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要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教条。列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现实，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化，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结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教训，得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结论，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命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非常强调把他们自己的理论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842年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就报纸的理论文章要针对实际时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 433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中明确指出，在把他们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实际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 248恩格斯在晚年同俄国革命家谈话时更形象地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3] 91恩格斯也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 669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中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5] 374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政党如果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和发展过程来运用他们自己的理论是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的。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在运用他们的理论时，必须从自己国家的现实历史条件出发，制定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具体化。
（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必须把他们的理论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还针对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运用自己的理论时出现的教条化的现象，指出要正确对待他们自己的理论，不能教条地运用和理解他们的理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前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的认识，所以在当时条件下才有实际的意义。恩格斯又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 681所以也就不能把我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在当时的条件下去理解它。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中说：“他（指杰维尔——作者注）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6] 98恩格斯又在《致菲·屠拉梯》中指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7] 79-80在谈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说：“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8] 688他又在《致康·施米特》中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691-692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 742-743显然，恩格斯所说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前提。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他们自己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论述及关于正确对待他们的理论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根据，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本国实际问题所必须坚持的理论原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规律的最明确的阐述。
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思想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成功地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具体化的伟大先行者。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国情的深入了解，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化有着深刻地理解。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的特殊历史条件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具体化，创立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并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具体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指导东方各民族革命过程中，他明确提出了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进行本国革命时应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思想。
（一）列宁指出各国共产党人要根据自己国家、民族不同特点和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早在19世纪末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9] 203在20世纪初他又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9] 58“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10] 273“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1] 785“……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2] 785更为重要的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曾预见到“一切民族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3] 64-65正因如此，探索、选择、确定一条具有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就成为历史和民族赋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决定了各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把基本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12] 246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他又明确指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消灭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12] 200这些真知灼见表明，共产党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的国情，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使之具体化。
（二）列宁在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做作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4] 219“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推向前进。”[9] 274“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9] 162“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5] 26-27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各国共产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定要科学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要针对具体问题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前提和应当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
（三）列宁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是一项艰巨任务的思想。各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若要一味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东西，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列宁通过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时，就指出，东方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12] 104这一任务的解决，“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13] 104-105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国情，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他还针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论调，尖锐地批评道：“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13] 692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更应赋予各民族自己的特色。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任务更为艰巨。
（四）列宁在具体指导共产国际的实际活动中，针对共产国际把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也要注重各个民族、国家的特点，不能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一方面，他不断地总结布尔什维克党斗争的经验，为其它各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参考，一方面他又告诫各国共产党要科学地对待俄国的经验，不要不顾本国的具体条件而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移植的”，应该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自己寻求本国革命的道路，“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16] 148-149当列宁看到共产国际“三大”决议存在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的观点时，他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便严厉批评这个提纲完全照搬俄国党的经验，“俄国味道太重”、“太浓了”，并且严正指出，这样做就等于“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们没有了解，应该怎样把俄国的经验给外国同志。”[12] 692可见，列宁把如何运用俄国党的经验于各国革命实践，提到了对革命成败攸关的高度。列宁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无疑对各国共产党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是一个有力的理论指导，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规律的进一步阐发。
革命导师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思想特别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它也成为毛东泽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