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域下我国体育分类的历史流变
——兼论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
刘桂海，顾 帅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从思想史视角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分类内容及思想进行谱系性考察。研究认为：“体育分类”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①凸显体育军事化思想的分类；②引入体育教育化思想的分类；③彰显体育“本土化”思想的分类；④赋予体育“使命化”思想的分类；⑤呈现体育“多元化”思想的分类。体育分类的历史演变浓缩了我国体育“本土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也暴露出我国体育分类研究受到实用性、工具性思想的掣肘。启示：需要重新界定“体育分类”概念，解构和重构体育分类研究问题域，构建体育分类研究新范式。同时，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加强体育基础性理论研究。
关键词： 体育分类；体育思想；体育本质；本土化；实用主义；学科体系
1 引言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是新时代体育学人担负的学术使命。体育学科体系建设关系到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合理分工，需要顶层设计、科学分类。涂尔干说：“分类，是把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包含或排斥关系的过程。”[1]分类不仅是人类认识事物相互关系的理想取径，更是把握事物本质属性的重要方法论，“分类不仅要确定某个类型与其他类型有何不同，还要给出定义。”[2]分类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西方哲学的古典划分、中世纪的三学科和四学科，还是中国从“六部”到“四部”，分类都呈现着对特定知识体系的理解和诠释。而且，分类还蕴含着一种知识权力，正如思想史学者葛兆光所言：“分类也包含着一种知识的权力的形成，使之成为有权力的知识。”[3]
今年以来，烟台市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市委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在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切实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充分彰显了“人大作为”。
作为体育学研究的基础课题之一，“体育分类”指以体育的本质属性为准则，对体育领域中各种表现形式的活动进行区别并确定其归属[4]。科学的体育分类有助于甄别不同类型体育的内容，进而指导体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揭示体育活动的内在规律，拓展对体育现象和本质的认识。由此可见，体育科学分类是构建体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体育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公立医院作为一个经营管理的医疗企业，对于经营的月度目标、年度目标以及相应的效益指标，整个的系统管理需要进行全面的管理编制，并进行预算支出，从而进行资金管理，实现成本的有效管控。对于预算管理项目的运作，其中财务部门工作人员需要进行一种系统的判断并结合实际情况的需求进行考虑，从而形成医院总预算，在这个阶段，预算管理工作是对项目进行分解，并综合形成管理，实现对公立医院的整合运行管理特点，在这个过程中适当通过患者满意度以及相关的投诉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来控制管理绩效评估，从而在员工的动员上起到一定的参照。
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对体育概念、本质等“元理论”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分歧较大。体育分类以体育概念为逻辑支点，因此，探究分类背后的思想成为阐发我国体育概念认知的路径之一。当前我国教科书将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俗称“三分法”。其实，从证伪视角分析便可发现“三分法”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学校体育中存在竞技体育；从马克思社会观视角分析，所谓“社会体育”是伪概念，因为体育是人的体育(不存在动物体育)，一切体育都是“社会的”。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就好比将人分为“非洲人、男人、白人”一样逻辑。不可否认，当下我国体育分类研究活力略显不足且低水平重复，具体表现为建构意识匮乏、研究视角单一、划分模式固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学科体系的乱象。正如思想家斯金纳所说，不要过于纠结概念分析和逻辑推演,要将视线投向历史。实际上，早在1919年，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体育分类”的研究，百年来，体育分类在时空中变动不居，在历史维度上分类方式不断推演，在社会维度上分类内涵不断丰富，不同时期各异的体育分类，背后激荡着思想的浪花。因此，对“体育分类”进行谱系性考察，追踪这些体育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试图描绘出一幅“体育分类”历史流变图，目的是探寻不同时期体育分类背后的思想演进，为我国体育分类研究提供历史视角与智慧。
2 我国体育分类的历史演进
民国时期，我国经过洋务运动对西方器物层面——兵操的借鉴、维新变法对西方制度层面——体育教育制度的模仿，体育现代化上升至思想层面的改造。随着1922年全国体育研究会的成立，体育思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新局面，除了有《体育季刊》等体育刊物见诸于世，还有大量体育专著付梓，学者们提出了体育的不同分类。
2.1 凸显体育军事化思想的分类(1862-1880年)
首先，需要甄别一个误区。有教科书认为我国体育始于1903年[6]，该论点值得商榷，“体育”一词最早在1897年康有为主编的《日本书目志》中便已出现。此外，由于我国从日本引入包括“体育”在内的大量现代汉语词汇，导致一部分学者误认为“体育”具体内容也来自日本。实际上，我国只是从日本引进了“体育”一词，而近代我国体育的内容和发展模式主要来源于西欧和美国，且早于1897年，尽管当时社会还没有出现“体育”一词。
式中，Tr为所提取的目标回波，为目标回波i描述向量，ti为目标回波i提取时间，xkm为目标回波x轴坐标，ykm为目标回波y轴坐标。
所谓微课教学，指的就是将教学内容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现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运用该种教学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当学生具备一定学习能力后，也可以自主地通过微课视频开展学习，以提升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自身素养的发展。
The word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 Tom Curtis sum up the seeming disregard for microbial life beautifully.The tree of life is diverse.Many kingdoms make up its three domains,but only two of those kingdoms within the domain Eukaryota,the Plantae and Animalia,appear tomerit biologists'attention.
兵操是早期现代体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国关于“兵操”史料，查询到的最早是在1862年苏沪战事之后，李鸿章所率淮军开始操练“泰西阵法”，最初采用英国兵操，后转用德国兵操[7]。根据1884年李凤苞翻译的《德国练要》所述，德国兵操分为单兵教练、队列训练和器械体操。单兵练习的最大特征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军事训练，队列训练指以小组为单位练习走动操法、交锋操法等，而器械体操则包含单双杠、木马等。这一分类体现出战争训练的思想，所有类型的兵操都统摄在提高士兵格斗技能和作战能力的目标下，作为一种服务战争的手段，以一种军事训练的形态存在于军队中。体育军事化思想的本质是“体育救国”，上世纪30年代以留学德国的程登科为代表，他批判部分体育学者戴着假面具“高唱体育以健康为目的”，提出了“体育为民族之骨，军事为民族之髓，表里相通，互相为用”的新型体育军事化思想，并在社会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不可否认，如果从概念史视角分析，体育军事化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不同历史形态，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内核，不能一味否定其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最初是在“器用思维”下从西方引进的兵式体操，兵操的“落地”是一种国家救亡图存的方式，彰显了洋务派“为战而学”的思想。巧合的是，从《荷马史诗》到古希腊早期，体育也都服务于战争，正如柏拉图所说：“体育是为了备战而进行的训练。”[8]我国这一时期的体育内涵相对简单，分类也比较单一，可以将其归类为“军事型体育”，凸显出作为战争训练手段的体育思想。
2.2 引入体育教育化思想的分类(1881-1911年)
这一时期的体育主要强调服务国家的建设，服务形式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大众通过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劳动效率，也包括运动员通过训练提高比赛成绩、“金牌强国”。例如，1959年容国团在世乒赛上夺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震惊世界，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当时有学者将体育视为“造就人、缔造国家、建立国际谅解和善意的一种工具”[17]，强调体育的政治担当与国家责任。“国防体育”和“竞技体育”等分类的提出凸显了我国体育分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依据的思想，目的是通过体育活动加强国防和民族自信心。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思想决定了体育分类。从十九世纪末的“强国保种”、“救亡图存”，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服务国家建设”，体育分类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军事型体育扩展至教育型、竞技型、国防型等多种类型的体育。
[27]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1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97.
1982年，山东烟台召开的体育理论学术专题讨论会是改革开放后体育学界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此次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对体育概念、本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三分法”思想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成为官方观点。但是，关于体育科学分类的争议并未就此停息，许多学者都利用逻辑分类原则对体育“三分法”进行解构，认为其存在“未按照同一逻辑标准进行划分”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体育分类。通过文献梳理，呈现了部分现代体育分类观点，见表1。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为我国体育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1949年，新中国首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中规定要倡导国民体育。事实上，国民体育并非一种新的体育分类，而是一项国家政策，朱德副主席曾解释道：“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搞体育。”[13]国民体育的提出彰显了新中国高度重视普通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思想，但与民国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截然不同，新中国政治指导思想对体育的认识与判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观念史上，巨大的危险是过分的简化。比如，有学者将晚清时期的体育思想仅归纳为“强兵御侮”、“强种强国”[11]。实际上，军事学堂建立的同时，基督教青年会通过教会学校将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游泳等西方现代运动项目引入中国。教会学校虽未将体育列为正式课程，但积极开展课余练习和比赛，如圣约翰大学分别于1890年和1896年举办了首届校田径运动会和首届校足球运动会。教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是我国现代体育教育的雏形，主要内容是田径和球类运动，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西方体育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无疑是对我国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而后者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自身的固化式韧性，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国人将西方运动视为娱乐游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健全人格价值的体育思想仅存在于教会学校。
综上所述，自1881年后我国体育“场域”变成两处：军队、学校。体育分类渐丰，有“军事型体育”、“教育型体育”，前者指军队中的兵操，后者主要指官办学堂(含武备学堂)中的兵操，以及教会学校中的运动。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型体育”并存两种形态，吴蕴瑞教授称之为“双轨制”，两者背后的体育思想差异悬殊，洋务派等持保家卫国的工具论，认为体育是尚武、救国救民的手段；教会派则持健全人格的教育观。全局地看，“军事型体育”和“教育型体育”是体育救国“重叠共识”的两种表达，尽管采取的路径各有不同，但两种体育类型体现着相同的政治诉求，本着一致的救国旨归，体育的价值取向决定于国家前途与命运。
2.3 显露体育“本土化”思想的分类(1912-1948年)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存亡危机，灾难扭变了中国社会思想——从传统义理、道德转向利害、事功，“道义”走下神坛，初步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文明优劣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战舰、火器、练兵之法”。洋务派本着“自强”思想，主张效仿西方的军事、科技和轻工业等，首先引进兵操和洋枪，希望立竿见影式地提高军事实力以求得国家独立。
我国现代体育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吸收与消化外来文化的历史，西方文化的传播冲击了我国传统文化，作为结果的反应并非机械化，而是呈现一个能动的“回响”。我国在“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回响”的循环往复中，逐步将西方体育“本土化”。
军国民主义要求全体民众练习兵操，举国皆兵，这也赋予了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政策合法性。民国政府还提供了硬件保障，建造了大量运动场，1924年江苏省已经实现了“一县一场”。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自然体育思想的传入，以及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兵操渐渐失去合理性与影响力，在“壬戌学制”颁布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社会大众对体育的兴趣并未消退，走进体育场参与运动成为一种时尚。体育参与群体的“外溢”导致体育内容、手段等的变化，进而对体育本质的认识产生影响，由此引发学界对体育理论的深入研究，推动我国“本土化”体育理论的成长。
此前我国体育只存在于军队和学校，这两个区域有明确的限定范围、各自的特点特征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而且不同区域内的体育活动泾渭分明，有着天然的“分类”。当体育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个“体育共同体”，便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体育分类的需求。梳理文献，1919年郭希汾在《中国体育史》中首次对体育系统地分类，将体育分为军队体育、学校体育、民间体育。郭希汾以“区域”为依据的分类方法，体现了最朴素的分类思想，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体育的实际开展状况。郭希汾的体育分类观点具有开创性意义，是我国体育分类研究的历史起点，也是我国体育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思想史的核心目标，在于推进对作为思考者的人类过去的复杂性乃至含混性的理解[5]。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亨特认为，思想史研究要关注一个社会不同文化层级——从普通大众到博学之士的观念之间的联系，使思想光谱具有一定广度。传统体育思想史研究一般是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为线索，循规性的书写形态并不利于呈现完整的体育思想谱系。体育思想史研究应扩张、分化和重组问题域。“时间”和“空间”是体育思想史书写的两个重要维度。在“时间”维度上，我国现代体育发展于19世纪“西学东渐”时期，经历了“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过程；在“空间”维度上，从文本到历史实践，不局限于梳理社会精英的体育思想观点，更综合考察社会历史背景、政策制度以及体育具体实践情况等。对“体育分类”进行立体化考察，旨在勾勒出一幅客观、完整的分类思想流变图。
我国“社会体育”不是社会自发性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军国民体育与平民主义思想的产物。不可否认，“社会体育”的表述方式值得商榷，它仅仅是对社会上流行的体育活动做一个名称上的统摄与归纳，也是对新生成的体育工作在区域上的粗略划分。因此，从“社会体育”在我国的“生成”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追求通俗易懂的工作语言而非严谨的学术话语。有学者认为“社会体育”存在逻辑问题，便将“社会体育”改称为“社区体育”。实际上，这意味着认同了以“区域”为依据的体育分类，以此类推，产生了以“价值”、“参与者”等为依据的体育分类。然而，这种分类模式并非以“体育”为本体，而是“他者”喧宾夺主。历史上，诸多学者都忽略了“社会体育”属于“官方制造”而非学术性研究成果，并且，他们的体育分类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体育分类与体育基础性理论研究。此外，“社会体育”、“民间体育”和“民众体育”在实际内容的指向上具有同一性，从历史语境上进行分析便会发现，这些词汇只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
综上所述，郭希汾首次提出了“本土”意义上的体育分类，奠定了我国体育分类的基础，即根据体育活动的某一个要素，如区域、参与者等，对体育现象进行归纳。实际上，这种分类模式是在体育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基础上提出的，囿于历史条件，当时学者们未能意识到体育分类研究的理论价值，也无法想到应根据体育的本质进行划分。不可否认，分类背后蕴藏着实用主义的思想。有学者认为，现行的体育分类是以体育理念为依据的[12]，如学校体育背后是学习理念、社会体育背后是健身理念等，但所谓学习、健身等理念，实际体现着体育的工具价值，最终将导向实用式划分。缺乏逻辑性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我国体育的百年历史并延续至今，比如学校体育中的“健康第一”目标。
2.4 赋予体育“使命化”思想的分类(1949-1978年)
从思想史视角看，洋务运动是“反传统的传统”。一方面，洋务运动代表着朴素的教育现代化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经史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将体育视为一种教育，也标志着我国传统教育的转型；另一方面，洋务派实施的新政，如模仿西方教育制度设立新学堂，归根结底是实用主义视角下的军备教育，通过培养军事人才进而维护政权统治。军备教育是军国民教育的前身，作为教育的体育在甲午战争清军败北后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维新派和留洋人员的呼吁下，掀起了“尚武”思潮。蒋百里提议在学校中进行军国民教育，梁启超发表《论尚武》文章，康有为亦主张革新传统思想观念，希望改造国民性——从“重文轻武”转向“重武轻文”，培养民众身体上的健康强壮、精神上的武力崇拜，并视之为救国之道。维新思潮挖掘出体育的更多价值：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10]，体育在这一时期承载了救国的重任。
傅砚农主编的《中国体育通史》将这一时期的体育命名为“社会主义体育”，并指出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主次关系。“国民体育”政策的具体落实手段是“劳卫制”，1954年《准备劳动与卫国》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效仿苏联，实行体育制度化、全民化，旨在使体育锻炼与保家卫国相结合，进而达成“建设社会主义”目标。新中国最早出版的体育理论教材《体育理论》明确提出体育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人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14]。新中国初期面临西方国家的围堵，体育与军事“重重叠叠”，催生了此时期特有的“国防体育”分类。国防体育与之前的军队体育大相径庭，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带有军事性质的社会教育活动”[15]。
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一边倒”发展战略。我国出版了许多苏联体育的译作或介绍苏联体育的著作，其中对体育的分类也有所涉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1年刘德超所编纂的《苏联体育事业概观》，书中将体育分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苏军体育，这一分类法对研究全面学习苏联时期的新中国体育分类有一定借鉴意义，我国的“国防体育”便是“苏军体育”的“翻版”。此外，相关文献反映建国初期已产生“竞技体育”这一分类。国家体委秘书长荣高棠在接受访谈时说：“体委初建时(1952年)主要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抓群众体育，一方面抓竞技体育。”[16]我国为了提高体育竞技水平，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运动训练学著作，如彼柳科娃的《巴甫洛夫学说和运动训练问题》等。
教育，彰显一个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思想，折射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并常常成为社会最热议的话题。我国教育界较早认识到“器用思维”存在的局限性，如1881年的《花图新报》指出，富强之本在于“变通学校”，要效仿西方的学科分类教学，引入天文、格致、化学等学科才能应对变局。作为“先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仅模仿西方实用技术无法实现民族自强，要改变积贫积弱现状必须学习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西学东渐”思潮冲击下，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进而影响了中国教育观念与社会思想，为中国体育现代化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2.5 呈现体育“多元化”思想的分类(1979年至今)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开放、自由、包容的环境中，体育凸显出“本土化”和“特色化”两大特征，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我国快速融入全球化提供动力。除了“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等的相继提出，体育还渗透至社会的其他领域，多方面的跨界结合促成多元化的体育分类，分类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我国教育观念改变体现在开始设立新式学堂上。晚清重臣李鸿章意识到“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9]，最早于1881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招收军人和青年，聘任德国军官教习兵操，此外还有外语、天文、数学等课程开设在列，形成了系统化的西式军事教育体系，这类武备学堂是洋务派为提倡西学而创办的一种专门塑造军事人才的学校。此前只存在于军队中的兵操，在武备学堂中上升为一门学习课程，是我国“体育课程化”的开端。练习兵操成为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标志着我国教育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体育从单一的“战争训练手段”开拓出“人才培养方式”新思想。尽管这一时期“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但孕育了体育教育化思想，是对传统“静坐式”教育观的一次革命。因此，试将1881年定为我国现代体育教育的“元年”。武备学堂中的兵操不仅开“尚武”教育之先河，革新了传统教育观念，而且实现了兵操从军事战场到教育领域的跨越式转型。体育的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挖掘，促成了体育价值观第一次“裂变”，在军事型体育之外，开创了“教育型体育”新领域。
所以，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能够被定位成：结合预警方式和理论，全面分析和评估反映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指标，并评判农产品质量风险程度和安全现状以及日后的发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趋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从而及时拉响警报的过程[2]。
将上述体育分类观点与民国时期的体育分类观点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民国时期体育分类多以“区域”为依据，现代体育分类主要以“使用价值”为依据，分类中多次出现了“健身”、“娱乐”等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体育的认识有所拓宽，但仍然跳不出实用主义思想的窠臼。
2.3 克氏原螯虾冷冻过程中氨基酸成分变化 克氏原螯虾冷冻过程中氨基酸成分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新鲜克氏原螯虾的氨基酸总量高达10 035 mg/100 g，而常规冷冻与液体冷冻介质急冻克氏原螯虾样品氨基酸总量较少，分别为11.14与11.11 mg/100 g。其中6种呈味氨基酸Glu、Asp、Phe、Ala、Gly和Tyr的总量在常规冷冻与液体冷冻介质急冻克氏原螯虾样品中分别为2.87与3.14 mg/100 g，液体冷冻介质急冻克氏原螯虾样品中呈味氨基酸含量较高。
表1 当前我国主要体育分类观点
尽管现代体育分类观点数量不寡，但深入比较可以发现，许多分类观点其实是“三分法”的“变异”，如“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分类，尽管在逻辑性或命名精确性上有进步，但本质上是对“三分法”的传承。不过，这一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大价值的体育分类研究。如，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体育分类进行考察，认为各种类型的体育就像人类精神财富生发成型那样，有不同的时间顺序和隶属系统。因此，体育分类中也应该体现“层级”关系。身体教育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将体育分成竞技运动、娱乐运动、养生运动、医疗运动、健身运动、生态运动等。这是体育分类领域的首次跨学科研究，将“体育是社会文化”作为研究预设，因为文化更具“丰富性”，反映出当代体育多元化的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教科书将“文化”作为体育的上位“属概念”，是否意味着体育概念已经成为一个“黑洞”了呢？文化介入体育分类，一定程度上为体育分类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问题是如何发掘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再如，将体育定义为“对人的特殊育化”，并据此将体育分为体育运动、体育科学、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这一观点注意到了体育的多元化发展已超出“三分法”对体育教育、健身和竞技价值的归纳，然而，“对人的特殊育化”存在“放之各学科而皆准”的弊端，无法凸显体育学科的独特性。此外，虽然从物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角度进行概括，但是结论的理论解释力偏弱。
第一术，“短板论”。我告诉学生，“短板论”意即一个水桶装水的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而高考的总成绩也将由最弱的一科决定。如果语文瘸腿，对高考就如一颗定时炸弹，会砸了十二年的高考梦。在强调理论的同时，我让学生算数，去年高考广东文科重点线是520分，学生先预估其他科目自己最理想的分数，然后再算出语文要拿多少分才能上线。比如，班里有个中等成绩的学生是这么预估的：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学科交叉兴起，新兴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使体育多向度地延展，体育分类研究也呈现多元化态势。一方面，伴随体育社会功能的延伸，产生了更多的体育类型，如“职业体育”、“休闲体育”等等；另一方面，开始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对体育进行分类，产生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分类。但遗憾的是，仍然无法撬动“三分法”根深蒂固的地位。此外，一些体育分类研究者仍缺乏逻辑性“分类”的意识，应该引起学界的警觉与反思。重新找寻体育分类研究合适的切入点，“借用”其它学科理论进行体育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不可“迷思”，过于“悬空”，需要“消化”，需要回归体育实践中。
3 体育分类的历史启迪
3.1 限定与监督：“体育是什么”与“体育分类”互动
梳理“体育分类”的历史演变，发现我国体育分类是基于实用而建构的，由于实用导向的分类观点带来“现实”可行性和便利性，使得我国体育分类始终未能很好地完成从经验性归纳上升至逻辑性分析的“脱魅”过程。体育分类研究的历史表明，我国对“体育分类研究是什么”问题的解答思路不够清晰，某种意义上，拥有百年历史的体育分类至今仍处于理论“碎片化”阶段。首先，厘清“体育分类”概念。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核心概念在各个向度上充分展开, 就是全部理论。因此，体育分类研究不仅具有实践上的功效，而且分类也是对概念的一种诠释方式，可以“反哺”其他基础性理论研究。根据分类学逻辑，体育分类研究必须把握“体育是什么”作为“体育分类”研究的核心这一重要原则。其次，建立体育准入门槛标准。面对一些官方认定的“似是而非”的体育项目，要保持学术性警惕，谨防体育成为“杂货店”，坚持依据一定标准“清理门户”，否则，再好的分类原则与方法都是枉然的。将“体育是什么”作为核心命题，既要关注分类对体育实践活动产生的效益，更要追问对体育学科体系建构的价值，将探索“体育是什么”作为核心使命。体育分类研究既能对“体育是什么”起到一种实践性说明，也能对“体育是什么”起到一种监督功效。最后，加强体育基础性理论研究。虽然我国体育的应用性研究较为丰富，但学科基础性理论研究非常薄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学术体系的品格提升。基础性理论研究不仅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更具有诠释历史的阐发价值、指导未来的预见价值。亦因如此，体育分类研究需要重新定位，立足于体育概念等基础性研究的框架中，才能对体育学科内容进行逻辑厘定和科学分类，有利于厘清体育学科体系的发展脉络，促进整个体育学科的协同进步和健康发展。
3.2 解构与重构：对“体育分类”再分类
当代许多体育分类研究都将“不符合逻辑”视为体育“三分法”的最大问题或唯一问题，陷入对分类子项“咬文嚼字”式的名称修订中，如将“竞技体育”改称“高水平竞技体育”等。将体育分类研究认作“使不合逻辑的表达合乎逻辑”的过程，是对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导致体育分类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事实上，“如何进行体育分类”并不是一个单一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集合，需要复杂性思维的介入，对体育分类困境上下求索。正如思想家莫兰所言：“复杂性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词语，而不是给出解决办法的词语。”[18]因此，要对“如何进行体育分类”的问题进行解构，重构体育分类的问题域，对体育分类的对象、依据、意义等一一分类探讨。基于对体育分类思想的历史梳理，试着提出一些建议：一是，在分类对象上，要明确是对“体育”的分类，避免“体育价值的分类”和“体育的分类”相混；二是，在分类依据上，要以体育的本质为切入点，过去以体育“价值”、“区域”、“参与者”等为依据的分类有“偷梁换柱”的嫌疑；三是，在分类方法上，要突破单维视角，尝试连续划分方法，建立差序层级，并以深度表达和降维表达的方式重构[19]，有利于厘清不同类型体育之间的关系，避免“社会体育”这样“统摄性”、模糊性概念的出现，田麦久教授的“项群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四是，在分类的意义上，要具备宏大理论建构意识。只有不断地对“体育分类”这一复杂问题本身进行解构、建构，才能更好地理解体育分类的难点与困境，规划研究路径。
3.3 转换与互鉴：构建体育分类研究新范式
历史上，我国体育分类模式从“区域模式”(主要以“区域”为分类依据)向“价值模式”(主要以“价值”为分类依据)转变，当前我国体育分类研究总体呈现“实用型”特点，如健身体育、娱乐体育、休闲体育等。这为体育分类研究带来了理论困境，因为完全听令于实践目的的体育分类会忽视体育本质特征，分类的支点是“实效性体育”而非“体育”。分类对象的错位造成研究方法的“越俎代庖”，许多研究者都将“逻辑分类”这项本该是分类研究中的规范性原则高估为分类的最终目标，导致了我国体育分类研究的失范。在厘定“体育分类”概念、重组问题域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构建我国新型体育分类研究范式，彰显我国体育研究的理论自觉。在初级阶段，可以从多元化的视角切入以及引用其他成熟学科理论，对“体育是什么”做出多方面的尝试、预设与作答。如，从人性的视角，认为体育本质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竞争力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攻击性本能一种转移的理想模式，为体育为何产生、怎样在社会中延续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保存提供解答思路。再如，引入赫伊津哈“人是游戏者”的论点，建立人类社会的游戏分类体系，是本能游戏还是有组织的游戏、是竞争型游戏还是非竞争型游戏等，进而为体育找准社会坐标。试着提供一个研究思路，以抛砖引玉。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核心观念：道、法、术，把体育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道”，第二个层次为“法”，第三个层次为“术”。“道”为立场，中国特色体育是为人民服务；“法”为方法论，中国特色体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术”为体育具体的研究。不断地突破单一的理论视角，寻找新的依据和方法，为分类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的框架和范式，有利于增强分类研究的活力，化解体育分类研究困境。
4 余论
体育分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2019年8月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出现的体育概念有：公共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康复体育、健身体育、专业体育、职业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学校体育、幼儿体育等十四种之多。为这些缺乏“概念整体论”的体育定义和归类是不现实的，体育概念进入一种“只可意会”的尴尬境界。当体育分类完全降服于一种社会需求，分类便备极实用性，将一些身体活动盲目地纳入体育范畴，使体育内涵不断泛化。因此，要防范体育分类的实用化和“官方化”。正如哲学家马克思·舍勒所喟叹：“虽然体育的范畴一直在无限扩大，社会地位也在无限提高，但体育的内涵却很少得到严肃对待。”[20]对比1919年郭希汾前辈首次提出的体育分类——军队体育、学校体育、民间体育，和2019年我们所采用的体育分类——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无论是分类形式、逻辑、依据，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都鲜有实质性的进步，体育分类经历了一次“百年轮回”。当下，电子竞技已被官方认定为一种新体育类型，这给体育分类研究提出了新问题，“体育分类”是否就应是一部“使用手册”呢？进一步推论，体育还需要“身体”吗？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需要立足于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事物自身的领域”(黑格尔)，促成理论与实践对接，沿着“实践—话语—理论—学科”的推进路径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学科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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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 ’s Sports Classific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Thoughts :Construction of P.E. Disciplin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Guihai, GU Shuai
(School of Sports &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 Shanghai200241, China)
Absrt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the origin of the content and thoughts of spor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 was studied. It held that sports classification could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five historical periods. First classification focused on sports militarization, second on physical education ideas, third on sports localization, fourth on mission of sports and fifth on diversity of spor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ports classification revealed the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s sports, and exposed the constraints of practical and instrumental thinking in China's sports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Therefore, it was necessary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sports classification”, de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 problem of sports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and construct a new paradigm of sports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Meanwhile, a sports disciplin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built and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ports could be reinforced.
Key words :sports classification; thought on sports; essence of sports; localization; pragmatism; discipline system
收稿日期： 2019-09-05；修回日期： 2019-10-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Y023)；华东师范大学一级学科学位基础课程《体育社会学》建设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 刘桂海(1969-)，男，江苏兴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西方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11-0016-07
标签：体育分类论文; 体育思想论文; 体育本质论文; 本土化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学科体系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