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盲目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盲目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不仅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更多的是属于整个社会发展战略的大课题，涉及到一国的经济、人口、就业等许多教育以外的问题。人们在考虑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规划时，也主要从影响高等教育的外部因素去考虑。当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内部客观规律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制约。就我国目前来说，要确立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度规模，既能满足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又不超过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就必须通盘考虑我国的经济、人口、就业以及教育发展现状等各方面的情况。
一、从本世纪末我国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状况看高等教育发展规模
这里所说的人才需求状况，是根据我国直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现有就业人口状况得出的。首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而且直到下世纪前半期不会产生质的变化。这样说的根据在于：（1）我国现在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 技术、科学等方面的落后属既成事实；在向现代意义的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我们缺少必要的资本、人才、技术、设备等条件。因此，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并为下个世纪的经济模式的转变提供各方面的条件，是我们目前迫不得已的明智选择。（2）我国目前人口众多， 尤其是低素质的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劳动力的数量优势，盲目攀比质量优势。这也是我国经济模式在近期内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的客观原因。从有效地发挥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功能来说，我国目前教育发展的重心应当是初、中等教育，以培养各种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为重点；过多地强调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可能并不会产生期望的效果。
其次，从我国目前的就业人口状况来看，在较长时期内，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无疑应当是低重心的。据1993年国家统计资料分析，1992年在20—49岁的全国就业人口中，只有0.86%的人具有本科文化水平，1.18%的人具有大专文化水平，中专及高中毕业的人占14.38%，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占34.56%，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6.24%，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的人占12.72%。这部分人到本世纪末仍将属于适龄就业人口， 他们的素质状况将对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教育发展战略的规划时，不能忽视这部分人的客观状况。
曾有专家在80年代初预测过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印度次大陆地区对不同层次人口的需求状况。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内，将有60%的人生活在技术简单的环境里，有35 %的人需要使用中间程度的技术（需9—11年教育），只有2%—5%的人从事先进技术领域的活动、 研究〔1〕。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对我国有较大的适应性。我们目前有70%多的人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现有高级专门人才占就业人口的1.87%，在20—49岁就业人口中，高级专门人才仅占2.0%， 中级技术人才也只占14.38%〔2〕。从这种状况来看，我国的教育发展战略应当是：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加速发展中等教育，稳中有长地发展高等教育。
西方在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在80年代也曾在我国兴起，认为超前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推动经济进步。其实不然。高级专门人才的确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支柱，但高级人才的作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即是否能保证有效地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还需要有一定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做基础。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将继续谈到。
二、从教育经费的再分配看高等教育发展规模
虽然教育投资有增值资本的功能，但从当前的角度看，教育仍然是一种消费事业，而且还是一种高消费。充分发展教育，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财力支持做保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经费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1987年我国各级学校学生的生均经费指数（生均经费与人均GNP 之比）分别为：高等学校：2.2646；中学：0.1381；小学：0.0587。 而差不多同时期的美国（1982年）高、中、初等学校学生的生均经费指数分别为：0.505、0.215、0.215；英国（1984年）分别为：0.527、0.201、0.126；日本（1982年）分别为：0.181、0.141、0.131〔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1 ）我国高校生均指数非常高，分别为中学生指数的16.4倍， 小学生的38.6倍；（2）我国高等学校学生的相对成本分别为美国的4.5倍、英国的4.3倍、日本的12.5倍；（3）我国初等、中等教育的相对成本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相对成本。据此，再综合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就业人口状况对人才层次的需求，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我们用占不足世界教育经费1%的投资，培养了占世界近1 ／4的学生，经费亏缺主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上；（2）在我国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劳动力素质状况相对较差、高等教育成本过高的前提下，一味地与别国比较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3）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9年制甚至5年制义务教育尚无力普及， 中等教育普及率仅有30%多一点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初等及中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对于我国从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转向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向是相当不利的。
坚持高等教育应当优先发展的观点，一直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经济腾飞中所起的作用为依据。但现在有研究证明，在日本的经济腾飞中，如果说教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其贡献主要应当归功于义务教育。一直到最近还有人指出，促进日本维持超高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其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职业性的高等教育来实现的。德国经济腾飞对教育的倚重，同样不在高等教育，而在其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上。70年代曾有人对德国、法国、英国的同类企业做过调查，发现德国企业里的技术骨干，具有大学毕业水平的人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法、英两国（3 国的比例分别为：8%、36%、21%）； 而受过职业培训的技术工人在企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德国为42%、法国为11%、英国为21%〔4〕。 所以有人认为，双轨制职业教育是德国生产体制的“支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中也指出：“实际收入水平与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如此，应当超前发展高等教育以推动经济进步的说法，便显得证据不足了。
三、从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状况来看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可能性
许多人坚持我国应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我国高等学校的规模效益差。这的确是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它表现在：（1）学校规模小，到1994年，在1080所普通高等学校中， 规模在2000人以下（含2000人）的579所，占53.6%；（2）生师比例低，据《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资料的统计，1990年生师比为5.2∶1，1995年提高到了7.3∶1。因此，他们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应当从挖掘内部潜力的角度，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笔者不赞同这个观点。首先，扩大校均规模、降低生均成本的意图，并不能成为扩大高等教育的依据。第一，据北京大学丁小浩的研究，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并不总是与学校规模成正比，在同等质量投入水平下，当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规模对生均成本的影响就会变小〔5 〕。在我国现阶段，高等学校的规模已很接近此限度。1993年，普通高校的平均规模为1928人，生均事业费为4120.30元；到1994年， 这个规模达到了2591人，生均事业费为5047.61元；1995年，规模为2759人， 生均事业费为5442.09元〔6〕。虽然，1994、1995两年的生均绝对经费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这两年高等学校的生均经费与初等教育的生均经费的差距在逐步缩小。1993年一所高等学校的学生所占用的事业费，几乎可以培养25.3个小学生；1994 年缩小到只能培养21.4 个小学生； 1995年又缩小到培养20.8个小学生。也就是说，经费的绝对数额的增加，一方面与物价指数的上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不断改进仪器设备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确实随着高等学校规模的扩大在降低，但降低的幅度已经大大缩小。由此可以预测，在质量、投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高等学校的规模已接近了规模限度，通过扩大校均规模、降低生均成本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理由，说服力不足。第二，在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是通过扩大校均规模的内涵式发展，仍然会要求追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以1995年的状况为例，按相对比例来看，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比1994年降低了0.6 个小学生，按1995年的小学生经费算，约降低成本160元，按全部在校生290.64万人计算，可以节约投资4.65亿元；但这一年普通高校扩大招生2.61万人，在校生增加10.78万人，为培养他们需要高等教育事业费5.86 亿元，两相对比，仍需追加投资1.21亿元。虽然这个数字在我国庞大的教育经费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与我国中小学校舍尚有1.77%的危房、64%的县（市、区）还没有普及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相比〔7〕， 就不会显得过分微小了。从这一点考虑，在我国教育经费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挖掘潜力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想法，仍是不现实的。
其次，我国目前高等学校的生师比例到底是多少，现有的教师状况是否适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探讨。国家教委《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提到，1995年普通高校生师比为7.3∶1，把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夜大生、函授生等其他学生按规定的当量折合为本专科生，则生师比为8.9∶1。对照世界高等学校的生师比（1988年，全世界生师比为13.8∶1；亚洲为13.0∶1；美洲为15.7∶1；发达国家为14.0∶1；发展中国家为13.5∶1 〔8〕），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潜力还是相当大的。但我国对专任教师的统计中，还隐含着一些我们在进行对比研究时应当注意的问题：（1 ）我们的专任教师中，包括了占高校专任教师总数18.7%的助教。这部分人按惯例是不能授课的，许多国家或者不统计在内，或者由研究生担任。（2）我国现有高校教师队伍素质不高。1993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 讲师职称以下的教师中有73.55 %的人没有进行过学士学位以上的课程学习；在当年新分配到高校充当专任教师的人中，有64.4%的人属于本科毕业生。如果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作用，那么提高教师素质才是当务之急。（3 ）在我们的专任教师的统计中，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兼任甚至专任行政工作者（如校长、处长、科长等），以及从事各种创收活动的教师。他们的编制虽然留在教师系列，但很少甚至基本不从事教学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从生师比这一个数字就决定是扩大还是缩小高等教育规模，数量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条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扩大，不仅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即使是个人承担教育成本，也是把一定量的经费投资到并不特别需要的部门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投资浪费），而且可能会加重国家的就业压力，为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除此以外，由于就业人口层次结构的不合理，也会造成教育浪费。在我们穷国办大教育的情况下，这是极为不明智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是否有能力照顾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应该说，我们目前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我们在尚无能力全面普及5—9年义务教育时，为照顾部分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将会加剧教育上的不平等。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战略目标是相违背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注释：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能会影响未来20 年教育发展的因素》，见瞿葆奎主编：《教育文集·国际教育展望》，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8月版。
〔3〕周贝隆：《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 对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4〕李昌芳等：《当今德国教育概览》，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114页。
〔5〕〔8〕丁小浩：《中国高等院校规模效益再分析》，《高等教育论坛》（北京大学），1993年第1期。
〔6〕国家教委财务司、 上海市智力开发研究所“快报”编写组：《1995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教育研究信息》，1996年第7 期。
〔7〕国家教委《199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情报参考》（中央教科所主办），第25—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