and Jo Sharp,"A Feminist Geopolitics",Space and Polity,Vol.5,No.3,2001,pp.165-176. (30)Nicholas Megoran,"Towards a Geography of Peace:Pacific Geopolitics and Evangelical Christian Crusade Apologies",pp.382-398; Philippa Williams and Fiona McConnell,"Critical Geographies of Peace",pp.927-931. (31)这些人物深受西方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华尔兹的影响。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Sixth Edition)，Alfred A.Knopf,1978; Kenneth Waltz,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Hill,1979。 (32)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33)Ibid.,"head page". (34)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李少彦等译，海军出版社，2013年，第1页。 (35)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Little and Brown,1897,pp.281-329. (36)Alfred Thayer Mahan,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Little and Brown,1900,pp.47-55. (37)Geoffrey Sloan,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Palgrave Macmillan,1988,p.93. (38)Edward W.Said,Orientalism,Vintage,1979;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39)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p.1. (40)Halford 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41)在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将“枢纽地带”的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囊括东欧和西伯利亚，即为“心脏地带”。 (42)Hal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Constable,1919,p.194. (43)见麦金德爵士关于南俄罗斯局势的报告，内阁报告第24、97页。转引自Geoffrey Sloan,Geopolitics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p.13。 (44)Nicholas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45)Saul Cohen,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Random House,1963,pp.83-86. (46)Nicholas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47)Ronald Reagan,"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88,No.2133,1988,p.2,quoted in Gearoid O.Tuathail,"Putting Mackinder in His Place:Material Transformations and Myth",Political Geography,Vol.11,No.1,1992,pp.100-118. (48)Gerry Kearns,"Imperialism and the Heartland",in Nick Megoran and Sevara Sharapova,eds.,Central As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Legacies of Halford Mackin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69-90. (49)Levent Hekimoglu,"The Heartland Fallacy:Central Asia,Geography and Globalisation",in Nick Megoran and Sevara Sharapova,eds.,Central As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Legacies of Hal ford Mackinder,pp.267-289. (50)Ehsan Ahrari,"The Strategic Future of Central Asia:A View from Washingt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6,No.2,2003,pp.157-166; Geoffrey Sloan,"Sir Halford J.Mackinder: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2,No.2/3,1999,pp.15-38; Colin Gray,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Heartland,Rimlands,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Crane,Russak,and Company,1977; Colin Gray,"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in Brian Blouet,ed.,Global Geostrategy:Mackinder and the De fence of the West,Frank Cass,2005,pp.17-35. (51)Halford 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52)Nicholas 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p.45. (53)Ibid.,p.55. (54)Ibid.,pp.59-60. (55)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Basic Books,1997. (56)Ibid. (57)"Looking West:China and Central Asia",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Hearing of March 18,2015,http://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tarr％20Testimony_3.18.15.pdf;"Hearing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May 13,2015,http://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Heng_Written％20Testimony_5.13.2015％20Heaing.pdf. (58)Tom Zollner,"Red Train Rising",Foreign Policy,December 16,2014;"High-Speed Empire",Foreign Policy,March 12,2014. (59)Edward N.Luttwak,The Rise of China vs.the Logic of Strategy,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2012,pp.56-67. (60)Charles Clover and Lucy Hornby,"China's Great Game:Road to a New Empire",Financial Times,October 12,2015. (61)Jack Farchy,"China's Great Game:In Russia's Backyard",Financial Times,October 14,2015. (62)Ibid. (63)Wendell Minnick,"China's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Defense News,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2015/04/11/taiwan-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25353561,April 12,2015. (64)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Second Edition),W.W.Norton Company,2014,pp.360-411. (65)Robert D.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Random House,2014,pp.44-50. (66)Ibid.,pp.49-50. (67)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Opening Statement of Bonnie Glaser,Senior Advisor for Asia,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in "Hearing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Washington DC.,May 13,2015. (68)Wendell Minnick,"China's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 (69)Lucio Blanco Pitlo III,"China's 'One Belt,One Road' to Where?" The Diplomat,February 17,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2/chinas-one-belt-one-road-to-where/. (70)Charles Clover and Lucy Hornby,"China's Great Game:Road to a New Empire". (71)"Prepared Statement of Dr.S.Frederick Starr,Chairman of Central Asia-Caucus Institute,SAI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in "Looking West:China and Central Asia". (72)"Questions and Answers",in "Looking West:China and Central Asia". (73)Reid Standish,"The United State's Silk Road to Nowhere",Foreign Policy,September 29,2014. (74)David Rothkopf,National Insecurity:American Leadership in an Age of Fear,Public Affairs,2014,p.215. (75)"Larry Summers:TPP Crucial to U.S.Role in Asia",CNN,June 16,2015,http://www.cnn.com/2015/06/16/politics/obama-trade-china-asia-pivot/. (76)"Obama's Pivot to Nowhere",CNN,June 16,2015,http://www.cnn.com/2015/06/16/politics/obama-trade-china-asia-pivot/. (7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July 27,2015,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NDAA％20A-P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08142015-1300-FINALFORMAT.PDF.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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