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应对生态恶化的治理措施及其效果
王兴亚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 生态环境的变迁既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清代河南的生态环境因黄河泛溢及经济开发政策上的急功近利而日趋恶化，大面积肥沃的农田沙碱化，山地林木植被被毁童山化，工业污染也日益显现，自然灾害频繁，使得人居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直接影响到生产生活与社会稳定。面对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虽然取得了局部成效，使河南经济社会得以缓慢发展，但却无法遏止生态恶化的趋势。科学评估清人治理河南生态的成败得失，对当今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具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清代；河南；生态恶化；应对策略；效果；评估
一、河南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河南位于我国中部的黄河中下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资源、多种多样的地形，生成易于人居的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为率先发展起来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素称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前进、经济开发的持续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河南自然生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时至清代，日益恶化的河南生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平原农田沙碱化
土地是自然生态系统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黄河全长5 464公里，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广袤的豫北、豫东平原占全省土地面积的55.7%，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随着气候变化与河道变迁，河南生态也在变化。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河南黄河两岸土地沙碱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嘉靖年间，《仪封县志》在谈到河水泛溢与土地变化时说，该县为七河所冲，黄河甚。东西田废耕种者，约30余里，“地之高者，尽是薄沙，地之下者，又成水乡”[1]卷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河决开封，经杞县东下，“幅员百里，一望浩渺，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饶腴咸成碱卤，尽杞之地皆为石田”[2]卷7。碱地土性苦咸，无复滋生之望。
入清之初，郑州以下黄河两岸有大面积盐碱地。封丘县土地，“沙碱居十之三，荒芜居十之六”，康熙时，境内“飞沙不毛永不堪种”的田地已有2 000余顷。胙城县西北30里内，全是沙地，“飞沙成堆，衰草零落”，被称为腹里之沙漠。延津县“阖境尽为砂砾，今黄河故道，飞沙尽填，竟为平地”。全县地仅3 000顷，而沙碱者十之三。[3]卷1归德府所属九州县的土地，盐碱地占十分之三四。[4]卷4黄河至巩、洛以东，不仅多次泛滥，而且多次改道。黄流所至，大片良田化为沼泽，或被沙压，或成为盐碱不毛之地。中牟县，沙碱地达3 727顷，碱则地白如霜，皛泽尤甚。杨桥迤北河流浸渍，一望泻卤，几于不毛。[5]卷4郑州“近水一带数十里，非斥卤则淤塞，非潴水则洪流。或种不入地，播种弗留；或苗不秀，秀不实”[6]卷11。祥符等42个州县的盐碱、飞沙、河压、水淹地2 030余顷。[7]64新乡县“山陬斥卤，久称不毛，远至百里、二百里”[8]卷16。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决祥符，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河决中牟，这两次河决，危害极大，贾鲁河被淤塞成了平陆，祥符“境中沃壤悉变为沙卤之区”[9]卷6。田庐之淤有深至两丈者。中牟至仪封宽约60里、长达200余里的土地均被沙压。通许县境内，西北诸乡良田变成沙卤，长年飞沙滚滚，耕地抛荒10余万亩，沙丘多至48处，名曰岗，有延绵至数里者。[10]卷1魏源据其所见说：“河北自卫辉南境，凡沙河所经，如原武、阳武、延津、封丘、考城，直走山东，皆历年河决正溜所冲之地，非沙压，即斥卤，皆土旷人稀。”[11]156嘉庆十五年（1810年），官方统计，通省共有荒地354 579多万亩。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二十日，大学王懿德也以所见奏称，由京启程，行至河南，见祥符至中牟一带，地宽6 000余里，长逾数倍，地皆不毛，居民无养生之路。
（二）山地林区童山化
河南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豫西北、豫西和豫南地区，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4.3%，其中山地占26．6%，丘陵占17．7%。林、矿、水、动植物资源富集。有研究者指出夏代河南森林覆盖率为64%。由于人口增长、生产发展，秦汉到隋唐的1 280年间，森林资源由46%的覆盖率下降为33%。晚明，“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至1700年河南森林覆盖率由6.3%下降到0.6%。[12]雍正年间，河南林业的状况：“中州少山木，即嵩、岳二室，仅寺观中老树数十株而已。其连峰叠皆童也。洛西惟宜阳锦屏，翠柏浮天，他山亦鲜。”[13]卷2尽管如此，人口尚少的山丘地区依然成为人们进军开发的目标。大批流民拥入并在此定居，开山种地，林木植被被破坏。实践证明，山区用于耕种的土地坡度应在25°以下。然而，此时山地开发，全然突破了这个底线。在平原、丘陵得到开发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获取耕地，便向崇山峻岭进军。大隗山坐落在许州府之禹州、密县二境，界连新郑、登封……且距嵩山甚近，万垒千重，林深箐密，其中荛灰炭、砍木植、采木耳、刨药材之人，又皆棚居穴处。[14]卷4洛宁崤山坡地皆确硗不可耕。康熙初，邑人首垦有薄收，陕人旋亦报垦，屡成讼案。“曩之回溪峻岭咸耕齿而屋庐之。”[13]《序文》伊阳县，西南乡崇山峻岭之区，向鲜民居。道光时，“迩来山陕河北之民乘便开垦，结茆山窝，零星散处”[15]卷1。嵩县山民，为了尽快获得耕地，不惜将砍伐下来的栎木焚毁。嵩县知县康基渊说：“予行西南山合峪、汝原、白河，合抱之木，山民咸伐。腐烂涧谷者，弥望皆是。甚且急于垦荒，焚火代粪。询其故，缘木性坚实，入水即沉，难远货。”[16]卷15通过这种野蛮的砍伐，林地变成耕地，绿山变成童山，禹县、伊阳、鲁山、南召、镇平、内乡、淅川、卢氏、永宁九县大牙相错，峰风环抱。……查各山之荒地易垦者，俱已开垦成熟。[17]卷14禹县“到处童山，一望濯濯”[18]卷7。泌阳县，“沙地傍山都是岗，年来开垦已无荒”[19]卷12。林县山坡之地，土石相间，昔年山木丛密，乾隆时，县内山坡有土之处，多垦作荒田，栽种树木者很少，致童山濯濯，弥望皆是。[20]卷10林木盛茂的辉县，至于道光年间，已是“山林旦旦而伐根株并尽”[21]卷4。山区童山化使河南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三）野生植物、动物资源减少
种植结构调整是在土地沙碱化条件下进行的，在选择抗风沙盐碱作物种植方面取得了经验。同治年间，河南府的谷物品种多达数十个，府志纂修者加按说：“梁，今俗呼谷子，种类数十，有青、赤、黄、白、黑诸色。早熟有超麦黄、百日粮；中则有八月黄、老军头；晚则有雁头青、寒露等名。”[86]卷27培育出的火麦，“耐风，风悍之地宜之。……而文风、方柏、礼临、颍川、镇定、紫金、锡章七里皆多火麦”[18]卷7。太康县麦分三种，曰白麦、曰五花头、曰小红麦。高沙地宜白麦色粒俱佳，但无过量收成，年丰粪足，每小地一亩可收百斤内外。高淤地宜五花头，色无差而颗粒肥大，能多收，年丰粪足，每亩可收二百斤内外。下洼黑淤地，若在下种失时，最宜小红麦或大麦。亦可倍碱地。[87]卷2土质沙碱化推动了小麦种植的发展，使河南成为全国小麦的重要基地，乾隆帝赋诗曰：“豫省麦为秋，麦收天下足。”[88]卷18棉花种植业的兴盛，使河南成为国内棉花的重要产区，也是这一时期种植结构调整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花生引进也卓有成效，自郑州以东、归德以西皆有之，惟开封附近一带，出产为最多，中牟、开封、兰封三县，尤标特色。[89]新的种植结构形成，使农业生产达到了那个时代改良和利用盐碱化土地的高度。如种植碱谷。地方官府广为劝种，不得遽议承粮，俟试行数年之后，果岁岁有收，且地经培植或能变碱为腴。[60]64为河南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支撑。此外，人们还在沙碱地上开展多种经营，在畜牧养殖、编织及制碱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四）湖泽陂塘废堙，蓄水功能下降
河南境内的浅水湖泊众多，沼泽密布，洼地连片，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茂盛，鱼产丰富。湖泽是生态平衡系统的组成部分，有利于蓄积自然界的雨水，调节气候。乾隆时人鲁九皋曾谓：“两山之间必有水焉，大者为溪，小者为涧。旱则可资材灌减，而发足为田害。畜之之陂塘沟圳，其不可忽者也。”[24]卷1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河南人口增长，土地过度开垦，加之黄河不时溃决，湖泽陂塘相继被淤塞。圃田泽是郑州中牟之间的大泽，是黄河下游与鸿沟之间调节水量的大水库。明万历时，这里陂塘尚有130余处，面积约10平方公里，水草丛聚。清雍正时，为泽者八，为陂者三十有六。[25]卷7晚清这些泽陂消失变成耕地。郑州城湖在州东南5里堡南，广10余顷。夏月荷花盛开，香风袭人，为一郡之胜概。[6]卷2清末民初淤涸。作为聚水之泽的梁家湖在州东20余里，广数顷，也因淤塞而失去聚水之功能。豫南康熙《汝阳县志·山水》载，西湖：城西南隅，宋孔武仲隐居于此，有翠光亭，待月台，今废。南湖：碧亭朱槛曲栅崇台，东抱观音阁，西连吉祥寺，烟月空濛，林壑窈窕，士人游赏胜地，今废。[26]卷1邓州陂堰，自昔为盛。乾隆州志详载其陂38处，堰39处。“数十年来，听其堙塞。”泌阳马仁陂，上有92岔水，西注陂中，周围50余里，康熙六十一年坝毁陂废。此后的200多年间，这里是一片平整的低洼地。安阳的广润陂周围40里，地势低洼，为雨沙汇聚之区，清代道光八年及同治年间，曾行疏浚，由于垦种的需要，也被垦辟成田。[27]卷3这些湖泽陂塘的消失导致湖塘蓄水功能衰退，防御洪涝灾害能力降低。正如秦观《汝水涨溢说》所指出的那样：“大陂既废，水无归宿，则自然散溢为害。”[19]卷2随着可供利用的水资源的流失，湖泽陂塘里蓄养的鱼类也随之而不复存在。
（五）煤炭陶瓷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凸现
开挖煤窑烧造陶瓷是清代河南手工业开发的基本举措。人口增长与手工业的发展对煤炭提出更多需求，促使清政府实行放宽开挖政策。乾隆年间，河南境内北沿太行山麓的安阳、林县、鹤壁、修武、焦作以及密县、巩县、登封、洛阳、宜阳、新安、渑池、陕县、禹县、宝丰、永城等地的煤炭相继得到开采。煤窑星罗棋布，陕州开采10处，所属灵宝县开采10处，汝州开采8处。[28]道光六年（1826年）冬，怀庆府修武县庙河村老君庙北，村民“创打煤桶十数只”。开采者，以凿山为穴，煤井深有数十百丈者。安阳县龙山在县西40里，“出石炭，入穴取之无穷。取深数十百丈，必先见水，水尽，然后炭可取也”[29]卷8。其他如铁矿、铅矿与金矿等也得到开采。挖煤、冶炼与烧造陶瓷不仅破坏地表土壤和植被，而且对社会稳定产生潜在威胁。明万历年间，湖南郴州人王肃在《封铁冶疏》中陈述开矿之危害，指出：“烹淘恶水，损人田亩而不问，穿求苗脉，坏人坟墓而不顾。”[30]卷11这种情形，在河南矿业开采中亦为明显。由于开采技术落后，井下作业设施简陋，通风不善，秽气熏腾，水灾、火灾、瓦斯爆炸、塌陷事故多发。河南俗语有谓：“水者，煤之命也。”有些煤窑开采者因对井下水无力治理不得不予以关停。巩县挖煤开窑凿井，千百为群。……深挖浅掏，日无宁晷。其间病死、压死者间有之。[31]卷7“密县采煤，开凿数十丈不得，往往有工费数月而顿弃者。贫者或藉以富，而富者亦因以致败，固非王孙程郑铁冶比矣。山氓无田，每借开凿糊口，然时而遇水遇火，伤人亦多。”[32]卷11渑池县“四垂山岗，煤苗甚旺。惟多石多水，向用土法开采，动至折阅破产，人民视为危险生涯”[33]卷7。再者，矿井排出乌黑的煤水污染周围的水源和土壤，导致地下水位降低，并影响到矿区的地表径流和植被生长。各窑挖出的煤炭，堆于地面待售，产生大量煤尘，污染空气，对当地人的生活与生产构成威胁。叶县“有黑霾自地起，昼昏黑如夜，行人失迷径路，有坠水死者，翼日始氛”。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是月晦”。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初九日夜，降霜如墨，着菽、麦、草、树皆枯，河鱼死者无数”。[34]卷1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怀庆府降黑雨，“色如墨”。二月二十六日，孟县下黑雨，“雨色如墨”。[35]卷10同一期间，河南各地烧瓷制陶也在快速发展。明嘉靖时，鲁山县东北桃花店以西，有陶窑数座，“烧石，冶瓮、罂、瓶、缶等器”[37]卷8。清乾隆年间，彰德府林县的龙头山、木影山、风宁山，“其民稼穑兼陶窑”。鹤壁“邑西之人，借（烧瓷）以养生者，不啻数万家”① 参见潘翱《重修碑》，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拓片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瓷业的发展，给生产者带来了一定的收益，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这也是时人呼吁关停或限制建窑烧造的重要原因。
2.1临床疗效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6.88%,较对照组75.00%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六）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使生态持续遭到摧残
清代处于全新世以来四大寒冷期中最为干冷的时期。随着气候变冷，亚热带范围向南收缩，干燥气候使黄土高原的沙粒极易弥漫，兼以滥垦山田，山林植被遭到破坏，地表裸露，水土流失严重，异常气象频发，特大冰雪现象屡出，寒冻灾害、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增多，灾情也有所增大。
水灾即涝灾，清代河南境内水灾频繁，其中较大及特大水灾62次，平均4.4年一次。乾隆四年（1799年）水灾，受灾54州县，乾隆二十二年水灾，受灾44州县，光绪二十四年（1989年）水灾，受灾50余州县。每次大水灾过后都出现哀鸿遍野的生存危机，也是又一轮山林植被毁损的主要诱因，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使生态灾难愈演愈烈。而且水灾往往挟沙拥石而行，河道雍塞。河南境内伊、洛、漳、沁、唐、白、洪、汝诸河，因上流无林木而岁有溃决之患。
旱灾，不仅发生频繁且旱情日趋严重。清代较大与特大旱灾41次，平均6.5年一次。其中嘉庆十八年（1813年）旱灾，河南受灾75州县。光绪二年（1876年）至四年（1878年）旱灾，河南受灾州县分别为75、91、69个。干旱缺水成为影响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汜水县遇旱则干，遇裸则山水暴发，上冲下压，地皆破坏，不易收拾。安阳县“冈陵之区，童山濯濯，名胜之地，树木摧残。气候既不调和，水旱频成灾害”[28]卷7。民国初年南阳某翁曾说，其幼时，西北山中多树，雨后一日余，山洪始至其乡，今因树少，雨后半日便至。[38]31
首先来介绍一下维生素C，这是一种神奇的维生素，在我看来它无所不能，“包治百病”。这种维生素对于强大的免疫系统、骨骼和胶原蛋白的形成，制造能量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风灾。黄河干流两岸，由于决口泛滥形成大面积的沙丘、沙地，遇有大风，常见“扬沙”“风霾”“昼晦”，沙尘天气黄沙蔽日，天昏地暗。中牟县县南多沙，薄不可耕，沙拥成冈。每风起沙飞，其如粟如菽者刺面，不能正视。轮蹄所过，10步之外，踪莫可复辨。延津县，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初五日，大风，昼晦。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月，雨冰，大风，雪，寒甚。人畜有冻死者无数。二十二年春，大风，昼晦。黄沙蔽空，人对面不相识。原武县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大风沙，失迷人畜，城东葛村沙压死童男女3人。[39]卷10修武县，光绪四年（1878年），水退沙积，适西北风起，旋成大阜，县南一带之田，半为沙压。[40]卷16民国《河南新志》说：西南部伏牛山南，东之淮水流域，风力较小。开封从北，最为狂暴。西部高地，风多而寒。……月必数见，播沙扬尘，碍人呼吸，而濒河处尤甚。旱则积尘盈尺，车马经过，或为风所掀动，天地晦冥，咫尺莫辨。太行山之东，风循山麓，南驰尤猛。[41]卷1随着沙尘暴发生频率的增加，沙地面积也在扩展加大。
河南土地沙碱化的扩大、林木植被环境的恶化、土地资源供给逐年减少，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生产，清政府从稳定政权统治、保证财政收入出发，将改善恶化的自然环境纳入议事日程，极力谋求应对策略，实行生态治理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方针，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为改善河南生态环境，保障区域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和人居安全进行了艰苦的探讨，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生态恶化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频发进一步恶化了生态环境。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中原人居环境日趋恶化。位于黄河下游的胙城县，元代以前，民盛物阜，明代黄河屡徙，已有名无实。顺治年间，境内“沙碱相半，村落荒凉”，斥卤满目，被人称之为腹里沙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由胙城西北行50里，一派沙地，并无树木、村庄，飞沙成堆，衰草零落。[43]卷162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被撤销县制并入延津县。而且地处豫西的阌乡县也蒙受其害，干头、贾村界面积约50方里，全属沙漠，不宜植谷，一遇大风，则高处被刮，而低处受压……可若至冬秋，则沙尘眯目上，直如游荒碛焉。[44]卷9
二、治理生态恶化的思路、措施与实践
雪灾。河南冬日严寒，黄河结冰，车马飞驰其上，如履平地。雪灾寒冻频发。临颍县，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大雪，平地深三四尺，柿、榴、桐、楝、竹及竹多冻死。咸丰十年（1860年），冬，大雪，平地深二三尺，贫民有冻死者。邓州，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一月，大雪40余日，平地深数尺，树木多冻死。南阳县同治十一年（1872年）冬，大寒，树多冻死。修武县光绪十二年（1886年），“大雪深可三尺，十月十六日至十三年正月二十始消，飞鸟冻死者无算”。郑县、荥阳县，光绪十三年，正月大雪，“大寒，果树多冻死”。[42]卷12
（一）治理黄河，防止土地沙碱化扩大
土地沙碱化及其扩大主要来自黄河的决口泛滥。黄泛携带泥沙到处沉积。康熙时河南巡抚佟凤彩所说：“黄河之害，惟豫省为甚。”[45]卷33乾隆年间，河南开归陈道金山在《重修郑州志序》称：“郑之为患，惟河为甚。黄河南侵，贾鲁内溢，变迁无常，奔溃不测。”[46]卷首不仅给沿线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还使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按照河南巡抚田文镜的说法，河决之后，沿线所属州县“或变为沙滩，或变为盐碱”[47]卷126。乾隆《归德府志》说得尤为具体：黄河自荣泽至仪封上下300余里。崇祯十五年（1642年）以后，“因闯寇决河灌汴，遂为巨浸者数载。及河流归旧，地尽沮洳，芦苇白茅，一望无际”[48]卷14。因此，从康熙开始将治河视为国政三大要务之一。河南官府无不将“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作为施政方针。[49]卷39由于事关重大，清政府不断加强对黄河治理的领导，委派重臣组建专门机构，以构筑堤坝，确保安流无虞为目标，制订翔实的治理计划，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项工作，而且全面推行河官责任制，严明赏罚，对于治水有功人员予以记功褒扬，对于忽视治河而导致水灾发生、徇私舞弊侵吞工程款人员，视其情节，给予罚俸、降级、革职、治罪的处理。严禁居民在堤内居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刑部尚书胡季堂提出，黄河南北两堤，相距二三十里及数十里不等，堤内均属河身，不便少有壅塞。近日堤内村庄甚多，并皆耕种麦苗，有碍河身，应饬令迁居堤外。[50]卷1147并且严禁在新开河身之处栽种芦苇、蒲草和筑埂捕鱼。
为了保护居民生活用水的水质，林县合涧乡大南山村，清朝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建成元武池后，制定10条禁令，立碑告示村民：一禁担水灌井，二禁入池浮水，三禁投石入池，四禁入池淘菜，五禁入池洗东西，六禁入池沤物件，七禁就池净濯，八禁取淤泥丢下碎石，九禁洗认水入池，十禁牛羊入池。林县人还创建旱井储水法，在旱地掘井，雨水注泻，可备一年。[20]卷1
（二）改造沙碱地土壤，减少沙碱危害
土壤维系着人类和大地上各种动植物的生存。土地沙碱化是河南农业的严重威胁，河南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观察分析，认识到盐碱在土壤耕层中分布不均匀，沙薄者，1尺之下常湿；斥卤者，1尺之下不碱。[51]卷2并且认识到“沙地所以难种，因风吹沙起，飞扬飘忽，打伤五谷苗叶”[52]卷2。针对这种情形，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改良。
深耕起碱。河南巡抚尹会一在奏折中说:“臣查豫省地方，每多碱卤飞沙之地，小民因难于垦种，大半荒弃。不知盐碱之地，挖去三尺，必无碱味，飞沙之地，挖去五尺必有湿气。而村尾沟头，篱边屋角，隙地颇多，虽不可播种五谷者，未始不可栽植树木。”[14]卷3道光年间，扶沟县农民也察知深翻土地可以改良盐碱土壤，“挑深数尺或多牛深耕，可翻换好土”[53]卷7。直至清末民初，通许人还在采用同样的方法力翻沙土改良土壤。使土壤含盐量降低到不致危害作物生长的程度。
施粪改土。河南人依据粪田相宜的思想，认为施粪具有改良土壤的作用，人们将粪分作人粪、牲畜粪、草粪、火粪、泥粪、骨蛤灰粪、苗粪、渣粪、黑豆粪、皮毛粪10类，强调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即如阴湿之地用火粪，黄壤宜用渣粪，沙处宜用草粪、泥粪，沙田宜用皮毛蹄角及骨蛤粪，高燥之地宜用猪粪之类。康乾时期农学家杨屾提出：碱卤之地，不宜用粪，用则复成白晕，诸禾不生，物宜者物性，不啻当随其所性。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宜用人粪。油渣之类是也。[54]晚清郭云升将土壤分作石地、虚软沙地、刚硬淤地、湿寒凹地等类别，认为虚软沙地用羊粪坚固不散，能助结子有力。猪粪湿潮，用于刚硬淤地，刚硬去泰去甚。[53]卷2增施有机粪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蓄水保肥能力，减少盐分危害。
井灌井排。在河南土壤沙碱化加剧的情况下，人们纷纷采用凿井灌溉的方法，借助地下水改良土壤，提高亩产量。汲县、新乡无泉源，不能导引灌田。乾隆五十年（1785年），河南巡抚派员进行凿井灌田试验。[55]卷129道光年间，河北道王凤生说，安阳、辉县、修武、武陟等县“间有量地凿井，辘轳灌田之处”[56]凡例。咸丰至光绪间，安阳县内井灌面积达2 000余顷。
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以提高收益，是河南农民着力探讨的又一课题。生活在沙碱地区的农民，适应环境变化选择具有耐碱抗盐性的农作物进行播种。小麦适宜于沙土地种植，嘉靖《兰阳县志·农业》新增《刈麦行》云：“黄河两岸遍宜麦，日至来牟熟阡陌。”尉氏县有小麦12种，曰蝤子、曰黄皮、曰糙、曰坌、曰光头、曰春小麦、曰白麦、曰黑芒、曰红芒、曰白芒、曰铁杆糙、曰玉麦。清初汪价通过对河南土壤状况分析，认为黄河流变，地之肥瘠靡定，“甚宜于麦”[59]卷19。阳武县农谚有“沙碱高粱淤地谷，两合土种玉蜀黍”。乾隆七年（1802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在奏折中说：“查豫地滨河，凡水道所经，由水气所潮润，久之即成碱地。此等地亩上性苦咸，难以滋生。……闻有碱谷一种，独宜于碱地播构，培壅之法悉如膏上。惟粒较小，收成稍薄，农民悴费工本，种植者少。”浚县知县鲍志周劝谕百姓：“碱地业主播种碱谷，每亩俱收谷五六斗不等，合算工本，获利已有数倍。今岁复行劝种，民情甚属踊跃。是碱地亦可种植之处，行之已有成验。臣现在通饬所属，凡有碱地处所，悉令居民宽备碱谷，如法播种。”[60]64晚清《救荒简易书》中对“碱地”农作物种植进行了详细考查，耐盐碱谷物：碱麦、臭麦、大麦、黑子谷、红子谷、白子谷、黑子高梁、红子高梁、白子高粱、黑子黍、红子黍、白子黍、黑子稷、红子稷、黄子稷、小子黑豆、薏以谷、中子谷。沙地宜种谷类：豇豆、菜角豆、黍、快高粱、黑高粱、红高粱、黄子包谷、白子包谷、长秧录豆、短秧录豆、芝麻油谷、紫苏油谷、白任油谷、落花生油谷、洋落花生。夏邑县豆类有黄豆、黑豆、红豆、青豆、绿豆、黎豆、花板豆、红红豆、黑红豆、红小豆、黑小豆、白小豆、豌豆、蚕豆14种。棉花宜于沙地种植，适应性强，加工操作方便，因此迅速为河南人接纳。万历年间，“中州沃壤，半种木棉”[61]13。明末诗人吴伟业《木棉吟》中有“今也栽花遍齐豫”之句。[62]卷10清代推而广之，河南成为国内重要的棉花产区。乾隆《兰阳县续志·祭赛花神记》：“邑之地原隰，皆以种花为宜，其利益有加加禾麦，民多以此为生养之计。”阌乡县“极目四望,尽是棉花”。乾隆《巩县志·物产》记载，当地“土性淳卤，惟恃棉花为业。收花之利，倍于二麦”。落花生宜沙土，清康熙年间在阳武始有种植，且推而广之。大河南北，其河故道有沙之田，种者复多，[63]第三节夏邑县落花生，宜沙土地，利最厚，有大小两种，大者获利尤巨。
（三）调整种植结构，改良农业环境
引黄灌淤是宋代竭力倡导的方法，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但对其效果的评判颇有争议。清代河南境内引河灌淤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引黄灌淤则是慎之又慎，中牟冉觐祖曾说：“争道河水可肥田。河水曰长无止期，喷来黄沙没腰肢。父老曾忆前朝事，嘉靖年间似此时。一十八水变为沙。”[57]卷11清人张霭生亦说：“汴梁以东之河，若引以灌田，则禾苗必尽被沙压矣！乌可从灌乎？”[58]源流第5乾隆时，归德府“滨河而不敢引水，雨大则二滩汪洋。时稍丰，下水去之易；偶俭，上水挽之难，有害无利，土著维艰”[49]卷14。
水体污染包括地表水污染和地下水污染两部分。清人十分注意污（毒）水对人畜的危害，自觉进行观测与保护水质的实践活动。滑县郭云升提出改变污水四法。投铅百斤于井中，可使碱水而为甜，以利灌溉。投礜石30斤于井中，可使寒水变而为暖，灌溉谷菜，能早成熟。投琉璜30斤于井中，可使寒水变而为暖，灌溉谷菜，能早成熟。投马粪百斤于井中，用布袋盛之，寒水变而为暖，灌溉谷菜，能早成熟。这种方法为当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他还注意沙地用水、山地用水的方法与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提出隔沟行水的两种方法，一是可铺大粗竹竿作桥梁以托之，则水不为沟所断而能灌溉。二是可铺大粗木槽竹竿作桥梁以托之，则水不为沟所断而能灌溉。并且说明这是左宗棠在新疆等处广开稻田、善于行水的两种方法。在山地隔沟用水，他推荐说怀庆老农语予曰，竹竿托水，使越沟阻，而水不为所断。济源富民在太行深处，秘耕陆海，善于行水之法一也。[52]卷3
（四）发展林业，防风固沙保持水土
林木具有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作用。晚清华辉在《请讲求务本至计疏》中说：“嘉树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灾，而根盘土中，叶盖地面，当大雨时，高处泥沙，不致顺流而下，凡壅塞田亩，淤塞河流之患，亦可减轻。”[65]卷1同一时间，日本学人在《山林论》中对森林的作用作出概括：“森林能捍止土沙流出，曰能涵养水源，曰能防卫风潮，曰能防备洪水，曰能避除滴水害，曰能防遏大风飞沙，曰能防止颓雪附石之灾。”[67]17植树造林是进行土地开发的重要举措，也是人工美化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清代鉴于林木破坏严重、诸山皆童，努力倡导植树造林来改善生态环境。
其次，割裂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优势特色专业的关系。目前的创新创业教育较少体现为自下而上的优势驱动，更多地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高校通常扮演“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办学自主权有限，导致高校无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出现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倾向。
荒山田间植树。针对明清之际中原地多荒废的情形，顺治十二年（1655年）谕令：“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意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68]卷168河南按察司佥事俞森提出：“户无分上下，一家种枣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种及广栽杂树者旌之，不如令者，罚无赦。”[26]卷77乾隆二年（1737年），河南巡抚尹会一“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自桑柘榆柳，以至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不可种谷者，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加意培养”[14]卷6，要求各地要根据当地情况，选择树种，种水田，植五谷；号召农民在田边、村头、屋角、沟边多种树木，规定凡能在一年内劝民种桑500株，梨、枣、杂树1 000棵者，给予奖励。一年内河南栽树成活91万余株。各州县也纷纷推出相应举措，推动树木栽植。扶沟知县王德瑛劝导百姓多植树木：“天地自然之利，莫过于种树，千年之后便可长成，直者为材，曲者为薪，何等便宜！除每岁添栽路柳，尔等各宜于屋角地头及僻闲处所广栽树木，以资利益。”[53]卷7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就感官评吸质量而言，在恩施烟区海拔540～1 680 m范围内，中部烟叶的香气质和刺激性得分以及评吸总分与海拔高度呈极显著正相关，香气量、杂气和余味得分与海拔高度呈显著正相关，而燃烧性和灰色得分与海拔高度不存在相关关系，说明感官评吸质量受海拔高度的影响较大，烟叶香气质、香气量、杂气、刺激性、余味等感官质量指标得分以及评吸总分均随着海拔的升高而明显增加。这一结果与高林等［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与张文平等［13］、李天福等［18］的研究结果有些出入，这可能是由于取样区域范围不同造成的。
管制、共治与组合：环境政策工具新思考………………………………………………… 丰 月，冯铁拴（4．50）
沿河植树。河堤植树在明代已成制度。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规定：“滨河州县，新旧堤岸，皆种榆柳，严禁放牧。河官栽柳，自万株至三万株以上者，分别叙录，不及三千株，并不栽种者，分别参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订河官栽柳政策，不仅要种，而且要以成活率之高低进行考绩。规定河官栽柳，“成活二万株以上者，纪录一次，四万株以上者，纪录两次，六万株以上者，纪录三次，八万株以上者，加一级，多者，照数议叙”。河南巡抚田文镜颁布告示，号召人们广植树木：“照得附近黄河地方，河水泛滥，四境多成荒沙。大风卷逐，沙积处便成丘陇，沙移处即作深坑。不但未垦荒地飞沙无定，即已垦熟地并被沙压，贻害无穷。保护之法全在多植酸枣，令其繁衍，俟其根深蒂固，可以坚土，枝多叶茂，可从蔽风。庶几沙土凝结，以免随风轻扬，尚堪耕种。各处皆然。”[68]卷3为推进这一政策的实施，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嗣后管河之分司道员、同知、通判、州县等官，于各该管沿河地方栽柳，成活五千株者，纪录一次，万株者，纪录二次，一万五千株者，纪录三次，二万株者加一级；种苇一顷，纪录一次，二顷，纪录二次，三顷，纪录三次，四顷加一级，其有殷实之民，栽柳二万株或种苇四顷者，给予九品顶戴荣身，致效力各官，有情愿损栽柳苇者，亦照此例议叙。”[68]卷918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河南巡抚李世杰奏报本省引河新筑南堤种柳，沿堤岸每间5尺种1株，共163 000余株。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宣布：黄河大堤滩地，向以里4外6丈量，共宽10丈，归官栽种柳草，以护堤根。[69]卷245
通过全文分析可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包含了很多方面，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成本作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者在对企业日常管理中要做到在施工前对进行成本预估、施工过程中对具体施工成本进行分析，并且做到有效的控制，这对整个房屋建筑工程的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提高施工效率，加强施工质量。虽然现在的整体施工环境，每一项成本都在增加，但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及时的进行调控，就能对企业在社会中的竞争力进行有效的提高，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道旁种树。清雍正三年（1725年），谕令大路栽植树木，州县印官仍令乡保地方严加看守，附近村民地主协力保护，务令生活，毋致残毁。十一年（1733年）又令道路树木应补柳株之处，按时补种。并令文武官弁禁约兵民不得任意戕害。倘有不遵，将官弁题参议处，兵民从重治罪。[70]卷135乾隆三年（1735年），河南巡抚发出通告，要求在大路两旁，应补杨柳。[71]卷1时人沈维材致原武县令吴文炘：“邑治之东，夹路柳荫几数十里，往来行人受其庇荫。”[72]卷10
电力系统规模庞大，所包含设备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运行的电力设备间时刻保持电气连接，运行状态相互影响，组合系统的运行模式很多，元件故障常常具有相关性，各负荷也相互影响，对其进行预测存在不确定性。另外环境气候条件、计划检修和反事故措施等是影响设备可靠性模型的重要因素，但对其进行精确、高效的数学描述还很困难，也极大地增加了计算的复杂性。因而电气设备可靠性在最初探索阶段和现今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沙碱地植树。康熙时，沙碱严重的延津县知县余心孺曾说：“延津沙门周围地二十里，地沙碛，在昔护榆林桑枣荆棘，鞠为茂草，可以杀风。威风起，树阻势激扬，不甚扬沙，草蔓根腐，可以肥田国，草根固结，可以土坚实。”[3]卷1雍正时，河南巡抚田文镜谓，在沙碱地上，多植桑枣，令其繁衍，俟其根深蒂固，可以坚土，枝多叶茂，可以蔽风。庶几沙土凝结，以免随风轻扬，尚堪耕种。植树方法多种多样。在豫东、豫北沙区，造林的目的主要用于抗御风沙对农田的危害。
企业也可以只针对一种产品进行调查，考察顾客满意度的变化指数，这就是顾客满意度。利用让渡价值公式计算顾客满意度；当顾客满意度小于0时，表明顾客不满意；顾客满意度大于0时，表明顾客满意；如果两者的差值太大，就表示顾客非常满意。企业可以根据上述的公式，定期做一些市场推广和调查问卷，通过对顾客的满意度调查调整公司的服务。在市场营销时可以根据顾客对购买商品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顾客买到满意的产品，就会表现与购买前不一样的状态。企业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顾客在购买产品的服务过程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分析出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4]。
加强林木植被保护。林木植被作为自然资源为国计民生所必需。保护是开发与利用的前提。清代保护林木的基本做法，首先，加大管理力度，设立中央护林区、地方护林区。中央护林区的重点是皇家园陵。严禁盗伐，《大清律》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莹内树木者（首）杖八十，（从减一等）。”对于非园林区的林木保护，顺治十二年（1655年）准许：“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意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十六年（1659年），重新刊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凡（故意）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墙者，计（所弃毁之物即为）赃，准窃盗论（照窃盗定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互千里）。官物加二等。”[73]卷9其次，禁止滥伐、盗伐和放火烧山。康熙九年（1670年），奏准：“于沿河州县，择闲散人，授以委官名色，专管栽柳，三年分别奖惩。”雍正三年（1725年）上谕号召：“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拓可饲蚕，枣栗可佐食，柏桐可以资用，榛桔杂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74]卷16乾隆七年（1742年），谕令督抚州县经画地利，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申理之处，转饬地方官实力奉行。再者，对于育林护林有功的地方官员给予奖励。乾隆二十四年规定，统计3年之内，能在官地栽成小杨2 000株，己栽成1 000株及种苇4顷者，咨部议叙，给予九品顶戴荣身，免5年差徭。在朝廷倡导下，各地地方官府也纷纷出台政令对当地林木进行保护。林县官府发布告示，宣布：谢公祠山场，东至窑头顶，西至狮子山，南至分水岭，北至梁岭顶，所有林木果树，不得擅行砍伐。倘敢故违，该乡地住持等即指名具禀，以处追究。[75]419有些村庄竖立禁伐碑刻以示劝诫。登封邢家铺村民公议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立碑禁郊野口植果木，诸村不许每户剪私伐，儿者罚钱二千，罚钱俱从入公充工。[76]208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阳武县赵、刘等在杏兰村集资造林，立碑刊载罚规“扳枝罚钱一千，镰杀斧砍罚钱三千”[77]560。咸丰五年（1855年），巩县核桃园乡五指岭公议断坡碑，规定“木之植皆缘人为盛衰，养其根则实遂，伤其本则枝亡，公议立一罚规，以勒贞石，使后之人，不敢私意妄取”[78]65-66。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滑县断沙会制定防沙护林条规：凡附近邻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自勒石之后，务将牲畜圈养，毋得任意放牧，周围树株柴薪亦莫能故意窃伐。敢故意违故，一经查出，或被指控，定即传案究罚云。一些寺院也重视林木的保护。咸丰五年（1855年），登封少林寺立碑禁止砍伐树木，砍伐坟中树木者，勿论昼夜，罚钱五千；地中树木，罚钱二千，黑夜加倍。第二年六月再次立碑保护山林，规定嗣后有人放火焚山者，或入林窃木者，指物罚钱。如不受罚，送县究处议罪。这些禁令，在当时当地具有约束作用。
（五）管控挖煤、陶瓷建窑，减少工业污染
“风水”一词，郭璞《葬书》解释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79]14风水观念讲究风水宝地之水土木人的协调，住宅坟墓吉凶评判，使风水理论具有神秘色彩。历来有褒有贬。但在古代中国，这一观念深刻影响着住宅坟墓的选址建造与矿产的开发。清人为利益驱动，矿业开发持续升温。乾隆年间，监生胡敏在汝州鲁山县段店岭挖采石煤。该县知县董作栋阻止说：“附城为县城龙脉所关，久经封禁，不宜伤凿。”当即勘明，自青条岭向南坡岭，俱属县治来脉，饬谕胡敏具结停工。“而后采煤只许在段店以东一带，其段店岭暨岭南、岭北，永禁开挖。”[80]卷10焦作村众也以煤窑开采有碍于风水为由，提出：“行窑不许妨碍居民庐舍与坟山、庙宇。于此行窑，恐有妨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二月，彰德府发布告示对安阳珍珠泉一带煤的开采作出限制规定：“照得府属韩魏王坟墓及珍珠泉等处附近地方，不准开挖煤窑，以护庐墓而济漕运，久经示禁在案。”兹据安阳分县查有牛同云等，在珠泉二里之外果园村北，开挖煤筒等情到府，当经本府示禁。除饬县查明封禁，并同牛同云等一律填平外，合行出示，永远严禁。为此，示仰阖属军民人等知悉，自此之后，凡距韩魏王坟茔及珍珠泉附近，东十数里，西十数里，南十数里，北十数里一带地方，均不准开挖煤窑。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故违禁令，一经访获，或□告发，定行拘案，照例究办。倘该乡保得贿容隐，并不随时具禀，查出并究不贷。各宜禀遵毋违。① 参见《严禁私开煤窑碑记》，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拓片藏河南省博物院。
鹤壁煤炭开采对生态的不良影响引起了当地民众和官方的关注。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鹤壁东头村的村民立碑禁止开窑挖煤：“频年以来，本村居民多于岭下启土窑灰烬之用，或于岭后开设煤矿厂。……自兹勒石后，勿得启土，勿得开窑。如有不遵约合，履行桃槐者，罚白银一百两。”贪利写给人地者，邻里共攻之。后上而不遵罚，违者亦如之。明确宣布：“西至西路□，东至东路□，北使土至渣堆，开窑至二百步以外。”[81]66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十五日，该村又勒碑示禁：“我东头村后庙内，内有防止启上之碑记焉。乃前人恪遵碑铭，莫敢或犯。而今人纵行无忌，置若罔闻，伤琢风脉，贻害非浅……合村不容。”同治十年（1871年）闰十月，再次刻石立碑，重申禁约:“村东以界石为止，村西以界石为止，村北以界石为止。如有违犯者，有地上者罚大钱五十千；无地上者罚大钱二十千。看见报社者，赏大钱两千。”
（六）修建陂塘储水与污水改造
水是人类生活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在水资源开发中，河南不仅关注水资源本身，诸如开源节流，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水资源浪费，还重视水质量保护。
雨水是天然水的主要来源。河南雨量多集中于夏秋季节。夏秋时雨水大量迅速流失。为了保存雨水，清代河南人继续修建湖池陂塘用以储存雨水。内乡县在明嘉靖时有堤堰18处，清康熙时新增13处。光山县乾隆时有塘27处，陂1处，堰17处。龙船塘在县东南60里，广625丈，深4尺。官家大塘，在县南15里，周围广424丈，深3尺。[82]卷11商城县有湖11处，塘16处，堰6处，沿山引水，以资灌溉。[83]卷1泌阳境内多山，诸川皆山泉细流，土人皆潴水为塘，用以养鱼。[19]卷3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河南道御史华辉还提出蓄储自然界雨水的两种办法：一是蓄水，挖湖蓄储自然界的雨水；一是筑塘，在山间高地筑塘蓄储雨水。他说，北方溪间无多，亦有雨水。低洼之地，深浚为湖，据出之土，培堤种树，湖至10丈以上，水深至5尺以上，日光不能消烁，可积至二月不干。[65]卷1
蔬菜作物中，苜蓿适宜碱地生长，且有改良土壤的性能。嘉庆十九年（1814年），河南巡抚方受畴提出：“沙碛之地，既种苜蓿之后，草根盘结，土性渐坚，数年之间，既成膏腴，于农业洵为有益。”要求滑县、祥符、兰阳、新郑、陈留等县和郑州等地的农民广泛种植首蓿。[64]卷5苜蓿性耐碱，宜种碱地，并且性能吃碱。久种苜蓿，能使碱地不碱。郭云升总结碱地宜种菜类作物有：黄色胡罗卜、红色胡罗卜、苜蓿菜、莙达菜、葵菜、扫帚菜、尖叶苋菜、园叶苋菜、罂粟苗菜、红花苗菜、黑皮南瓜菜。沙地宜种菜类作物有：园蔓菁、长蔓菁、山蔓菁、洋菱菁菜、出头白罗卜、埋头白罗卜、多汁白罗卜、无汁白罗卜、园旦白罗卜、黄色胡罗卜、红色胡罗卜、擘兰菜、苜蓿菜、莙达菜、冬葵菜、扫帚菜、尖叶苋菜、园叶苋菜、南瓜菜、荀瓜菜、假南瓜、搦瓜、红术、白术、干红术、干白术、银条菜、甘露菜、地瓜菜、然东菜、胡拉沙枣、札实瓜。所有这些调整，既是为谋求适应生态变化的探索，也是为谋求改善土壤生态的尝试。
临床妊娠中10%~15%以流产告终,复发性流产理论上的风险为0.34%,发生率1%~3%,其中50%~70%找不到明确的原因[1 2]。对于年龄大于35岁,既往有不孕症历史的妇女,当出现2次自然流产时即应加以重视。
三、效果评估：成效与局限并存，恶化大于改善
清代应对河南生态变化的措施与实践是清人治理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将这些政策措施与实施放在当时全国生态环境中进行观察，以其实施的效果为依据，以其对治理生态作用大小好坏为标准，通过前后对比，可以看出，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与实施具有双重性，农业生态环境优化与恶化并存，恶化大于改善；生态治理持之以恒，局部性成效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支撑，保障了经济社会的缓慢发展；但其最终结局却无法遏止生态沿着持续恶化的轨道演变。
（一）步履维艰的局部成效
有清一代，河南生态治理持之以恒，经历了一个起伏交织的变化过程。所谓阶段性成果是就局部来看，指在一定时间和地域内取得的成果。其表现为：
城市人口：指居住生活在城市的范围内，有着当地的城市户口的人群。因此在分析的时候只用到CGSS2005中的城镇人口的数据。
首先，沙碱地的治理持之以恒。土地沙碱化是河南生态恶化的集中表现，也是河南生态治理的重点。斥卤之地，不生五谷。这是其土地特性决定的。清人对沙碱地的治理，采取多项措施，进行土壤改良，调整农作物种植，改变土壤物理状况，起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使得在不毛之地上又长出了庄稼，取得了收成。史志记载，经过艰苦治理之后，尉氏县“土虽沙卤，渐可耕种”。阳武县有诗云:“斥卤由来弃不毛，东耘西耨叹徒劳，于今满陇青黄穗，始信天工有柄操。”[84]卷6杞县，“崇祯十五年黄河以灌大梁，浊流汹涌，由杞东下，幅员百里，一望浩渺。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饶腴，咸成碱卤。……迨我国朝定鼎，巡抚吴公莅任驻杞，目击荒芜景象，咨部请定三则行粮，诱民开垦杞地，渐次成熟”[2]卷7。所谓成熟，就是说农民继续在这沙碱地上进行耕作。就其收成而言，从不生五谷，到有所收成。明万历年间，仪封县的许多田地“虽耕而亩获不过一二斗者又二三焉”。清顺治年间，胙城县所种谷物因“土硗歉，于获每亩不过三、二斗”[85]卷上。阳武县地属下下，10亩之耕，不敌他县膏腴1亩之收。[84]卷2延津县新开不堪耕种之地，稍可者3亩方者有1亩之获，次者4亩方有1亩之获，稍下者5亩方有1亩之获，最下者总无收成。时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河南农业状况是“豫省……沿河二十余州县，沙压荒地，一望无际……腹地平原虽皆土脉肥沃，然水利未兴，施肥化工之术不讲，以致岁率歉收，一亩之田，未获得半之效”。
河南气候条件优越，山川地貌多样，适于多种动植物生长繁衍。山区是林木的基地，大量动植物生存其间。随着林木砍伐，植被被毁，生存在其间的动物因无法藏身而被迫离去或为之捕杀。虎、豹、鹿、麂、麝、麞、熊、羆、豺等动物，在清初顺治年间的河南山区多有之。在此时纂修的府州县志里多有记载。光州辖光山、固始、息县、商城4县，顺治《光州志·土产》载虎豹獐狼熊野猫，“以上野物，俱出产山，州间有之”。道光以后则少见。泌阳县志谓，“户口繁盛，采樵者众。虎、狼恶兽之类，间或有之，然见者绝少”[19]卷3。林县康熙志中有“活鹿一只，折银三十二两”。乾隆志说：“今外山濯濯，屋材特贵，而山兽亦远迹深遁。”[22]卷5民国《巩县志》说：“旧志有虎、豹各种，绝迹久矣。……今之野兽，仅狐狸、松鼠，狼亦不复睹，况其它乎？”[23]卷7这里所说的旧志，即乾隆《巩县志》。山区的林木及其他植物资源也是同样。河南山区的木材资源，历经汉唐持续的砍伐，所剩无多。清代持续向山区移民，砍伐木材、烧炭、造纸、挖煤、采挖药材、猎获野味，导致山区林木困乏。乾隆年间，盛产木材的林县，已是“县属杉不可得，杨亦罕有。虽在山林，选材不易”。洛宁县自龙头山以西，松柏、榆、青黄杨等木，可为栋梁檩柱者，硕大且繁，其盛埒于卢氏。村民斧斤时入伐之，缚为筏，春涨浮洛而下，郡城及偃、巩诸邑营造者资焉。其枝条供燔烧之用，鬻于城市获利。承平岁久，生齿日繁，取用者宏，大减于昔。[13]卷2山区特产为当地物产之精华，无止境的索取使得资源枯竭。如豫南邓州，一向盛产白菊花和花蜡，每年大量进贡朝廷。乾隆二十年《邓州志·风俗·物产》谓：“今则白菊花绝少，而花蜡亦不常有。”[24]嵩县特产百合，乾隆年间知县康基渊说：“漆，产南山白河，割采者率江广人。近生聚日繁，山皆垦辟，产亦不多。”[16]卷5
大力开发山区是清代发展经济的主要举措。这一决策是按照传统农耕社会思维模式，在人口持续增长、平原地区土地沙碱化加剧情况下作出的选择。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清政府引导人们向山区移居，毁林造田。玉米、蕃薯的引进，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玉米又名包谷，耐旱，产量高，明代已在中原种植。清代乾隆时，向丘陵山地甚至深山峭壁陡坡区推广。《嵩县志·物产》载：“玉黍，粒大如豆，粉似麦。而青盘根极深。西南山陆绝之地最宜。”[16]卷15有目击者述称，晚清在太行山，见辉县侯兆川，包谷种于石地，茂盛加倍。其科高七八尺，其穗生四五个，长者9寸，短者7寸。林县在冈阜积石中，得尽寸之地，亦种玉蜀黍。[90]192《阌乡县志》亦谓玉蜀黍沿山一带种者多谷数倍，民食全赖此收入。[44]卷9番薯即红薯，宜于高地沙地，耐旱，产量奇高。光绪《光州志》谓红薯“上地一亩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91]卷上。鹿邑县番薯的产量每亩可达2 300多斤。[92]卷10乾隆初年，汝州知州宋名立教民种植，时汝州辖鲁山、宝丰、郏县、伊阳县。《鲁山县志》载番薯红白两种，根叶茎皆可食。“今蔓延鲁邑矣。”[93]卷1不仅供人们食用，还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这种可观的经济收益为解决吃饭问题开拓了新的途径，成为推动山区扩大耕地的强大动力。除此，山民还开挖矿产，鹤壁、焦作、平顶山、密县、宝丰等地的煤炭，修武林县的铁矿，灵宝、永宁、嵩县的金矿，禹州、修武的陶瓷相继得到开发，还贩运木材，伐木烧炭，采集山林野果、药材、捕捉野生动物，获取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形成了多种经营。商城县以造纸、制漆、烧炭为业。嘉庆《县志》载，纸出苏仙石山中。土人捣竹及树皮为纸，幅大者长2尺余，广尺余。漆，邑南山亦渐有之。木炭，山中人伐薪为炭。[83]卷2
河堤、道路两旁以及沙碱地上种植树木，效果明显。乾隆三年（1738年）一年之内，成活之林共计191万有余。乾隆时，河北道宪胡振组道经原武夹路柳荫，赋诗称：“官树临路浓荫接。”滑县人在县南部半坡店乡黄塔村的东北一带，栽柳树数行，长约5里有余，以蔽风沙。道光年间，蔚然甚茂，浮沙积聚，约2丈余高，虽有风沙，不能为害。道光八年（1828年），辉县知县周际华严立课程，责成里甲，令户各种数十株，并申放牧蹂践及折之禁，于是民咸知奋，数月以来，计报所种者，除桑树4万余株外，得杂树15万株有奇。[30]卷17两项合计19万株有奇。武陟县沿堤种柳万株外，各村旧有树木3 000余万株。民国初年，《河南》的编者曾说，平原荒沙漠之地，或道旁堤旁堤岸宅房街衢，植树更易，郑县、新郑、中牟、开封、睢县、延津等县黄河旧经之地，或种梨枣，或种橡柳，根密茂，大见成效。[38]30果树种植遍布全省各个州县，梨村落间弥望成林，品种众多，洛阳桃有30种，李有27种，杏有16种，梨有7种，石榴有9种，不仅有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美化了家园，扩大了林木植被面积，对于改善河南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名胜古迹保护与园林宅院修建也见成效。有清一代，各地官府或民间重视寺庙道观、名人祠墓、私人园林的修缮、保护，在重要文化古迹地区，原有的树木特别是古树名木得到保护，又新栽种了许多树木。州县八景是当地人挑选的8处或10处名胜古迹。尽管有人对此存有疑义，以为所言八景有些是赖以充数，名不符实，但其主流是符合实际的，虽然没有统一标准，可也各具特色，见证了清人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的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清一代各地保护生态环境所取得的新进展。
（二）未能遏止河南生态恶化的结局
最终结局，是就全局来看，清代河南生态治理未能遏止生态的恶化，其表现，一是平原土地沙碱化以及山区童山化的面积不是在减少而是有增无减，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程度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重。
赋矿层礁灰岩礁灰岩存在许多孔隙，如沉积物原生孔洞（隙）、砂（砾）之间空隙、岩石（层）之间差异收缩裂（空）隙、层间裂隙等，这些孔洞（隙）成为储矿空间含矿。
沙碱地的面积有增无减。河南沙碱地源于黄河泛溢改道，且随着黄河泛溢改道在逐渐扩大。沙碱地广及黄河故道，由于黄河多次改道，故道有新旧之分，康熙《原武县志》载，黄河故道有四，而且及于决溢漫淤之地，也有新旧之别，有的地方多次漫淤，每次决溢都要引起流经之地的土地变化，一些低地、沼泽地被淤成为耕地，同时大面积的沃壤变成沙碱地。从发展趋势来看，沙碱地的面积有增无减。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县铜瓦厢改道，由东南转向东北，沿大清河注入渤海，形成今天的河道。原来流向东南并入淮河的黄河河道，断流干涸，飞沙四集，河南东南部与安徽北部故道两侧土地大面积沙碱化。改道后，形成新的河道，在豫北平原黄河干流经过的州县沙碱地面积都在日渐增加。内黄县，民国初年，沙卤太半，土壤以沙碱盐居多，约占十之六，壤土粘土共占其四。[55]卷1城西南30余村，遍地白色。兰仪北面大堤，由西至东，接祥、考两界，中有旧黄河，悉行淤塞。县治屡遭河决，地多沙压。[56]卷7光绪十三年（1887年），郑州黄河决口，造成以后五六十年，郑州以东至西华、宁陵等10余州县的数十万亩土地一直是不毛的沙丘。民国初年，《河南省志》称，黄河下游两岸沙碛荒芜，郑县、开封、中牟、延津等属土壤含盐碱者多。而且，土壤盐碱化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加重。扶沟县，自光绪十三年河决后，沃壤半被沙压。至次年十二月始塞，而沃野半成砂碛矣。[95]卷15晚清河南由于土质变劣，荒芜土地日渐增多。民国《河南新志》述称：“近河之地，常见白沙茫茫，寸草不生。”[41]65即是对土地现状的真实概括。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是在没有生态保护意识下沿着度荒救灾的路径去改造农业。郭云升将其农学著作取名为《救荒简易书》即是明证。由于河南农业生产技术长时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他们获得的农作物种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如何备荒度荒，而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借助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本地农业生产水平。就其取得的实际成效来看，得到治理的沙碱地农作物收成与不生五谷相比，有所收成即是进步提高，但多数亩产量低，远远低于原先之水平。兰封县，民国25年耕地土质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土质约占有2%，中等土质约占20%，下等土质约占78%。上等地每亩岁收约150斤，中等地约80斤，下等地约30斤。[96]1048山地开垦也多欠佳。新安、渑池一带，旱地每亩收麦90多斤，如果有水灌溉，再加粪肥，可提高到200多斤。不仅如此，被垦种之地，数年后，甚至一两年后，再次成为不堪耕种的荒地。乾隆时，巡抚雅尔图说，豫省又有一种硗几之地，树艺一两年，则其地无力，不能生发，必另耕一处。[97]卷36嵩县“其山农尤苦，地皆陡瘠，不任行犁，专恃人力。初垦荒田，得粟颇多。三年后，土薄不堪艺植，则移垦他处，名为倒荒”[16]卷9。延津县“新开不堪耕种之地，稍可者三亩方可有一亩之获，次者四亩方有一亩之获，稍下者五亩方有一亩之获，最下者总无收成”，耕种四五年后，“其地渐疏，其土渐浮，沙复飞扬，碱复浮泛，不可耕种”[3]卷9。桑田变棉田是种植结构调整的重点，通过调整，河南成为北方棉花的重要产区，棉纺织业取代了丝织业。康熙《兰阳县志》说：“自棉花之种行于中州，养蚕者减十之八。郑纻不能与吴缟同也，势也。”这一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经济效益，然而，就河南自然生态来看却是一个猛烈的撞击。明代初年，将发展农桑作为国策。太祖立国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98]卷78。在政府的统一号令下，河南的桑树种植有了较大发展。历经200年的经营，河南桑林已成规模。成化《河南总志》对河南各府州县栽桑情况有着详细记载。成化十八年（1482年），河南全省官民桑59 523 439株，不起科桑498686110株，合计55820954株。[99]卷2此时兰阳县“四野遍蚕桑”，鄢陵县“百里桑麻”，闻名乡里。[100]卷28汝州“桑枣成林，郁郁数百里”[101]卷8。这些桑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桑田变成棉田之后，大面积桑林由此消失。特别是在一望无际、树木较少的平原地区，随着这些桑林的消失，为它承担的保护水土流失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尽管清人自清初开始便提倡植树造林，即使在最有成效的乾隆三年河南全省共种树191万余株，若与明代河南桑林相比，尚不及1/29。可见，以棉代桑的结构调整是对河南林业一次大的冲击，是对生态环境一次大的破坏。桑林的大量减少加剧了河南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山区毁林造田，引进的玉米、红薯之经济收益掩盖了对森林植被资源破坏的负面，刺激着山民开发山地的热情，诱使他们年复一年向深山老林进发。林县，“其山上、山腰、山脚、山峡，旧皆有田，皆有民人居住”，康熙时有100多个村庄，乾隆时增至550个村庄，至民国21年（1932年），又增367村。[22]卷1山区开垦从前山到后山，乃至深山，从山基到山顶，到处都在开垦陡峻山岭，山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增长。淅川厅，在咸丰时，“草莱渐开,成熟地较前数倍”，坡岭沙滩，无不种植。民国《河南》纂修者概述河南山区林业的嬗变称：“相传元明之际，人少地广，遍地为林，松树繁殖尤广。自行生殖，不待人力。厥后，户口日繁，任意采伐，农田日辟，而林木减少矣。据各县县志，清之初叶，各山森林，尤甚盛茂。直至近世，始见缺乏。伏牛、太行非入山数十里或数百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之地，不易见森林。盖森林采伐易而成林难。”[38]29有调查揭示，“今惟内乡、卢氏一带，山岭重叠，人迹罕到之处，野林茂密，及大别山多树木外，余皆牛山濯濯”[84]卷7。《河南新志》述称：“大河南北,太行、伏牛等山脉,绵亘千里,到处童山灌灌，林木斩尽，而濒河废地弃同沙碛。往往十里、数十里中无一株拱木。此时只有信阳、罗山、光山、商城、卢氏诸县境，保留有少量的原始林木。”这一现象，曾经引起各界关注，指责毁林之失者不乏其人。民国《林县志》述称：“今山坡有土之处，多垦作荒田，栽种树木殊少。推其原因，一曰乏水难于灌溉，二曰偷窃验证于防护。以致童山濯濯，弥望皆是。”[22]卷10山民开垦陡峻山岭以及采集山产野果，伐木烧炭，采集山林野果、药材，捕捉野生动物，收益与毁坏同时并存，人们满足于眼前的收益，而无视这种收益建立在林木植被被毁的基础上，是以生态恶化为代价，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是长期的无穷灾难。
本节课主要运用了任务驱动法、情境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游戏教学法、探究教学法、分组教学法。学法有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合作学习法[3]。
水资源匮乏。河南地处中原，河流纵横，有1 500余条，分别隶属黄河、淮河、海河和长江四大水系。康乾时期，河南大力开发河运，往来交织的船只活跃了城乡经济，在主河道两岸，形成了一批著名码头、名镇大集。乾隆初年，依托贾鲁河开封朱仙镇跃居为国内四大名镇之一。晚清河南境内主要河流水流量变小，运河不能通航，河运交通中断，沿线商业镇集衰落，光绪年间的朱仙镇败落为开封县内镇集。河道淤沙堆积，土地沙碱化，进一步加重了生态恶化。
风沙危害愈演愈烈。土地盐碱化主要集中在黄河两岸。随着土地沙碱化面积的扩大，风沙危害也在加重。同治五年（1866年）出任河南巡抚的卞宝第曾说，开封，黄河屡决，水过淤沙，地土薄，每逢大风扬沙，北门外数月即积沙丈许，沙积处五谷不生。[102]卷1民国初年之河南，朔风骤起则沙尘蔽云，与直隶同。三四月间，省城无日无之，扬沙昼晦。[90]43-44开封每至秋深春初，数月间，北风怒号，天地晦冥，出则扬沙击面，尘秽满衣，入则几案盘盂间，然皆沙尘也。大风之后，北面城垣，为黄沙所掩，必为雇工修治，始能显露城堞。[38]64-65
综上所述，清代河南人应对生态环境变化采取的举措是在实践中得出的认识，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就其实施的效果来看，成效与局限并存，治理虽有一定效果，生态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最终结局却未能阻止河南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就客观方面而言，生态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清代生态问题是与土地盐碱沙化、山地童山化相伴，且与水旱灾害交织。面对生态问题引起的生存威胁，人们倾尽全力，艰苦探索，采取多种措施，治理盐碱沙地，改善生态环境，这些举措受时代技术条件与认识能力的制约，治理效果同时受到河患与山区童山化的冲击。黄河河患是导致河南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清代河患频繁，决口169次，有70次都在河南境内。气候变冷，干旱频发，黄河下游泥沙来自中上游，在中上游地区，对黄河的治理缺乏有效的管控，使其下游蒙受祸患。空前多发频发的河患，吞噬着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吞噬着生态治理的成果。再者，同一时间，清人治理河南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以农为本，重开发，轻治理，重点是开发山区，以毁林造田和煤炭陶瓷开发为支柱。这种发展思路只顾眼前利益，向自然界索取，至于这种索取会对资源与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则未能顾及。道光年间舞阳知县王德瑛曾说，先时林密土厚，遇雨即可消纳，今樵采者众，掘及根荄，以致土松，随流而下，河身上源，尽被淤浅。八里河以细流作万山之壑，势不能支。故一遇阴雨，山水霖发，直注于河，河身狭小，浩瀚无际，而数十村落遂成巨浸。[53]卷2无节制地山地开发、毁林造田带来的局部短期经济效益掩盖了它对生态全局的长久破坏。处在饥饿线上无助的人们陶醉于眼前毁林造田开矿一时之效，殊不知，正是这种持续的毁林开发，使得河南自然生态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为其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隐患，美丽富饶的中原大地也因此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成为灾害多发、地瘠民贫、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省区。
因此，在总结与评价清代河南人应对生态恶化的策略与实践效果时，必须坚持科学态度，看整体，顾大局，算总账，算长远账，不可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为当今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提供借鉴。
水利施工现场由于具备显著的复杂性，因此亟待对此予以综合性的施工管理。通过推行现场施工监管的举措，应当能在根源上消除某些潜在隐患或者其他施工风险，确保水利建筑物应有的安全性并且杜绝某些额外的水利建设成本耗费。由此可见，施工现场管理举措应当能够渗透在全过程的水利施工中，其中包含了如下的施工现场管理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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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sand Effectsof Gover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Henan Province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Xing-ya
(School of History,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0052,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process of both natur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In the Qing Dynasty,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enan Province isdeteriorated due to the floo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rapid suc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Vegetations are destroyed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becomes obvious,which mak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orsen,and affects produc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In the face of thesechanges,the Qing government takesa seriesof measures.Although someachievementshave been made,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enan Province has been slow,but the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cannot be stopped.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success of failure of Qing people's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Henan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toexploreeffective waysto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Henan;ecological deterioration;copingstrategy;effect;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72（2019）05-0093-13
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王兴亚（1936-），男，河南洛宁人，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责任编辑 程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