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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伯林(I.Berlin)所说，20世纪无疑是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世纪。但这个恐怖的世纪却有着，或似乎有着一个不错的结局。
收获的季节已来临。两个世纪前，康德在其《普遍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认为，政府的共和形式注定要优于其他的形式。预言终于得以实现。鼓吹手声称历史的终结。克林顿总统在他第二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民主而不是独裁的统治之下。”《纽约时报》在作了仔细核查后称：31亿人生活在民主制度中，26.6亿人则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根据“历史终结”论的预言者，这少数人可以期待，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普遍化。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种陶醉感唤醒了一种记忆：这种满怀的希望不也充塞于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过程中吗？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百年正始于一种乐观主义气氛和极高的期望值中。在1900年，善意的人们相信民主的不可避免、进步的必然、人类本性的趋善及理性与和平时代的到来。斯坦福大学校长乔丹(D.S.Jordan)在他那本《20世纪的呼唤》的书中表达了这种情绪：“20世纪的人将充满希望，他热爱世界，世界也热爱他”。
回顾既往，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仇恨、非理性和暴行远远压倒了爱的世纪，是一个无视一切良好预感而在黑暗中摸索的世纪。在满怀信心进入本世纪时，民主立即发现自己危机四伏。大战使那种认为民主能保护和平的观点破产，战争毁掉了安全和秩序的结构，释放出愤怒的革命力量——不是追求民主的革命而是反对它的革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都尽其所能地蔑视、贬斥和摧毁个人权力及自治政府秩序。
在后来的年代中，大危机又使民主能保障繁荣的神话幻灭。作为进入本世纪的第三种模式，民主显得毫无助益、死气沉沉、在劫难逃。蔑视民主在精英和民众中走俏：人们蔑视议会，称为清谈馆；蔑视表达的自由和反对的自由；蔑视资产阶级的廉恭和谨慎；蔑视实用主义的模糊方法。
再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统治危如累卵。走投无路的自由社会被迫自卫。但西方存在着失败主义，1940年林德伯格(A.M.Lindbergh)的畅销书的题目宣称极权主义是“未来的潮流”。她写道，“这是一个能使人类获得新生的新概念，甚至可能是终极式的好概念。”希特勒、斯大林只是这“未来潮流中的泡沫……，未来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到1941年，地球上只剩下了十来个民主国家。
民主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的失败把创新权交给了极权主义，这种事可能还会发生。如果21世纪自由民主在建设人道、繁荣与和平世界问题上象20世纪一样失败的话，那社会就会在逃避自由和向权威屈服的基础上，让替代性信仰崛起。
在现代的眼光中，民主——代议制政府、政党竞争、秘密投票，基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之上的一切——毕竟只有200年的历史。世界上多数居民在1997年可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但民主统治在有记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人们想知道，自极权主义挑战消失之后，民主在那些先前非民主国家中的根基打得究竟有多深。现在，民主探索必须面对巨大的受压抑的能量，这种能量对民主的发展甚至其生存都构成了威胁。
加速度规律
这种能量的大部分被压抑在民主自身内部。美国最致命的地方是种族问题。杜波伊斯(W.Du Bois)在1900年看到，“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他的预言会在21世纪全面实现。少数人种会在美国社会中寻求充分的公民权利。如不予理睬的话，他们会提出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将与日俱增。美国白种人迟早会对反有色人种的长期暴行和运动的深入有所省悟。
还有着其他受压抑的能量。现代民主本身是当代世界中最不稳定的两大力量：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政治产儿，这两者受到自我加强的社会控制和政治主权的推动而不断向前发展。
技术发明了钟表、印刷报纸、指南针、火车头和应时出现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技术最初的进步是非系统的、间歇的。不久，它变得制度化了。怀特赫德(A.Whitehead)曾说：“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方法的发明。”
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发明以指数速度增长。最出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H.Adams)谈及历史的加速度：“世界在1800年到1900年间的活动并没有增加一倍或两倍，但各种衡量标准都显示，1900年社会的紧张、动荡、物产以及所谓的进步要比1800年高出整整一千倍；力量翻了十番，速度简直惊人。”亚当斯认为，这一进程不可能减缓，因为无法认为加速度规律会松懈自己的努力以满足人们的舒适。
加速度的规律现在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工厂经济转变成计算机比起我们祖父辈完成的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来更令人震惊。工业革命延续了几代人，给人类和机构留出了进行调整的时间。而计算机革命来势凶猛，在影响方面更为集中，更为戏剧性。
过度相互作用状态
计算机化的世界对民主提出了问题。工业革命所到之处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它毁掉的。计算机革命则相反，它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僵硬的阶级壁垒，使受到良好教育者和未受良好教育者阵线分明，素以人人平等著称的美国，在经济上的不公正已经超过了阶级界限较分明的欧洲社会。银行投资家、挽救了纽约城市银行的罗哈亭(F.Rohatyn)说，“财富正从低技术的中产阶级那里大规模转移到资本所有者和新技术贵族手中。”忽略和无视计算机的人们将落入处于边缘的无产者群体，这是一个痛苦、闹哄哄而时常使用暴力的底层阶级。
计算机还将影响到民主政治的程序。《联邦党人报》的麦迪逊(J.Madison)对“纯粹民主”和“共和”作了区别，他认为前者是一种公民集会和亲自管理政府的制度，后者是大多数人通过“代议制”表达自己意志的制度。在大部分美国历史上，“纯粹民主”自然地被限定在小村镇的集会中。现在，计算机革命带来的相互作用使得“纯粹民主”从技术上讲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比汉姆(B.Beedham)在1996年12月2日的《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欢呼这种进展，声称代议民主是一种“半成品”。他认为，每个公民在公共事务方面都拥有平等的说话权利。民意调查、核心集团和公民复决都意味着完善民主的大众需要。随着全国电脑联成信息和通讯网络，“充分的民主”已伸手可及。充分民主、纯粹民主、公民投票民主、直接民主、网络民主、电子市政厅这类名下的东西，是人们期待的前景吗？
可能不是。相互作用鼓励即时的反映，不利于再思考。它为煽动、自私、傲慢和仇恨提供方便。正如麦迪逊讲的，在过度相互作用的政策中，只要听听收音机中讲话，共同的激情就会征服大众并导致冲动和判断失当的举动。回想一下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时大众不满的爆发情况，真要庆幸1951年不是电子市政厅在管理国家。因此，因特网不足以形成如麦迪逊所言的“限制和扩大舆论”的理性交流。
失控的资本主义
当技术的进展造成许多实实在在的新问题，希望我们恰当地修正政治体制时，资本主义的进展产生了更糟的后果。让我们看一下资本主义和民主间关系。民主不可能没有个人所有，因为个人财产为政治独立和思想自由提供了唯一的安全保障。但资本主义市场并非民主保障。李光耀、皮诺切特和佛朗哥已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民主需要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并不需要民主，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资本主义业已证明自己在创造、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优秀能力。但它很少关心自己利润之外的东西，它先前经历的周折正如熊彼特所讲的，是一种“创造性毁灭”。从经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有赖于平衡的概念。而在实践中，它的真正品格却迈向了不平衡。这是当代保守主义的两难。无度的市场保守主义崇拜削弱了保守主义认同的价值——稳定、道德、家庭、社团、工作、纪律、后延的满足。市场的虚荣、贪婪、短期行为、人欲横流、欺骗、坏人得利，所有这些和保守主义所持的观点都格格不入。正如熊彼特所言，“不变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甚至最重要的资本家也担心资本主义造就的后果。如果说以挣钱成功来衡量对资本主义理解程度的话，那么没有人能比得上金融家、投机家绍罗什了。绍罗什曾写道，“尽管我在金融市场上挣到了钱，但我担心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无限加强和市场价值扩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会危及我们这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对自我利益的无度追求，将导致不可容忍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计算机革命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全新可能性。资本主义创造力的一个目标是全球化经济。虽然没有计划，但资本主义要毁灭的一个对象是民族国家，民主的传统居所。计算机将不受控制的市场变成一只全球的魔箱，它冲破国界，蚕食国家的税收和调节权力，削弱在利率和汇率方面的国家管理，扩大国内和国际上的财富不平等，降低工资标准，恶化环境，不让国家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创造一个没有世界政策、谁也不负责任的世界经济。网络空间不受国家控制，没有现存的权威能进行国家控制。民主现在在哪儿呢？
亚洲的转折
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的结束对民主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自治、个人权利、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些都是欧洲的发明。而眼下，太平洋时代摆在眼前，日本在行将结束的世纪中的突破只是中国、印度在下一个世纪突破的预演。亚洲经济的吸引力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轮廓，预示了全球均势的历史性转变。
我并不太担心某些分析家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同一文明的国家相互之间可能更容易干仗。但亚洲的兴起对民主未来的影响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知道，亚洲传统上尊重群体而不是个体，尊重协调而不是争论，尊重权威而不是自由，尊重团结而不是自主。一些亚洲领导人，有名的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喜欢将亚洲的纪律和稳定与他们加在个人主义西方头上的混乱的和堕落相比较。他们宣称，将西方民主标准强加给亚洲国家的做法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新形式。
尽管如此，印度和日本有着民主制度。如果主张普遍人权证明了西方的傲慢，那么将这些权利局限于欧洲与美洲，说非西方的人们没有能力欣赏个人自由和自治政府也肯定是西方的傲慢。事实上，很多亚洲人冒着生命和丧失自由的危险在争取人权。
但是，亚洲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沉默，历史上缺乏民主的先例，把民主看成是对自己权力威胁的领导人的个人利益都表明了，亚洲还将经历一个抵制民主思想传播的阶段。
文化回摆
对民主的抵制还会由于无休止全球化引起的保护性反应而加强。这种反应采取了反现代性的形式。今天的世界被扯向两个方向。尽管全球化全面展开，影响人类，但同时又使人们在不受控制和无法理解的强大力量面前寻求躲避。人们退向熟悉的、可理解的、具有保护性的单位。他们渴望政治认同。世界整合得越快，人们就越挤进自己的宗教、种族、部族的避难所中。整合和解构相辅相成。
享廷顿称为文化反冲的一种好战表现，便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于自由的表达，妇女的权利以及对其他宗教，显得特别仇恨。原教旨主义复兴不仅仅限于第三世界。许多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得不尽如人意的人们渴求意义超越，为寻找精神安慰和支柱而转向既成的信仰。
根据199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1/3以上的美国人声称，上帝和他们直接说话。原教旨主义对民主来讲有着不祥的含义。那些相信执行万能上帝意志的人们对不信教者是不会心慈手软的。狂热的信徒会去做他认为上帝要做的事。宗教狂热是民主道德上的敌人。让我们回到民主有没有未来这个问题上。民主有着自己的未来，但不是如胜利当口预期的那种辉煌未来。民主在20世纪幸免于难，它在21世纪中也不会轻松。
民主在美国会遇到一长串挑战。最严重的仍是杜波伊斯所讲的种族问题。就业机会，尤其是内地城市的就业机会是个大问题。如果保持高就业率，种族紧张会有所缓解，尤其是当少数人种了解到种族紧张从长期来讲会逐步缩小而不是扩大自己的影响。种族关系紧张还会由于通婚而进一步缓和。不同信仰和不同肤色人们之间的性和爱可能会阻止美国的分裂。
技术会按亚当斯的加速度规律发展，由于相互作用的诱惑和当选官员不受欢迎，我怀疑美国人会认可将代议制民主降为公民投票。资本主义仍会变动，但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可能会随着资本主义找到克服市场无力解决甚或加剧的难题的方法而减弱。为了走向建设性的道路，资本主义必须使短期的计划和利润服从于象教育、开发、环保、扩大医疗事业、基础设施再建设和城市补救等投资那样的长期社会需求。资本家不可能自己去这样做。长期的规划需要政治领导和坚定的政府。
一旦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依托，资本主义能担负起社会职责吗？战争仍会打乱生活的节奏，但在过去，它总是由跨越国界的侵略引起的，而21世纪的战争更象一个国家内的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部落间战争。这种战争很难限制和控制。
民族国家作为有效的权力单位会继续受到削弱：正如社会学家贝尔(D.Bell)说的，国家对大问题来讲太小，对小问题来讲又太大。尽管国家会衰落，但民族主义分子仍会保持最深厚的政治情感。作为西方创造物的民主能否移植到具有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世界其余地区尚不能肯定。
21世纪的民主必须控制种族的、技术的和资本主义的压力，它必须处理好遍及全球社会的精神挫折和精神期望问题。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