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派论文,晚清论文,留德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留学生问题，学界长期以来颇为关注，而晚清的留学教育更是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国留德学生研究不断有新著问世。中国方面，有叶隽所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和《近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等。而德国方面，近15年来，也已先后出版过一些著作。① 但是，对于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的研究，由于缺少足够的档案资料，迄今在中国学术界尚未见到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德意志联邦档案馆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新发掘的原始资料，尝试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德学生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清政府派遣留德学生的由来
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后，因痛感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隔膜和无知，清政府内开明人士开始主张国人出洋游历。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开我国历史上留学风气之先。而1877年海军留欧学生的派遣则是另一次大规模育才于异邦的行动。可惜，光绪七年（1881）后此项计划因经费等问题中止。以后，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虽奏准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学生二名，共计十名，以三年为期；光绪二十一年再奏准学生分赴俄、英、法、德各四名，共计十六名，但均属“襄赞使署文牍”，并非专门留学。
中日甲午战争中，数十年培养的海军一败涂地，且割地赔款，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洋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然而中国素来对西洋文物少有研究，也少有谙熟西洋的人才，因此留学政策变得至关重要。光绪二十四年《格致新报》中称，“医国之法无他，先开其灵慧之胸，继求其实事之效”，提出“游历为国家之要道”。② 同年，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也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③ 光绪二十五年，军机大臣奉谕旨着总理衙门议定“派遣学生出洋分入各国农工商等校肄业，以便回华传授办法”。④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学生留学西洋的新历程。
留德学生的派送是清政府留学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对德国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则是逐步形成的。1861年第一个《中普条约》签订；19世纪70年代中德双方互派外交使节；1873年随着王韬《普法战纪》的出版，中国对突然崛起于欧洲的德国越发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政治地位来看，李鸿章认为“德国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而从地理因素上分析，“该国距华较远，并无边界比连”，在两国关系上“亦无传教与贩卖洋药等事”，且“该国素敦友谊”，因此，“亟应及时联络，师彼长技以助我军谋”。⑤ 洋务派人士最初对德国的军械制造和军事教育颇为青睐。左宗棠在1874年3月22日的《与沈葆桢书》中便认为：“愚见布乐斯（普鲁士）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使，亦到布乐斯讲习制炮造子（弹？）之法。”⑥ 李鸿章则对德国的军事学院盛赞有加，称其“为发展德国作战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德国海陆军培养了一代代杰出军官和军事领袖”。当然，除了军事知识，德国的普通教育也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称“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细……兴学之功，此其证明”。⑦
除此之外，清政府看好德国，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希望抵消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所产生的那种对清政府的不利影响。⑧ 1896年后，中国留日学生急速增加，1902年人数甚至超过留学欧美学生的总和。1902年，中国驻日公使和留日学生之间发生摩擦。特别是留学生在学习之余谈论时事政治，秘密支持和展开革命活动。清政府越来越担心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传播革命思想，最终会危及其统治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中的一些亲欧派人士开始转向欧洲，欧洲逐渐代替日本成为各地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对象国。其中以湖广总督端方为最。在德国人眼里，他并不盲目尊崇日本，而是崇尚德国的军事、科学和技术，主张发展德国在湖广的影响。
对于中国政府派遣留德学生一事，德方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德国在欧洲正呈崛起之势，急需以后来者身份向外扩张，与他国竞争，弥补其欧洲“迟到民族”的遗憾。接纳中国留学生有利于其跻身中国，对德国文化向中国的渗透有益而无害。因此，往往不遗余力，抓住任何时机，促成对华交往。比如1903年清政府因为经费问题考虑取消向英国派遣水兵留学时，德国政府却积极介入，主动向中方表示，愿意接受这批学生赴德。其目的，正如德国驻华公使在给帝国外交部的信中所表示的那样，“阻止他们（中国）向英国派人，这对我们（德国）在扬子江的统治是有益的”。⑨
二、留德学生的派遣
第一批留德学生为李鸿章所派。共有7人，即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均属天津海防各营内年力少壮之游击，即下级军官。当时正值德国克虏伯制造厂代雇都司（教官）李劢协（C.Iehmeyer）任期届满回国，于是由他全权安排，于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从天津港搭船赴德。到达柏林后，他们得到了驻华公使巴兰德兄弟的关照，其中4人被派到柏林郊外的施潘道步兵四团，另3人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因体质稍弱，被派往波鸿厂学艺，第二年调赴基尔德国北海海军基地学习海上作战技术。在后3人中，花翎游击卞长胜和朱耀彩由于“性情较浮”，“不甚得力”，⑩ 在留学生督导李凤苞的建议下，离开德国，返回中国。但根据德方档案，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朱耀彩被诊断为“轻度精神病”，因此在卞长胜的陪同下回国。(11) 1881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第二届出洋学生，派赴德国一名，名叫陈才瑞，专习鱼雷。1889年，天津武备学堂有5位学员随克虏伯炮厂在华炮兵教官瑞乃尔赴德，他们分别是段祺瑞，商德全、吴鼎元、孔庆塘和滕毓藻。
最早几批留德学生的派遣虽说出于偶然，没有完整计划，也不是政府正式派送，但仍可视为中国人在德国留学的开端。此后，留德学生日渐增多，不过也多是由北京方面零星选派。如1896年同文馆选派学生赴国外学习语言，拓展知识，其中派往德国的有4名，分别是Chih ho、Yang- chêng、Huang yün和金大敏。1899年永祜被派送德国。1902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1903年，张氏在京师大学速成科中选得16人分赴西洋各国，其中一名20岁的学生陈经邦被派往德国提高德语水平，学期五年。(12)1905年，北京译学馆又派出陈永治、张谨和顾兆熊等三人在德国学习德语和其他科目。
真正形成规模的留德学生派遣始于1901年。这一年，清政府发布上谕“调派学生出洋游学以资造就”，但因“泰西各国道远费多”，各省“咨送甚少”，(13) 因此又于第二年九月四日再次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筹款选派学生出洋“以求专门学问”。此后各省派遣留德学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尤以江浙湖北为多。时任湖广总督的端方和两江总督的张之洞都竭力主张向欧洲学习。端方不仅想把中国军事与非军事生向德国派遣，还希望把德国的军事教学引进武昌，雇佣德国军事教官在武昌军事学校培训学员。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端方从湖北各学堂中选派8人赴德。此8人为锦铨、杨祖谦、李人铎、吴连庆、善明、宾步程、陈录和马德润，由户部员外郎阎海明兼充游学监督。(14) 8人中，陈录中途改至法国求学。根据德方档案，该年度应该还有一批湖北学生随阎海明赴德留学。他们是姚家振、周树廉、文钦、源发、际彪、扎克丹、恩崇、王发科、朱和中、哲筠和Yen- Jui- tsun（阎海明之子）。其中姚家振、周树廉、文钦和源发原本应随其他25名学生乘法国邮轮赴比利时学习，但在出发前接到命令，改赴德国留学。(15) 同年，张之洞也从陆师学堂选派毕业生张一爵、解朝东、倪谦、吴保锷、高孔时、刘祖尧、李均南和缪庆禧等8人赴德国学习。(16) 1904年3月26日，又有10名从武昌不同学校选拔的学生，在精通英语、初通德语的候选道詹贵珊的监护下离开武昌，经上海、巴黎和布鲁塞尔抵达柏林。这批学生计划在德国逗留5年，学习德语，并在德国学校接受全面教育。此10人为王相楚、曹宝恕、刘家全、钱祖元、恩康、陈康时、周大椿、张九睢、占魁和金海。(17) 而江南学堂的学生中也有12名被派往德国习陆军，他们是杜云、陈宗达、王浴光、高兆华、王鄂、李德昭、宋成钺、范崇望、李鼐、周凝修、张杰和善龄阿。(18)
其他各省留德学生亦不乏其人。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曾派21名学生赴德留学，以Yang Tsao Lun为监督。他们先赴柏林，而后分散安排于德国各个城镇。(19) 1905年，山东总督周馥选派3名步兵赴德学习，李寿言为其监督。(20) 1906年，袁世凯从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挑选5人留学德国。(21) 1906年，两湖师范学堂堂长胡均和两湖师范学堂监学左德明派送德国游学。(22) 受德亚协会的特殊关照，1909年来自山东的四名学生Ching- Yüan、Li- tang、Liu- Wen- hsien和Chou- ping- son就学于柏林各高等院校。(23)1909年，清廷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所呈报的留德学生共77名。其中河北6名，广东16名，湖北11名，湖南3名，浙江8名，江苏13名，安徽5名，福建4名，山东6名，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蒙古各1名。这些学生多为官费生，自费生21名。(24)
在华多年的德文翻译安保罗（Hermann F.Ensinger）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担任过张的外交事务顾问，他曾提议愿意“选择中国清贵聪颖学生二十名带往德国，在柏林关厢内安置，亲自监督肄业”。(25) 从德方有关档案来看，张之洞可能的确委托安保罗促成此事，但最终并未成功。1904年，安保罗计划安排中国学生就学于巴登威特海姆的国民学校，并希望借此通过巴登教育部从外交部或其他地方获得资金赞助。当年12月，巴登地方报纸报道了这一事情，舆论炒得沸沸扬扬，到处传播着中国学生即将抵达小镇的消息。但德国驻华使馆对此事却并不知情，最后巴登政府被告知，德国外交部并不支持安保罗和他的留学方案，驻华总领事克纳普（Knapp）先生甚至称安保罗为“狂妄之徒”。(26)
关于留德学生的选拔资格早期并无一定之规。李鸿章派武弁赴德学习陆军时并未严限资格，只知其“年齿较壮，通晓中西文字之选”。(27) 由于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留学生，因此即便有资格规定，也不足以视为定例。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虽极力提倡游学，但留学资格仍无具体规定。选派留学的条件只是泛泛提及，如“各学堂中明通端正、中学优长、器宇纯粹、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光绪三十年，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杨晟曾拟订《赴比留学生章程》，其中提到：“学生以实年十五岁左右，资质聪颖，举止端严，身体强壮，文理明顺四者具备为合格。”(28) 又称：“各省由督抚酌定额数，通饬各学教职查取近两案入学新生，年在十六以内者，询其父兄，如愿令出洋留学，即以所选之诸人申送该管知府，俟各县取齐，试以中文，不必问其曾学西文与否。”(29) 可见，年龄、品行、健康程度、中文功底是选拔留学生的主要标准，是否通晓所在国文字并非必要条件。但光绪二十九年当丁文江拟自费赴德留学，浙江巡抚向上呈报时，特别介绍该生“中学余间，旁习德国语言文字，略已辨其音声，审其图籍”。(30) 可见语言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光绪三十二年练兵处订立《陆军学生游学欧美暂行办法》，规定陆军留学生“必须通晓所派往某国之语文，以有三年以上之程度为合格”，(31) 对外语水平开始有了一定的要求。
三、留德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管理
早期留德学生主要“学习水陆武备，此外专意语言文字，其余各种学问均未能涉及”。(32) 光绪二十五年“同文馆原奏”提出应注重学习西洋的农、工、商、矿等实业。然而就赴德学生而言，学科分布状况并无根本改变。坚甲利兵思想仍充斥于政府大员的头脑之中，加之德国以军事尤其陆军见长，因此留学生派遣仍以军事学员为主。根据驻德大使杨晟的奏报，光绪二十二至三十二年，70名登记在册的留德学生中，在军校学习的学生为38名，学习制造技术的17名，其余的分别学习矿学、法律学、电学和德语语言文学。由湖北选派的留学生清一色地学习“马队、步队、炮队和工程队”，以及军械制造技术。而21名江南学生也皆“习陆军”。而在荫昌所奏报的77名留学生中，所攻科目也以军事和理工为主，但也有学美学的，进柏林文科大学的有7名。(33)
学生留德期限不完全统一，公费生一般以3年为期，至多不超过7年。根据《管理欧洲留学生监督处章程》：7年未毕业者停发官费，但大学毕业后继续从事研究者不在此限。最早一批留德军事生中，卞长胜和朱耀彩提前归国，杨德明病居柏林，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3人3年期满回国，而王得胜继续就学于柏林。后来的留学生中，“同文馆学生金大敏，自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到德起，连闰扣至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已届第三次三年期满；永祜至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七日到德起，连闰扣至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已届第二次三年期满。”两人分别在德国逗留了九年和六年。其中“金大敏第一次期满后，送入矿务学堂学习矿务，潜心研究。在学堂功课大考已毕后，仍愿留德一、二年，游历各矿厂、矿山以资考验”。而“永祜则在第一次期满后送入法律学堂学习法律三年，颇有心得，仍愿留洋”。(34)
一般来说，选拔赴德留学生原则上要求懂德语，但实际上除同文馆和译学馆派送的学生外，具备德语知识的微乎其微。因此，几乎所有留德学生首先都必须经过语言培训。同批抵达的留学生往往被分成小组，每组2－3人。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学生间的中文交流，达到快速提高德语水平的目的。
结束语言培训后，军事留学生要接受全面教育，而后被派往所在部队从事实际训练，而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则选择自己所学科目和学校。最早一批由李鸿章派遣的赴德学生与同期派往英、法的学生一样，留学期间所进学校、所学课程、达到的目标以及实习程序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计划。课程和实习内容的变动需征得中方同意。“第一年，先习练手足及演枪各法，兼习德语；第二年，随看林操所演迎敌设伏及绘地图排演各法；第三年，习演带排，随同林操兼习文书”。(35) 1909年被山东选派的4名学生中，Ching-Yüan和Li- tang两人由于德语水平不够，先接受语言培训，而后注册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法律系。但即便如此，第一学期他们仍然无法像其他法律系学生那样选修罗马法课程，因为他们的拉丁语知识几乎为零，而德语也还需进一步深造。按照事先拟订的学习计划，第一学期他们只能选修法律学基础入门和为外国人开设的德语课。此事他们曾向德中交流协会的有关顾问做了汇报，得到的建议是先刻苦学习拉丁语，以便第二年能够选修罗马法课程。(36) 四人中，只有Chou- ping- sou情况最好，他的德语水平不错，因此直接注册了夏洛滕堡技术学院。(37)
留德学生一般分散居住在当地市民家中。德国联邦档案馆保存了一份文件，详细记载了1903年、1904年中国留学生在德国，主要是在柏林和夏洛滕堡的居住地址。名单如下：
杨祖谦Charlottenburg,Friedrich-Karl- Platz 10
李人铎Halensee,Westf
lische Str.57
吴连庆Potsdam,Lennéstr.76b
善明Mittweida,Europischer Hof
宾步程Berlin,Werftstr.13 II
马德润Berlin,Kalckreuthstr.15
丁文玺Potsdam,Kurfürstenstr.3
萧安国Charlottenburg,Bleibtreustr.40
松俊Halensee
恩崇Rixdorf,Kaiser- Friedrich- Str.31
王发科Berlin,Ansbacher Str.42/43
姚家振Niedersch
nweide,Sedanstr.4
文钦Charlottenburg,Schlüterstr.17
哲筠Berlin,Iübecker Str.41
源发Charlottenburg,Bismarckstr.22b
周树廉Grunewald,Hubertusallee 48
朱和中Berlin,Lessingstr.36
恩康Berlin,Lübecker Str.43
曹宝恕Charlottenburg,Uhlandstr.147
刘家全Berlin,Passauer Str.37a
占魁Charlottenburg,Uhlandstr.160
周大椿Schneberg,Kaiser- Wilhelm- Platz 2
金海Kpenick,Kaiserin- Auguste- Viktoria- Str.28
王相楚Berlin,Burggrafenstr.13
钱祖元Schneberg,Kaiser- Wilhelm- Platz 2
陈康时Charlottenburg,Leibnitzstr.65
张九维Berlin,Tauentzienstr.18
留德学生的日常生活目前尚缺少相应资料。就留学经费而言，1876年派出的留德学生应该与1877年派往英、法的留学生一样，人均治装费50镑，每年学费120镑，均从海防军费中支出。而此后各省的官派留学生学费则由各省自行筹措。1906年，外务部和学部奏定《西洋游学简明章程》，规定赴德官费生留学费用每年3840马克。(38)
至于留学生的管理，长期以来缺乏固定和有效的管理机构。一般来说，每批出国的留学生政府都会派专员监督，会办出洋肄业事务。1876年赴德的第一批军事学员最初“无人董率”，由德人李劢协暂行料理。1877年，清廷饬令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负责。但李凤苞因为同时还要监管在英国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所以只能“三个月一次驰往德国查察妥办”。1903年和1904年派往德国的两批湖北学生则由阎海明和詹贵珊分别监督照料。湖广总督府虽然每批皆任命学监，但大多时间他们住在布鲁塞尔，且职权范围有限，只负责留学生的经费管理。随着留欧学生人数的增加，光绪二十八年根据同文馆奏派学生办法，驻外使馆原则上应负责照料留学生事务。各省应先期将学生的名字、年龄、籍贯、曾祖父、祖父、父亲姓名、所学专业照会中国驻德使馆。学生抵达德国后，先面试，先后派参赞一人为监督，安置住所，寻觅学堂。官派学生经费由原派大臣先期送往使馆，并由监督妥善经理，年终造册，报由出使大臣复核，学生功课行为由监督随时稽查，切实禀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核，季考三次，由监督代管，并当面予以训导，晓以忠孝廉洁、纲常伦理。毕业时呈递文凭，报由使臣定期面试，如果相符，即将该生人品学问、数年中有无过错出具试语呈送原大臣，并报明外务部转管学大臣存案。(39)
但实际上，无论是各省学监还是中国驻德使馆，都并未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杨晟在考察驻德学生学习情况后致信外务部。信中谈到学生管理之种种难处：第一，入营学生多远在外城，功课之勤否，难以考察；第二，入学堂之学生，因德国学堂均无食宿之地，皆散处于民宅，考察尤难；第三，未入学堂之学生，或以房主任教习，或另请教习，每日功课或两点钟，或三点钟，勤惰更难查考。留德学生中，专心向学者固不乏人，而放纵自恣者亦所不免。因此杨晟拟约会英、法、比三国使臣，共同筹划约束之章，使诸生一律用功，学有实际。(40)
德方的反应也是同样的。1904年7月23日，德国公使弗兰克致信枢密参事克里迈特（Klehmet），在附件里提到中国留学生中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即越来越明显的“反抗精神”。1902年，柏林成立“中国留德学生俱乐部”。1905年，孙中山造访该地，宣传革命计划，动员学生参加革命，引起很大反响。德方认为这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将来回国后对中国政府也会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故恳请中国省政府关注此类“危险”，并采取有力措施，比如由中国使馆出面，要求中国学生严格遵守所在学校的校纪校规，如有违反将被勒令退学并遣返中国，并赋予各省学监更多的权力，与德国大学保持更紧密的联系等等。(41) 1908年12月9日，莱比锡大学和当地技术学院就曾告发在当地学习的中国学生有令人不愉快的行为。德国外交部还对此事做出了答复。但究竟发生过什么“令人不愉快的行为”，(42) 档案没有详细说明。我们不得而知。
参照张之洞1903年拟定的《约束游日学生章程》，弗兰克提议，由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和张之洞商议制定留德学生章程。由于留德学生大多来自湖北，德方认为任湖北总督的张之洞必然会对此事发生兴趣。顾及到张的情绪，也考虑到德国在湖北地区的利益，德国公使主张在与北京政府协商之前先与张之洞沟通，而后再与中央政府洽谈此事。(43)
关于德方与张之洞之间的协商，缺少相关资料。但1907年，张之洞与两江总督端方的确奏请将江苏淮扬道蒯光典开缺，派往欧洲任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同年，学部奏请派蒯光典管理各省旅欧学生，常驻伦敦，并制定管理章程三十一条。在此基础上，1909年1月21日，普鲁士文化部教务司司长瑙曼（Naumann）致信蒯光典，提议中普协商，制定中国留德学生管理章程。章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方向普鲁士高等院校派送留学生时，应向负责接收的德方大学委员会递交留学生资历证明，该证明应反映学生现有教育状况。此外，留学生入学前应通过特别考试，以考察其是否具备一定的德语知识。
2、中方应将派往普鲁士高校的学生名单通报文化部枢密参事梯尔曼（Tilmann）。如果留学生因缺乏必要德语知识而被退回，德方应向中方通报。
3、普鲁士文化部教务司将分别在柏林大学开设拉丁语课程，在技术学院开设数学课程，以充实中国学生必要的培训内容。
4、根据中方要求，普鲁士文化部教务司将在每学年结束时，安排留学生参加其所修课程考试，并提供相应考试成绩。
5、每年4月初和10月初，德方应向中方通报上一学年在普鲁士各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以及学生的考试成绩。(44)
留学生章程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留德学生期末必须参加考试的规定，在自费生中引起强烈抗议。(45)因为考试制度在德国大学并不通行，因此他们认为校方不能强迫其参加考试。定期通报学生注册名单和考试情况的做法最后也被迫取消。1911年10月17日，普鲁士文化部教务司按1909年1月的协议，将当年度中国留德学生注册名单寄往伦敦，但被退回。(46) 其原因德方查明是蒯光典在此期间因病去世，其学监位置一直空缺，此项工作无法继续。(47) 而实际情况是，由于留欧学生过于分散，蒯光典一人监管各国，力有不逮。于是在蒯的建议下，清政府撤销了留欧学生监督，改在各国分设监督，隶属各国公使管辖。此后的德国学监为直隶州知州江国珍。宣统二年，学部奏定《管理欧洲留学生监督处章程》，其中对于自费生有这样的规定：入学时不依该校考试定章，平时不应学期试验，将来毕业时不能得学位及毕业文凭者，不得给予官费。(48) 因此，自费生是否参加期末考试与其前程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中国留德学生的管理工作是非常困难的。1909年，德国外交部一位官员曾向德国公使坦言：“柏林是一个有着各种娱乐场所、充满诱惑的大城市。”(49) 言外之意，有些中国学生确实陷入了声色犬马之中。而原先一些针对留学生的必要惩戒措施却早已过时，不再起作用了。
四、归国留德学生的成绩与贡献
清政府采取了奖励留学的政策。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张之洞拟订约束鼓励出洋留学章程，为奖励留学生有定章之始。该章程名义上是为日本留学生而定，实际通行于其后各国。章程规定：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但须有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明该学生品行端谨，并无过犯，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归国。由钦派大臣详加察核，果系品行端谨，毫无过犯；并按照所学科目，切实详细考验，果系所学等差，确与所多学堂文凭相符者，再行奏请奖励。(50) 洋务运动时期送往德国的第一批学生7名，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三人学有所成，1879年回国后经李鸿章面试，认为“所习步队、技艺、纪律尚为娴熟”，又据李凤苞鉴定，“该弁等在洋均各谨守礼法，见重于外人，营哨教习均具考语信凭，是其材器颇堪造就”。因此授予查、连二人五品蓝翎，“以千总尽先补用”。而袁雨春则“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军功。三人均留于直隶，仿照德国之制，训练新军。(51) 第二批留德学生陈才瑞专习鱼雷制造，1886年归国后奉命协助制造鱼雷。在他的指导下，福州船政局建立了鱼雷车间。随出使大臣赴德留洋的学生归国后也被保以道府之职。1905年，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曾为同文馆学生金大敏和永祜赴德学习期满请奖。称二人“考试均堪入格，洵属者有成效，且不染外洋习气，志尤可嘉”。援同文馆三年大考酌保分部分省之例，“俯准将四品衔侯选主事金大敏免选主事，以员外郎分部遇缺即补，并赏换三品顶戴理事同知衔，侯选笔帖式。永祜免选笔帖式，以同知分发洋务省分，遇缺即补，并赏给四品封典”。(52)
从近代中国留学史的角度考察，留欧学生归国后作为群体所做的贡献不如留日学生，后者为反清政治提供了骨干力量；其贡献亦不如在科学技术领域独占鳌头的留美学生。本文所涉及的留德学生中卓有成效者并不普遍。1903年派往德国的湖北学生马德润在柏林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头衔，而宾步程曾于20世纪20年代担任过湖南专门学校校长。朱和中1912年归国，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曾翻译过《德国宪法》一书。胡均1911年前回国，1912年担任北京大总统府秘书。段祺瑞在北洋时期一度叱咤风云。至于其他一些留德学人，成为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虽不乏其人，但由于不在本文所列名单中，因此不予一一介绍。
收稿日期：2009－06－20
注释：
① 《德国的中国学生：1860－1945》（Thomas Harnisch,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Hamburg 1999）、《1822年以来中国留德学生史》（Erich Gütinger,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en in Deutschland,einü 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100 Jahre seit 1822,Münster 2004）、《120年来德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Christoph Kaderas,Meng Hong,120 Jahre chinenische Studierend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Bonn 2000）以及《中国人留学德国：1861－2001》（Meng Hong,Das Ausland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Frankfurt/M 2005）等。
② 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64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三，中国书店1990年版。
④ “光绪二十五年同文馆原奏”，档号：外务部18－918－005－0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直督李鸿章奏清派员赴德国学习陆军片》，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⑥ 左宗棠：《与沈葆桢书》，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906页。
⑦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⑧ “德国驻北京公使1905年9月11日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092.
⑨ “1903年8月1日德国公使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 901/38091.
⑩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11) “外国人接受普鲁士军事训练许可令1878.4－1881.9”，Bundesarchiv R 901/38085.
(12) “1904年4月26日德国公使致外交部报告”，Bundesarchiv R 901/38091.
(13) “调派学生出洋游学以资造就”，档号：18－1517－0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 “为选派学生锦铨等七名往德国习专门学事致外务部咨呈”，档号：18－1517－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 “1903年12月26日德国领事从汉口发回的报告”，Bundesarchiv R901/38090.
(16)“出使德国大使杨晟为查明各省留德学生姓名籍贯学科缮单等事致外务部信”，档号：18－1320－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7)“1904年3月24日德国领事从汉口发回的报告”，Bundesarchiv R901/38090.
(18) “出使德国大使杨晟为查明各省留德学生姓名籍贯学科缮单等事致外务部信”，档号：18－1320－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1904年7月2日德国总领事从北京发回的报告”，Bundesarchiv R901/38091.
(20) “1905年6月20日德国驻南京领事致德国公使信”，R 901/38092.
(21)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22)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选派师范学堂堂长胡均等游学德国事致外务部咨呈”，档号：18－1320－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 “1909年9月14日德亚交流协会主席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878.
(24)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25) “德国驻华公使穆默为德国人安保罗拟往柏林设学会可否选派学生同往肄业事致外务部信”，档号：18－1513－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 “1904年10月14日德国外交部致巴登政府信”，Bundesarchiv R901－38091.
(27) “光绪二十五年同文馆原奏”，档号：外务部18－918－005－0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8)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台北：中国出版社，民国六十二年版，第36页。
(29)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36页。
(30) “浙江巡抚聂缉规为附生丁文江自备资斧赴德国游学请查照事致外务部咨呈”，档号：18－1517－0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丁文江后改赴英国留学。
(31)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3页。
(32) “光绪二十五年同文馆原奏”，档号：外务部18－918－005－0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3)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12页。
(34) “出使德国大臣荫昌奏为同文馆学生金大敏等赴德学习期满请奖事折”，档号：3－7224－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5) 《李鸿章奏请派往外洋华弁学成回华给奖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925页。
(36) “1909年11月5日德亚协会主席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878.
(37) “1909年9月14日德亚协会主席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878.
(38)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38页。
(39) “外务部具奏遵议出使各国大臣议覆吕大臣奏出洋学生章程折”，档号：18－1513－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0) “出使德国大臣杨晟为考察驻德学生学习情况等事致外务部信”，档号：18－1526－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1) “1904年7月23日德国公使弗兰克致枢密参事克里迈特信之附件”，Bundesarchiv R901/38091.
(42)“1909年1月25日萨克森外交部致德意志帝国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878.
(43) “1904年7月23日德国公使弗兰克致枢密参事克里迈特信”，Bundesarchiv R903/38091.
(44) “1909年1月21日普鲁士文化部教务司司长致中国政府学监蒯光典信”，GStA PK,I.HA Rep.76 Va Sekt.1 Tit.X Nr.6 adh.
(45) “1909年9月10日普鲁士文化部教务司司长瑙曼致伦敦学监蒯光典信”，Bundesarchiv R901/38878.
(46) “1911年11月21日德国文化部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880.
(47) “1911年12月4日德国外交部致文化部回函”，Bundesarchiv R901/38880.
(48)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68页。
(49) “1909年11月25日德国公使致外交部信”，Bundesarchiv R901/38878.
(50)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79页。
(51) 《李鸿章奏请派往外洋华弁学成回华给奖折》，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926页。
(52) “出使德国大臣荫昌奏为同文馆学生金大敏等赴德学习期满请奖事折”，档号：3－7224－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