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几点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2)03-0003-04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诺思(D.North)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这一总结他近年来转入研究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思想成果的出版，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九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和经济增长国际研究中心在处理全球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上也关注起“制度”和“制度变迁”这一视角。
本文以D.North模型为中心，综述制度变迁理论中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观点，分析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产权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绩效提高有所借鉴和启发。
一、一个代表性模型：D.North模型
在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中，最具特色并分析得较为全面与透彻的，应首推D.North模型。它在分析方法、变迁主体、动因、方式、过程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精彩论证。
1.关于人格假设与基本分析方法
虽然D.North认为“为了解释变迁与稳定，在某些方面超越对成本—收益的个人主义的计较是需要的”，但其整个制度变迁是构造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他对制度变迁的具体考察，包括制度变迁的动力、条件与过程、制度变迁主体的时机、制度的效率评价等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分析基础之上。这一点和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一脉相承的。
在分析方法上，他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有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他有限地吸收了马克思的诸如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历史的非均衡系统动态分析法。当然，D.North分析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仍是正统经济学的“标准经济学方法”，不仅对制度供求、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等专门定义与分析，而且坚持制度变迁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
2.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
D.North认为，稀缺经济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和组织加紧学习以求生存，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创新现有制度。他所说的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政治组织就是政治性企业。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的制度变迁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D.North在分析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将制度变迁主体分为“两极行动团体”，即“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创新第一步是由“初级行动团体”进行，而“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因此，首先从事制度创新的是能预见潜在利润的企业家。“次级行动团体”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来获取收入而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变迁的，不过其追求的目标是通过迂回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
3.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
这是D.North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在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新制度安排的形成”。而产生潜在利润是由于许多外部性变化，包括规模经济的变化、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对风险的厌恶以及市场失败与不完善，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成了诱致人们去努力改变制度安排的来源。
导致变迁的客观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潜在利润的形成，D.North认为，至于充分条件，则是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利润而支付的成本。在分析导致收益与成本的变化以及潜在利润的产生因素时，D.North指出三大类：一是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作出很大贡献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者的收入预期的改变。二是涉及某些制度安排、创新与操作成本的因素，如组织费用的外部承担、技术革新、知识积累、教育体制发展、政府权力的集中与社会影响。三是导致制度从均衡向不均衡变化的外部性变化因素，如政府规模、构成或规则的变化，公众行为规范和社会的价值标准的改变。
D.North还指出，实现制度变迁应具备一些主观条件，如变迁主体的形成。他强调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也就是说，除非建立一个稳定的对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制度，否则就决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有效率的经济结构。
4.关于制度变迁的方式、过程
D.North认为制度创新以渐进式为主，反复强调制度变迁“是完全连续的，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把制度变迁的路径描述成一条从边际部分开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平稳的、渐进的、连续的和谐之道。
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反复过程，一般经历五个步骤：一是形成能发现制度变迁潜在利润并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二是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三是对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四是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五是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变迁。
二、两个质疑——制度变迁、产权与经济增长
1.投资和创新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吗？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研究中，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因素都曾被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以D.North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在将产权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他们认为，“它们乃是增长”，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非增长的原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安排即产权制度的作用最为突出。按照产权经济学的观点，恰当的产权安排应使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从而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动力，造成对个人经济活动的一种激励。这些观点散落在由D.North和托马斯在1973年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2.制度变迁就能带来经济增长吗？
D.North强调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更为根本。他认为，制度变迁是收益大于成本的理性行为，因此制度一般会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制度应内生化到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去，并视之为关键变量。在经济学史上，一般把第二次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主要归结为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但D.North认为，仅停留这层认识远远不够。社会为什么需要技术的发明创造？推动技术发明创造的现实激励在哪里？他以为，与其说是技术创新导致了经济效率革命，不如说是制度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进而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革命。
但是，对于同样进行了制度变迁的不同国家，却出现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停滞的强烈比照的局面。D.North则认为是因为存在制度变迁轨迹的不同，即一条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另一条是锁定轨迹(lock-in)。在前一条轨迹上，制度变迁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了制度变迁的收益递增，因此会导致经济快速增长。在后一条轨迹上，制度变迁只有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需要，它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从而产生经济衰退。至于一个国家会走上哪条轨迹，D.North认为主要取决于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制约。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变迁旨在寻找一个更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激励机制，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制度变迁与激励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制度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确立竞争规则，从而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制度结构或制度框架在静态上决定了经济绩效，而制度变迁则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三、制度变迁与增长的迂回机制
中国经济改革现实催生和加速了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如林毅夫关注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天则经济研究所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经济转轨；樊纲强调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的意义等等。
本文尝试在中国经济总体高增长、部分回调的大背景下，结合D.North理论和中国制度经济学者的有益探索，提炼和抽象了如图一所示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图1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之所以是迂回的作用机理，是由于制度变迁首先是外界环境有效因子催生潜在利益，如市场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等的变化，而同时一定程度上需要有成熟的变迁主体的存在和凸现。首先，要考虑经济组织中可预见受益者的判断识别能力，政治组织对新制度雏形的勾勒和信誉度的大小。其次是破旧立新，这一变迁过程以及过程影响的释放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调整期。尽管可能在具体方法上，有渐进式和激进式的区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度变迁的进行中就会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比如有效的激励和创新的产出，当然不能排除非恰当新制度对经济的制约或阻碍力量，以及新旧制度冲突过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在多因素环境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对持作用是不稳定、非均衡的。最后是合力的形成。以尊重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的合适制度的建立，最终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较大推动力。一方面可能是变迁各阶段积极因素积聚的传导，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和消极力量对抗、修正的结果。
四、中国经济在变革中实现增长
1.计划—市场—制度
由于普遍受惠于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带来的收益，世界对市场经济自由本质上的强效已达成共识。中国摆脱“苏联范式”的桎梏，更是在谨慎地计划收缩的进程中推动市场化，实现了中国经济显著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扩大。但不能回避的是伴生增长的国有经济效率令人失望、信誉下降、寻租等等问题，如果没有对当前异质的转轨经济的有效举措，经济增长的内在阻碍将逐步释放并耗尽增长的潜能。对此，有经济学家指出，“矫正价格”、“矫正产权”的成败取决于制度，只有“矫正制度”才能真正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科斯(R.Coase)发现：“通过最近的东欧事件，要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引入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显得更加清楚了。这些国家被建议转向市场经济，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这样做，但是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未能真正认清和切实建立有效的、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治法律制度，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得不到持续推动的关键。经济发展的更为一般的要求是“矫正制度”(getting the institutions right)或者“矫正制度基础”(getting the fundamentals right)。从“计划至关重要”到“市场至关重要”，再到“制度至关重要”，中国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得到了不断深化。
广义上看，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运用现行市场机制的过程。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的基本规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由此扩展人类选择的机会，丰富经济发展的内涵。而且制度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动力。发展中国家普遍由于要素市场欠发达以及大量寻租活动的影响，技术创新缓慢，只有建立起界定产权、明确契约关系的种种机制安排，才能促进和保护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2.变革什么
发展的实质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增长的独立变数。例如，一项教育改革能够以增加有关技术和改善劳动力质量为目标来刺激增长。另外，体制改革可以是发展的前提。例如，要是合理的产权得不到保护，启动主体投资实际上也许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可能补充其他的发展政策，增加它们的有效性。例如，如果要正确地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那么整顿政府的行政机器可能是重要的。
那么，变革的进程表上应列些什么呢？
第一，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结构性全面的配套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大趋势。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
第二，市场经济有效运行需要的产权制度。奥尔森(M.Olson)甚至指出，“兴衰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财产权，因为没有财产权，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此外，市场经济也要由签订各种公平的可实施的契约的权利，它对于发达国家是既定的前提，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立法和执法的高效改革。实际上我国经济中的许多产权或产权关系并非没有做过界定，问题在于法律层次上的保护失败。因此，制度化、法制化也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
第四，有效参与国际社会的变革。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社会和制度的变革也在悄然进行。这类转换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而且更重要的，必须在国际经济内部发生。虽然西方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具有有限的关联，但要实现关联性剧增的世界经济的长期性增长，也需要对某些主要的结构、行为和制度进行改革，提供必要的条件促进并使各个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的成就，否则仅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内部进行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是不健全的。
3.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次优
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其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因此，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发展过程中，当市场运行机制基本取代计划体制时，以体制创新为核心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而以完善市场运行效率为目的的制度变迁过程，不是以微观和短期的绩效为目的的。实际上，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只能寻求次优——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互动的长期次优。当然，以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在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反过来，它又为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制度结构保证。
收稿日期：2001-10-17
标签：经济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