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过程中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其形成与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质论文,过程中论文,类型论文,领导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特质理论是领导研究的起源，[1]至今经历了兴起(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衰落(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及复苏(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2]然而其研究成果中层出不穷的特质标签已使研究者沉没其中难以自拔，同时让实践者更不知如何是从。如，对于领导特质，Bird提出了79种，[3]Stogdill提出了32种，[4]Bass提出了10种，[5]Kirkpatrick等提出了3种，[6]Yukl等提出了5种，[7]Hogan等提出了3种，[8]House等提出了4种，[9]Northouse提出了4种[10]……同时《领导力季刊》(The Leadership Quarterly)在1991-2015年发表的关于领导特质的文章共92篇，平均每年都会有近10个特质词汇出现。一种特质对领导的影响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2，11]没有一个单独的特质能够孤立起来，以区别领导者与成员。[12]不同特质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过程性地共同作用于领导。Zaccaro强调领导特质研究需要从单一、片段向整体、过程转变。[2]所以，领导特质研究不只要发现领导者所具备的特质，更要探索这些特质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使得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这些繁杂的特质标签有整体的把握。
个体特质与其社会化过程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化是其重要的基础。[13，14]社会化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1895年德国社会学家Simmel的《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用来描述个体和群体的形成过程。[15]后来，Cooley提出社会化是个体将社会及群体规范内在化的过程，从而才有个体特质的出现。[13]Merton强调了个体的主观选择性，认为社会化是个体在其社会或群体中，有选择地获取价值、态度、兴趣、技能和知识，并形成个体特质的过程。[16]Popenoe等从互动的角度提出，社会化是个体获得个性特质和学会参与社会群体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17]Parsons的行动理论关注个体基于社会秩序的意志论，认为个体的意志特征是其行动的基础。[18]也就是说，个体特质不仅依赖于而且还作用于其社会化过程。因此，领导者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发展体，[19]其特质总与其社会化成长过程密切相关。[20-22]社会化不仅涉及特质的形成，更能从其形成中探索特质的类型及其关系，从而也能够从其相互关系中探索各类型特质对领导的作用。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坎坷经历，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如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等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谱写中国企业领导乐章的成功代表。对他们的领导特质进行研究，能发现这一时代企业领导者的特质类型及其形成、关系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基于张瑞敏个案对其领导特质进行研究，探索社会化过程中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其形成、关系，旨在推进当前领导特质理论的研究，并能为实践者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启发。
一、领导特质理论研究述评
领导特质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Galton[23]的研究，认为领导特质是天生或遗传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导特质研究一直处于领导研究的主导地位。其研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基于Stogdill[4]和Mann[24]对领导特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界发现领导特质研究没有与领导行为及情境进行有效结合而存在研究的孤立性，领导特质研究随之衰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魅力型领导[25]及变革型领导[26，27]的出现，在关注领导情境的基础上又对领导特质的研究重视起来，领导特质研究得到了复苏。[2，28，29]
在领导特质研究的“兴起—衰落—复苏”的发展历程中，特质经常与人格、性格、气质及能力等联系在一起。[2，29]已有文献对特质的界定呈现出三种特点：第一，特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全面代表了个体的特征，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广泛性。Kirkpatick等认为特质是指个体的一般特征，包含能力(Capacities)、动机(Motives)及行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6]Yukl认为特质是个体的一系列特征，包含个性(Personality)、性格(Temperament)、需要(Needs)、动机(Motives)和价值观(Values)等；[30]Kassin认为特质是个体的行为模式、思维及情绪。[31]这些界定都体现了Trait范畴的综合和广泛。第二，特质之间具有复杂的、一致的关系，综合地作用于领导。这一特点体现于Zaccaro等对Trait的界定，认为Trait是稳定、可跨越组织情境的相互影响并统一为整体的个人特征。[29]第三，特质是作用于行为的。这一特点体现于Garzia的界定，认为特质是具有个体差异的、能影响于行为的个人特征。[32]综合特质的这些界定特点，本研究认为特质是广义的并整体作用于个体行为的一般特征。
随着研究的推进，琳琅满目的领导特质标签扑面而来，使研究者陷入了特质词汇的迷茫识别状态。Zaccaro等[29]对以往研究所提出的特质进行了梳理，整理出了18种领导特质，并对这18种特质进行了整合，归纳为5种特质，即认知能力、个性及动机、社交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潜藏知识，基于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又把5种特质归纳为两类特质，即远离事务行为的远端(Distal)特质和接近事务行为的近端(Proximal)特质，认为认知能力、个性及动机是远端(Distal)特质，社交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潜藏知识是近端(Proximal)特质。Zaccaro等对领导特质的分类体现了领导特质作用的整体性，虽然没有从社会化角度研究特质的聚类，但给了本研究很好的启发。
领导特质都体现着特定的社会化过程中的烙印。[33]但在已有的文献中，从领导者的社会化角度研究领导特质的文献很少，主要集中于研究某一特质对领导者成长的作用，且忽略了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的整体性。如，1991-2015年在《领导力季刊》发表的关于领导特质的文章中，仅有5篇[22，34-37]是基于领导者的社会化成长视角进行研究的。而这5篇文献还是单一地看待某种特质对领导的作用，没有整合研究各类特质之间的关系及共同对领导的影响。综合回顾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基于社会化过程研究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关系还是空白。
此外，领导特质对领导的作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领导者成长、领导有效性及各领导类型的影响，[11]除领导者成长外，领导特质对领导有效性的作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特质基于情境对领导行为的影响，[7，38-40]最为突出的是Tett等所提出的特质激活理论(Trait Activation Theory)，该理论强调个人和情境的互动，特质基于情境而选择性呈现，以实现领导的有效性。[39]特质激活理论突出了特质的情境依赖呈现，但没有明确哪些特质不依赖于情境，哪些特质是基于情境而选择呈现的，且背后的选择呈现机理还不清晰。
总体来看，现有领导特质研究主要有如下不足：(1)对领导特质之间的整体性关系研究不清晰。虽然领导特质研究已表现出从研究的单一性向整体性转变的趋势，但这个方向的研究只是萌芽，并没有明晰的研究成果。(2)社会化角度的领导特质研究还没有涉及领导特质的整体性关系及作用。虽然少数学者进行了纵向研究，但对研究的特质都是孤立的。所以，本研究从社会化的角度研究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其形成、关系，能有效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需要基于领导者的典型案例数据进行探索；二是研究问题要求本研究需要基于领导者的社会化成长过程数据进行探索。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41]案例研究则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41]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42]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进行综合分析，[41，43]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潜在的理论，比较适合解决“为什么”“怎么样”之类的探索性研究。[44，45]
Eisenhardt[42]综合前人的研究，归纳出案例研究的程序，即带着研究主题(研究主题具有宽泛意义，远离理论预设)、选择典型案例(案例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要针对于研究主题与理论)，多渠道搜集数据(综合多种数据搜集方法)，进入研究现场，分析数据(数据分析与数据搜集交互进行，关注搜集方法适时调整的柔性)，与文献进行比较，形成理论命题。因此，本研究遵循Eisenhardt的案例研究程序，从社会化的视角探索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其形成、关系。本研究过程为：(1)选择能够解决研究问题的典型案例。本研究选择海尔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先生。张瑞敏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是因为张瑞敏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之一，深受中国社会情境及文化的影响，其领导特质及行为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二是因为张瑞敏与海尔融合发展，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发展的实践者，又是中国企业发展的见证者，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有为的企业家。(2)从多渠道搜集数据，涉及文本、视频、访谈等多类数据。(3)对资料进行整理，提炼事件数据和非事件数据。(4)对多种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对每一个编码和分析都要进行讨论，最后确定。(5)与已有文献进行比较，形成理论命题。
2.案例背景
张瑞敏1949年1月出生于山东青岛，现任海尔集团CEO。1984年，他出任海尔的前身——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拉开了海尔创业的序幕。在近30年的创业发展历程中，他以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顺应时代潮流的超前战略决策带领海尔从一个负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全球化企业。海尔正在通过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创新，成为互联网时代领先的全球化品牌。
3.数据来源
本研究成立了一个包含7位研究人员的研究小组。本研究数据搜集的原则为：第一，数据能够反映领导者成长情况及历时性的事件关系，并能够直接或间接体现领导者的特质；第二，数据能够反映领导者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和特质。根据这两个原则，遵循Miles等的三角测量方法，[46]从多个数据来源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对张瑞敏及海尔高层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海尔集团的内部资料及其他关于张瑞敏的相关资料等。
(1)深度访谈
研究小组分别对张瑞敏(访谈时间为2012年7月，访谈地点为青岛)及经常与张瑞敏亲密接触的两位海尔总裁(周云杰和梁海山，两位均为男性，均在海尔工作了近26年，访谈时间为2011年8月和2012年7月，访谈地点为青岛)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小组首先对两位海尔总裁分别进行了访谈，[19]经过一年的研究后，基于研究成果又对张瑞敏及两位海尔总裁分别进行了访谈，三位的访谈每次平均时间为180分钟。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没有完全局限于访谈提纲中所涉及的问题，而是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及时对访谈问题进行了调整。
(2)资料研究
研究小组搜集并整理张瑞敏相关文本资料共112篇(其中张瑞敏个人文本16篇、专访14篇、组织文本36篇、他人文本43篇、新闻报道3篇)及相关视频8个。[19]所以，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三类，即访谈数据、文本数据及视频数据。根据这三类数据，整理出相关事件155件，其中根据能有效体现张瑞敏的领导特质及内容较丰富等原则，提炼出能充分影响或体现张瑞敏领导特质的关键事件12件，即“文化大革命(1966)”、“工厂造假(1972)”、“夜大学习(1969)”、“车间革新实验(1973)”、“临危受命任厂长(1984)”、“管理13条制度制定(1984)”、“喝酒借钱发工资(1984)”、“引进德国生产线(1985)”、“砸冰箱(1985)”、“建海尔工业园(1992)”、“在美国建厂(1999)”、“自主经营体管理模式探索(2006)”等。[19]对每个事件的选择都要经过小组讨论最后确定。
4.数据分析与编码
案例本身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事件是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关系的事务单元，[19]具有时空的特点，对于纵向的领导研究是非常适合的。[47]所以，本研究主要依据张瑞敏的关键事件数据进行分析，并参考一般事件数据及非事件数据(如张瑞敏的讲话、新闻报道、他人评论等)，同时考虑非事件数据与事件数据之间可能因时间、空间或人物的相关性而对应，进行相互补充与印证。
本研究按照“事件—互动行为—结果”[19]的问题导向分析模式对12个关键事件进行了深入探索性剖析，并对其他事件进行了整体分析。本研究的编码采用逐句编码和意义编码两种方式相结合。逐句编码是根据文本(视频已转换为文本)的字面表达意思，逐句提炼关键词，最大限度地保留和挖掘文本的原本意思。意义编码是基于对数据的整体理解，按照意义段落构建编码，重视编码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建构。本研究对访谈数据、书籍中的关键段落、个人文本中领导者的文章及讲话、重要的他人评论、关键视频采用的是逐句编码，其他数据采用的是意义编码。
根据事件及非事件数据，本研究进行了三个层级的编码，即初级编码(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概念类属编码)和核心编码(对概念类属进行系统分析归纳后的核心类属编码)。三个层级编码是对张瑞敏的领导特质逐步抽象提炼的过程，层级之间的编码抽象程度逐渐加强，前一层级编码支撑解释并包含于后一层级编码中。轴心编码和核心编码分别对应于领导特质编码和特质类型编码。为保证编码的效度，小组各成员均要进行编码，编码前对编码者进行了严格的培训，使其对编码标准的理解准确无误。编码形成后再进行比较与讨论，获得不超过80%的一致性后才最终确定编码。在轴心编码中，本研究特别注意与其他变量的区分，如价值观包含于特质中，而战略等非描述领导者特征词汇则排除在外。最后得到初级编码182个、轴心编码(领导特质)20个、核心编码(领导特质类型编码)4个。
5.研究结论的效度保证
虽然，Campbell[48]强调基于严格程序的案例研究所得结论的自由度，但是，案例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经常被人挑战，尤其是研究者的个人偏见(Bias)。[43]为预防研究的偏见性，保证研究结论的效度，本研究做到了以下五点：一是严格遵循Eisenhardt的案例研究程序，确保了研究步骤的合法性；二是数据的搜集与分析遵循三角测量原则，[46]用多渠道数据进行相互印证；三是进行连续性的数据搜集，而非偶尔的间断性的数据搜集，[49]确保数据时间关系的逻辑性，强调过程分析；四是进行事实与可选择性解释的综合比较，[44，45]针对于每个编码和分析，小组都要经过严格的讨论和比较，最终确保编码和分析的合理性；五是在与张瑞敏及两位海尔总裁访谈时也交流了，并得到了其建议和认同。
三、研究分析与发现
1.张瑞敏的领导特质及类型编码与分析
基于对张瑞敏的关键事件及相关数据的分析与探索，编码过程中多种数据三角印证，最终得到了关于张瑞敏的主要领导特质编码共20个及类型编码4个，详见表1，由于篇幅所限，初级编码没有在表1中列出。表1中所列的主要支撑数据包含体现性数据和来源性数据。体现性数据是指该特质体现于这些数据中；来源性数据是指这些数据是该特质的产生源头。所列两类数据仅是主要数据，其他相关数据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列出。由于本研究分别对张瑞敏和海尔总裁周云杰、梁海山进行了访谈，为了准确表达访谈数据，本研究在表1中把三人的访谈数据分别标记为“访谈数据1(张瑞敏访谈数据)”、“访谈数据2(周云杰访谈数据)”和“访谈数据3(梁海山访谈数据)”。表1的访谈数据有两种形式，一是受访者的原话，如“责任和诚信对张总来讲是最基本的词汇”(访谈数据2)，表示受访者海尔总裁周云杰的原话；二是基于受访者谈话内容的提炼，如“文化大革命”事件(访谈数据2)，表示受访者海尔总裁周云杰谈到“文化大革命”事件。表1所列数据中，一个数据会同时来自访谈数据、文本数据及视频数据，都在其后括号中标出。
图1 张瑞敏社会化过程中的领导特质类型及其形成、关系
本研究按照张瑞敏特质与支撑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遵循张瑞敏社会化成长的逻辑，综合分析特质之间的关系，并基于特质对领导的作用，最终把张瑞敏的特质分为四类：根源型、驱动型、思维型及事务型。特别强调的是，这四类特质划分的依据是社会化成长过程中特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领导的作用，重视过程性。张瑞敏社会化过程中的领导特质(类型)及其关系如图1所示。
表1 张瑞敏的领导特质及类型编码
(1)根源型领导特质
在领导者的社会化过程中，本研究发现一类特质积淀并固化于领导者的潜意识之中，始终影响着其领导行为。基于数据，“责任”和“诚信”，这两种领导特质形成于张瑞敏早期的关键事件(“文化大革命”及“工厂造假”事件)冲击后的感悟，积淀并固化于张瑞敏的潜意识之中，成为了其面临事务时所遵从的根本原则，至今都体现于他的领导风格之中。本研究把这类特质编码归为根源型特质，是领导特质的核心层及领导者成长的根本依赖。本研究根源型领导特质的提出，还受到价值观和特质关系理论的启发。价值观是一种关于什么是错的并能确定积极目标的信念(Belief)。[50]因此，任何与价值观相违背的行动都会导致当事人内疚。[51]Yukl认为价值观属于特质。[30]相对于个体的特质而言，价值观是内在的。[52]对其他特质起到激发和支配作用，是特质中的核心和根源。[53]因此，我们把这一类特质编码命名为根源型特质。如图1所示。
访谈数据和文本数据均呈现出张瑞敏的“责任”特质来源于“文化大革命”事件的冲击。张瑞敏(1949年1月出生)是与国同生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社会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学生们罢课，走出学堂，去各地“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及旧习惯)。1966年正读高二的张瑞敏不得不退学，成为了典型的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冲击和磨炼使得当时年轻的张瑞敏深深反思了那个时代，油然而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责任”。受访者海尔总裁周云杰特别提到“文革”这一事件说：“张总经常和我们提到‘文革’事件对他影响很大。‘责任’一词在张总的头脑之中不断积淀并固化，‘责任’应是这一代人共有的基本特征。”周云杰和梁海山从1988年开始跟随张瑞敏，张瑞敏的一些事情经常和他们提及。从张瑞敏1984年的临危受命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到打造中国的国际化品牌，再到探索自主经营体管理模式，都体现了张瑞敏对社会、企业及个人的责任。访谈时张瑞敏特别强调其要做中国的国际化品牌及探索自主经营体管理模式，这些均体现了他心中的“责任”。
访谈数据和文本数据均呈现出张瑞敏的“诚信”特质来源于“工厂造假”事件的冲击。1968年，张瑞敏高中毕业(由于是独子，不需要知青下乡)就进入了青岛一家五金厂当工人。当时所在的工厂经常出现一些上级欺骗下级、下级哄骗上级的不良现象，尤其是“推广华罗庚的优选法”运动。该运动1972年由国务院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由于是上级指定推广，为了迎合上级指示，许多企业或厂家都出现了浮夸、上下级哄骗现象。当时五金厂的许多领导者急功近利，把不可能的成果放大化，失去了对工厂和员工的责任，没有了诚信。而当时作为工人的张瑞敏基于自己的“责任”特质，深刻意识到了“诚信”的重要性，认识到管理的基本支撑点就是“诚信”，从而形成了另一重要特质——“诚信”。张瑞敏特别强调了“工厂造假”这一事件对他的影响，并回忆说：“全国搞这么一个运动，宣传推广，之后又要贯彻、学习，还要有成果。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东西。由于当时上级要求必须马上出成果，结果贯彻没几天就开始统计成果了，后来还组成了一个锣鼓队到车间里去宣传有多少多少项成果。当时工人就感到像演戏、开玩笑一样。所有干的事都可能是假的。被管理者和管理者建立不起信任，所以就是一级糊弄一级。”因此，“诚信”成为了张瑞敏重要的领导特质之一。在“喝酒借钱度年关”、“引进德国生产线”、“砸冰箱”、“建海尔工业园”等事件中能充分体现。当然，这份诚信正是由于强烈的责任感而使张瑞敏意识到并关注的。
“文革”和“工厂造假”事件都是激发“责任”和“诚信”形成的反面事件，这种激发是反向的冲击，更能够激发张瑞敏的感悟。且张瑞敏当时的身份是“学生”和“工人”，从受众的立场感悟这些对他反向冲击的事件，从而更容易形成正向的特质——“责任”和“诚信”。访谈张瑞敏时他特别强调自己思考管理是基于自己曾是被管理者(工人)身份。这说明了当事者身份对事件冲击后感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特质是张瑞敏不可孤立的、最基本的领导特质，张瑞敏的领导行为中始终都体现着这两种领导特质。“责任”与“诚信”成为了张瑞敏成长的原动力。受访者海尔总裁周云杰曾说：“责任和诚信对张总来讲是最基本的词汇，是他的发展基础”。如图1所示。
因此，本研究认为，根源型领导特质是指在领导者的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在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早期的关键事件冲击后的感悟所形成的特质，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积淀并固化于领导者的潜意识之中，具有强烈的稳定性，是领导特质的核心层，是激发其他领导特质形成的根源。
(2)驱动型领导特质
在领导者的社会化过程中，一类特质不带有价值判断，但体现了领导者的主观行为特征。如基于数据，本研究编码出“学习”、“反思”及“能动”三种领导特质。这三种领导特质不带有价值性判断，体现了张瑞敏自身的主观行为特征。且对张瑞敏的成长具有驱动作用，并能有效促进其他领导特质的形成。在最后的核心编码阶段，对这类特质的最终编码还受到了Parsons行动理论[18]的启发，该理论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特征对社会化成长的驱动作用。所以，本研究把这类特质编码为驱动型领导特质。如图1所示。
访谈数据和文本数据均呈现了张瑞敏的“学习”、“反思”及“能动”特质来源于其家庭的影响和关键事件“文革”的激发。张瑞敏的父母都是朴实的普通工人，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学习，受父母的影响，张瑞敏从小就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文化大革命”爆发，张瑞敏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那个年代更加促进了他的学习欲望和学习强度，使他形成了良好的“学习”特质。通过张瑞敏“夜大学习”事件及其博览群书的事实，我们更能看到张瑞敏的“学习”这一特质。张瑞敏说：“我一周要看两本书。”周云杰也说：“张总读书总是比别人快、多、广、新，不管在办公室还是在飞机上等其他地方，都常常在看书”。
张瑞敏的学习能力很强，且善于反思。由于生活在基层人家的周围，张瑞敏从小就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形成了自己的偏好。在“文化大革命”事件爆发后，强烈的责任感更使他反思那种现象，反思那个时代，“反思”领导特质逐渐形成。通过张瑞敏的一系列创新管理成果，我们更能看到张瑞敏的“反思”特质。受访者海尔总裁梁海山说：“张总看书时总是善于批注和反思”。通过学习获取新知，通过反思升华新知，才有了海尔的“OEC管理”、“斜坡球体论”、“人单合一”等管理成果。
张瑞敏的“能动”特质非常明显，生活在基层人家的周围，从小就具有强烈的能动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更感觉到了需要能动地去寻找自己人生之路，“能动”特质逐渐形成。通过“夜大学习”、“临危受命”、“制定管理13条规定”、“引进德国生产线”及“建海尔工业园”等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其“能动”这一特质。没有强烈的能动性，张瑞敏不会去夜大学习，不会有效改变一个濒临破产的电器厂，不会艰难融资去引进德国生产线和建海尔工业园等。
张瑞敏的“学习”、“反思”及“能动”均形成于其家庭生活的正向影响和关键事件的反向激发，并且这几种领导特质是相互联系的，“学习”来源于对事物的能动好奇与认知，“反思”需要基于学习后的新知，“能动”需要基于“学习”及“反思”后的发现，同时又是它们的基础。这几种特质对张瑞敏的成长具有驱动作用，并能有效促进其他领导特质的形成。其实，张瑞敏的根源型特质“责任”和“诚信”对这三种驱动型特质起到激发的作用，没有强烈的“责任”，张瑞敏很难形成这三种驱动型特质，但没有这三种驱动型特质，张瑞敏的根源型特质也难以固化。
因此，本研究认为，驱动型领导特质是不带有价值性判断的领导者自身的主观行为特征，往往基于关键事件的冲击、自身的偏好等产生，是形成其他领导特质的动力基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驱动型特质与根源型特质是相互作用的，根源型特质激发驱动型特质的产生，驱动型特质促进根源型特质的固化(如图1所示)。
(3)思维型领导特质
在社会化过程中，有一类特质体现于领导者处理事务时的思维模式，是其行为前的思维过滤。如基于数据，“思方行圆”和“企合”这两种特质体现于张瑞敏处理事务时的思维模式，是其行为前的思维过滤，决定了张瑞敏面临一定情境时的特质呈现选择。对于这类特质的核心编码，也受到认知理论的启发，认知理论强调对外界信息在思维中的转换，[54]因此，本研究把这类特质编码为思维型领导特质。
张瑞敏的“思方行圆”特质使他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冲突或危机。这一领导特质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及齐鲁文化的影响，另一个是实践正确验证后的正向影响。张瑞敏善于阅读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道家的“阴阳”和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张瑞敏的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访谈时张瑞敏对此强调过。齐鲁文化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组合，齐文化崇尚功利、讲求革新，鲁文化重视伦理、尊重传统。两种文化看似矛盾又辩证统一，在思维上讲求革新，在行为上重视伦理，即“思方行圆”，双元地对张瑞敏产生影响。周云杰曾提到了齐鲁文化对张瑞敏的影响。“思方行圆”特质在“砸冰箱”事件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在经历了“建海尔工业园”艰难融资等的磨炼后，张瑞敏更感到了“思方行圆”的正确和必要。“方”有三种含义：一是全面，即思考要全面；二是原则，即思考要讲究原则；三是锐性，即思考要敏锐，富有冲击性。“圆”有三种含义：一是完美，即行为要圆通；二是灵活，即行为要变通；三是柔和，即行为要讲究艺术。周云杰说：“张总总能很好地处理各种冲突。”“思方行圆”特质使得张瑞敏在面临事务时，能够根据情境呈现出相应的事务型领导特质(后面将要提到)，是“强势”还是“柔和”，是“谨慎”还是“冒险”，是“朴实”还是“机智”等。
通过研究张瑞敏与海尔的整体发展我们发现，张瑞敏的另一重要特质——“企合”，即张瑞敏与海尔融合为一体。张瑞敏的“企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无私的融合，这样的领导者在中国并不多见。“企合”特质产生于其根源型特质——“责任”。“文化大革命”、“引进德国生产线”事件强化了他依附于企业的人生之梦，成为了他的人生发展思维，使其与海尔交融在一起。基于“文化大革命”事件所产生的责任使他意识到了他对社会和企业的责任。在1985年的“引进德国生产线”事件中，张瑞敏在德国感受到了德国人对中国企业的傲慢与偏见，激发了他对企业的执着。在我们访谈时，张瑞敏曾说：“海尔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企业家，应以企业为家”。他与海尔的交融也在逐渐变化：早期，张瑞敏融于企业，追求的是把海尔做大做强，做中国自己的品牌；而今，企业融于张瑞敏，他所追求的是永远的海尔，一种超然的智慧——中国管理模式(自主经营体)，海尔是这一管理模式的实验室，变为了张瑞敏实现人生最终理想的工具。“企合”特质使得张瑞敏在面临事务时，决定他要按照企业的主线进行其他特质的呈现，与“思方行圆”特质共同决定了事务型特质的选择性呈现。
“思方行圆”与“企合”成为了张瑞敏处理事务时思维层面的特质，经过这一思维特质的过滤，最终呈现出行为层面的特质。也就是说，具备了思维层面的特质，张瑞敏会根据实时的情境表现出合理的事务型特质。
因此，本研究认为，思维型领导特质是领导者思维意识层面的特质，受传统文化和区域亚文化、关键事件的冲击及根源型特质的共同影响，体现于对待事务时的思维模式，是事务型领导特质体现于行为的前提，决定了面临一定情境时的特质呈现选择，具有相对稳定性。
(4)事务型领导特质
基于张瑞敏数据我们发现，在社会化过程中，有一类特质是在根源型特质及驱动型特质的基础上衍生而来，且仅在面临事务时呈现出来。受社会重大事件(“文革”)及组织事件(“工厂造假”)的冲击，早期的张瑞敏就打造了重要的根源型领导特质：“责任”与“诚信”。又在驱动型领导特质(“学习”、“反思”及“能动”)的基础上，在关键事件的激发或文化的影响下，衍生出张瑞敏处理事务时所体现的一些领导特质：基于数据，本研究把这些特质编码为“认真”、“果断”、“坚韧”、“自信”、“远见”、“民族气节”、“创新”、“谨慎”、“冒险”、“强势”、“柔和”、“朴实”及“机智”等。如在“责任”和“诚信”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反思，在关键事件“引进德国生产线”中德国人认真特点的激发下，在德国文化(青岛原是德国的殖民地，存有德国人的“认真”和“高标准”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张瑞敏)的影响下，形成了其“认真”这一特质。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其他事务型特质的诠释这里不再赘述，具体形成与体现详见表1。对这类特质的核心编码，也受到Zaccaro等[29]所提出的接近事务行为的近端(Proximal)特质的启发，本研究把这些领导特质编码为事务型领导特质。
这13种事务型领导特质按照在面临事务时是否选择性呈现，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于内在的非选择性事务型特质，如“认真”、“坚韧”、“自信”、“果断”、“远见”、“民族气节”及“创新”，这些特质在张瑞敏面临事务时总能够内在地存在于张瑞敏心中，并稳定有效地呈现，只是呈现的程度不同而已。另一类是根据所面临事务的情境不同及思维型特质的过滤最终呈现的选择性事务型特质，具有呈现选择性，如“谨慎”与“冒险”、“强势”与“柔和”、“朴实”及“机智”等特质，因为这些特质的表现具有选择性。张瑞敏会选择什么时候该“谨慎”，什么时候该“冒险”；什么时候该“强势”，什么时候该“柔和”；什么时候该“朴实”，什么时候该“机智”。在我们访谈时，张瑞敏说：“我的一些特征是根据需要而表现的，如我的强势发火，是根据需要来的……”。张瑞敏的“根据需要”选择是基于“思方行圆”、“企合”这样的思维型特质的过滤而最后确定该呈现哪一特质的。
选择性事务型特质看似矛盾，但又辩证统一，这体现了张瑞敏基于思维型特质过滤的行为体现。非选择性事务型特质是选择性事务型特质的基础，选择性事务型特质又反作用于非选择性事务型特质，对其进行固化。
因此，本研究认为，事务型领导特质是基于根源型领导特质及驱动型领导特质并在关键事件的冲击或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类特质，是领导者对待事务所呈现的特质，这种特质会依据思维型特质的作用而有选择地呈现于领导行为中，也可能会随着领导者的认知而改变，具有相对的动态性。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驱动型特质和事务型特质的根本区别在于：(1)驱动型特质强调的是不带有价值判断的主观行为特征，但事务型特质强调的是在面临事务时所呈现出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行为特征；(2)驱动型特质相对于事务型特质更加内在，对事务型特质的形成起到驱动作用。虽然驱动型特质中的“反思”和“能动”在面临事务时也会发挥作用，但相比事务型特质(如“认真”、“果断”、“远见”、“民族气节”、“创新”、“谨慎”、“冒险”、“强势”、“柔和”、“朴实”及“机智”等)更加内在，是一种不带有价值判断的主观行为特征，对这些事务型特质的形成起到驱动作用。因此，本研究把“反思”和“能动”归为驱动型特质。
2.张瑞敏领导特质的形成及关系机理
领导特质形成的影响因素在已有文献中已涉及家庭、教育等，[22]但并不具体，也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本研究通过对四类领导特质的分析发现，张瑞敏领导特质的形成除了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外，主要决定于其社会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冲击、不同文化的影响、基于当时身份的感悟及其领导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键事件及文化属于外部因素，关键事件对四类领导特质都产生影响，文化往往对思维型特质和事务型特质产生影响。而领导者的感悟则属于内部因素，这种感悟又与领导者的学习与反思特质紧密相关。学习和反思特质能够有效提升领导者的感悟水平。如图1、2所示。
(1)关键事件的冲击
领导者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发展体，其领导行为的整个过程包含于其人生故事(Life-Story)之中，[55]人生故事中的事件包含了领导者丰富的成长经历。事件是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关系的事务单元，包含时间、空间、人员及人员之间的互动等。[19]人会受到事件的冲击，冲击往往包含两种：一是正向作用的冲击，即正面事件所起到的冲击，如“引进德国生产线”事件对张瑞敏的正向冲击；二是反向作用的冲击，即反面事件所起到的冲击，如“文化大革命”和“工厂造假”事件对张瑞敏的反向警示。无论哪一种冲击，都要基于领导者的身份和感悟，才能对其产生影响。
无论是正向或反向冲击，关键事件对四类领导特质的形成起到了激发与固化/调整的作用(如图1所示)。激发是指关键事件对领导者的强烈冲击，在领导者感悟后形成相关领导特质。固化是指关键事件对领导者已经形成的领导特质在事件中的历练、验证或否定，最后对相应领导特质的稳定性进行固化。调整是指关键事件对领导者已经形成的领导特质在强度上的调整或质上的改变。从社会化过程来说，早期关键事件对张瑞敏领导特质的形成起到激发作用，这些往往是发生于青少年时期并对其学业及成长产生影响的社会事件(如“文革”事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组织事件(如“工厂造假”事件)及成为领导者前后的领导者主导或参与的组织事件或个人事件。领导者后期的关键事件往往对前面所形成的领导特质起到固化或调整作用。如张瑞敏在“文化大革命”、“工厂造假”及“引进德国生产线”等关键事件的冲击下，产生了许多领导特质，并在如“砸冰箱”、“建海尔工业园”、“在美国建厂”、“自主经营体管理模式探索”等关键事件中固化或调整。
(2)文化的影响
前已论述，张瑞敏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文化的重要影响。文化是一种在特定地域、基于特定群体经过历时的传递而不断精炼与调整后的共性意识，[56-58]具有三个特点：①地域性，地域决定了文化的溯源，区别了不同国界或不同地区的文化渊源；②群体性，决定了文化是一种共性意识，既精炼又模糊，精炼是群体逐渐精炼与调整的共性意识形态，模糊是由于群体意识所导致的难以准确的界定；③动态性，强调文化的历时传递与完善。生活在特定地域的特定群体需要强化自我的内部整合以达到良好的外部适应。[58]作为一个成长于文化中的个体，必然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深刻的、本质的。人既是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完善者。领导离不开文化的嵌套与影响，[59]基于张瑞敏领导特质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文化作为一种共性意识[56-58]往往对思维型和事务型领导特质产生影响。
文化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区别于国界的传统文化和区别于特定地区的区域亚文化。张瑞敏的“思方行圆”、“谨慎”、“认真”、“坚韧”、“创新”等特质分别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德国文化及齐鲁文化的影响。道家、儒家等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张瑞敏在战略、战术及处事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由于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张瑞敏因此受到了德国“认真”、“严谨”等文化的熏陶。张瑞敏出生并成长于齐鲁大地，齐鲁文化的谨慎与革新的思想对其产生了影响。
综合来讲，关键事件突出了领导者的社会化过程，文化突出了领导者成长的地域与群体，两者共同成为了领导特质的主要形成来源。关键事件具有个体性，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
(3)领导者自身的感悟
关键事件、文化、家庭、教育等均属于外部的情境因素，外部情境作用于领导特质的形成时，需要领导者自身的认知与感悟才能真正激发其特质的形成。[51]所以，领导者的感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影响因素。而领导者自身的感悟是基于当时的身份而言的，如在工厂里作为工人身份的张瑞敏，在经历了“工厂造假”这一关键事件的激发后，才感悟到“诚信”的重要，当时工人这一身份使他对“工厂造假”这一事件的感悟更加深刻和彻底。但是，领导者的认知与感悟又与其特质“学习”、“反思”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学习”和“反思”特质能够提升领导者认知与感悟的水平。所以，本研究所提出的驱动型特质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
(4)四类领导特质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发现，四类领导特质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如图2所示。关键事件、文化、家庭及教育等外部因素会影响领导特质的形成，然而，这些都是外部的诱导因素，需要领导者自身的感悟才能形成。根源型和驱动型特质在关键事件的冲击、家庭及教育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经过领导者基于当时身份的感悟而形成，两者相互激发与固化，并基于关键事件、文化、家庭及教育等外部因素共同衍生出思维型领导特质及事务型领导特质。思维型领导特质是事务型领导特质呈现于行为的前提，影响着事务型领导特质的形成与改变。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驱动型特质会有效提升领导者的感悟水平。
受到社会重大事件(“文革”)及组织事件(“工厂造假”)两个方面冲击后，早期的张瑞敏形成了重要的根源型特质(“责任”与“诚信”)和驱动型特质(“学习”、“反思”及“能动”)。这两类特质互相激发与固化，即基于“责任”和“诚信”更能激发张瑞敏的“学习”、“反思”及“能动”，反过来，“学习”、“反思”及“能动”更使得张瑞敏相信“责任”和“诚信”的重要。基于这两类特质，并在关键事件和文化的影响下，衍生出思维型特质(如“思方行圆”)和事务型特质。然而，思维型特质是事务型特质呈现的前提，如“思方行圆”这一思维特质决定了张瑞敏在面临事务时是“强势”还是“柔和”，是“谨慎”还是“冒险”，是“朴实”还是“机智”。
图2 社会化过程中四类领导特质的形成及关系机理
3.四类特质对张瑞敏的作用
基于对以上四类特质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根源型领导特质作为成长的基本准则，决定了张瑞敏与其他领导者或非领导者成长方向的不同；驱动型领导特质作为成长的自发动力，决定了张瑞敏与其他领导者或非领导者成长效率的不同；思维型领导特质作为行为的智慧识别，决定了张瑞敏与其他领导者或非领导者行为方式的不同；事务型领导特质作为行为体现，决定了张瑞敏与其他领导者或非领导者行为有效性的不同。
所以，根源型特质和驱动型特质对领导者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思维型特质和事务型特质对领导有效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强调的是，不同领导者的四类特质包含的内容有可能不同，但四类特质也有共性，分别决定了领导的成长方向、成长效率、行为方式及行为有效性。
4.基于张瑞敏领导特质研究的理论命题
由于张瑞敏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及典型性，且在中国情境下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相通性，虽然不同领导者的具体领导特质会有所不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其形成、关系命题，具有一定的一般性。因此，基于对张瑞敏的研究得到以下一般性理论命题：
H1：领导者的社会化过程中，领导特质表现为四种类型：根源型、驱动型、思维型及事务型
根源型领导特质是在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早期的关键事件冲击后的感悟所形成的特质，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积淀并固化于领导者的潜意识之中；具有强烈的稳定性，是领导特质的核心层及领导者成长的根本依赖。
驱动型领导特质是不带有价值性判断的领导者自身的主观行为特征，往往基于关键事件的冲击、自身的偏好等产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形成其他领导特质的动力基础。
思维型领导特质是领导者思维意识层面的特质，形成于传统文化和区域亚文化、关键事件的冲击及根源型特质的共同影响，体现于对待事务的思维模式，是事务型领导特质体现于行为的前提，决定了领导者面临一定情境时的特质呈现选择，具有相对稳定性。
事务型领导特质是基于根源型领导特质及驱动型领导特质并在关键事件的冲击及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类特质，是领导者对待事务时所呈现的特质，这种特质会依据思维型特质的作用而有选择地呈现于领导行为中，具有相对的动态性。
H2：领导特质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其社会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冲击、文化的影响、基于当时身份的感悟及其领导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事件对四类领导特质的形成起到了激发与固化/调整的作用，文化往往对思维型和事务型领导特质产生影响。
H3：四类领导特质的形成及关系机理是：根源型和驱动型特质在关键事件的冲击、家庭及教育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经过领导者基于当时身份的感悟而形成。两者互相激发，互相固化，并基于关键事件、文化、家庭及教育等因素共同衍生出思维型及事务型领导特质。思维型领导特质是事务型领导特质呈现于行为的前提，影响着事务型领导特质的形成与改变
H4：根源型和驱动型领导特质共同决定了领导者的成长方向和效率，是区别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关键。思维型和事务型领导特质共同决定了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有效性，是区别有效领导者与无效领导者的关键
四、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实践意义
1.理论贡献
本研究对领导特质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使当前领导特质的整体性研究更加清晰。Zaccaro等把特质分为近端和远端特质，[29]但近端与远端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明确，对领导产生作用的过程也并不清晰，更没有从社会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本研究超越了Zaccaro等对领导特质整体性的研究，基于领导者的社会化过程对领导特质进行了分类，并清晰地描述了各类特质之间的关系及其整体对领导的作用。
第二，本研究基于社会化过程揭示了领导特质的形成及关系机理，虽然已有文献涉及了家庭、教育等影响领导特质形成的因素，但并不具体，也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本研究超越了已有领导特质的纵向研究，从整体角度揭示了领导者社会化过程中领导特质的形成及其关系。
第三，本研究延伸了特质激活理论。特质激活理论强调个人和情境的互动，特质基于情境而呈现。[36]然而特质激活理论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哪些特质基于情境呈现，哪些不依赖于情境，且背后呈现的机理没有清晰说明。本研究从思维型特质和事务型特质的关系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选择性事务型特质是基于情境而呈现的，但其呈现的前提是要通过思维型特质的过滤进行最后选择。
第四，本研究明确区别了有效领导者与无效领导者及非领导者的类型特质。已有文献从单一的特质进行研究，无法也不可能确定区别有效领导者与无效领导者及非领导者的特质。本研究明确得出根源型领导特质和驱动型领导特质共同决定了领导者的成长方向和效率，对领导者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区别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关键。思维型领导特质和事务型领导特质共同决定了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有效性，对领导有效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区别有效领导者与无效领导者的关键。
总之，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在于呈现了领导者社会化过程提到的四种领导特质类型的形成及关系，同时揭示了其对领导的作用。
2.实践意义
本研究结论能够为现实中企业领导者的培养和发展提供有效启发。已有的领导特质理论和研究没有从社会化的角度对领导特质进行聚类，过多地强调区别于非领导者或无效领导者的特质，实践者面对错综复杂的特质标签无所适从。本研究中四类特质的提出、对其形成及关系机理的揭示能够为现实中的实践者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提供规律性的知识和帮助。
五、结论与展望
张瑞敏的案例已被学界广泛研究，但未曾涉及对张瑞敏社会化过程的纵向研究。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基于张瑞敏的社会化过程研究了其领导特质，探索了领导特质的类型及其形成、关系，并分析了其对领导的作用。对领导特质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研究结论弥补了已有文献的缺陷，并能为实践者提供有效的借鉴。
后续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多案例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现有结论；二是基于四类领导特质的关系及作用，探索领导者的领导模式；三是对领导角色及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系统关注“情境—角色(认知)—特质—行为”的全景关系和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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