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的体制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新经济论文,体制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近20年经济增长的状况
首先分析美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各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说明制度、体制要素的重要解释力量。经济增长状况主要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失业率等指标来考察。美国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增长外，其余各年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20世纪90年代初有过两次较高的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失业率相对较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持续下降。到1997、1998和1999年，失业率已经低于5%，这是传统理论认为的自然失业率水平。通货膨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略有回升，但都在5%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1999年底只有1.9%。股票市场不断创造新记录，道—琼期三十种工业股票指数曾突破过1万1千点。美国《商业周刊》的主编斯蒂芬·谢波特认为“新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进出口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中高科技的贡献度上升。
但也有人认为，这次的持续经济增长主要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缓慢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变化（李民骐1999）。并且，与战后1948-1966年美国的“黄金时期”相比，经济增长的幅度并不显著，1990-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与前两次经济周期（1973-1979年和1979-1990年）相比只是略快而已，远逊于1948-196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1996-1998年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产出的增长速度为4.3%，达到“黄金时期”的水平，这也只是由于处于经济周期的加速扩张期。
为什么这次周期的扩张期特别长，却值得关注。
如表1所示，从美国战后经济周期的分布来看，每一个周期的紧缩期和扩张期长短都是不等的，且相差还很大。而无论从哪种方法（从谷底到谷底、从高潮到高潮）来衡量周期的长度，各周期的长度也不相同。1980年7月到1981年7月的经济周期中，紧缩期长6个月，扩张期长12个月。1982年11月到1990年7月的经济周期中，紧缩期长16个月，扩张期长92个月。而最近的经济扩张期到2000年6月已达111个月，这说明周期的变化没有一致的规则，仅靠经济周期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不够的。例如，为什么同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期，最近的长达110多个月，而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扩张期却很短。所以，20世纪90年代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还是体制变革的结果。
表1 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动情况（月数）
周期谷底 周期高潮
紧缩期长扩张期长从谷底从高潮
时间 时间度（高潮到 度（谷底到
到谷底到高潮
谷底）
高潮） 的长度的长度
1945.10
1948.11
8 37
8845
1949.10
1953.7
11 45
4856
1954.51957.8
10 39
5549
1958.41960.48 24
4732
1961.21969.12 10 106 34116
1970.11
1973.11 11 36
17 47
1975.31980.1
16 58
52 74
1980.71981.76 12
64 18
1982.11
1990.7
16 92
28 108
1991.3 至今 8 100
资料来源：Statistics Abstract of U.S 1993.
还可以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对比来说明美国的经济增长。从1985年到1994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3%，英国年均增长1.7%，加拿大为1.7%，德国为2.4%，法国为2.2%，日本为3.6%，瑞典为0.5%，瑞士为1.5%。（注：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1997)P.790-795.）。美国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领先的水平。1995年以后，美国更是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势头，相形之下，日本经济却一直低迷不振。从长期来看，美国在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4.0%，在各发达国家中处于水平较低的位置，日本同期的增长率是9.2%，德国是5.0%；而1973-1999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3.0%，高于日本的2.9%。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各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差不大，但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差异。为什么？要从制度和技术方面来解释。如我们下面分析的，技术的产生及应用也离不开体制的保障。
二、经济增长与体制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将资本和劳动作为增长的两个主要来源，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现了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但对技术进步的产生、体现仍缺乏足够的分析。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阐释技术进步与物质投资、人力资本等关系的方面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突出。美国1950-1973年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37.8%，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32.4%，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9.7%（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6年10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银行199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表明，美国1980-1993年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占9.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占33.3%，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57.4%。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长了近一倍。
技术从产生到发挥作用都离不开适宜的制度环境。尼尔森(R.Nelson 1998)指出传统的增长理论都将重点放在增长的直接来源（资本、劳动、技术）上，认为它们是成组并行出现的，但它们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并相互影响？尼尔森提出要从技术、企业以及经济制度等方面重新考察经济增长。这里的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习俗。技术的产生、潜力的开发与政府的管理政策（教育制度影响到人力资本）以及企业的创新制度有关。例如，英国19世纪末在化工产业、电气设备产业落后的原因是英国大学在科学工程教学方面的落后。而企业组织、企业战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至少与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费用一样大。其实，早在1952年，Abramovitz就强调理解广义的制度对人们理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指出了企业的重要地位，以及支持企业创新的文化、制度因素。这些是直接的经济增长来源背后的因素（注：Richard R.Nelson(1998)."The Agenda for Growth Theory: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2,497-520.）。
由此引入了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刘易斯、贝克尔、诺斯等人做出的，当然他们关于制度的内涵、范畴并不一致。Brunetti等人(1998)实证分析了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产权明晰、法制健全、政策稳定、合同守约以及没有腐败，将这些因素统称为可信度指标。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横坐标，以制度的可信度指标为纵坐标，将49个国家1980-1992年的可信度指标的大小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图中绘成一点，可以发现，大致来说，可信度越高，对应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因而可以形成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来表示这种关系。当然由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会受不同因素的制约，会有不同的增长态势，因此，不能仅就可信度这一个指标对经济增长做绝对的比较。但制度因素影响增长的方向是明确的。另外，用回归方程对51个国家1980-1992年的经济增长和包括可信度在内的解释变量作多次分析，可信度指标的系数都在0.02左右，且在1%的可信水平上是显著的。再把可信度指标中的5个主要指标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系数最大，也很显著，其次为法制的健全和制度规则的可预期性，然后是政治的稳定和政府廉洁（注：Aymo Brunetti,Gregory Kisunko,and Beatrice Weder(1998)"Credibility of Rules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from a Worldwide Survey of the Private Sector"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2(3):353-84.）。虽然是51个国家的回归结果，但基本结论对美国这一个国家也是适用的，实际上51个国家其中包含了美国。这说明了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量。
杨小凯和博兰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的容量，从而加速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形成经济实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内生化的比较利益。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刺激分工向深度演进，人均收入和产出数量与品种增加，从而实现经济增长。1991年，贝克尔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劳动分工主要受协调成本的限制。由于均衡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分工深化必须改进交易机制的效率，因此把制度进步与劳动分工结合起来。从而法律健全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有较高的增长率。例如，在美国，产权明晰和法律保障等制度因素改进了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交易机制的效率，企业网络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分工的演进，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以上说明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量，制度有利于资本、劳动、尤其是技术的作用的发挥。而之所以能够出现好的制度并让制度发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因为有健全的体制做保证，包括产权创新、激励机制、信息传递与协调机制等的作用。实际上，体制应作为广义制度框架的重要部分。下面我们从体制的角度（政府放松管制、适当干预经济）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放松管制与适当干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许多人将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归结为经济结构的改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金融保险业的扩展便利了企业融资，促进了投资，尤其是高科技投资的扩大。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超过了能源、邮电产业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创造就业岗位120多万个。计算机、信息等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计算机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0.25%。经济的开放程度加大，1989年美国的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1997年分别上升到11.9%和22.1%（注：OECD Economic Outlook,June 1999,P.17-19.）。
而无论是金融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是开放度的加大都得益于政府放松管制，使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程度加深。有的学者对美国经济管制的成本作了估计。成本为没有管制时与实行管制时经济效果的差异，它指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净效率成本，不包括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的成本。Guasch和Hahn(1999)总结了一些学者估计的1988年美国某些部门经济管制的成本，例如国际贸易管制的效率成本为173亿美元，通信业管制的成本在141亿左右，农业价格支持的成本为67亿，航空业为38亿，铁路为23亿。可以看出这些部门的管制造成了大量的效率损失，也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考虑在不同集团间转移的成本及其对人们激励机制的影响，则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更大。此外，管制还对创新造成潜在的压制，因而这部分成本也要包括进来。Hopkins(1992)和Winston(1993)估计美国经济管制的总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9.5%（注：J.L.Guasch and R.W.Hahn.(1999)."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Regulation: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4(1):137-58.）。
表2 美国放松管制的收益（1990年单位：10亿美元）
产业 消费者收益 生产者收益 总计 其他潜在收益
航空 8.8-14.8 4.9
13.7-9.7
4.9
铁路 7.2-9.7 3.2
10.4-12.9 0.4
公路
15.4
(4.8) 10.6 0
通信 0.7-1.6
- 0.7-1.6
11.8
有线电视 0.4-1.3
- 0.4-1.3 0.4-1.8
股票交易0.1
(0.1) 00
天然气
- --
4.1
合计 32.6-43.0 3.2
35.8-46.221.6-22.0
注：-表示缺少数据，括号内的数据表示收益为负值。
资料来源：转引自J.L.Guasch and R.W.Hahn.1999."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Regulation: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4(1):147.
既然管制比不管制增加了成本，那么，放松管制就会给经济带来收益，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表2是对美国放松管制的收益的估计，放松管制后，交通运输、通讯行业获得的收益最大，这些部门获得的收益超过300亿美元，而消费者获得的收益高于生产者的收益，这可以扩大这些部门的消费需求，加速产业的发展。而自1994年以来，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明显，据估计，贡献率每年均在1个百分点以上（注：刘建江：“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案例”《世界经济》2000年第6期。）。
政府放松管制还有利于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掀起的企业并购浪潮使得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企业组织更加灵活，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1990年美国企业涉及的并购就有4168起，价值达1723亿美元。1994年以后，又掀起了新一轮并购浪潮。1994-1997年美国企业每年的并购额分别为3466亿、5180亿、6588亿、9260亿美元。1998年上半年已达9103亿（注：戴志敏：“世纪之交的美国风险投资业剖析”《世界经济》1999年第5期。）。近十年来，企业间的合作形式更加多样、灵活。分包制和战略联盟得到很大发展。分包制的极端形式是把科研、设计、开发、生产全包给其他企业，而自己只是协调各供应商之间工作的组织者。这样做不仅节省开支，还可以把本公司进行机构调整，减少管理层次，降低投资风险。1994年通用汽车公司自己生产的零部件比例是47%，克莱斯勒为34%，福特为38%。从战略联盟使用的手段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通过兼并与收购等形式组成新的企业，采取牢固的协同方式；现在的企业主要采取局限于特定行业与特定机能方面的松散的协同方式。企业间网络组织的建立，为企业提供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参与各方的资源的机会，提供了合作和风险分摊的框架，成为克服外部性的手段（注：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61页。）
政府在一些领域实行自由化的政策，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加强了国家的干预。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干预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经济恢复了活力。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科技、教育、环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还积极干预，也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例如政府对环境管制的收益在165-1358亿美元之间，对高速公路安全的管制的收益约为254-457亿美元，大于管制的成本（注：刘建红：“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案例”《世界经济》2000年第6期。）。在生产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政府给予了足够的支持，运用税收、风险融资等手段鼓励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将资本利得税由49%降至28%，1981年更进一步降至20%；1979年美国劳动部允许联邦登记的养老基金介入风险资本市场，增添了风险资本的机构性质；1981年的《小企业投资刺激法》把风险企业定义为企业发展公司，解除其原来作为投资顾问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的需要，给了风险投资者以更多的灵活性（注：戴志敏：“世纪之交的美国风险投资业剖析”《世界经济》1999年第5期。），这些鼓励措施造成一场风险投资的浪潮。风险投资在最近几年发展尤为迅速，1999年美国风险投资达400亿美元，介入的公司达2500家以上，最终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据估计，美国经济增长的70%来自于高科技企业。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体制的保证。美国1995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小学的入学率为100%，中学的入学率为90%，大学的入学率为80.6%，每10万人中有大学生5611人。同为发达国家的英国的情况却有较大的不同，1994年其小学的入学率为96%，中学的入学率为85%，大学的入学率为37.4%，每10万人中有大学生2646人（注：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1997),P.890-891.）。美国的教育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先进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优势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鼓励私人办学，私人学校的教学质量高于公立学校。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再加上职业培训的辅助作用，使得美国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企业内部有很好的人力资源招聘、培训、任用的机制，在全社会有重视人才的大环境，所以人力资本的潜能很容易发挥出来。在高科技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加突出，拥有丰富的人才也是美国能够在高科技产业领先、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美国1990-1999年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产出）年均增长1.46%，高于1973-1990年的0.73%。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使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美国从1970年到1994年的25年间，就业几乎增长了60%；而同期25年中，欧洲就业仅增长11%，大大低于劳动力的增长，因而失业率稳步上升，从70年代的2%增长到1994年的11%-12%（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6年10月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 第52页。）。这与美国采取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有关：废除最低工资制度，改革劳资谈判和工会结构以增强竞争力，减少失业保险、缩短失业者领取救济的期限，对有资格领取救济的失业者实行更严格的标准，要求领取救济的失业者寻找工作，以激励劳动者就业。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尤其是自然失业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制度调整，它使更多的劳动者通过参与生产劳动他享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尽管在美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仍很严重。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政府充分运用了财政、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以避免经济增长委靡，刺激经济回升。早在危机的始发阶段，即1989年7月，联邦储备委员会就着手降低“联邦基金”的利率，把这种利率从接近10%降到9.25%。随后连续多次降低利率，到1992年9月，在这次危机期间第18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把它降到3%。此外，联邦储备委员会还连续7次降低了“贴现率”，把它从1990年12月的7%降到了1992年7月以后的3%。这些措施在危机的始发阶段起了延缓危机急剧发展的作用；在危机临近结束时，又起了促进经济复苏的作用。近年来，美国又多次运用货币政策，对防止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小结
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增长的各个因素时包括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作为增长的新的要素，体制与制度有联系，也有区别。本文认为体制与其它增长要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有助于扩大资本投入、激励人力资本投资、为高新技术的产生与应用提供保障等方面上。放松管制和适当的干预相结合，推动了像风险投资这样的产权创新，强化了社会经济中的激励机制，加强了企业组织中信息与决策的传递，社会协调功能得到完善，经济体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