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领域改革股利发放的历史经验与未来趋势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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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纷纷开始经济转型之后，转型经济学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已经有文献在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源泉时，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过一定研究。研究者通常利用生产函数进行增长核算，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三部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学者们从技术进步(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2006；吴延兵，2008)、技术效率(颜鹏飞和王兵，2004)、技术外溢(赖明勇等，2005)、经济结构变动(叶裕民，2002)、资本深化(杨文举，2006)和劳动力再配置等方面进行分解。这些研究通常将改革作为控制变量，选择几个代理变量来表征改革效果，如使用国有单位职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社会相关变量比重来测算改革的影响。由于这类研究仅仅关注某一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容易夸大单个领域改革的作用，也不能全面反映整体改革及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

      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分析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选取21个指标，编制1997-2007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定量考察了市场化改革对TFP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7-2007年，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1.45个百分点，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9.23%。这项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仅编制了1997-2007年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无法全面评估更长时段(如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影响，无法从长时段分析中寻找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和变化特征，更无法预测未来改革的影响；二是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没有与具体改革领域联系起来，因而只能测度整体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测度分领域改革的影响。然而，同时预测多个领域改革的影响，对于合理安排改革次序进而改善经济增长水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消失，在寻求新动力方面，改革再度被寄予厚望。充分释放改革红利，需要从理论上研究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量化分析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合理安排改革次序提供理论依据。事实上，改革不仅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影响参与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数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包含有制度变迁的贡献。全面研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如何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如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制度变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应将TFP分解为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

      鉴于此，我们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及未来改革走势，将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重点领域改革确定为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七个。这些领域改革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对内与对外等关系，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能够定量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方便叙述，将以上七个领域改革分为四组。要素组包括户籍制度、金融体制、土地制度，分别涉及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市场主体组主要指国有企业改革，涉及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率。政府组包括财税、行政体制，财税体制涉及财政资金的收支，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行为等；行政体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尤其是资源配置主导权和投资审批权的划分，都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第四是开放组，对外开放本质上也是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考虑对外经济体制变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影响科技进步进而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很难严格区分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带来的技术进步，我们统一考虑了技术进步这一特殊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要素组中一并论述。

      文章剩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研究重点领域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第三部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重点领域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第四部分预测不同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的增长红利，第五部分深入分析当前重点领域改革尚未到位制约增长红利释放的症结，第六部分提出释放重点领域改革增长红利的对策建议。

      二、重点领域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我们将重点领域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归纳为三种效应、两条渠道：一是效率改善效应，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技术提升效应，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要素投入增加效应，通过释放存量要素或吸引外部要素，增加实际投入到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前两者为TFP渠道，后者为要素投入渠道。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以完善使用权和收益权为核心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一是规模经济和集约利用效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延长土地承包期，可以激发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动力。允许农村承包地流转，将分散、细碎和撂荒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经营，既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又可优化农地配置利用效率，最终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完善城市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制度，能够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效率和经济总产出。二是市场配置效应。农村土地以市场化方式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土地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都能使土地价格比较真实地反映其内在价值，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三是结构重配效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农业用地效率，从而增加可用于其他用途的土地供给，而部分农业用地被转用到产出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则可以增加土地总产出率。

      破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参与效应。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限制，农村闲置劳动力被充分利用起来，可以增加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二是结构重配效应。单位农村劳动力从平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平均劳动生产率高的第二、三产业时，能带来更多经济产出。三是技能提升效应。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时，带来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有精力和财力参加继续教育，由此带来人力资本素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以完善金融体系和服务功能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资本积累效应。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系完善，有利于引导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促进资本形成，进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效率改善效应。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利率管制，可以促进社会闲置资金高效利用和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提高。三是技术提升效应。金融创新尤其是科技金融，可以为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和行业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为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通过两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效率改善效应。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在宏观层面可以优化科技资金投入结构和效率，在微观层面可以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率。二是技术转化效应。改革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提高研发成果转化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国企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既是要素的使用主体，也是技术创新主体。国企改革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效率改善效应。国企股份制公司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绩效激励、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机制，可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绩效，从而构建起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总量增加的微观机制。二是要素重配效应。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市场空间，释放大量被国企占有和低效使用的生产要素，推动整体经济效率改善和经济产出增加。三是技术提升效应。改革后的国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压力和动力在增加，有利于行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三)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围绕调整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素增加效应。中央向地方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可以增强地方动员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动力，有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和劳动参与率，尤其是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导向，不断深化的投资体制改革，可以显著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率。二是效率提升效应。政府从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深化的投资体制改革，通过提高投资效率与效益，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三是结构重配效应。政府从“越位”领域退出，释放出的生产要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有利于提高要素重配效率。

      围绕税种划分、支出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通过三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素增加效应。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分权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地方有动力将更多要素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二是结构重配效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公共领域，有助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为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提供高质量资本。三是效率提升效应。取消税制中不利于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定，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加强预算监督管理，可以改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功能，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以融入全球经贸网络和分工体系为核心的对外开放体制改革，通过四种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分工深化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在较短时间内将中国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促进产业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发展出口加工型贸易，利用广阔的国际市场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巨大动能，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三是资本积累效应。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缓解国内资本不足问题，加快资本形成。四是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技术溢出和现代管理经验等，通过专业化分工、“干中学”等，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图1 重点领域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三、改革开放以来重点领域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测算

      中国的渐进型市场化改革，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改革试验和探索、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等三个阶段之后，2013年以来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运用生产函数法，核算1978-2013年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中重点领域改革的贡献，以此来测算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

      (一)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

      1、关于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测算

      采用标准CD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运用增长核算法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核算时，产出使用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价格水平计价的实际GDP。劳动力投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78-2013年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投资价格指数直接采用李宾(2011)的估算结果，基期资本存量和折旧率采用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的研究设定，名义投资额直接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根据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实际值。①

      2、关于重点领域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采用以下计量模型，测算重点领域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其中，

分别表示改革和科技进步；

则为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分领域改革变量的向量组合，采用改革指数表示。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改革和技术进步后，测算中出现的残差余值部分可以理解为改革摩擦，指因改革不配套或某些利益集团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即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非中性”理论的体现(樊纲，1996；刘世锦，1999)，一般为负贡献。

      3、关于重点领域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将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归因于体制改革引起的制度因素与自然趋势性的非制度因素，用比例分配法测算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贡献中改革所占部分，得到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主要涉及财税、金融、对外开放等三个领域。财税体制改革对资本投入的影响，基于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推算由于分权激励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对资本投入的影响，主要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按比例折算得到。金融体制改革对资本投入的影响，以非国有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量占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的比例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综合考虑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及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村每年新增18周岁成年人口中参加就业的一定比例作为户籍制度改革导致的新增劳动力。

      4、关于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定量考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有一套度量改革进程的指标体系。我们选取表征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七个领域改革效果及科技进步成效的指标，采用最大最小值无量纲方法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二级指数，然后采用专家打分法获得二级指数和一级指数权重，最后采用线性加权方法合成得到七大领域改革指数和科技进步指数。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分领域改革指数的权重，然后加权平均构建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

      本文构建的改革指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选用表示改革效果的指标反映改革进程，并根据不同时期改革的重点，确定相关领域改革的分项指数和分领域改革指数的权重，保持了跨年度数据的可比性；第二，使用基本一致的指标体系测度不同时期的改革进程，提供了一个反映制度变革效果的稳定的观测框架；第三，在七个领域选择了39个指标来合成改革(总)指数(表1)，比较全面地涵盖了中国已经推进及未来继续推进的重点领域改革，并且在选取衡量各个领域改革效果的指标时，尽量避免与反映发展程度的变量相混淆；第四，采用客观指标，同时结合专家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改革的重要性赋权，来衡量不同时期改革进展和效果，避免了一些研究单纯根据主观评价或印象打分而导致的偏颇。

      图2是测算的改革开放以来分领域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图3是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从图3可以看出，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呈现波浪形上升趋势，其中1978-1984年、1992-2000年、2003-2005年改革指数上升较快，恰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轮改革密集期相对应。其他时期受改革效应递减的影响，改革指数缓慢上升，个别年份如1985年、1989-1991年改革指数下降，与这些年份改革处于探索中、重点领域改革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有关。

      (二)经济增长要素核算结果

      对1978-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结果表明(表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次之，劳动投入贡献最小，三者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1%、29.9%和9.0%。我们核算的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接近李善同等(2005)，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陈彦斌和姚一旻(2012)，祝宝良、牛犁和张鹏(2015)的估计结果。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直接原因是资本存量年均增速长期高于其他要素(图4)，深层原因则是在过去30多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的人口结构下全社会储蓄率高、既定制度安排下较低的融资成本和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刺激了投资高速增长等。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处于较高且比较稳定的水平，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有关。劳动投入贡献最小，直接原因是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幅度变化较小，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中，产业对资本的需求强度远高于劳动、资本深化产生了对劳动的替代。

      

      图2 1978-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资料来源：课题组测算。

      

      图3 1978-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

      资料来源：课题组测算。

      

      图4 1978-2013年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GDP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课题组测算。

      (三)不同阶段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过去三个阶段中，重点领域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试验和探索阶段(1978-1992年)。这一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限制、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财政分灶吃饭、金融机构陆续建立、沿海开发区设立等重大改革举措，大幅提高了城乡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1979-1992年，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38.73%和3.69个百分点(表3、表4)。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大，体制微调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增长效应，因此，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半段(1979-1984年)大于后半段(1985-1992年)。从要素投入渠道看(表3、表4)，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6.15%和0.58个百分点，其中通过劳动投入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2.99%和0.28个百分点，在三个阶段中最高。分领域看(表5、表6)，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户籍、土地、行政、金融体制改革效应显著，1984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在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中摸索使得国有经营效率持续改善，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尽管在不断完善，但改革红利大幅递减，财税和国企改革的贡献度都呈现“先正后负”变化。由于数据统计尚不完善，加之改革初期配套性不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阶段(1993-200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加快，1994年在财税、金融、外汇、投资、国企和对外开放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大幅提高。1993-2002年，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35.22%、3.38个百分点。由于十四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密集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此后，改革效应递减，加之新出台的改革举措没有前期多，因此，这一时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出现“前(1993-1997年)高后(1998-2002年)低”特征。从要素投入渠道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13.5%和1.29个百分点，其中通过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11.48%和1.10个百分点，在三个阶段中最高。分领域看，财税体制改革红利空前释放，国企改革贡献大幅提升，沿着前期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的土地、户籍、金融、行政体制改革贡献有所下降，对外开放效应较之前减弱。由于改革广度和深度、综合性和配套性都在增强，改革成本大幅降低，改革摩擦快速下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阶段(2003-201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全面部署，此后推进了金融、外汇、投资、财税和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了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2003-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达到25.07%和2.5个百分点。2004年夏出现了由否定国企改革到否定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潮，此后改革处于缓慢推进阶段。2005之后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快速下降。从要素投入渠道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度分别为9.17%和0.91个百分点，增长红利明显减弱。分领域看，与90年代相比，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红利略高，国企、户籍、土地、行政、财税等领域改革红利降低，推进步伐较快的金融体制改革红利逐步提高。由于改革配套性和协同性有所增强，加之推进改革力度相对较弱，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大幅收窄。

      (四)重点领域改革释放增长红利的经验事实和典型特征

      综合量化分析结果，发现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红利具有典型的经验事实和特征。

      一是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在1979-2013年年均9.8%的经济增长中，重点领域改革和技术进步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2.79%和7.48%，贡献度分别为3.22和0.74个百分点，前者明显大于后者。过去30多年，中国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创新道路，技术引进效应呈衰减趋势，加之科技体制改革总体缓慢，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致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三个阶段不断下降。②而改革则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存量要素投入两条渠道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通过TFP渠道的影响外，1979-2013年间，重点领域改革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6.99%和0.69个百分点，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2.26%和0.22个百分点。

      

      二是重点领域改革带来的效率提升效应大于要素投入增加效应。1979-2013年，重点领域改革通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32.79%和3.22个百分点，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9.25%和0.91个百分点。可见，改革更多是通过效率渠道而不是数量渠道发挥作用的，这符合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低效率制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一特征在我们划分的三个阶段中均表现了出来。

      三是重点领域改革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投入的影响。1979-2013年，财税、金融和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引致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6.99%和0.69个百分点，户籍制度改革引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2.26%和0.22个百分点(表7)。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改革能够促进本国储蓄转化为投资，并通过引进外资增加资本存量，从而实现罗斯托设定的“经济起飞”的资本形成率条件。改革通过资本积累产生的增长红利在上世纪90年代最高，与1994年中国启动金融、投资、财税、外资体制改革有关，近年来虽然有所减弱，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通过劳动投入渠道释放的增长红利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与这一时期出台了多项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丰裕有关，近年来开始回落。

      四是不同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明显差异。土地、户籍、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关系到资本、劳动力配置方式和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存量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从TFP渠道看，1979-2013年，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7.8%和1.75个百分点，产生的增长效应明显；土地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7.5%和1.72个百分点，增长效应次高；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2.2%和1.2个百分点。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财税体制改革受财权事权不匹配等制约，影响其经济增长效应发挥。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间接，国有企业改革一波三折，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五是一些领域改革配套推进方可更好释放增长红利。计量分析表明，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与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表明这些领域改革协调配套推进，可以产生组合效应，能释放出更大改革红利。80年代初期，适应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放松了城镇户籍管理限制，两者共同成为80年代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配套产生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9.6%和0.92个百分点，此后这两个领域改革力度明显减弱，且配套性越来越差，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匹配度有所提高，财税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由此前负向影响转为正向，但正向影响一直较小且正在逐渐变小。

      六是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在逐步减弱。计量分析表明，1979-2013年，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1.28%和-1.11个百分点，说明中国体制改革确实存在较高成本。80年代改革单兵突进、配套性差，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此后改革配套性逐步增强，90年代改革摩擦效应不断降低，新世纪以来大幅收窄。

      四、“十三五”时期重点领域改革红利释放趋势

      设定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改革情景，分别指没有、部分和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总体部署，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趋势外推法，对不同情景下2014-2020年③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七大领域改革指数、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以及技术进步指数进行预测。其次，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得到不同情景下经济潜在增长水平，进而测算分领域、整体改革和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次，运用趋势外推方法，计算不同情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对增量劳动力以及财税、金融和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对增量资本的影响，进而得到不同情景下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考虑到有效需求不足是影响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还量化分析了重点领域改革通过需求侧对经济实际增长的影响。

      (一)变量假设和预测

      劳动力投入。结合人口、适龄劳动力及2009年以来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假定2015年至2020年中国就业人口增速下降到0.2%，则预计到2020年就业人口总数达到7.81亿。

      实际资本存量。考虑到支撑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因素逐步消失，我们假定乐观情景下2014-2020年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速将下降到1978-2013年10.0%的平均水平，次乐观和基准情景下分别比乐观情形下降0.5和1个百分点。

      改革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运用趋势外推法对七个重点领域改革指数和科技进步指数进行情景预测，并运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预测得到2014-2020年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情景下的重点领域改革总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图5、图6)。2020年，基准、次乐观和乐观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指数分别为1.03、1.10和1.18，技术进步指数分别为2.02、2.66和3.46。

      (二)经济潜在增长趋势出现重大变化

      总体看，“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趋势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受劳动力供给减少、资本存量增速下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技术引进效应衰减、改革红利效应弱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将显著下滑至6.36%的较低水平。二是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储蓄率下降、外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的大背景下，改革因素与非改革因素(自然与趋势性因素)带来的资本、劳动等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降低，而全面深化改革有望通过提高要素配置使用效率(TFP渠道)拉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随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内自主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高于本世纪初以来的平均水平，基准、次乐观和乐观三种情景下将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60、0.85和1.10个百分点。四是随着中国改革综合配套性增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将明显下降，乐观情景下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率最大(-9.15%)，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承担的成本。

      

      图5 2014-2020年重点领域改革指数预测

      资料来源：课题组测算。

      

      图6 2014-2020年技术进步指数预测

      资料来源：课题组测算。

      

      (三)不同情景下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潜在增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相对于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领域改革部署、只是延续制度惯性的影响，经济增长只能保持6.36%的基准情景而言，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上述领域改革部署，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红利效应，在扣除改革摩擦降低潜在增速0.72个百分点之后，每年通过增加资本、劳动数量和TFP仍可拉高经济增长1.8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水平将提升至7.89%。如果考虑资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带来的约束效应，潜在增长水平仍可保持7.39%。

      部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上述领域改革部署，对中国潜在增长的红利效应虽有限，但在扣除改革摩擦降低潜在增速0.4个百分点之后，每年通过增加资本、劳动数量和TFP仍可拉高经济增长水平1.45个百分点，潜在增长水平将提升至7.13%。如考虑资源环境管理制度改革的约束效应，潜在增长水平仍可达到6.88%。

      (四)不同领域改革对经济潜在增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增长红利最大，土地、户籍和国企改革次之，对外开放、金融和行政体制改革相对较小。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相比基准情景，全面推进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46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31个百分点，通过资本积累渠道拉动0.15个百分点。

      影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土地、户籍、对外开放、金融等体制改革、重塑市场主体的国企改革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相比基准情景，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将通过TFP渠道拉动经济增长0.23个百分点。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20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18个百分点，通过劳动力投入渠道拉动0.02个百分点。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将通过TFP渠道拉动经济增长0.18个百分点。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14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12个百分点，通过资本积累渠道拉动0.02个百分点。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13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渠道拉动0.12个百分点，通过资本积累渠道拉动0.01个百分点。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将整体拉动经济增长0.04个百分点。

      

      (五)重点领域改革还可使实际增长水平接近潜在增长水平

      经济实际增长由潜在增长与需求波动共同决定。潜在增长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在优化配置条件下中长期所能保持的增长率，短期经济波动则主要由投资、消费、出口决定。户籍、土地、金融、财税、行政和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除了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等两条渠道，改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供给侧影响长期潜在增长水平，还可以优化投资结构、释放消费潜力，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投资消费有机结合，从而熨平经济波动，提高经济实际增长水平。

      对重点领域改革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测算表明，基准情景下，现行体制不能充分释放有效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实际增长速度可能下滑到5.7%的较低水平，低于潜在增长水平0.66个百分点。次乐观情景下，部分落实改革部署，可拉动经济增长0.70个百分点，实际增长速度可望提高到6.4%，但仍低于潜在增长水平0.48个百分点。乐观情景下，深入推进上述领域改革并配套推进收入分配格局调整④，可拉动经济增长1.50个百分点，实际增长可望提升至7.2%的中高水平，仅低于潜在增长水平0.19个百分点。可见，改革有利于缩小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速度的差距，充分发挥潜在增长能力。

      

      基于需求侧的分领域考察，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改革红利最大，户籍、行政、金融、对外开放、土地等领域改革依次减小。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改革短期内扩大消费和投资的效果明显，乐观和次乐观情景下，分别拉动经济实际增长0.37、0.17和0.29、0.16个百分点。其他领域改革通过扩大投资、消费、出口和吸引外资等途径拉高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乐观和次乐观情景下，户籍制度改革分别拉动0.22、0.1个百分点，行政体制改革分别拉动0.21、0.09个百分点，金融体制改革分别拉动0.18、0.08个百分点，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分别拉动0.15、0.16个百分点，土地制度改革分别拉动0.08、0.04个百分点。

      五、重点领域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增长红利持续释放的症结

      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领域改革大多涉及核心利益调整和深层次矛盾，如何推进，一直以来缺乏统一认识，加之改革配套措施不到位，当前改革还呈现出碎片化、部门化和短期化现象，总体而言改革都尚未到位，部分领域改革进展迟缓，制约增长红利持续释放。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增长红利释放力度

      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增长红利释放力度。

      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农村土地权能不足，影响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城乡节地制度尚不完善，制约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产出率提高。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农村土地须经地方政府征收方可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供应实行政府划拨和有偿出让并存的双轨制，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影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农村集体土地缺乏退出机制，进城农民的财产权无法变现，现行征地制度下农民不能充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制约其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影响经济增长空间。“候鸟型”产业工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不利于扩大劳动力资源利用空间，影响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现行户籍制度还导致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由于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公共服务改革滞后，农业转移人口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影响其技能提升和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现行户籍制度还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升级潜力的释放和住房等投资需求扩大。

      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体系不健全，不能有效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不利于发挥资本积累功能。金融市场结构和定价功能不完善，民营企业获取金融资源困难，利率对资金供求变化的反应不灵敏，资金价格扭曲现象仍然存在，影响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创新不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不利于发挥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功能。

      科技体制改革不到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科技创新资金由多部门分散管理且大多集中到科研院所，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较低，科研管理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科技人才还没有得到高效利用，影响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尚不完善，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制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增长红利释放速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尤其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国有企业利用体制优势占用经济资源和市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不利于发挥国企改革的要素重配和市场重构效应。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尚未塑造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创新动力总体不足，不利于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提升效应。

      (三)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增长红利释放强度

      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不到位，影响行政、财税体制以及其他领域改革红利释放，总体上影响增长红利释放强度。在现行行政分权与集权框架下，条块分割、相互封锁，妨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形成，制约了结构重配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行政分权与财政分权制度相容性和匹配度不高，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不适应、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影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政府收入体系改革不到位，税收体系结构和税种设计存在缺陷，不利于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效率；预算覆盖范围狭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制约了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四)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增长红利释放广度

      现行对外开放体制既不利于引进高端生产环节和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不能在更高层次上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和技术提升，制约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提升效应发挥作用。现行对外开放体制制约对外贸易深入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不利于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现行对外开放体制在把握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仍待改进，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六、充分释放重点领域改革增长红利的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应在加快完善资源环境管理体制，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创造条件的前提下，以充分发挥重点领域改革的效率提升效应为重点，合理安排改革时序，充分发挥不同领域改革的功能，内外联动、长短结合、供需并举、双侧发力，努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使实际增长水平接近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一是将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在首要位置。要素市场化改革是盘活存量要素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金融、户籍、土地等领域改革既能从供给侧提升要素配置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能从需求侧提升短期有效需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石，必须全面启动。预测表明，全面推进金融、户籍、土地制度改革对潜在增长水平的贡献高达0.56个百分点，对经济实际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比较大。“十三五”时期，首先，应加快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制度，将农民对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能落实到位，探索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加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完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制度，在提高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改革完善征地制度，使农民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提高农民收入、提振消费需求。其次，应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补贴数额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延缓40岁以上劳动力返乡回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城镇，在稳定和增加劳动力供给的同时，挖掘农民工市民化后带来的有效需求。再次，应加快完善金融体制，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中小微金融，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债券发行机制，加快形成多元化信贷服务机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同时，增加城乡居民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健全利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提升效应。

      二是发挥好财税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财税体制改革能从供给侧引导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需求侧有效带动民间资本投入，并能为户籍、土地制度改革创造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预测表明，无论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财税体制改革有望释放的增长红利都居于各项改革首位，因此，应率先取得突破。“十三五”时期，应按照“减少共享税种、规范税种划分”的思路改革完善分税制，将增值税作为中央转移支付的固定资金来源，联动推进企业所得税划归中央税改革，把适合作为地方收入的税种下划给地方，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发展能力。按照“普惠性减税、普遍性降费”思路，全面实施“营改增”，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减征增值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推进资源税清费立税，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税负，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技术创新。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

      三是发挥好国企改革的传导作用。国企是中国重要的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国企改革既能提升经营绩效、激发创新动力、释放市场活力，也能优化需求结构，进而通过提升微观市场效率促进宏观经济效益优化，是其他领域改革向微观传导的重要支点。过去30多年，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预测表明，未来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将保持0.18个百分点的较高水平。“十三五”时期，应按照分类分层改革思路，积极稳妥统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改革和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国有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努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为民营经济释放要素资源和发展空间，通过要素重配和市场重构促进经济增长。培育有效竞争的市场主体，提高企业创新动力。

      四是发挥好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作用。行政体制改革既能从供给侧提升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能从需求侧促进和优化总需求，还能为其他领域改革“保驾护航”，创造良好的改革环境。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保持比较稳定的贡献率。“十三五”时期，应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按照纵向权力下放条理化、横向权利配置系统化的思路，加强央地间“纵向贯通”和部门间“横向联通”，确保权利同步放、协调放、放到位，努力激发市场活力。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社会投资。

      五是发挥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作用。从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跨过了“全要素生产率门槛”，经济增长动力正在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引领未来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体制改革则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引擎。“十三五”时期，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健全科技报告、创新调查、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提高科技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加快产学研协同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鼓励各类主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努力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

      六是发挥好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的扩容作用。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既能使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从供给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进一步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也能从需求侧扩大和优化总需求，因而可以扩大其他领域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在经济增长中保持稳定的贡献率。从预测结果看，未来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可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促进作用。“十三五”时期，应以投资便利化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重点改革完善外资管理制度，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分层次、有重点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更好利用全球资源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加快建立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体制，推进多边、区域和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拓展多双边产能合作机制，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和利用要素能力。完善内陆开放新机制，加快沿边开放，及时总结推广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积极推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调动更多要素支撑经济增长。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和规则制定，增强话语权。

      七是发挥好综合配套改革的组合效应和减震作用。增强改革的综合配套性，是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的增长红利得以充分释放的重要经验，也是未来顺利深化改革的有效方式。历史看，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存在明显的组合效应，改革配套性增强，不仅可以充分释放单个领域改革的增长红利，而且不同领域改革关联互动所产生的组合效应也能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改革配套性增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逐步减弱。尽管从预测结果看未来改革摩擦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深入推进改革仍然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成本，影响增长潜力挖掘和有效需求释放。应进一步提高改革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性，在更好地发挥制度组合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将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发挥好综合配套改革的减震作用。

      感谢陈东琪副院长、白和金研究员等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2003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不再包括土地出让金。为保证指标的前后一致性，我们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加入了土地出让金，作为计量分析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考虑到土地出让金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例相对较小，这样处理，并不会改变近年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化趋势。

      ②1978-1992年分别达到14.40%和1.37个百分点，1993-2002年分别达到4.47%和0.43个百分点，2003-2013年分别达到3.19%和0.32个百分点。

      ③从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出发，必须在研究2014-2020年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基础上，方可对“十三五”时期进行预测。

      ④考虑到收入分配是影响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在预测供给侧改革对实际增长速度的影响时，一并测算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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