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路径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结构论文,货物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64[2008]09-080528-0462
一、文献综述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现有文献大多同时考察了资本和技术等因素，另有部分文献运用计量方法检验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验研究来梳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现有文献。
首先，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Jones & Manuelli(1990)建立的生命周期AK模型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于物质资本积累进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Young(1991)从规模经济和干中学的角度研究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贸易的自由化会促使具有丰富劳动力的欠发达国家迅速积累人力资本，甚至有可能赶超发达国家。Lucas(1993)在研究经济奇迹的产生时强调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出口大国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干中学来积累人力资本。基于Jones & Manuelli(1990)的生命周期AK模型，Fisher(1995)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趋同的力量。Kim(2000)建立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突出了教育的功能，认为国际贸易在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人力资本，并提高了专业化生产的效率。Bond & Trash & Wang(2003)统一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发现经济增长在平衡路径上时，贸易模式支持了H-O模型，否则不支持（殷德生，2004）。
其次，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在Grossman & Helpman(1991)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中，先后研究了小国和大国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当小国的国际贸易促使资源转向研发部门时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大国的贸易促进了国际之间的技术溢出，减少甚至避免了全球范围内的重复研发，他们同时指出，由于要素禀赋类似的创新国相互之间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大国的国际贸易在长期内提高了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Taylor(1993)扩展了Grossman & Helpman(1991)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认为生产和创新上的比较优势的顺序是决定贸易模式的长期因素。Feenstra(1996)分别考察了一国在有创新和没有创新的两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考虑国内创新的情况下，如果技术溢出仅仅取决于自由贸易，那么自由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如果国内的技术进步依赖于本国过去的创新和部分国外创新，那么相互之间开展贸易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趋同的（殷德生，2004）。刘明兴(2003)的研究表明，隐含在国际贸易中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原有的技术结构，如果与比较优势原则相吻合，那么国际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因素。此外，Grossman & Helpman(1991)、Taylor(1994)和Yang & Maskus(2001)等人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研究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最后，通过经验研究来考察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献也是相当丰富的，主要是用相应的计量方法检验国际贸易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研究结论大致分为三类：国际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确定。Dollar(1992)运用92个国家1976～1985年的数据得出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McNab & Moore(1998)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3～1985年的数据也论证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是Taylor(1981)、Mccombie & Thirl wall(1999)、Helleiner(1996)以及Bleaney(1997)的研究结论却是国际贸易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另有学者的观点介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Jung & Marshall(1985)、Chow(1987)、Ghartey(1993)、Dutt&Ghosh(1996)以及Dhawan&Biswal(1999)得出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确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学者也开始探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Shan& Sun(1998)、杨全发和舒元(1998)、沈程翔(1999)、赵陵、宋少华和宋泓明(2001)、沈坤荣和李剑(2003)、许和连和赖明勇(2001)等等。
以上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来源于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和采用数据等因素的不一致，但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纵观现有文献不难发现，研究者们的目光和兴趣点都集中于国际货物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鲜有文献专门探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服务贸易在全球经济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足。《World Trade Report 2006》表明，中国以1665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成为世界第7大服务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且相比于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本身的特殊性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不同。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中国货物贸易的迅速发展实际上一直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回报”来实现经济粗放型增长，国内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尽快转变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鉴于此，本文把国际货物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对比研究，并且进一步探寻不同要素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以期得出重要的结论。
二、计量模型与变量
现假设有Cobb-Douslas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Y为产出，K为物质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A为制度、技术进步和文化等因素，α和β表示弹性。把方程(1)写成人均形式并且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可得：
其中，y=Y/L为人均产出，k=K/L为人均物质资本，h=H/L为人均人力资本，L为劳动力数量。我们在考虑技术进步、中国改革开放所引致的各项制度变革的情形下，最终得到如下模型：
其中，LnTP为技术进步(Technology Progress)，以国家财政R&D额度表示，Open为开放度，以进出口总额除以GDP的比值表示，Market为市场化程度，以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除以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
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本文的主要意图是检验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分别对人均产出的影响路径，即考察两种贸易与(3)式中每一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立以下模型：
三、基础数据说明
下面对人均产出、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做出具体说明。
1.人均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存量的核算一直存有争议，国外学者曾经使用永续盘存法和资本租赁价格度量法，随后国内学者（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谢千里等，1995；王小鲁和樊纲，2000；张军，2002，2003；等）各自对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做出了估计，而且结果相差较大。本文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主要依据张军的核算方法对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加以估计。
2.人均人力资本
对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投入法、产出法、学历权重法、受教育年限法、当期价值法和未来收益现值法等，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这一较为直接的度量方法，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学（包括大学肄业或在校、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设定为17年。
3.技术进步
理论界对到底什么是技术进步这一问题至今为止尚无定论，因而对技术进步的度量也无法统一，但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无疑是索洛残差法。索洛残差法避开了对生产函数具体形式的讨论，把技术变动率简单表示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劳动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额，这种计算方法的简便性和直观性促成了其广泛的应用性。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显而易见：实际上，剔除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制度演变、文化习俗等等，因此，索洛残差法对技术进步的定义过于宽泛。本文采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的规模来间接反映技术进步，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与科研经费呈正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开放度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难以替代的良好机遇，这一举措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国门的打开，但实际上是一种无形政策资源的引进。鉴于此，我们把开放度纳入到分析模型之中，并且以进出口总额／GDP来替代，一般来说，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5.市场化程度
中国经济正处于体制不断变革的重要时期，市场化程度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逐步显现，因此，该变量能够部分解释经济增长。本文用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6.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
国际货物贸易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际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网站统计数据库。
本文所有数据均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所有数据样本区间为1982～2006年。
四、实证检验结果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而且考虑到篇幅所限，所以对模型(3)的回归结果在此略去，本文直接列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分别对人均产出影响路径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模型(4)来看，货物贸易的弹性系数大于服务贸易的弹性系数，而且两者都很显著，这说明货物贸易比服务贸易更加能够积累物质资本。由于货物贸易本身是实物产品的国际交换，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货物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因此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效应直接而且显著。服务贸易则是通过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对实物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间接地产生作用，加之服务贸易的绝对量（2006年为0.19万亿美元）要远远低于货物贸易的绝对量（2006年为1.76万亿美元），所以服务贸易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效应相对于货物贸易而言显得稍弱是合乎逻辑的。
从模型(5)来看，货物贸易未能很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服务贸易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货物贸易难以积累人力资本与中国货物贸易的方式结构是密切相关的，货物贸易按照贸易方式可以划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①，首先看一般贸易，在一般贸易中流通的往往是最终产品，处于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最后环节，因此它能够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从而对人力资本的积累较有影响力。但是问题在于，1981～2006年的26年间，一般贸易实际额②只增长了约66.59%，所以本来有可能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的一般贸易由于受到增长速度缓慢的“拖累”而仅仅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其次看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典型特征就是“中间在内，两头在外”，与国内上下游产业的关联度较小，况且中国的加工贸易历来只能带来微薄的加工费，加工环节难以接触高端技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甚微。统计数据表明，难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加工贸易实际额在26年间增长了27.9倍，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超过了一般贸易。总而言之，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一般贸易实际额增长缓慢，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加工贸易实际额增长迅猛而且占据了过高的比重，使得表面上看起来数额巨大的国际货物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
相比于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本身所处的产业水平较高，技术属性和知识属性较强，即使在服务贸易存在巨额逆差的情况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进口也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货物贸易不具备的重要特征。Pugno(2007)也曾经指出，虽然有形商品的消费也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但对服务的消费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有效途径。
从模型(6)来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促进了技术进步。货物贸易与技术进步或技术溢出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而且学术界普遍认为货物贸易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在此不再赘述。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服务产品的进口来实现的，尤其伴随着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的流入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点将在本文的第五部分详细探讨）。
从模型(7)来看，货物贸易的弹性系数为正，服务贸易的弹性系数为负，这可能与变量的指标选取有关系，学术界通常用货物贸易（而不是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与GDP的比值来反映开放度，所以货物贸易前面的系数自然是显著的，这个方案并未包含足够的经济学含义，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不再涉及开放度问题。
从模型(8)来看，货物贸易不是促进市场化进程的因素，而服务贸易推动了市场化的进程。在中国市场化的培育和快速推进过程中，除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内部因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外，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外部因素也成为推动新的制度变迁的“外推力量”（薛求知，2001）。就国际贸易这一外推力量而言，货物贸易能否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市场主要取决于关税的高低，但是服务贸易尤其是商业存在方式的服务贸易能否顺利开展则主要取决于市场准入条件、东道国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及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效果等因素，因此后者对他国市场化程度的要求更高，对市场化进程的外推作用也更加明显。
由以上5个模型的总体回归结果可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货物贸易比服务贸易更加有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带动技术进步，但是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方面的作用不明显，而服务贸易不仅仅具有货物贸易所发挥的作用，而且还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市场化进程的推动。
五、对国际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路径的进一步考察
1.不同要素密集型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路径
全球产业结构的逐步高度化日渐突出了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深刻体现，同时我们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可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下面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对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根据WTO提供的数据，我们把国际服务贸易按照要素密集程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三类，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国际旅游收支，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包括运输服务，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包括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和其他商业服务。在对国际服务贸易按照要素密集型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三种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建立的模型如下：
表2展示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分别对人均产出的影响路径。
模型(9)显示，三种要素密集度的服务贸易都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从1982～2006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顺差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长年的利润增长能够积累一定的物质资本。对于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而言，每年较大的出口量对物质资本积累也有贡献。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也很好地促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尽管此类服务贸易长年以来主要以逆差为主，但是由于中国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进口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一点在模型(10)和模型(11)中有阐述），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够增强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推动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间接积累了物质资本。
从模型(10)来看，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负面影响，即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量越大，技术进步越受到阻碍，同时，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不显著，而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显著贡献。人力资本主要来自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培训以及干中学，而且后两者从短期来看，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效果比前者更明显（黄建锋，2007）。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几乎不含有技术含量，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极少，所以，参与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人员越多，丧失接受其他非正规教育培训的人员也越多，这显然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不利的。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长年的逆差，尤其随着服务业FDI利用存量的不断增加，以商业存在方式开展的服务贸易进口量不断上升，为国内劳动者增添了更多接受非正规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
模型(11)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但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则有利于技术进步。前两种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较低，对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也不明显，因此未能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显得复杂一些，可以分别从服务贸易的四种方式来分析。首先，从跨境交付来看，线数据库服务和远程技术服务等都是促使本国技术进步的典型渠道。其次，从境外消费来看，中国每年派出各类留学生到国外求学，对获取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技术等都大有裨益。再次，从自然人流动来看，聘请国外技术专家参与本国的短期研究和技术攻关能够促进本国的技术开发能力。最后，从商业存在来看，以商业存在形式开展的服务贸易主要是借助于服务业的FDI完成的，具体的渠道包括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前、后向联系与本国中间产品供应商、销售商发生联系来产生技术溢出，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与示范效应产生技术溢出，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效应产生技术溢出（黄建锋，2007），等等。
从模型(12)来看，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对市场化没有产生积极影响，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则有助于市场化的培育。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未必带来市场化的例子无独有偶，古巴、越南和朝鲜等国均为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程度较低，但是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依然开展，甚至举办各种大型国际旅游展览会。与货物贸易紧密联系的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有可能促进市场化，但是在本文的计量结果中不成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尤其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务贸易，其市场准入条件都较高，只有足够的市场化程度才能满足此类服务贸易的要求，从而使得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成为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推动因素。
从以上4个回归结果来看，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只能对物质资本的积累产生显著影响，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都没有发挥作用，但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均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可见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是前两种要素密集型的服务贸易无法替代的。同时，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一直为顺差，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大多数年份都是逆差，但是逆差并不意味着对于进口国而言纯粹是有害而无益的，相反，对这些服务商品的大量进口恰恰直接或间接积累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市场化条件。特别地，对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两项被Grossman & Helpman(1991)和Lucas(1993)极力认同的关键要素而言，都有可能来自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逆差。具体而言，技术引进、生产者服务进口、聘请外国专家、以商业存在形式进入的FDI等等都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
2.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表2中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检验。
首先，我们改变对被解释变量指标的选取，以排除因为指标选择的偏差所产生的影响。在模型(9)－模型(12)中，人均人力资本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技术进步以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的规模来反映，市场化程度以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下面我们用人均教育经费额来反映人均人力资本，以申请专利量来表示技术进步。对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选取，我们参考了郑春芳(2005)的方法，将市场化抽象为投资领域的市场化、流通领域的市场化、非公经济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增加、非公经济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的增加、非公经济生产值占全社会生产总值比重的增加五个指标，在统筹考虑这五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出市场化程度。在置换了被解释变量之后，对模型(10)－模型(12)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与表2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是表3的模型(11)中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表2中不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次，我们对计量检验的样本区间进行调整，以避免样本区间选取的偶然性所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是分为两个区间段，第一个区间段是1982～1996年，第二个区间段是1992～2006年，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下表可知，分段回归的结果与表2的回归结果也是极其吻合的。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与表2所展现的原始结论是极其一致的，即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只能对物质资本的积累产生显著影响，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均缺乏解释力，但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均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这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比较可靠的。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中国的国际货物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前者在促进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比后者的贡献稍大，但是前者无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后者则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化。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在数量和比重上的劣势明显不利于完整的价值链在国内构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由于服务贸易的技术属性和知识属性比货物贸易更加明显，服务贸易在对物质资本积累产生贡献的同时，更主要地发挥了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推进市场化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具有货物贸易所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也顺应了全球贸易升级发展的趋势。
2.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各异，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主要贡献仅仅局限于促进物质资本积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市场化均有显著的贡献。因此，鼓励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推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仅能够积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要素，也是快速提升目前中国服务业行业结构的要求。当然，我们不能止步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做出的现有贡献，力争由服务贸易逆差转变为服务贸易顺差是今后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目标，也是中国由贸易大国提升为贸易强国的迫切要求。
注释：
①由于其他贸易的规模非常小，例如，2006年的比重只占出口额的5%左右，因而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②由于本文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包含价格因素，所以在用贸易解释人力资本形成时，只考虑剔除价格因素以后的贸易实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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