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思想上论文,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马克思逝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他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种主要看法是：他们是共同事业的伙伴。例如，1890年爱琳娜·马克思——她是父亲声誉的尽心尽力的守护者——说，这两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离”。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称恩格斯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拉法格有大量的机会了解两人。几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的——虽然有时令人恼怒的——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重申了这种说法。在以前的学术文献中有许多这样的观点，可以举其中的一个例子，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和奥托·梅森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说，马克思“走在恩格斯的旁边，恩格斯走在马克思的旁边，两人沿着同样的道路走向同样的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一直一起和谐地工作着，虽然马克思同之前和随后的一些朋友、合作者都断绝了联系。有鉴于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争论两位友人在思想上的一致似乎是可笑的、甚至是愚蠢的。但实际上，如今的主要看法却是在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重要的差别。这种看法指出，恩格斯是马克思真实观念的修正主义者。虽然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9世纪90年代断言恩格斯不总是“马克思的准确解释者”，鲁道夫·蒙多尔福(Rudolfo Mondolfo)在1912年详细考察了两人之间的差别，但只是在1961年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出版后，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之间对立的看法才开始在学术界变得流行起来。对立论对有时过分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一致性的认识作出了一种有价值却并不总是一以贯之的改正；虽然如此，对立论的解释还是远远地转向了相反的一面。而且，他们倾向于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专制特征完全归咎于恩格斯，而解除了马克思的一切责任。当共产主义在东欧逐渐消失而在苏维埃联盟重新建立这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共产主义——不管它的未来如何——已经给现代欧洲历史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对立论者有关共产主义专制源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宣称的观点的那些简单论证不能像许多学者那样从表面价值去看，这一点很重要。
一
但在驳斥这些论点之前，必须先对它们进行总结说明。先从李希特海姆开始，他的《马克思主义》断言，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决定论者和实证论者。而马克思在他1843-1848年的著作中阐述了“存在和本质、实在和‘异化’的复杂的辩证法”。李希特海姆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同恩格斯一样都有一种决定论的要素，但在马克思这里，这种决定论被一种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以改变人类状况的看法——这被马克思的解释者称为人道主义——所抵消。恩格斯将这种看法转变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系统类似的原因决定过程的学说”，卡尔·考茨基等人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一看法。
这样，恩格斯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那些著作——成为人们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来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连贯的体系在马克思逝世到恩格斯逝世(1883-1895)的20多年里形成”。从恩格斯经由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布哈林存在着一种“派系”，他们“对作为普遍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着共同的信仰”，将自然的和历史的法则理解为“可能被黑格尔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勾画出，最终在恩格斯那里得到充分的表达”。
李希特海姆认为，马克思在探讨自然时没有离开过人，“对于早期马克思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成熟的马克思而言的——自然和人是复杂的实体，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社会上得到研究。”这与“恩格斯习惯于从自然的作用去推断历史的法则恰恰相反，自然被他看作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
李希特海姆的著作出版之后（如果说不是必然受它的影响），其他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相对立的研究大量出现。这些研究大多（像李希特海姆的著作一样）只是在主要关于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附带地涉及了对立论。不过，1975年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出版了一部题为《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的长篇著作。如其标题所示，莱文证明了两人思想中的主要不同，马克思信奉人道主义，而恩格斯赞成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实证主义。他说“从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斯大林，有着清晰而持续的发展”。虽然他也承认，“苏维埃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一面既不产生于恩格斯也不产生于马克思”，但他继续不无矛盾地补充说，“苏维埃俄国加尔文主义的压制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已经完全预示出来”。
莱文的著作问世8年之后，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出版的另一本长篇著作勾画出对立论的论题。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除了其他问题，他还抨击了两人自1847年以后有着意义深远的合作关系这样一种观点。青年恩格斯给卡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断裂，同时他否认受到广泛争论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在思想上有一种转变的看法。
在卡弗提出的其他诸多看法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下面这点抱怨，在1885年《反杜林论》——在马克思逝世后写的——的序言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理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这一点，卡弗还表明马克思不赞同恩格斯创始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这是恩格斯于1873年5月30日在谈到他计划中的《自然辩证法》（但从未完成）这部著作时向马克思提出的看法。在卡弗看来，“马克思对自然、历史和‘思想’既不表示赞同，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关于自然科学最著名的评论”出现在《资本论》中，在这里他写道，“化学中的分子理论（在一系列类似的复合体中所表现）”说明了“黑格尔从量到质的转变的分析”。卡弗认为，“马克思从未做的事情是，断言存在着通过这些转变发挥作用的运动物质的辩证法”，他“既不赞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也不赞同恩格斯的‘科学的’世界观”。
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在他自己的研究和那些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之间进行了类比；当他这样做时，他同样“花了很大工夫去说明这种类比的局限”；他说“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因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抽象力’取而代之”。
马克思确实作出了这些评价，但他在自己的著作和自然科学家的著作之间所作的类比远比卡弗所指出的要详细。他写道：“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马克思接着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①马克思将此与自己研究资本主义所选择的英国进行比较。
正如卡弗仅仅是简要地、或者多少是附带地提到的那样，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正文中，马克思在社会和自然科学之间还展开了其他比较。他说，在手工业师傅转变为资本家的过程中，“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接着，在关于这一点的说明的脚注中，他又补充说：“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②当卡弗没有引用原文，而以一种草率的方式作出这些评论时，他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黑格尔（而不是‘辩证法’）”，但显然，马克思赞成一种一方面应用到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辩证法，一方面应用到自然的辩证法。“当马克思称黑格尔在总结一条规律时，他是指在某些环境下我们能够期望量的积累引起质的变化”，卡弗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模棱两可的，好像这种说明减弱了马克思类比的实证主义的推动力。
马克思将辩证法应用到自然和历史的真实倾向在他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在引用了其他一些评论后，马克思指出，这部著作的一篇俄语评论的作者——一个叫考夫曼的人——说，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马克思是唯心主义者，但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马克思说这篇评论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摘引了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说：“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此后马克思从这篇评论中摘引了一页多的话，包括：“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马克思“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考夫曼还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经济生活呈现出的发展，和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类似。对所有这些，马克思发表评论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③
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承认唯物主义是辩证法的。因此，李希特海姆、卡弗等人一致认为，恩格斯并不是第一个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没有将这两个词结合为一个术语，恩格斯也没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没有反对考夫曼在经济生活和生物学之间作出的类比，虽然卡弗和李希特海姆都批判了恩格斯在达尔文的发现和马克思的发现之间作出的相似类比。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考夫曼关于他的主要著作不仅发现了发展规律而且同时是决定论的（即证明社会现有秩序和即将出现的变化的必然性）描述不置可否。
卡弗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伙伴关系非常有限，并且声称恩格斯不仅错误地将一种科学的、辩证的马克思观塞给后人，而且错误地将马克思解释为黑格尔主义者；而莱文则在同样的对立论传统中表达了一种多少不同的观点。在他1984年出版的《在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他承认——与他自己早期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李希特海姆的观点不同——恩格斯实际上是人道主义者。他没有用这个词，但他说：“恩格斯无疑反复地肯定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世界。”不过，他是通过坚决主张在马克思相信实践（也即相信“这个概念的构成力量”）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来证明这一点的。
不同于卡弗，莱文还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认为将辩证法用于自然是重要的。他甚至鼓励恩格斯去这样做。不过，莱文确实坚持认为“恩格斯将辩证法用于自然的方式”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辩证法的”，但他不认为自然规律本身是辩证法的。不管怎样，总的说来，莱文在他的新作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对立的论点。恩格斯是还原的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是非还原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这一点在上文已经予以驳斥）；恩格斯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形而上学一元论的修正主义者”等等。由莱文早期著作延续至今的还有——不过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他认为恩格斯曲解了黑格尔，而马克思只是修改了黑格尔的观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卡弗，莱文强调了黑格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重要的。
莱文讨论了他认为恩格斯著作中错误解释或错误使用了黑格尔的几处地方，他还对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挪用辩证法的形式和原则的方法进行了详细讨论。但他的论证似乎是空洞的。更重要的是，莱文在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曲解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正之间所作出的区别说明了一般对立论者——尤其是莱文——喜欢应用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上的双重标准。例如，莱文承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对辩证法作出的改动就符合黑格尔的精神，而恩格斯作出的其他改动就是曲解，这一点完全不清楚。实际上，近来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些阐释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都犯有误解黑格尔的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同意将黑格尔看作是唯心主义者，为了维护他的思想中的合理要素，需要对他的神秘化进行倒置或去除。另一方面，芬德莱(J.N.Findlay)反对马克思，尤其坚决认为黑格尔身上的唯物主义成分与马克思身上的一样多，黑格尔的绝对“以特殊的、有意识的人的经验和决定为它的中心或媒介”。
戴维·麦格雷戈(David MacGregor)同样认为，马克思和其他批评者错误地将黑格尔的精神理解为在历史中完成自我实现的“超历史的、超个体的”力。黑格尔确实说过个体以自身为目的，他的体系的“最高要素”是“理性的人类个体的能力和才能……通过在社会中的工作和实践活动得到发展”。在麦格雷戈看来，“劳动辩证法和社会个体的概念”是“黑格尔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重要要素”，正如它们在马克思那里一样。
最后，约翰·马奎尔(John Maguire)认为，黑格尔体系中没有哪一部分的主题不是源于人自身的活动。他说，黑格尔用精神概念来解释人的活动。这不是为了人自身存在的“超人的进程”。黑格尔非常强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他是否承认人之外的存在物（例如上帝）的存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还是来看莱文，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历史学院保存的马克思的手稿之间作出的比较。这里，莱文成功地证明——正如杰洛德·塞吉尔(Jerrold Seigel)对《资本论》第三卷部分内容已经作过的证明——恩格斯的编辑改动比他自己所说的要多。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对莱文的发现进行非常详细的说明，只指出他的多数发现似乎并没有他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例如，他说，恩格斯对最后手稿的删除和他自己作出的增补，都改变了马克思的意思，使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对经济过程整体性的强调，变为恩格斯自己对经验主义的特殊性的强调。他说，甚至当恩格斯坚持马克思的原话——从马克思留下的几种不同手稿中选择出来的，这一点也是对的。（当然，正是这个指责表明马克思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是不清楚的。）
莱文论证中的缺陷由内在证据和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得到展现，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塞吉尔在《马克思的命运》中的有趣揭示：恩格斯的编辑不仅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改动了马克思的意思，而且是从与莱文的发现相反的一面作出的。在这一点上，莱文论证的主要推动力是恩格斯的改动给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加入的决定论的、实证主义的推动力。相比之下，塞吉尔发现恩格斯重新调整了第13和14章的某些段落，使反对利润下降规律的各因素比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具有更独立的地位。这就削弱了马克思所认为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作用。因此，塞吉尔认为，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作出的改动——包括未被承认的他对马克思遗留下的一章的撰写——远远不是实证主义的，实际上反而使原文更少实证性。提出利润下降规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编辑改动强调了马克思虽然承认、但倾向于去减弱的矛盾。
莱文显然忽略了塞吉尔的重要著作，而恰恰使用恩格斯的那些改动——他将之看作是马克思的原话——去反对马克思的实证主义。莱文承认虽然马克思在第13章讨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但第14章紧接着讨论了“起反作用的影响”。接着，莱文说在第15章“马克思继续对那些摧毁关于存在着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一切口实的内部矛盾进行了分类”。但正如塞吉尔所显示的那样，在马克思关于规律本身的讨论中，恩格斯正是从第13章抽取了一些材料来用于第14章，由此使马克思对规律的作用的确信显得比在他的手稿中要小。塞吉尔同时还指出，第15章的标题“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是恩格斯的。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规律的矛盾，而只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因此，具有讽刺意味地，为莱文关于马克思不像恩格斯那样相信社会规律这一论断提供根据的是恩格斯的改动。与莱文著作的整个推动力不同，马克思至少在他的一些原始手稿中显得比经过恩格斯编辑出版的他的著作中更具有实证性。
二
上面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引用的种种证据表明，关于马克思是几乎完美的人道主义者而恩格斯是几乎纯粹的实证主义者和决定论者的对立论断，似乎至多只能说是片面的。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比对立论者所愿意承认的复杂得多的思想家。两人的著作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展示了一种非常张力，并且被恰到好处地搀入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决定论的混合物。
有关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说明大家都非常熟悉，因此这里无需再重复。大家不太熟悉的是恩格斯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的推动力。例如，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中，他对人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强调：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④
无疑，像在其他文章中一样，恩格斯在这里谈论了自然规律的社会应用，但当关系到贸易循环中的危机时，他同样说道：
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⑤
因此，即使恩格斯实证地论述了自然规律对贸易危机的支配，他也相信人能够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他甚至用了“类意识”这个词，这很像马克思多数极其人道主义的著作，例如《1844年巴黎手稿》。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无疑是他对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将人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为地投射到神之上这样一种观点的接受。正如劳埃德·伊斯顿(Loyd Easton)和库尔特·古达特(Kurt Guddat)所表明的那样，无神论对马克思而言意味着“对人的肯定”。这种人道主义的要素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很多表现。在他1844年写的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的题为《英国状况》的文章中，他说：“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人因宗教而失去的内容归还给人；这内容不是神的内容，而是人的内容，整个归还过程”，恩格斯接着说：
就是唤起自我意识。我们要消除一切预示为超自然的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不诚实，因为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是一切不真实和谎言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彻底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⑥
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召来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人性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美好，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无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一贯战无不胜……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⑦。但是，与对立论者对后来恩格斯所宣称的对马克思观点的修改的强调一致，青年恩格斯晚年是否放弃了他早期的人道主义？答案在他1880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里他展现了对未来社会的高度人道主义想象：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⑧
对人在“自由王国”改造自己命运的任务的强调，无疑被“必然王国”中存在着的决定论的非人道主义的强调所抵消。然而，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同马克思没有区别。马克思在许多地方都强调指出，在以往和现存的社会中，人们都无法选择构成他们全部历史基础的生产力。
另外——也许对对立论者的观点是更致命的——无法想象一个如此热情地促成“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人会是引导斯大林错误的理论作者。甚至在恩格斯最实证主义的、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中，也包含着一段人道主义的话：“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⑨
而且，正如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由对实证主义和决定论的强调转向对人道主义的强调，马克思也是如此。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著名的话中，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⑩他继续谈到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来建立其社会关系，以此缓和他的论断的决定论色彩。但这恰恰强调了刚刚作出的论断。不管他们思想的一些追随者对这种含混可能如何不安，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没有感到任何类似的不安。在1852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和“由工业社会准备的社会革命”。这一根本的决定论观念在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次得到详细论述。这里，他谈论了他的早期经济学研究，接着说：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1)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仅写有关社会决定论内容的东西，还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气质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说：生产由一般自然规律决定。这无疑恰恰是对立论者所批判的恩格斯所使用的语言。但毫无疑问恩格斯确实使用了这种语言。例如，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12)然而，后来在这本书中，他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观念做出了牵强的人道主义的解释。他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3)
这种人道主义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至少是含糊的，因为恩格斯认为——这有时被完全归为马克思的看法——不同时期受不同经济规律作用。他断言：“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14)。然而，即使在恩格斯表现出好像是一个纯粹的实证主义者的地方，认识到他的说明不是他对这些问题的唯一立场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他的众多的人道主义的论断同他的实证主义的论断也许并不直接冲突，但这些论断确实表明了他思想中很难同纯粹的实证主义相协调的一种非常不同的推动力。他晚年在大多明确是他的著作中也作出了许多有力地证明他的实证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评论。
例如，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莫里茨·维尔特所认为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的一些论断。恩格斯说物质生存方式虽然可能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产方式起作用，然而这是第二性的作用。如果巴尔特没有掌握这一点，那他就没有真正了解他所谈论的唯物史观。当然，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唯物史观也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接着，恩格斯引用了马克思针对19世纪7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说过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5)这不像是头脑简单的实证主义者和决定论者可能写下和引用的那类东西。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给他的学生、后来同施密特一样成为社会主义报纸编辑的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表现出了同样灵活的思想。“根据唯物史观，”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后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6)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施密特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说：“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关于哲学，他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他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级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他接着说：“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来说，黑格尔是不存在的……”(17)
在别的地方，他谈到由“个体偶然性”决定的冲突，谈到俄国避免西方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小的可能性，谈到马克思的论断仅仅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正确的——仅仅在一定条件和制约下是正确的，所谓的“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出现和消失的历史规律，经济规律是近似的、倾向性的。
在恩格斯自己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中，他声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了支配工人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并且——远非铁的（像拉萨尔所说的）——是极其富有弹性的。同样，恩格斯至少在一处明白地反对简单的达尔文主义，反对将动物界的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的可能，反对历史观念作为一系列阶级斗争是达尔文生存竞争观念的变动的主张。还有其他一些段落的话可以列入这里，但这些已经足以证明这个观点了。虽然恩格斯作出的许多特殊论断无疑是实证主义的，这些论断本身同他的其他著作分离，但对他的全部著作进行仔细考察，表明他的思想是非常灵活的、并且是有差别的。他的确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思想家，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他绝对不是对立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所描绘的那种还原论的实证主义者。
关于恩格斯的实证主义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实证主义不是恩格斯所特有的。如上文已经表明的，马克思也作出了许多实证主义的论断。除了上面已经引用的段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里，他还说道：“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他还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8)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和上面所引用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实际上，恩格斯的表述更加人道主义，他在《反杜林论》中提到人有能力使社会力量服从于人自身的意志——马克思在这里为了仅仅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似乎否定了这种能力。
在《资本论》正文中，马克思提到“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将它们看作是像“自然的决定性规律”一样有力地发挥自身的影响。马克思还特别地将“自然的决定性规律”同重力定律相比较。《资本论》还提供了他在关于竞争的科学分析和天体研究之间进行的比较。此外，他在《资本论》中提到一种支配机器的采用的“绝对规律”，及其对体现在一定量的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总量的缩减。他还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卡弗非常强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和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所进行的比较，指出这种比较证明了恩格斯的实证主义。然而，恩格斯作出这样的比较有其确凿的根据。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读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马克思谦虚地评论说，“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9)（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说“我们的”而不是“我的”观点；不同于对立论者，他无疑认为自己和恩格斯持有同样的见解。）
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汉诺威的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最后谈到自然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记录是很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有时认为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作用方式是一样的，而且赞成他的方法是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这一看法。从两人著作中进行选择性地引用，很容易将他们表现为实证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对立论者倾向于将恩格斯看作实证主义者，将马克思看作人道主义者。他们这样做忽略了两人著作中重要的方面。如上所示，两人都强调——至少有时——现象和实体之间的区别。这无疑与实证主义者对实体的否定不符，实证主义者只承认实体是由事实而来的，是科学规律的基础。因此，两人都不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不能经受实证主义的真正的简单而决定性的检验。
当然，两人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想法完全一致，但他们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事实上，马克思本人没有像拉法格或李卜克内西那样称恩格斯是他的第二个我。而且如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的，他们能一起和谐地工作近40年这一事实，如果没有思想上的根本一致就无法解释。他们合作的成果不仅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还有《流亡中的大人物》，以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纸和《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无数文章。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宏大的开场白及其标题都是恩格斯提议的。恩格斯还指出了马克思后来所论述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
这些和其他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例子使两人不是思想伙伴的论点明显不可信。对立论者的论断与两人生平和著作的记载所揭示的事实完全不符。现在是废除对立论者关于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重要性的神话的时候了，是公正而开放地去看待他们的著作及其历史影响的时候了。这样做能更清楚地阐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特性负有共同责任。他们两人都不赞成这种特性似乎是明确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许多观点没有使这种特性在不知不觉中促成那种他们没有预见到但必然有助于形成的运动。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8、358、20-21页。
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449、461、519、52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1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535-53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2-413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9、630页。
(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5-176、691、695-696、701-70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9-1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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