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档案学共同体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中国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中国档案学人及其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和模式。一部档案学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档案学人(者)的成长史和生活史。因此，对档案学人的研究就势必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档案学共同体概念的引入为研究集体的档案学人——档案科学活动的主体，这一档案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确认者，研究其认识结构、社会结构乃至语言结构和心理结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1 档案学共同体的概念献疑 早在1994年，陈永生在其著作《档案学论衡》中就提到了档案学的科学共同体问题，并专辟一节探讨了档案学科学共同体的性质及调节功能。他认为，“所谓档案学科学共同体，是指由全体档案学研究者组成的，旨在通过规范调节其成员的行为而使之更好地促进档案学的发展的组织上松散、学术上自由的学术性群体。”[2]随后的一些成果偶有提及档案学共同体，但也只是一笔带过。进入20世纪以后，学界对档案学共同体这一主题的关注逐渐增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库恩范式理论的引入。陈祖芬认为，“档案学共同体是进行档案科学研究，拥有档案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他们是致力于档案学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一群人，是档案科学的主体。”[3]饶圆认为，“就档案学学术共同体而言，它是一个由受到一定档案学教育背景和学科训练的学者构成的群体，该群体以肩负共同的历史使命，秉承共同的价值理念，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和维护共同的学术尊严为特征。”[4]其他学者大多是直接使用了档案学共同体类似概念，并没有做过多定义。 上述这些定义主要涉及了档案学共同体的构成、特征和功能，肯定了档案学共同体是一种科学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从现有定义来看，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提前阐释或者有待厘清。科学共同体抑或学术共同体? 作为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概念与“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概念相比较，前者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后者，但是很多著述把二者相等同，都将概念的最早出现追溯到英国科学家、科学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1anyi)的《科学的自主》(1942年)一文之中。鲜有的强调二者区别的观点主要是集中在“科学”与“学术”的词意和用法上，或者是中西语境上。有学者考证，“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来自于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5]另有学者强调“学术”一词与德语Wissenschaft接近，除了实证的或经验的科学之外，凡哲学、道德、艺术以及事关价值等方面的知识也皆在其囊括之中[6]，即“学术共同体”可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均纳入其中。 在现有档案学共同体研究中，没有学者刻意强调二者的区别，但是“科学共同体”比“学术共同体”更惹生疑和争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文生义”的惯性，很多人对档案学是否称得上“科学”二字存有争议，甚至认为档案学不是一门科学，更毋言“科学共同体”。相较而言，学术共同体更容易让人与档案学术研究活动、学术系统、学者共同体相联系。 1.1 共同体与档案学的对应关系 对共同体与档案学对应关系的考察，是对“档案学共同体”进行界定乃至进一步研究的前提。这种对应关系具体包括了有没有档案学共同体、档案学共同体是否形成以及档案学共同体何时出现等一系列问题。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一章中，对科学共同体与科学学科主题间的对应问题进行回应时说道，这种学科与共同体的对应关系通常经不起认真的考察，必须首先澄清科学的共同体结构在历史上的变化情形。[7]例如在19世纪中叶以前，并没有物理学共同体的存在，而近代物理学体系早在1687年诞生。 目前，我国档案界对档案学共同体是否形成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是基于范式和学派的考察。档案学范式的考察以丁华东和陈祖芬为代表，丁华东“从档案学术共同体所秉持的对档案属性及其基本‘意向’入手，将档案学不同时期的理论范式划分为‘档案史料整理理论范型’、‘档案文件管理理论范型’、‘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范型’、‘档案知识管理理论范型’、‘档案社会记忆理论范型’等不同类型，并在各部分有意识地分析了相对应的范型共同体的组成和代表人物”，[8]探索了档案学共同体的成长发展历程和某些时代特征。陈祖芬认为国内常规科学时期的到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现阶段正处于常规科学的中晚期，而“常规科学时期有别于前科学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档案学科学共同体开始形成。”[9]由此推断该作者认为档案学共同体已经形成，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汤黎华则从学派角度出发，认为档案学研究尚未形成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是学派的最主要特征，构建中国档案学派，需要建立档案学的科学共同体。[10] 确定范式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准确位置，是判断档案学共同体是否形成的关键，也是难点。上述分歧反映了作者分析视角的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范式、学派和共同体关系的某些混淆，例如把非范式理论视野下的档案学历史分期等同于档案学共同体，或者把科学共同体作为学派的最主要特征等。范式、学派、共同体孰先孰后，它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有待明晰的说明。 2 档案学共同体的研究意义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词都有其含义：然而，有些词，它还是一种“感觉”(feel)，“共同体”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无论这个词可能具有什么含义，“有一个共同体”、“置身于共同体中”，这总是好事。我们认为，共同体总是好东西。[11]“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引入，已为或将为档案学带来什么?我们是在谈论什么的时候提到了档案学共同体?在谈论档案学共同体的时候又提到了什么?这大概就是档案学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现有研究中，通常在谈论档案学的发展问题、动力分析、学者的使命、范式、学派时提到了档案学共同体；在谈论档案学共同体时，有对自主性的反思、责任的思考，也有对意义的探讨。本文认为档案学共同体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基于身份认同，筑守学者精神家园 身份认同是一种彼此互认，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者对档案学共同体的承认；二是档案学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认定；三是学者对“共同体对其成员认定”的认同。档案学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认定以学者对档案学共同体的承认为前提，与学者对“共同体对其成员认定”的认同相呼应。基于身份的彼此互认，学者才会有归属感，即使其社会地位由左膀右臂沦为边缘学者，这里永远是一个温馨的“家”；基于身份的彼此互认，才能把档案学的评审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地评价我们的学科地位；基于身份的彼此互认，学者才会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致力于档案学的尊严、责任、义务等精神建设。 2.2 提供理论范式，规范档案学术研究 在1974年《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库恩再次强调“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一词是同时引入的。“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12]“如果我现在重写我那本书(《科学革命的结构》)，那么我要从论述共同体的结构开始”。[13]库恩力图用辩证的观点来说明科学共同体和范式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科学共同体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范式是由科学共同体能动地创造出来并能动地运用于科学研究中的，它赋予范式以公认性和普遍性。没有科学共同体的独立存在，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有范式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档案学共同体提供的范式对档案学术研究进行规定，使得档案学术研究一方面建立在共有的档案学语言、档案学概念体系、档案学专业思维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档案学术研究脱离不了各种类型的“范例”，从而不至于成为外国档案理论的传声筒和其他学科研究的回收站，“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2.3 创造交流平台，推动档案学科发展 档案学共同体提供了反思、交流与传播，以及合作的平台。其一，对档案学共同体的考察，也是对本学科发展所作的一种回溯性与反思性考察，是对档案学科自身发展状况的元研究，有利于对学科理论的发展脉络及未来方向加以把握，认识到在不同时期学科理论与社会环境及其变化的关系，并寻求新的理论适应，提高档案学科理论的生命力。其二，“科学尽管是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14]档案学者个人的研究成果只有通过学术期刊和专业学会这些交流与传播平台，才有可能被其他共同体成员所了解和认可，才有可能从私人性的知识转变为档案学科理论的一砖一瓦。 3 档案学共同体的建设构想 库恩对科学共同体有过一个直观的描述：“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15]科学共同体虽然泛指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群，但“共同体”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或是所谓的旧酒装新瓶，而是有其具体的建设内容。共同体下的档案学人不是随意发展的，而是可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来促进范式的形成和推动学科的发展。本文从成员准入、建设层次及建设要素三个方面对档案学共同体的自主建设提出了初步构想。 3.1 档案学共同体的准入 在库恩眼里，“确定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并不难，最高学位的学科，专业学会的成员资格，所阅读的期刊，这些通常足以确定一个成员的身份。”[16]但是就目前的表述来看，档案学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辨别。陈永生认为，档案学共同体由全体档案学研究者组成，就是档案学界；丁华东认为档案学术共同体由学者、专家、档案专业教师、科研人员以及具有比较丰富实践经验的档案工作者即实践群体共同组成；饶圆认为，每一位档案学者都是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一员；等等。那么，档案学共同体与档案学人(者)、档案学术队伍、档案学界甚至档案业界之间是什么关系?成员问题看似较真，实则关系到档案学共同体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边界，关系到涉身档案领域人员的身份认同，关系到如何看待以往对档案学人(如档案学人的身份与生存境遇)、档案职业群体(管理型职业、教育型职业、研究型职业)等进行的研究，以及将档案学共同体继续研究下去的理由。 对库恩有专门、深入研究的日本学者野家启一明确提到：“这个共同体并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只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作为研究者的资格、具有一定的实际研究业绩的专家组成的封闭性的集团才行。”[17]档案学共同体的成员，以学者、专家、档案专业教师、科研人员以及实践群体等角色论之太过笼统，因为这些角色存在交叠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档案学共同体是以大学为基地的。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所分析的物理学共同体，就是以1952年至1962年间每年至少授予一名博士的大学物理系中做出有效问卷答复的教师为对象的。那么能否利用期刊引文来源文献统计数据，以发文量和被引数量作为档案学共同体的准入条件呢?能否设定一条界线，以免使这一共同体无限扩张?这又涉及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过分以数据作为共同体的门槛，或者受“不发表论文就默默无闻”哲学的支配。学术共同体所有层次上的成员都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或者是砌砖工或者是建筑师，大部分人的工作主要涉及填补大师们的设计细节或者正在生产材料，真正伟大的科学大师将用这些材料来构建新的科学“革命”。[18] 3.2 档案学共同体的层次 科学共同体不仅有严格的准入条件，还有清晰的层次划分，在库恩那里含义最广的层次是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稍低层次上的主要科学专业团体有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的共同体。档案学共同体的建设可分层次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分层为所有的档案学人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根据档案学科体系分类的学术共同体以及为了某个项目(课题)研究或学术研讨会而成立的“无形学院”。以中观层次的档案学共同体建设为例，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GB/T13745-92)，将中国档案学共同体划分为档案学史(包括档案事业史)共同体、档案管理学共同体、档案保护技术学共同体、档案编纂学共同体、档案学其他学科共同体等。当然，那些最有能力的档案学者可以同时或先后属于几个子学科共同体。这样分层建设有利于确定不同层次档案学共同体的规模，从而把握各门学科的强弱程度，为共同体成员进行专业选择、宏观上调整学术资源以克服学科濒危提供依据。档案学共同体的层次建设要勇于打破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体系，组织跨地区、跨单位、跨学科的联合攻关。 3.3 档案学共同体的要素 档案学共同体的建设有哪些核心要素呢?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组织层面、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三个层面来分解构成学术共同体的核心要素”，[19]本文借用这一框架来作为档案学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内容。 3.3.1 档案学共同体的组织层面。在组织层面，档案学共同体主要由两个核心要素组成，一是档案学术期刊系统，二是档案专业学会系统。这两个系统是进入档案学共同体、形成正式学术交流网络的关键平台，是划分其成员和“门外汉”的一条明显边界。目前对档案学共同体组织层面的重视与建设程度还远远不够，从相关研究之少就可见一斑。 我国档案专业期刊从1951年国家档案局创办以业务指导为基本宗旨的《档案工作》杂志，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量涌现，曾经一度达上百种之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档案学发展。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档案刊物来看，档案学类核心期刊在不断地萎缩，分配给每位研究者论文发表的空间非常小，论文篇幅要求过于短小，存在附加资料不全等规范问题，刊物影响因子比较低[20]。今后档案学术期刊系统的建设还需解决其他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依附属性和经济压力，在办刊宗旨和读者定位上进行错位建设等。 关于档案专业学会系统，从1980年黑龙江省最早成立档案学会至今近35年，各级档案学会尤其是地方档案学会和专业档案学会发展迅速，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档案学会网络体系。但是“体制问题导致行政干预过大、观念老化难以适应学会发展、会员结构失衡制约学术交流、学术研究难以满足时代需求、经费紧张制约学会发展、多重原因导致社会影响较小”[21]等问题制约了档案学会的发展。这些问题要求档案专业学会系统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章程，设置专业学会的学术奖励项目，保持专业学会权威性和自主性，提高会员对专业学会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3.3.2 档案学共同体的制度层面。制度层面即系统性的学术制度，以同行评议制度为核心，作用于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获得学术职位和晋升、申请学术奖励和资助以及荣获学术声誉等学术行为和过程之中，从而保证学术评价的程序正义和学术资源的公平分配。周林兴对学术评价环境的研究，有涉及学术界的评奖制度以及学术评价工具，但这是档案学与其他学科共享的一种学科外部评价环境，而非档案学专门的同行评议制度。档案学同行评议制度的建设，首先要对当前档案学编辑决定是否录用论文、职业评价机构决定档案期刊层次、档案学者受制于编辑和职业评价机构的现状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厘清档案学者、档案编辑、档案学术期刊和职业评价机构四者间的职权关系，建立健康、适切的互动关系。此外，针对情节严重而恶劣的学术不端者的“出列制度”，也是学术制度建设的内容。 3.3.3 档案学共同体的精神层面。精神层面，即档案学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系统，是从精神和道德上约束其成员的学术活动和行为。相较于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目前档案学界对精神层面的探讨不少，这实际上也切中了“学术共同体首先是精神共同体”这一要义。这方面以胡鸿杰及其博士生的相关研究为代表，胡鸿杰在论述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时，探讨了中国档案学者的心态与尊严问题；王协舟在学术评价视阈下，探讨了中国档案学的科学精神与价值取向，以及好奇心与好利心问题；任越基于主体认识的视角，认为必须要解决当前出现在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身上的价值取向问题、学术道德问题和学术情感问题；陈祖芬专门将自主性与责任置于共同体之下进行了讨论。这些相关研究为今后共同体精神层面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努力方向。 4 小结 对库恩范式的不确定性、学科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以及其对待科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质疑同样会延伸到档案学共同体的研究当中。但是库恩范式论所体现的对科学主体的尊重却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科学共同体概念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把研究重点从科学体系转向科学体系的主体和科学本身的社会结构。另外，现有的档案学共同体研究主要与范式研究相关，是对库恩模式的引入，对莫顿模式的探讨很少。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之中并最初用于描述自然科学的共同体，在何种程度上能合理应用于中国档案学领域，究竟能为档案学带来什么?希望档案学共同体的研究，不是一种学科自危情结下的辩护，也不是浮萍式的研究，更不是其他学科的简单植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胡鸿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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