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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马克思经济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是经济理论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宝库。以往的研究由于大多集中在对原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分析上，因而只能简单地把这一著作归结为对剩余价值理论或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研究。另外的一些研究注意到了马克思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与经济学科其他领域的联系，较多地只是从其他学科的个别范畴的认识需要出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相关的论述作为依据。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停留在要么有深度没有广度、要么有广度没有深度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难以取得突破。
事实上，由于马克思在其毕生的探索中，特别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对当时以及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思想进行了极其广泛而且深入的研究，因此而形成的经济理论、经济观点必然地可以或已经达到许多经济领域及其相应学科的完整结构的层次。虽然马克思本人未能充分地展开或组织对其他经济学科的系统研究，但正所谓“他的思想就像升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驶向知识的海洋”，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之于构建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大厦。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具有生命力和时代意义。因此，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理论的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加以认识就变得至关重要。
以比较直观的方法来看，《资本论》除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外，相当系统地建立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理论的体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进行的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某种意义上说，整部《资本论》（还可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同时就是一项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从产业部门的界定或产生与成长（第一卷），到产业的运行和产业关联（第二卷），再到产业分工及其演进（第三卷），内容涉及产业化理论、产业组织与产业行为理论、产业结构与产业进步理论，等等，可以说是结构严密、体系森严。今天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产业经济学这门日受重视的学科时，不知马克思早在百年前对这些问题已有相当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一味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述中寻找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其片面和肤浅自不待言。
2.关于对马克思理论中一些难点、疑点的研究或评价问题
由于实践与认识的不断发展，我们今天对经济问题的理解或理论方法上的掌握无疑会有优胜于前人的地方，但这并不构成现代的研究要与前人的成果相互隔离的理由。相反，我们应当以科学的，包括批判性的精神去认识、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理论，否则我们就要做很多的重复劳动，走很多的弯路。而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前人，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
在马克思的研究中，由于当时相对缺乏边际效应分析的方法，加之忽略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新增成本等因素，导致理论表述上某些过于抽象或简单化的情况，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或者可以从资本主义部门的生产效率从而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高于前资本主义部门的角度来解释，可以避免后来过分简单的“一无所有”的认识。又如利润平均化过程中的资本转移只有在转移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才会停止在各部门利润率相等的状态，否则一定会提前结束，而资本转移（运动）的技术或成本的变化应当在理论上赋予重要的地位。还有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独立化（产业化），应当以它们的效率达到高于原有经营模式的利润率，从而可以导致全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提高作为前提，这比目前所表述的由于利润的让渡降低了产业资本的利润率，但若不让渡而由自己经营则利润率将更低也来得准确。
另外，《资本论》中的一些观点至今还存在着可疑之处，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辩识。如著名的“转型”问题和绝对地租以农产品价值高于其他产品的生产价格为条件的问题。前者在学术界引起的重视应当说还十分不够，一些学者声言已经解决问题，但其实是各有不同，难以服众，后者则甚难与现实接轨。依本人浅见，绝对地租既然是以土地私有制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为条件，它就可以是土地所有者向使用其土地的整个社会征收的一种税赋，其结果是总资本实际利润率的降低。至于这种“剥夺”继续存在的原因或合理性，则可以用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理论来解释，如果土地没有所有权或产权制度，必然引起无限制的社会冲突，如果土地实行公有，制度转换的成本可能过高，或者以后公共部门管理的效率过低，因而现存的私有制度反而最为适合。由于马克思未有运用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的概念，只能作出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较为牵强的解释。今天，只要看看我国土地制度的状况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深入认识或发展不等于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任意曲解，应当说，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把握得还不好，产生很多的混乱。比如80年代要发展商业，就把以往商业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马克思关于商业劳动的非生产性质的理论，似乎一定要否定这一论述才能发展。其实问题应当在于我们对商业职能认识的缺陷上，商业劳动由于具有替代和节约供求双方的非生产性劳动（当然也可以包括部分生产性劳动），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是社会总劳动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但这却不能改变它只是节约物资和劳动的投入，与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增加没有必然联系的基本特性。再如更进一步地把所有第三产业的活动都看作是生产性的观点，更是过于粗滥，其中导致把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产业剥夺其他国家的特殊历史现象也看作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看作发达国家“生产”能力提高的直接体现和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依据，其结果当然是误国误民，说来倒真与经济泡沫的泛起有关。
3.关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结合问题
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其中涉及两个理论体系在结构、方法以及观点方面的差异或者对立，涉及对两者科学性和现实性的认识，本文前面讨论的内容特别是第一点实际上也与此密切相关。
首先，结合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不足有关。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对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对许多新兴的、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学科则予以轻视，在引入西方的理论时又抱着过分的怀疑、排斥或者过分的赞许、迎合的极端态度，结果总是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考虑二者的关系。事实上，结合的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强调的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成果的科学精神，积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如果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努力地使这一理论体系继续发展壮大，那就只能停留在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西方经济学的同义物，或者把西方经济学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合理补充等怪圈之中。
同时，我们还必须充分地肯定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在方法和观点上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他们的探索同样包括人类实践、创新的进步活动，并且有不少成果已经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承认、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文化进步，甚至肯定其先进性并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崩溃，恰恰相反，他们的发展将加快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消亡。计算机或信息时代的到来、生产的国际化、全球化，还有福利国家、欧洲联盟的出现并没有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产权理论、人权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决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还有经济制度的比较或过渡经济学所反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后在西欧成为畅销书也是一种明显的启示。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抱有一种清醒的喜悦和振奋。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当然可以同西方理论成果结合在一起。
进一步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更加深入地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理论问题，也必然地将产生与西方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学术体系或方法（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例证），即使是运用边际效用理论也没有什么奇怪。当然，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成果而无需做无效、低效的重复劳动，只要保持足够的批判能力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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