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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1-0110-06
一、文赋是继俳赋、律赋之后的一种新兴赋体
最早以赋名篇的，当推《荀子·赋篇》，其所收五赋皆用问答形式，各描写一件事物，前半实为四言诗，后半是单行散句，篇末点出事物的名称。赋之源有二，一为《诗经》，一为《楚辞》。荀赋即源自《诗经》。宋代有不少仿作，如欧阳修的《螟蛉赋》[1]即通篇为四言诗。其自序云，螟蛉“能以非类继之为子”，而人“羽毛形性不相异也”，“乃有不能继其父之业者，儒家之子卒为商，世家之子卒为皁隶。呜呼，所谓螟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赋》”。赋的内容与序同：“父祝之言，子莫之听；父传之业，子莫克承。父没母死，身覆位倾。呜呼为人，孰与虫灵？人不如虫，曷以人称！”梅尧臣《雨赋》、《灵乌后赋》、晁补之《坐进庵赋》、罗愿《凤赋》都是仿荀子《赋篇》、贾谊《鵩鸟赋》而作。晁补之的《坐进庵赋》[2]由四言诗和散句反诘组成：“有物于此，无梁无柱，圆广六尺。非囷囷非窌，粟米之宅。上蒙藁秸，下履瓴甋。涂墁晦外，中腹纯白。平时鼠窜，俯仰不迫。主人懵学，敢谒之客。客曰：‘此夫外丘阜而内穴谷者欤？上荷笠而下凑辐者欤？首枝撑而身纯束者欤？有登降而无阼宾者欤？……”宋赋中这类模仿荀赋的作品不少，有人把这类作品算作文赋，但这只可算是仿古文赋，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宋代新兴文赋。
两汉古赋多首尾是散文，中间是骚体赋。萧统把开头的散文部分算作赋序，苏轼却认为是赋的一部分，他在《书文选后》[3]（卷67）说：“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萧）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元人祝融《古赋辨体》卷3《子虚赋》[4]题注云：“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指《子虚赋》、《上林赋》）及《两都》、《上林》、《三都》等作皆然。盖又别为一体，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驶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远，六义渐尽，赋体遂失。”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按《楚辞》《卜居》、《渔父》二篇，已肇文体，而《子虚》、《上林》、《两都》等作，则首尾是文，而文遂甚焉。后人效之，纯用此体，盖议论用韵之文也。”宋代也有不少模仿汉赋的作品，如王禹偁的《籍田赋》、《大阅赋》，丁谓的《大蒐赋》之类，也有人把它算作文赋，但也只可算是另一类仿汉古文赋，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宋代新兴文赋。
本文所要研究的宋代新兴文赋，是指与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相类似的文赋，而不含模仿荀赋的四言赋和秦汉古赋之类的文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说，秦汉古赋之后，“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故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可见他认为宋代文赋是有别于秦汉古赋、魏晋南北朝俳赋、唐宋律赋的一种新兴赋体。就文赋的发展源流看，宋代新兴的文赋实际上是对俳赋、律赋的反动，是对秦汉古赋的复归，但它与秦汉古赋又终究不同。
二、文赋多散句而间用骚骈杂言
宋代文赋既为赋，它就具有赋的共同特点。宋代文赋的结构虽更富于变化，但并未改变主客问答的结构。欧阳修《秋声赋》设为作者与童子的问答，苏轼前后《赤壁赋》设为“苏子与客”的问答。其他的文赋也大多为问答形式。文赋一般也押韵，如苏轼《天庆观乳泉赋》[3]（卷1）的开头一段：“阴阳之相化，天一为水，六者其壮，而一者其稚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复，故水者，物之终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云，草木之含滋，漠然无形而为往来之气也。为气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咸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来，而咸者一出而不复返，此阴阳之理也。”初读似与无韵的散文无异，实为押韵之文赋，以稚、始、气、死、理为韵，或四句一押韵，或两句一押韵，韵脚都在末句的虚词前，似乎颇为自由，给人以未用韵的感觉。总之，文赋用韵不太严，不拘韵目、韵数；可以是句末韵，也可是句中韵；既可是平声韵，也可是仄声韵；可句句押韵，也可是隔句韵、隔数句韵；可以换韵，甚至不押韵。
既称文赋，它又具有不同于骚体赋、骈赋、律赋的特质。其结构的富于变化已表现出文的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多单行散句，虽间用骚体句、骈句，而多数句式为散句，并常用虚词（之乎者也矣焉哉）和联接词（若夫、于是、所以之类）。
有人说，文赋是说理赋，以议论为宗者皆文赋：“不拘其语言形式为散体、骈体或骚体，凡具‘文体’，以议论为宗，饶富情趣者，皆尽含括于‘文赋’之内。总结而言，可以说文赋等同于说理赋。”[5]文赋虽具有“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的特点，但不能说“文赋等同于说理赋”，因为宋代的律赋更是以说理、议论为宗，是以赋的形式议政，很多律赋仅从题目就不难看出是议政议军之作，如王禹偁的《君者以百姓为天赋》、田锡的《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之类。欧阳修的《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更以“指陈当世阙失，言甚切至”为特征[1]（附录卷5）。
有人说：“文赋之特征，在以古文之气势为赋，即以单行之气势运偶语，以散文之气势运韵语。”[6]这失之太浮，因为气势是很难把握，很难说清楚的，这不仅涉及文本本身是否有“古文之气势”、“单行之气势”、“散文之气势”，而且还涉及接受者自己的主观判断。
有人说，文赋是指宋赋的散文化倾向。这失之太泛。因为受宋代古文运动的影响，宋代文学诸体几乎无不有散文化倾向，所谓以文为诗，以文为词，赋也不例外，如果仅以是否有散文化倾向来确定是否为文赋，那么宋赋就都成了文赋了。因为连宋代的某些律赋也有散文化倾向，不遵守律赋规则，既不依次用韵，也不尽用骈句，并喜用虚词，所谓以古文笔法为律赋。
李日刚以为：“散赋……乃为一种纯然以散文形式，杂有韵语，而无限韵对偶规格之赋体，别于俳赋、律赋而言，一如文章中之散文别于骈文之称。”[7]这又失之太严，如果按这一标准确定文赋，那么宋代几乎没有文赋这种新兴赋体了。因为骈偶作为一种修词形式，即使不是每篇文章都有骈句，但至少是每种文章体裁都有骈句。即使大家公认的宋代文赋的代表作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也有不少骈句。如《秋声赋》[1]（卷15）的“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其色惨淡，烟霏云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赤壁赋》[3]（卷1）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是典型的骈句，哪里去找“纯然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文赋呢？
有些文赋是骚散并用，而以散句为主，如苏轼的《滟澦堆赋》、张耒《卯饮赋》、陈与义《觉心画山水赋》之类。苏轼的《滟澦堆赋》[3]（卷1）以论滟澦堆的功罪作为此赋主旨。赋中多为散句：“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观乎滟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固有以也。……”其间亦杂有骚句，多用于描写：“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於一杯。……”或用于抒发感慨：“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有些文赋是骈散并用，而以散句为主，如梅尧臣的《灵乌赋》、《鬼火赋》、李纲《后乳泉赋》、薛季宣的《大榕赋》之类。梅尧臣的《鬼火赋》[6]（卷60），除开头的“放舟於颍水之上，夜憩於项城之野。阴气四垂，而雨微下”；“噫，谓鬼为无，吾不敢谓之无；谓鬼为有，吾不敢谓之有”勉强可称为骈句外，其余都是散句。《鬼火後赋》[8]（卷19）全赋除“彼烨烨者”四排比句外，也全为散句。
而更多的文赋是骚、骈、散句并用，而以散句为主，如梅尧臣的《灵乌赋》[8]（卷60），以散句设问起：“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以骈句作答：“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继以骚句申说：“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趋；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於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
兮招唾骂於邑闾。”后幅也是骚、散相间：“乌兮，事将乖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於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殻，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像这样骚、骈、散的句式相间而又一气呵成，以骈体句式铺写物态，以骚体句式抒发感慨，以单行散句叙事议论，在宋代文赋中是比较多见的。
三、宋文赋的创作状况
欧阳修、苏轼创作新兴文赋后，这种赋体并未成为宋及宋以后赋的主体。《全宋文》所收宋赋约1400篇，堪称文赋者不足100篇。
北宋初年很少有人作文赋。宋初的辞赋大家，如王禹偁存赋27篇，吴淑存赋100篇，宋祁存赋45篇，范仲淹存赋38篇，文彦博存赋20篇，刘敞存赋30篇，但几乎都是骈赋、律赋或仿汉古赋，而没有文赋存世。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学群体为西昆派，都有赋存世，但杨亿的《君可思赋》是骚体赋，他的《天禧观礼赋》和刘筠的《大酺赋》是仿汉大赋，钱惟演的《春雪赋》是骈体赋，也没有文赋传世。
北宋古文运动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各种文体无不打上散文化的烙印，以文为赋只不过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词又一表现而已。宋人并不是有意作文赋，而是受古文运动影响自然而然形成了文赋，正如王芑孙《读赋巵言·总指》所说：“韩柳角立于唐，欧苏眉分于宋。……总文囿之大纲，即赋门之真种。”[9]因此，宋代古文运动的部分作家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文赋的代表作家，但他们存世的文赋也远较其他赋体为少。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苏洵与曾巩无赋存世。欧阳修现存赋19篇，真正可算文赋只有《秋声赋》1篇。有人把他的《红鹦鹉赋》、《螟蛉赋》、《鸣蝉赋》算作文赋，其实《红鹦鹉赋》是骚骈相兼的骈赋，《螟蛉赋》是句式整齐的四言赋，《鸣蝉赋》也以骈、骚、四言为主，偶有散句，也应算作骈赋。
如果仅从数量上看，古文家欧阳修的文赋远不如诗人梅尧臣的数量多。梅尧臣现存赋20篇，与欧阳修差不多，但有一半以上都是文赋，除前面已提及的《鬼火赋》、《鬼火後赋》、《灵乌赋》外，其他还有《乞巧赋》、《鳲鸠赋》、《鱼琴赋》、《矮石榴树子赋》、《雨赋》、《击瓯赋》、《风异赋》、《针口鱼赋》。梅尧臣这些文赋的共同特点是篇幅短、抒情色彩浓，句式灵活，但没有一篇可与欧阳修的《秋声赋》媲美，因此论及宋代文赋，人们往往举欧而很少有人举梅。
苏轼现存赋25篇，文赋仅有6篇，不足其赋的四分之一。苏轼现存最早的文赋不是大家熟知的前后《赤壁赋》，而是《滟澦堆赋》。苏辙现存赋9篇，绝对数少于苏轼；可算文赋者有3篇，这就是《缸砚赋》、《墨竹赋》、《黄楼赋》，比例反大于苏轼。他作文赋的时间也比苏轼早得多。苏轼的第一篇文赋《滟澦堆赋》作于嘉祐4年(1059)，时苏轼24岁。而苏辙的《缸砚赋》作于至和2年(1055)，比苏轼的第一篇文赋早4年；时苏辙年17，比苏轼作第一篇文赋时小7岁。为什么苏轼两兄弟的第一篇赋都是文赋，都作于青少年时代，而苏辙还比苏轼早，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苏轼的门人所谓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现存文赋也不多。晁补之现存赋9篇，都是四言赋或骚体赋，没有一篇文赋。秦观也仅有9篇赋，可算文赋的只有《寄老庵赋》一篇，是一篇四言、骈句颇多的文赋。黄庭坚存赋15篇，真正堪称文赋者也仅止《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东坡居士墨戏赋》、《刘仲明墨竹赋》3篇。在苏门四学士中，以张耒存赋最多，共32篇。与梅尧臣相似，张赋篇幅也较短。但勉强可算文赋的仅有《卯饮赋》、《哀伯牙赋》、《秋风赋》3篇，不足其赋总数的十分之一。其《卯饮赋》[10]，是一篇不足三百字的短赋，除“短脰魁腹兮，长喙旁啄，而椎髻上直也”；“盖其气盎盎，冽而浮兮；其声浏浏，和而幽兮；其质醇醇，毅以柔兮”“斥子之泉，吾泉出兮；枵吾之腹，君腹实兮”为骚体句；“既导君以良辰，又饯君以芳鲜”；“体之栗然寒者温，心之郁然结者散，已大忘于寒暑，尚何有于夜旦？”为骈句外，均为散句，全赋几与散文无异。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无赋存世，李廌现存赋10篇，有仿汉大赋、骈赋、律赋，唯独没有文赋。同属苏轼门人而不属四学士或六君子的李之仪只有两篇赋存世，而其《闲居赋》[11]倒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文赋。赋一开头就揭示了全篇的主旨：“呜呼，闲居之为乐也，乐其所可乐也；乐非其可乐，不为闲居也。”他认为潘岳作《闲居赋》，“名则是矣，而心则不闲也”；“陶渊明《归去来》，似无顷刻休息，而超然自放於造物之外，陶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居不闲而得闲居之乐也”；“孔子居乡党”，是闲居，“而乐不足以言之也”；“汉儒所记闲居燕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得之乐也”；至于那些“杜门却扫，而闾里坐视其左右；动容变色，而肉食率怀其可畏。一颦一笑，惟我之从，则言发而利害随之；一动一静，立我之异，则颐指而百罹斯值”，这种人自称“我闲居者也”，实际根本与闲居无关。
南宋文赋也不多，周紫芝是南宋初年的著名文学家，现存赋15篇，只有《招玉友赋》[12]可算文赋。前幅多为散句，通过主客对话，决定折简招玉为友。后幅四言、骈、散并用，主要抒发作者的感慨：比起那些卖友求荣，“曾岁月之几何，倏胶漆之已离”的“朋友”来，玉友却“外表表其冠玉，中屹屹而险巇。伟兹友之穆清，交逾久而益夷。岂甘醴之易坏，亦浩浩其无疵。挽夫君而与游，视馀子其奚为？”
李纲存赋22篇，有3篇文赋[13]，都是仿前人文赋之作，《迷楼赋》是仿杜牧文赋《阿房宫赋》而作，《後乳泉赋》是为苏轼文赋《乳泉赋》“理有未安”、“似是而实不然”而作。《秋色赋》序曰：“潘岳赋《秋兴》，刘禹锡、欧阳永叔赋《秋声》，玉局（苏轼）赋《秋阳》。予来闽中，七八月之交，霖雨乍晴，始见秋色，因援毫以赋之，以‘秋色’名篇。”可见此赋是仿欧、苏等前人赋而作。此赋多整齐的四言、骈句，仅以散句叙事、联缀，如“李子慨然，顾谓客曰：‘此古之所谓秋色也。’客曰：‘愿先生赋之。’李子曰：‘唯唯。’”或以散句提结，如“悲哉，秋之为色也”；“此秋色之在月也”；“此秋色之在草木也”；“此秋色之在溪山也”。仅此是不足以称为文赋的，但其末段是以散句组成的排比段，故可算作文赋：“客曰：‘美则美矣，愿先生少进之。’李子曰：‘秋，金气也，天地之所以肃杀也，其犹介胄之士，凛然有不可犯之色者耶？秋，义气也，天地之所以闭固也，其犹节概之士，毅然有不可夺之色者耶？秋日烈烈，其朝廷之士，骨骾之臣，正色以率下者耶？秋霜言言，其忠义之士，社稷之臣，厉色以赴难者耶？洒然萧然，犹山林高蹈之士，恬澹寂寞，有无求之色也。睟然俨然，犹盛德之士，正容悟物，有不可亲疏之色也。若夫广大清明，不言而令行，无为而物成，则若黼座当阳，顒顒昂昂，朝廷正而天下治，刑政修而中国强。所谓天子穆穆而凄然似秋者，其几是欤。’客曰：‘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请辞而退。”
南宋中兴四大家中尤袤存世作品甚少，没有赋传世。范成大存赋11篇（含楚辞4篇），陆游存赋8篇，均没有一篇可称为文赋。四人中以杨万里存赋最多，有赋16篇[14]，至少有一半是文赋，如《浯溪赋》、《糟蟹赋》、《後蟹赋》、《月晕赋》、《交难赋》、《压波堂赋》、《清虚子此君轩赋》、《海鰌赋》之类。浯溪源出湖南祁阳西南松山，以唐诗人元结曾居此而闻名。《浯溪赋》全赋多为散句，间有骈句。首写舟行至浯溪：“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渔舟，薄游三湘。风与水其俱顺，未一瞬而百里。歘两峰之际天，俨离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萧然若仙客之鍳清漪也；其一蹇蹇谔谔，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镬也。怪而问焉，乃浯溪也。”这里的“其一怪怪奇奇”两联为散句组成的骈句。以下描写浯溪一段则多为骈句。末为“慷慨弔古”，间有四言和骈句，而以散句为多，中心是感叹“惟彼中唐，国已膏盲”，唐之衰落是必然的。肃宗“灵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但即使肃宗不即位，“天下之士果肯欣然为明皇而致死哉？”这是不可能的：“盖天厌不可以复祈，人溃不可以复支。”最后以离去浯溪作结：“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驶於箭，回瞻两峰，江苍茫而不见。”既照应了开头，又烘托出全赋的凄冷的气氛。刘塤《隐居通议》卷4云：“诚斋先生杨文节公万里尝作古赋，然其天才宏纵，多欲出奇，亦间有以文为戏者，故不录。惟《浯水赋》言唐明皇父子事体，厥论甚当，因录其词。”
刘塤所谓“间有以文为戏者”，指他的《糟蟹赋》、《後蟹赋》之类。杨万里诗新鲜活泼、涉笔成趣，严羽称之为“诚斋体”，他的某些文赋也有同样的特点。两赋皆以食蟹为题材，《糟蟹赋》所写为熟蟹，赵子直所赠；《後蟹赋》所写为生蟹，蔡定夫所饷。清人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下评此赋云：“杨诚斋《後蟹赋》，用蔡明道误食蟛蜞委顿事，盖因饷者为蔡定夫，适与其姓合；又以杨子（扬雄）有‘一蟹郭索，後蚓黄泉’句，与己姓合，遂成一首绝妙文字。”二赋确实妙趣横生，但除感慨“以赝乱真，以远间亲”外，实无多少深意，不过是以诙谐之笔写其持蟹饮酒而已。
其他的南宋文人，或有集传世而无赋，如汪藻、孙觌、陈亮、叶适、綦崇礼、洪适、欧阳守道、魏了翁、文天祥等。或有赋传世而无文赋，如杨冠卿、陈造、程珌、洪咨夔、方大琮、刘克庄、姚勉等。或有文赋传世，但所占比例甚小，如薛季宣存赋20篇，堪称文赋者似乎只有一篇《信乌赋》[15]。这是一篇文字较长的文赋，其序云：“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好恶之不同有若是，故南北更相笑而无有订焉。走（自谓）实南人，以北人好恶为正，作《信乌赋》以辨，或庶几乎不党也。”全赋设为不有翁与主人的对话，主人“喜鹊而恶乌”，不有翁认为“福祸之来固自己，曾何咎于无知”。全赋虽多骈言、排比句，但也有大量散句错落其间，大体可算文赋。
所存文赋比例稍大的是杨简，他现存赋7篇，有3篇为文赋，这就是《广居赋》、《东山赋》、《心画赋》[16]。
欧、苏所开始的宋代新兴文赋，在宋代继之者已不多，而在元明清三代更为寥寥。正如马积高所说：“宋元以来流行的新文赋日趋衰落，隋唐以前的文赋、骈赋和骚体赋则得到复兴。”[17]（519页）“唐开始的新文赋经过宋元两代已走到尽头了。”[17]（521页）清代是“赋体复古的时期”，更少有人写作欧、苏轼文赋。
四、文赋未成气候的原因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骚体赋、汉式大赋、骈赋、律赋自产生之日起直至清末，都能香火不断，而今人推崇备至的宋代新兴文赋应者寥寥呢？根本原因是这种新兴赋体未能为多数文人所接受。元人祝尧《古赋辨体》最能代表这种意见，其卷3《两汉体上》批评文赋云：“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后代赋家之文体是已。”卷7《唐体·阿房宫赋》云：“前半篇造句犹是赋，后半篇议论俊发，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赋之本体，恐不如此。以至宋朝诸家之赋，大抵皆用此格。”又云：“杜牧《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大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毋亦恶俳律之过，而特尚理以矫其失与？”可见祝尧认为杜牧此赋已背“赋之本体”，“不可专目为赋”，而宋朝文赋，“大体皆用此格”。祝尧《古赋辨体》卷8批评宋代文赋云：“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则未见其有辨其失者。……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俳律卑浅固可去，议论俊发亦可尚，则风之优柔，比兴之假托，雅颂之开容，皆不复兼矣。非特此也，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本以恶俳，终以成文，舍高就下，俳固可恶，矫枉过正，文亦非宜。……虽能脱于对偶之文，而不自知入于散语之文。”概括起来，祝尧对新兴文赋的批评主要是指文赋已不成其为赋，失去了赋体的特征。赋是抒情文体，而不是用以论理的，而文赋“昧于情”；赋是讲究文采的，而文赋“略于辞”；赋是可供讽诵的，而文赋“无咏歌之遗音”。这就难怪宋元以来新文赋日趋衰落，而骚体赋、两汉古赋、魏晋骈赋、唐宋律赋反而得到复兴。
［收稿日期］2003-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