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产能共享多元协同治理研究
“河北省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与化解：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组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经济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摘 要： 产能共享是共享经济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对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利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 框架）对产能共享的制度框架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外部变量、行动舞台和行动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建议政府应该尽快进行制度创新，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产能共享交易双方的利益，推动建立具有高知名度的行业性产能共享平台，共享国有企业优质资源，积极发展互联网技术，从而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降低产能共享的交易成本。
关键词： 产能共享；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交易成本
一、引 言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桎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难题。2018年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而产能共享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重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中国经济未来潜力的新经济形式。发改委在《关于推动发展第一批共享经济示范平台的通知》中强调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分散的生产资源进行共享利用，从而实现生产能力共享。根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共享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我国制造业产能共享的市场规模高达4120 亿元，比去年同比增加25%，以小微企业为主的20 万家企业使用了提供产能共享服务的平台。这说明制造业的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目前我国产能共享主要处于市场引导的企业自发建设状态，缺乏政策导向和政府支持，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监管的制度创新仍落后于共享经济平台技术的快速发展。产能共享既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又是生产制造领域的共享经济，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国家对于产能过剩的治理和产能共享平台的构建属于公共治理范畴。本文将在现有产能共享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简称IAD 框架）来分析产能共享外在和内在的制度要素与结构，构建产能共享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探讨各个制度要素对于产能共享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国家产能共享平台的建设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供有效建议。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一）关于产能共享的文献综述
虽然产能共享目前还处于早期的实践探索阶段，但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发展根源、主要运营模式、影响因素等方面探讨产能共享。《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发展分析报告》中指出生产能力分享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不同企业闲置的生产能力进行整合，实现产品需求方和生产供应方有效对接的新型生产模式。根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共享发展年度报告》，我国目前制造业产能共享的对象主要包括设备共享、技术服务共享、生产能力共享以综合性服务共享等。吴岱蔚等（2018）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对政府优化共享经济平台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围绕平台建设投入效率、建设成本以及消费者行为等方面对政府优化共享经济平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Singh 等（2012）构建了一个MILP 模型，用于确定产能需求和最具成本效益性的产能共享措施。Kádár等（2018）通过构建一个结合基于Agent 技术的控制中心、匹配算法和协同IT 平台的分布式产能协作框架，认为企业通过产能共享提高了其资源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Renna（2013）利用Monte Carlo 方法进行产能决策，得到与其他工厂的网络合作使得产能利用率更高的结论。Qin 等（2018）认为产能共享会使产能不足的企业利润增加，而对于产能过剩的企业，产能共享在其收入分成率较大的时候反而会降低其利润。Yang 等（2017）构建了非合作序贯博弈模型，分析了成本共享合同下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产能投资问题。Yu 等（2015）构建了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在企业异质的工作内容和多样的服务环境中进行产能共享的好处。Yilmaz 等（2017）提出了在进行产能共享时企业协同网络（CNS）中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基本框架。谈判模式（Wang 和Wang，2012），企业的初始产能水平（Bhutta 等，2003），收入分成率（Qin 等，2018），合作期限（Kogan，Charles 和Tapiero，2009）等因素影响了企业关于是否进行产能共享及产能共享占总产能份额的决策。
取药等待时间太长，专责小组经过数据分析也拿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医院药房空间设计布局不合理。药房引进容量大、结构合理的药架，改造药房内部布局，设计科学配药走线。”林茜指出。
（二）关于IAD 框架的文献综述
IAD 框架是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Ostrom（1996）提出的用于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工具。目前IAD 框架主要的应用领域有环境监管与治理，旅游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系统管理等方面。Ostrom 主要用利用IAD 框架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Zhang 和Zhao（2019）利用中国四个郊区社区和家庭的调研数据，运用IAD 框架，实证检验了家庭在垃圾处理检测方面的意愿和实际活动。Grafton 等（2019）在IAD 框架的基础上评估了全球五个国家的水资源改革，提出了水资源治理改革框架（Water Governance Reform Framework）和在水资源治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七个关键性因素。Lammers 和Hoppe（2019）运用了IAD 框架和因果追踪方法对荷兰四个城市案例的数据进行了分析。Bhargava（2019）探讨了如何破解湖泊开发与保护所面临的物理、制度和社区因素的困境。Ostrom 等（1993）提出了一种系统地比较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替代制度安排的方法，揭示了多中心制度相比于完全集中或分散的制度的优势。何凌霄等（2017）利用IAD 框架考察了农村干部与群众关系、制度规则等因素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维护意愿的影响，首次在农户参与意愿研究中纳入了制度规则这一因素。IAD 框架除了在以上领域的应用之外，也有学者将IAD 框架引入了社会经济政策、产业和金融发展、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分析。例如谭江华（2016）运用了IAD 框架分析了预算改革这一制度内在的制度要素及结构。冯朝睿和王上铭（2018）建立IAD 嵌入式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而构建了基于IAD 框架的精准扶贫新模式。聂飞（2015）从IAD 框架的七类应用规则出发，结合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真实情况，探讨了我国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及其制度与规则成因。
综合来看，国内外目前鲜有以IAD 框架为基础分析产能共享的制度框架的文献。既有的关于产能共享的文献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考虑企业决策的外部变量、决策的通用规则、决策者的决策过程等要素。因此，本文将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将IAD 框架引入对产能共享的分析，理清产能共享的制度框架，并提出解决我国产能共享不足之处和促进我国产能共享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产能共享的制度框架
产能共享属于共享经济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交易成本更低的制度安排代替交易成本偏高的制度安排。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产能共享，以较低的交易成本促成了产能过剩企业与产能不足企业的相互匹配，减少了摩擦性产能流失，提高了产能利用效率。但由于制度创新的速度较慢，我国的产能共享领域目前存在着缺乏有效监管、缺少相关法律条例、共享产能的范围界定不清、共享平台推广缓慢、知名度低等问题。
产能共享的行为是拥有不完全信息的参与人在有限理性下做出的决策。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目标，外部环境和目标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在产能共享的过程中，参与人的行为主要有确定不足（过剩）产能的数量，确定需求（供给）的产能数量，通过产能共享平台匹配供给方（需求方），通过实地考察等全面收集相关信息，根据所拥有的信息评估具体的产能共享协议的成本和收益，与供给方（需求方）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将过剩产能投入生产制造过程。
其中，产能共享的外部变量是政策实施外部条件的统一体，包括实行产能共享的自然物质条件，社会经济属性及其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通用制度规则。产能共享的自然物质条件指的是相关企业和平台所拥有的建筑物、运输工具、机器设备、存货及技术条件等物质资本。产能共享的社会经济属性指的是企业所处的环境中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性质、群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偏好等。产能共享的通用制度规则指的是参与人的共同协议，主要包括七类规则：边界规则、位置规则、决策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支付规则、范围规则。
产能共享的行动舞台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和动态博弈的社会空间，用于企业间在实现各自目标的基础上共享产能、交换商品和服务。产能共享的行动舞台包括产能共享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情景。行动者主要包括政府、产能过剩企业、产能不足企业及产能共享平台，这些主体结合行动情景来评估自己的地位、信息、支付和潜在结果，从而做出符合现利润最大化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决策。行动情景指的是产能共享的内部环境，包括行动者、地位、行为、信息、支付、控制、潜在结果。
根据Chemeor中的数学模型，结合室内实验结果，得到模拟用的化学驱参数，主要包括聚合物粘度参数、聚合物及表面活性剂吸附参数和注入体系相对渗透率参数。
马国平放下望远镜，当机立断地命令陈山利、牛力军、恭建兵三人迂回过去，堵住日军下山路，他亲率人马前后夹击
产能共享的社会经济属性指的是企业所处的环境中的社会经济因素，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性质、群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偏好等。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根源在于体制扭曲和结构失衡。例如，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曾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多数民营企业逐渐显现出成本优势，并不断扩张产能侵蚀高成本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导致相对低效率国有企业出现产能过剩。而有时，某些地方官员为了维持一方的“经济增长”和国有企业的地位，出台大量不正当干预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扶持，从而使国有企业拥有扩张产能的外部激励。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失衡，使得一部分企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部分企业出现了产能不足，生产制造领域的共享经济就此应运而生。从群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偏好的角度来看，不同群体的产能共享偏好存在差异。政府促进产能共享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闲置产能，增加社会总产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企业的目标则与政府大相径庭，企业共享闲置产能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润的最大化，还考虑到与其他企业的互惠承诺、企业社会责任等因素。参与人的行为规范由产能共享的相关政策、法律和社会规范来定义，受各地文化的影响较大。
图1 产能共享IAD 框架
数据来源：Ostrom E.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四、制度环境：产能共享的外部变量
产能共享的外部变量及制度环境是影响产能共享的重要因素，只有明确外部变量才能明确地探索产能共享的制度逻辑。产能共享的外部变量可以分为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属性和通用制度规则。
对于产能共享这一过程，行动者主要包括政府和企业。政府主要起了监管者和倡议者的作用，促进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监督产能共享平台规范运行。企业在产能共享过程中是产能共享这一新型商业模式的主要开拓者和建设者，也是互联网技术的主要革新者。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与相互的产能合作中，促进了范围更大、效率更高、更加精准的生产与服务资源配置。
（一）产能共享的自然物质条件
产能共享的行动舞台包括产能共享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情景，是产能共享IAD 框架中参与人进行决策的制度空间。行动舞台对产能共享的主体及各个主体的目的进行了分析。
2.3 效益分析 虾稻鳜综合种养模式中，水产动物的效益较好，其中虾效益占总效益的42.4%，鳜鱼综合效益(鳜鱼+饵料鱼效益)占总效益的46.1%，共占总效益的88.5%；水稻效益仅占总效益的11.5%，该模式投入与产出比为1∶2.1(表4)。水稻单作模式投入15 075元/hm2，产值21 450元/hm2，其中田租占总投入的50%左右，利润在6 375元/hm2左右，投入与产出比为1∶1.4，其经济效益低于虾稻鳜综合种养模式。
（二）产能共享的社会经济属性
产能共享的绩效评估是对产能共享这一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的综合性评估，包括产能共享过程中参与人的行为模式，在此行为模式下的行动结果以及产能共享的绩效评估标准。在传统经济学下，参与人的行为模式是基于严格的理性人假设的，无法完全应用于现实情况。Fehr 和Schmidit（1999）认为存在个体在决策时不仅受利己动机的驱动，而且还厌恶不均等的结果。也就是说，参与人在产能共享政策下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参与人在进行决策时的偏好和效用不仅仅受自身利益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偏好及互惠承诺的影响。行动结果指的是参与人在其特定行为模式下的收益。产能共享的绩效评估标准是评估各个企业产出水平和社会产能利用率的准则。具体的产能共享IAD 框架总结如图1 所示。
（三）产能共享的通用制度规则
产能过剩企业是过剩产能的提供者，产能不足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支付给产能过剩企业 单位的货币，换取相应的产品或者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制造，将产品出售给下游企业或者消费者，获得 单位的收益。只有当提供者所用的过剩产能满足需求者的需求且总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交易才可能达成。供给者在交易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决定了共享的产能的类型和数量，具有较强的控制权，而需求者无法完全根据自身意愿进行决策，处于相对较弱的控制地位。产能过剩企业在这一交易过程是产能类型和成本等相关信息的私有者，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产能不足企业则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产能过剩企业支付的成本和收益分别是生产成本、放弃过剩产能的机会成本以及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产能不足企业支付的成本和收益分别是支付给产能过剩企业的货币、搜寻成本、匹配成本及外部收益。较高的外部收益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是产能需求者促成产能共享交易的主要动力之一。
图2 产能共享通用规则制度作用模型
数据来源：Ostrom E.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产能共享的边界规则界定了参与产能共享的参与人的数量（例如：政府和企业），以及这些参与人如何进入和退出产能共享的决策过程。位置规则定义了参与人在产能共享计划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例如：项目负责人、项目监管人）。决策规则具体说明了可以在特定时间点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例如，根据非正式协议或政策文书、法律或条例采取的行动。信息规则指定各个参与人可获得的有限信息的数量、类型和内容以及如何使用和共享这些信息来达到其目的。聚合规则定义各个参与人决策的内容，主要说明参与人是否与其他参与人进行合作。支付规则详细地说明了参与人从其特定的行动和结果中产生的成本和收益，例如生产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及经济利润在参与人之间的分配状况。范围规则定义了产能共享潜在的结果及其所有权和性质。在我国的产能从“独享”到“共享”的发展进程中，产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产生了分离，其范围规则变化较大，容易发生产权纠纷。因此，这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近几年，我国的产能共享技术及其平台以较快的速度不断发展，这主要得益于由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外部效应。互联网产能共享平台的搭建使得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企业的交易成本降低，改变了支付规则和聚合规则，促成了企业之间的合作。
五、制度空间：产能共享的行动舞台
在本文，产能共享的自然物质条件指的是相关企业和平台所拥有的建筑物、运输工具、机器设备、存货及技术条件等物质资本，即企业所拥有的物质资源。企业的物质资源由企业的经验年限、经营规模、生产规模及投资规模共同决定，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主要是指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物质形态的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生产资料、建筑物、存货、计算资源（服务器）等各种企业资源。有形资源一般具有较长的使用年限和较大的价值，是构成企业产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形资源指的是不具有明显的物质形态的企业资产，包括知识、技术、信息、商誉和人力资源等。无形资源虽然没有具体的形态，但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经营管理效率则共同决定了企业作为产能共享这一过程的参与人所做出的决策。拥有过剩资源和生产能力的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向社会开放自身优势资源，产能不足的企业则利用这些资源满足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过程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再分配，提高了社会的产能利用效率，解决了产能不足，企业缺技术、缺人才、缺设备等问题，也解决了产能过剩，企业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
（一）行动者
国家实行的去杠杆、高基建的政策，让金融业手握巨量资金却无投资渠道。实体经济本可以通过贷款和融资来缓解生产和经营的危机。但是当前实体经济难贷款、难融资、易负债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此处实体经济指中等规模下的中小型民企)。根据现有的实体经济信贷渠道，民营企业可以选择：(1)支付比政府规定的贷款利率更高的利率，从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获得信贷；(2)通过民间信贷渠道或者其它金融机构获得外部融资。实体经济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天然具有风险性，因此难以从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内部获得充足的信贷，社会融资利率较高且存在非法集资风险。实体经济融资渠道狭窄且融资总量受限严重。
（二）行动情景
行动情景指的是产能共享的内部环境，包括行动者、地位、行为、信息、支付、控制、潜在结果。本文主要分析产能共享过程中行动者分别为产能过剩企业和产能不足企业的情况下的行动情景，基本要素如表1 所示。
表1 产能共享企业的行动情景
通用制度规则通常是在不断重复的行动情境内的个体为了改善结果而有意识地改动情境结构的过程中产生的。产能共享的通用制度规则指的是参与人的共同协议，主要包括七类规则：边界规则、位置规则、决策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支付规则、范围规则。这七类规则共同作用于产能共享行动情景中的七个要素，具体作用模式如图2 所示。
六、制度评价：产能共享的行动绩效
各个身份的参与人在外部变量的影响下通过行动舞台进行产能共享，得到一定的产出。产能共享这一政策是否能够减缓产能过剩的程度甚至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体系。因此，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产能共享的绩效评估，这是对产能共享这一公共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收益的综合性评估，包括产能共享过程中参与人的行为模式，在此行为模式下的行动结果以及产能共享的绩效评估标准。
（一）行为模式
为理清产能共享的制度逻辑，积累产能共享的经验知识，评估产能共享的实践成效，本文将运用IAD 框架（Ostrom，1996），阐述产能共享的制度框架。产能共享的IAD 框架包含产能共享的外部变量，行动舞台和绩效评估。
（二）行动结果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中，行动结果是各个行动者依据外部变量，通过行动舞台做出决策所得到的产出水平。换句话说，行动结果指的是参与人在其特定行为模式下所得到的收益。从微观上来看，对于产能过剩企业，其通过共享产能获得的收益便是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对于产能不足的企业，其收益为从消费者或下游企业得到的收益。从宏观上来看，产能共享的行动结果是社会总产能利用效率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催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评估标准
产能共享的绩效评估标准是评估其行动结果和产能共享效率的准则。评估标准包括定性的评估标准和定量的评估标准。对于产能共享效率的定性评估可以通过对比进行产能共享前后企业的利润总额、利润率的提升与否来判断参与产能共享是否提高了该企业的效率。定量评估可以通过利用峰值法、生产函数法、DEA 模型、随机前沿分析法等来测度例如企业产能利用率、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综合对比这些指标在参与产能共享前后的变化来定量分析其影响。
七、政策建议
（一）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产能共享交易双方的利益
由于产能共享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了物质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容易导致产权的纠纷。近几年我国如“ofo小黄车”等共享经济领域的乱象有目共睹，这对创造良好的共享经济交易环境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此外，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交易也存在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的产能共享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关于产能共享平台建设的相关制度和法律，而共享经济领域的乱象也正是因为政策及制度创新远远慢于科技更迭的速度。政府应该加速对于相关政策的创新，加强对目前存在的产能共享平台的监管，明晰产权的界限，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从而通过产能共享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
本方案是由三列结构相同的双层轮对存放装置组成，用于标准轨距机车轮对的存放（如SS4、HXD1、HXD3等），也可用于各种标准轨距的车辆、地铁轮对的存放，非常适合机车检修单位现场使用。存放数量可以按用户需要进行定制，所存放的轮对可带有轴箱和抱轴箱，每条轮对重约4吨，每条轮对均可单独吊运取出。
（二）政府推动建立具有高知名度的行业性产能共享平台
我国目前的产能共享大多是通过企业自发建设的产能共享平台实现的，这些平台的行业和区域布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产能共享起步晚，目前也缺乏具有高知名度的产能共享平台。从行业上来看，我国目前产能共享主要以制造业为主，而服务业的占比较小。而不同行业对于原材料、技术、设备、制造过程及信息的要求差距较大，且各个行业的行业标准各异，难以为其订立统一的评价标准。如制造业中的纺织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在所需资源、生产流程、制造工艺和生产管理上差距较大。因此，由企业自发建设的混合行业的产能共享平台存在知名度低，专业度低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应该由政府来积极推动建立行业性产能共享平台的建设，整合各个行业所需的优质生产资源，从而实现行业内各个企业的协同发展。
（三）共享国有企业过剩的优质资源
根据人大国发院政策简报——《国企产能过剩的量化分析》所测度的139 个三位数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出非国有企业的20%-40%左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所拥有的优质生产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或者其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需求并不匹配，这就造成了产能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因此，许多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存货堆积，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等问题。目前我国产能共享的参与者主要是私营企业，鲜有国有企业共享其过剩产能，这就造成了优质资源的严重浪费。政府应该共享国有企业的一部分优质资源，在减缓国有企业因产能过剩所导致的亏损的同时促进我国私营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总产出，提高社会总福利。
（四）进一步降低产能共享的交易成本，发挥优势
早期，由于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限制，共享经济的交易成本显著高于独享经济。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产能共享平台的建立，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成本显著下降，过剩产能的需求企业和提供企业的匹配的难度更小，产能共享的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政府应该推动产能共享平台相关企业产能数据库的建立，引导各个参与其中的企业及时更新自己的资源状况，实现信息的有效整合，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②《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我国与世界强国陆军之间的差距，表面上看是装备技术，根本上讲是军事文化。大力培育与建设强大现代化新型陆军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是赢得军事竞争主动的关键所在，是形成部队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破解矛盾问题的根本途径。
（五）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互联网技术革新
互联网技术是构建产能共享平台的核心，推动互联网技术革新是推动产能共享发展的关键。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该合作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推进信息化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产能共享平台的推广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从而能吸引更多企业利用这一平台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困局，实现范围更大、精度更高的资源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冯朝睿，王上铭.主动协商型扶贫：基于IAD 框架的精准扶贫新模式分析[J].学术探索，2018（5）：81-87.
[2]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制造产能共享发展年度报告（2018）[R/OL].（2018-02-27）[2018-3-21].http://www.sic.gov.cn/News/568/8874.htm.
[3]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R/OL].（2016-02-28）[2016-2-29].http://www.sic.gov.cn/News/568/6010.htm.
[4]何凌霄等.制度规则与干群关系：破解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行动的困境——基于IAD 框架的农户管护意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7（1）：10-22，111.
[5]聂飞.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制度与规则分析——基于IAD 框架的应用规则模型[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4）：18-23.
[6]谭江华.预算改革的制度逻辑——基于IAD 框架的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6（2）：117-123.
[7]吴岱蔚，马清，许恒.政府优化共享经济平台的福利经济分析——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视角[J].产业经济评论，2018（4）：5-12.
[8]王群.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评介[J].经济学动态，2010（4）：137-142.
[9]张林.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16（9）：90-100.
[10]张卫东，卜偲琦.由独享到共享的制度逻辑[J].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3）：49-57.
[11]Bhargava M.Interactive Governance at Anasagar Lake Management in India：Analyzing Using Institutional Analysis Development Framework[M].Interactive Approaches to Water Governance in Asia.Springer，Singapore，2019：197-225.
[12]Bhutta K S，Huq F，Frazier G，et al.An Integrated Location，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Model for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3（3）：201-216.
[13]Fehr E，Schmidt K M.A Theory of Fairness，Competition，and Cooper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3）：817-868.
[14]Grafton R Q，Garrick D，Manero A，et al.The Water Governance Reform Framework：Overview and Applications to Australia，Mexico，Tanzania，USA and Vietnam[J].Water，2019（1）：137.
[15]Kádár B，Egri P，Pedone G，et al.Smart，Simulation-Based Resource Sharing in Federated Production Nnetworks[J].CIRP Annals，2018（1）：503-506.
[16]Kogan K，Tapiero C S.Optimal Co-Investment in Supply Chain Infrastructure[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9（1）：265-276.
[17]Lammers I，Hoppe T.Watt rules？Assessing Decision-Making Practices on Smart Energy Systems in Dutch City Districts [J].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2019（47）：233-246.
[18]Ostrom E，Gardner R，Walker J，et al.Rules，Games，and Common-Pool Resources[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9]Ostrom E，Schroeder L，Wynne S.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M].Westview Press，1993.
[20]Renna P.Capacity Investment Decision by Monte Carlo Approach in a Cooperation Networ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2013（21）：15.
[21]Singh G，Sier D，Ernst A T，et al.A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for Long Term Cexpansion Planning：A Case Study From The Hunter Valley Coal Chain[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2（1）：210-224.
[22]Wang K J，Wang S M.A Negotiation-Based Capacity-Planning Model[J].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and Cybernetics，Part C（Applications and Reviews），2012（6）：983-993.
[23]Yang F，Shan F，Jin M.Capacity Investment under Cost Sharing Contra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7（6）：278-285.
[24]Yilmaz I，Yoon S W，Seok H.A framework and Algorithm for Fair Demand and Capacity Sharing in Collaborative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7（6）：137-147.
[25]Yu Y，Benjaafar S，Gerchak Y.Capacity Sharing and Cost Allocation among Independent Firms with Congestion[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5（8）：1285-1310.
[26]Zhang Z，Zhao L.Voluntary Monitoring of Households in Waste Disposal：An Applic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J].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9（143）：45-59.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9.01.05
文章编号： 1672-3309（2019）01-31-09
※ 基金项目： 本文受“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项目“河北省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与化解：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支持。该项目受陈俊龙副教授指导，项目负责人是汪雅洁。同时，该文也受到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河北省去产能过程中最优政府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2018501047）的支持。
标签：产能共享论文;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论文; 交易成本论文;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