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史法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适论文,史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嘉人，南宋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作品，在哲学、史学上都有较多建树，对此，许多专家学者已有论及。但于其史学思想中重要的部分“史法论”，尚无专文剖析，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史法”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史家赋予它不同的内涵。
最初的“史法”主要是指修史的“书法”。孔子修《春秋》，发凡起例、属辞比事，确立了为后人修史所遵循的“书法”，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论书法》中所言：“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这种修史“书法”体现了史家对所记史事与人物的褒贬尺度，与道德训戒的“经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到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时，对孔子的“史法”作了发挥，他提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并对先前历史编纂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总结和批评。刘知几所言“史例”实际上就是后人所说的“史法”。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史料的真伪鉴别、史事的详略选择等问题，都作了专门论述，扩展了“史法”的内涵。刘知几以后，对“史法”的重视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南宋史家更讲究“史法”。如浙东史家陈傅良说：“自夫孔门之徒尽经述，马迁而下史法乱，微言卒。”[1]吕祖谦也有此论述：“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书皆当精孰细看，反复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自后汉、三国志以下，诸史只是看大纲始末成败，盖自司马氏、班氏以后作史者皆无史法。”[2]而在南宋诸史家中，对“史法”议论最多的便是叶适。
叶适将以前的“史法”演绎变化分为三个时期：古史法、孔子之“史法”，司马迁对“史法”的破坏。
他认为：“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3]叶适将孔子修《春秋》以前的写史方法称之为“古史法”，如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等“据事直书”的写史方法，而且认为《左史》是沿用鲁史旧文，保存了古“史法”。而至孔子修《春秋》，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写史方法，“古史法”至此而变。他依据《春秋》（与《左传》）的不同之处，指出孔子对古史法的变革：“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孔子对于古史法的改造是“于其义有所不尽者发之，理有所害者更之，……既已修定，则旧史之书法即孔子之书法。”[4]经过孔子的改造，古史法由仅能“惩恶”发展为“惩恶而能劝善”，由“章大烦直”发展为“微晦婉美”，因此而称誉“孔子以诸侯之史，时比岁次，加以日月，以存世教，最为详密。”[5]但对孔子的“春秋笔法”也有批评，认为《春秋》叙事太简，尤其对“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书法很不以为然，因而更为推崇《左传》中保存的古史法，认为它“简书具存，实事不没，大义有归”。其“载旧史之实，……重举经文，贯通本末，自以为经纬”，[6]亦经亦史。
古史法至司马迁而大坏。他说：“左氏因而作传，罗络诸国，备极妙巧，然尚未有变史法之大意也。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7]而后代史家就更不懂史法了。
叶适反复申论司马迁不懂史法。他的批评涉及到修史的许多方面，如司马迁变编年为纪传，不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评价历史人物、不择义而务广，采次异闻，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变序为“自序”等等，其核心思想是批评“太史迁不能知圣人之意”，不知古代经史不分、经即史的大旨，致使史书脱离经学的轨则，失去史学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因此，叶适提出要“非复古史法不可”，实质上即要求恢复古代经史结合，讲求写史致用的精神。
（二）
史学批评是叶适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史家、史书的评论。在他的史学批评中，“史法”是衡量史家、史书的优劣的主要尺度。从他所作的批评看，其“史法”的内涵大约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书体裁要事具本末。
“古史法”的一个标志是“因事著人”，在史书体裁上即“编年体”。后来，司马迁创制了纪传体史书，“各因其人以著其事，非如上世因事以著人也”。[8]叶适认为是司马迁首先破坏了“古史法”，因而提倡“恢复古史法”也包括了恢复编年体的内容。
但是，叶适并没有简单地推崇编年体史书，他批评《春秋》因“记事太简”致使“本末未究而设义以行，吾惧褒贬之滥及也”。[9]认为史书记事应“事具本末”，如上古史书中的“《书》，其载事必具本末。《春秋》，诸侯史也，载事不能自通者，左氏必以传纬之，亦所以具本末也”。[10]因此，他一再称赞《左传》简书具存，实事不没，大义有归，批评后世“经生”孤行无本末，而以类例为义，空言主断，是破坏了古史法。由此可见，叶适并不是简单地推崇编年体的形式，而是强调要以编年的方法，写清史事的来龙去脉，事具本末才能辨别义理。而“因人著事”的纪传体往往就做不到这一点，它的叙事方式是“均之一事，表既谱之，纪复记之，世家列传又申明之，参互错综，十数见而犹末已”。[11]其结果是“书完而义鲜，道德性命益以散微”。[12]，史书成为无补于世之空文，故不可取。
叶适从史书要载明“义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史书记事要“事具本末”，倡导恢复古史法的编年体，实质上反映了南宋浙东学派史学思想对史书体裁变革的要求，是叶适对史学变革的呼吁。
第二，史书内容要真实有用。
叶适认为：古史法特别强调史书记事之真，史家写史，犹如察狱，信而有征，言必有所从受。他称赞孔子编《春秋》“有述无作，皆本上世之旧；尧舜以前虽有数圣人，其传而不信者，故不敢言矣”。[13]而后世之史滥收传闻异辞，致使史书内容失真。尤其批评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不择义而务广，未明古人著书之旨，于百家杂言中取其雅驯者而著之，而所谓“雅驯”之言实多浮妄无稽之辞，遂使古史法大坏。史迁编信“楚汉间说客辩士之妄言”，又迷信上世“怪民夺论不经之书”，使后人不识往事之实，危害之大，甚于秦火，因此，“推此意以经世，其得之寡，失之众。学者当以为戒，不当以为法也。”[14]
叶适反对史书追记前代传闻不实之事，主张史书取材要信而有征，记事应偏于近世，这样才会做到资料齐全、真实可信。他认为，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古代史家只有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近世史家只有李焘，“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虽在史书体裁上恢复了“古史法”，但其内容却“由千有余岁之后追记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行于人心久矣”。[15]这样的史书有何可信呢？
叶适还强调，史家记事应选择“有义有用”的事记载，史书“非史家系日月之泛文也”。[16]古代史家都是如此，“孔子之于诸书，择义精矣，可以为世教者则用之；如世系之类，于教粗矣，不用也。”[17]《春秋》一书，选择有关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以及桀、纣之大恶记载于史，而于纤细烦琐、徒以殚天下之竹帛而玩习后世之口耳者，圣人固宜有所不录也。《诗》则“专以治乱兴亡两节及中兴为断，而义归于一君之美刺、及美刺兼焉者，故康穆以下至夷王，虽有诗皆不录。”[18]这种写史方法应为后世史家所继承。而司马迁不能知圣人之意，纷纷然记之为奇以夸天下，比如司马相如《子虚赋》那样“不则于义，不当于用”的辞赋文章也载之于史，而作《志》时于汉事犹多缺略，是不懂古史法。而《新唐书》较之《旧唐书》删掉了许多切于人事、治体的史事，也是不知古史法之旨。
第三，史书文笔以阐发“义理”为准则。
“古史法”有重视史书文笔的传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明了文笔在著作流传中的重要作用。前人对史笔的论述大体涉及到繁与简、质与文两个方面。对此，叶适作了重要的补充，强调史书文笔应以说明史实为准则。他认为：《新唐书》诸传，“好以刻削简约为功，又必易本语之质俚以从雅驯，反堕偏迫，故可观者殊少。”[19]刻意追求文字简约、雅驯，而不能说明事实，是不足为训的。他认为凡有关民生日用及典章制度的大事，史书应详加记载，他批评司马迁《史记》载商鞅变法事过于简约”，“商鞅变法，大事也，迁不加疏别，深浅无次。”[20]与此相对应，称赞《新唐书》“以开元礼为正，其仪物名数，次序曲折，已无不备尽，而议论废兴，亦俱见之”。是“自有志书以来，未之有也。”而司马迁、班固之史“于一代之制不能备其本末，而徒取他书，使后世无所考据，此所谓失也。”[21]对于无关国家治体、日用民生之事则应简约或省略。因此，对史笔的繁与简，叶适并不是流于一般之言，而以所记之事的功用为依据，详有用之事，略无用之文。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叶适反对史书文辞的评论以“工拙”为标准。他认为：“文章高下，未有不与事称者……夫所恶于轻靡之文者，谓其不足以致治也。”[22]史书以致治为目的，故应重视事理，反对浮华，因为：“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丽奇伟，而辨丽奇伟必出于小道异端。”[23]他主张史书文辞风格应“简直宏大、晓畅义理，以风晓天下。”[24]批评司马迁、班固“以文采炫耀其人，辞多而实寡。”[25]称赞《三国志》的叙事指实。这些评论反映了叶适对史书文笔的“求实”精神。
第四，史书的“义理”应以儒家伦理”为依归。
叶适的“史法论”许多方面是围绕着阐发义理而展开的。从要求史书事具本末、内容真实到文笔文风的“求实”，无不以说明“史义”为目的。史义体现了史书的思想性、史家的见识，通过阐发史事中的“义理”，教育后人，以资治道，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因此，叶适的史法论重视对“史义”的阐发。
叶适的“史义”要求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去判别是非，褒贬人物，他以正统观念批评司马迁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论项羽，是“崇长不义之人”。[26]指责《史记》对诸子异说的记载而使“异瑞之学遂以大肆于后，与圣人之道相乱。”致使天下人不能成德就义。他从“有汉则无魏”的正统观念出发，批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使“史法不复存矣”。
叶适的“史义”还提出史书要写出历史的得失成败，因此称赞唐代所修史书：“虽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败有考，统纪不失，其补益于世多矣。”[27]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叶适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主张以人道解释历史。又说：“余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存，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如一毫巧智于共间；而亡果能存，败果能存，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28]虽然他没有否定神怪的存在，但明确否认了神怪对人事的作用，强调“人意”的决定性因素，以仁义忠信常道说明历史发展的原因。
叶适的“史义”是建立在确切史实的基础上，他认为：“古无被人以空言而为义者”，古人阐发义理必以史实为依据，“必以史而不以空言”，如孟子精于论义理，“以其无史而空言”，或有史不及见而遽言，故其论理虽至，而亦人之所未安也。”[29]这与朱熹的观点大相径庭，朱熹提倡“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以史实服务于义理，把历史的兴亡更替作为他的“天理”的证据，表明了二者在思想观念、学术路向上的差别。
（三）
叶适的“史法论”倡导要恢复古史法的精神，并以其“事功”思想重新诠释古史法的内涵，这是宋代人文学术语境的产物。
首先，叶适的“史法论”是在宋代学术界复古思潮盛行、理学兴盛的人文背景下出现的。唐宋时代的复古思潮，崇上古三代而黜汉唐，反映在史学上则扬《春秋》而抑马班，然而，这种“复古”实质上是学术界“以复古求革新”的变革思潮的反映。叶适对司马迁破坏史法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开创纪传体通史，为后代史书文体树立一代风范，“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0]也使“史法”为之一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31]而发展到宋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史书也暴露出不少缺陷，而几乎被人遗忘的编年体又重新被人们发现，出现了编年体史书复兴的趋势，《资治通鉴》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但单纯地恢复旧史编年已不能满足史书编纂发展的要求，于是有了改造旧史体裁、别创新体的需要。与叶适同时代的袁枢“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篇各详起讫，自为掠影，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32]从而创立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33]的纪事本末体，正是史体变革的结果。因此，叶适对编年体的推崇，强调史书内容“事具本末”，也是这种变革思潮的反映。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形成了史学义理化的趋向，叶适对“史义”的强调，也是对这一趋向的回应。
其次，叶适的“史法论”又深深打上了浙东学派的烙印。南宋浙东学术以讲求“事功”而著称于世。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学术内部的演绎，浙东学术由经入史，在朱熹“史是什么学，只是见得浅”[34]的鄙视声中，以理学的异端而出现。这使浙东学术固然迥异于程朱理学，也不同于一般史学。程朱理学讲究“即事明理”，以建立一套形而上的道德体系为宗旨；浙东学术则强调“务实”、“达用”，从现实需要出发研究问题。浙东史学家大都具有“六经皆史”的思想倾向，而强调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是“器”，主张人事之外别无所谓“道”，这自然是针对理学末流“离事言理”的空洞学风而发的，它不仅撕破了笼罩在六经之上的神秘面纱，而且提高了史学的学术地位。浙东史家把经书作为史书的楷模，从内容到形式都以“经”的标准衡量史书，加重了史学的经学色彩，故浙东史学又区别于一般史学。“六经皆史”的实质在于：要求史学象经学一样阐发义理，将抽象的“义理”建基于具体的事实之上，义理与事功相统一。叶适“史法论”中强调“义”的精神内核，提出“本末明而义理著”，对史书内容真实性的追求，对史实的取舍、详略无不以“义”与“用”为标准的思想，正是浙东学术中经史结合思想的折射。
第三，从史学发展的事实而言，叶适的是古非今，提出“非复古史法不可”的主张，固然不尽妥当。但叶适的史法论也包含了许多的合理主张。他将“史法”作为史学评论的重要范畴给予重视，便是史学批评理论上的一大创见；在对“史笔”的认识上，刘知几主张：“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一味强调简削，而叶适认为史笔之繁简不可一概而论，应该详有用之事，略无用之文，批评因好简削为功，而事义不明者，更指责以炫耀文辞为能事者，这种议论更为平实。尤其是叶适以“义”为核心的史法论，不仅重视史书的外在形式，更强调其中的思想性，已有重“史意”的倾向，在史学批评史上，为刘知几的“史法”发展到章学诚的“史意”搭起了一座桥梁。
因此，叶适的“史法论”不仅反映了宋代史学变革的一些倾向，而且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叶适史法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1]陈传良：《止斋文集》卷四十五《祭吕大著》。
[2]吕祖谦：《左传续说·纲领》。
[3]叶适：《习学记言》卷九《春秋》。
[4]叶适：《习学记言》卷九《春秋》。
[5]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一《左传》。
[6]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一《左传》。
[7]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一《左传》。
[8]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唐书》。
[9]叶适：《习学记言》卷九《春秋》。
[10]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唐书》。
[11]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一《左传》。
[12]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史记二》。
[13]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七《孔子家语》。
[14]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史记二》。
[15]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史记二》。
[16]叶适：《习学记言》卷五《尚书》。
[17]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史记二》。
[18]叶适：《水心别集》卷五《进卷·诗》。
[19]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唐书》。
[20]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史记二》。
[21]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七《隋书》。
[22]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唐书》。
[23]叶适：《水心别集》卷六《进卷·史记》。
[24]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史记二》。
[25]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一《左传》。
[26]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一《左传》。
[27]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唐书》。
[28]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五《北齐书》。
[29]叶适：《习学记言》卷十四《孟子》。
[30]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31]郑樵：《通志·总序》。
[32]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序》。
[33]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34]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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