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旭和鹤身”与杜旭和的性格_杜荀鹤论文

“杜旭和鹤身”与杜旭和的性格_杜荀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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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唐诗人杜荀鹤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未为今人重视。即第一,昔人拈出的“杜荀鹤体”,何谓“杜荀鹤体”,其价值表现在何处;第二,如清人潘德舆称,杜曾“谄事朱温”,人品“可鄙”[①]。“谄事朱温”是怎么回事,杜之人品是否因此“可鄙”。为使杜荀鹤研究迈向纵深,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作一梳理。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则,从李陵、苏武一直到杨诚斋备列了卅六体,其中唐人廿四体。而杜荀鹤偏在仅有的晚唐三体之中(其余二体为李商隐体和杜牧之体),可见昔人对此诗体的重视。今人陈伯海在缕述晚唐诗家流派时,将杜荀鹤诗归于“白居易的通俗”这一派[②]。白诗在中唐当时影响就很大;时入晚唐,学习、模仿者更多。杜荀鹤在学白以后,继承了白诗“通俗”这一面;白诗的另一更可取之面,含意却比较深刻,在杜荀鹤诗中,也时可见到。如《冬末同友人泛潇湘》第二联:“就船买得鱼偏美,踏雪沽来酒倍香”,亲自操劳“就船买得”之鱼和经过一番辛苦“踏雪沽来”之酒,自不同于安居深室奴仆呈献之鱼、之酒。杜此二句并未停留在等闲的含义上,而是将此只有寒士能领略到的较为深层的意蕴表达了出来。再如《山中寡妇》末联:“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深山更深处”尚且无计躲避;那么不及此“更深处”呢?诗句同样通俗易懂,孕含之意亦自令人回味。

杜诗的通俗,除颇富诗外之意以外,杜荀鹤还非常注意表达诗中之情。在历年奔波中,杜深谙辞亲离乡况味。推己及人,如有亲友离乡出游,杜自会饱含深情地道别。《送人游江南》约作于杜四十余岁时:“满酌劝君酒,劝群君莫辞。能禁几度别,即到白头时”,杜以自己多次离家远游的经历,语重心长地道,人生存世无多,如此相聚与相别,不消几回,就将年老白头……读着这几句,人们能够联想到彼时彼景,不但作者杜荀鹤已泪下沾襟,将游江南的那位游子,也一定被感染得离绪顿起,泪珠盈眶的。

杜诗通俗,却仍讲求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修辞。五绝《春闺怨》:

朝喜花艳春,暮悲花委尘。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

手法奇特,姑名之为比中比。何谓比中比?以此诗而论,表层之比是“悲妾似花身”即以花比“妾”。此妾年轻时青春美丽,人见人爱;及至盛年已过,衰容霜鬓,亦似花已凋零“委尘”状,人遂鄙夷、厌弃而后已。然而,自古写闺怨,每每另有所托。杜之此作也是如此。全诗以此“妾”比所托之个人,可能就是杜自己,这又是一比,是隐层之比。这隐层之比与表层之比,共同构成比中比。比中比表现手法,必须语平而实锐,干净利落,在不多的语句中表现出深刻的内涵,写作难度较高。杜之此比中比,以己比妾,又以妾比花,曲折委婉,实不多见。

杜诗的确存在昔人贬斥的“浅易”(翁方纲语[③])、“鄙陋”(贺裳语[④])之处,然而,杜荀鹤也很重视避此二病,而臻深邃、丰赡和雅洁之境界。《登天台寺》中二联写俯览之景:野色苍茫之中,山下一片良田,有耕夫在鞭牛犁地。如按常规,不加变化,意境似也恬静、闲雅。但杜忽萌奇想,因为他在迷朦中发现,耕夫鞭牛实非犁地,而是在犁一片天衣无缝的野色。一犁犁将下去,野色陡被犁破。由野色的自然美,添加驱牛而耕的人工美,是双美结合,其美自是无穷。于是,在颈联上句五字中着一“破”字,成“野色人耕破”。这一“破”字,不但“耕破”了自然界的一片浑沌,也“耕破”了一般作者的常规写法。杜荀鹤为避二病,而获此奇效,至此高超之境,也属不易了。七律《山居自遣》写杜荀鹤“隐”于九华时的闲适心情。时杜仍未获第,依旧贫困,然而,他以为既已在山中“隐”,还是强作潇洒为上。为表此意,他在该诗第五句道:“月在钓潭秋睡重”,似乎在说,杜心境平静,仍然在秋夜闲钓,累了就睡。因无牵挂,故睡得踏实。为避二病,杜经推敲,在句末用了“重”字,既表述了“心境”,又突现了意境,的是佳选。杜荀鹤炼就的这些警字,对于增多诗境的美感,加深主要人物形象(往往是杜自己)的艺术光泽、增加诗歌信息量等,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杜之存诗,除三首古诗以外都是律绝。杜诗之通俗风格,在其余绝句(以上分析了一些)之中,也展示了它有异于人的特色。且看《溪岸秋思》:

桑柘穷头三四家,挂罾垂钓是生涯。秋风忽起溪浪白,零落岸边芦荻花。

亦通俗、明白、不加矫饰之作。其结果,桑柘、人家、秋风、溪浪、芦荻花诸多物事,无不生动、鲜活地突现了出来。再看诗中所写分明是秋日溪头所见,为何反而题作“秋思”?乃因见而思。思些什么,却只字未写,让读者结合杜之身世联想。此诗约作于一次在京落第后,杜之失落、懊丧心情无法平静。信步郊原,在溪边伫立。眼前溪岸景色虽有些萧条、冷落,其基调却平和、悠闲。于是拨动了杜之心弦;何不效渔父在桑柘溪岸垂钓。虽然不改穷与困,但心情宁贴了、愉快了,岂不是好。这些“秋思”,作者只在诗题中点了一下,让人们作无穷的遐思……又如《题新雁》:“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想忆在江楼。”起二句写景,由高天飞翔的“新雁”,写向与此相称的下地摇曳的“红蓼花”,勾勒出一幅色彩谐和的秋暮景色。其中“新雁”为一传递书信之鸟,由此而带出后二句:故乡的亲人在此秋月江楼内,遥念在他乡为功名利禄而奔波的游子。全诗结构,由前二句景,起后二句情,景与情均自然、浑融。

近体(五七言律绝)诗由初起发展到晚唐,一如元人杜仁杰所道:“……何物不品题过,何事不论量了。大都几许不重复,文字凡经几手,左寻右扯,横安竖置,搓揉亦熟烂尽矣!”[⑤]所以,从中唐韩、白等起,人们纷纷在风格、题材、内容、句式、音韵平仄等等方面,另觅有异或全异于前人的创作途径。韩孟之险怪、元白之通俗、李温之绚烂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在风格情趣上不同于昔贤的尝试(题材、内容以下亦多有变革者,兹略)。杜荀鹤又是晚唐诗句结构创新的热衷者之一。南宋葛立方发现杜之律诗非中二联的“散联”(即第一、二、七、八句)中,“好用二字相叠”,成为一些前人未见的新的诗句结构。并举例道:“文星渐见射台星”、“非谒朱门谒孔门”、“常仰门风维国风”、“忽地晴天作雨天”、“犹把中才谒上才”[⑥]。这五个散联可分为三种:(1)“文星”句是第二、七字重;(2)“非谒”句是第二、五字,第四、七字两重;(3)其余是第四、七字重。遗憾的是杜荀鹤煞费苦心以创新的结果,诗句并不佳,有些甚至成为败句(除葛举五例三种外,笔者又查得杜律散联二十余种,大半诗句实无法恭维)。然而,任何事物初创之时大抵粗糙、低劣;如能持之以恒,乃至几代努力,则有可能成为精致、优美,这是规律。杜荀鹤在继承和变易白居易通俗诗风的同时,在近体诗诗句结构的创新上作了些探索。虽远不能说已抵成功之域,但杜为之不懈努力的精神是值得钦敬的。

杜荀鹤一生爱好诗歌创作,并为此化费了很大精力。杜荀鹤比较重视诗外之意,比较重视诗中之情,比较重视诗歌的字锤意炼,结合其有意研习白居易的通俗诗风,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前人的风格,即严氏首先标出的“杜荀鹤体”。我们可不要小觑这“杜荀鹤体”,同属晚唐的诗人如马戴、薛能,甚至韩偓、韦庄等,均未被列体,杜荀鹤诗就不能看作仅仅是在思想内容上,对于民生疾苦有所关注的诗歌了。

“杜荀鹤体”诗的创作题材和思想内容亦有可述之处,而其中尤须指出的就是其诗写政治、语涉国计民生的特色。

杜之身世、阅历,使其能够接触下层社会。继父杜筠(设若杜荀鹤为杜牧出妾之子[⑦]系长林乡正。长林乡似在杜牧曾任乡守的秋浦(今属安徽省芜湖市)境内;乡正近于旧日保甲长之职,其经济地位不会低。然而杜的如下一些诗句:“食无三亩地,衣绝一株桑”,“粝食粗衣随分过”,却告诉我们,在大顺二年(891)进士及第以前,杜大抵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合理的推测是,杜筠早逝,家道中落)。因此,杜荀鹤对于与之相似或更差的社会下层的人们,自然会经常留意、关心,并同情其不幸遭遇;对人世的不公平现象和暴虐的统治者、剥削者,杜也会产生同仇敌忾的愤怒情绪。这些均在杜诗三百余首中有所反映。然而,在杜荀鹤研究中,仅仅停留于此,似乎还远远不够。

自安史乱后,李唐皇朝虽历经动乱(包括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外族入侵及大小农民起义给李唐的打击),却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唐全境的居民数,除少数年份外,仍呈逐年上升之势。在各地虽多残害民众的各级统治者,但是,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而爱民的各级官吏,仍占有一定的比例。正因为社会有相对安定的时段以及还有这些爱民官吏在(更重要的是民众自身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努力),民众才得以喘息、得以生存;社会才得以进步、发展;唐祚才得以艰难的延续。以上说明李唐政治确实存在十分反动和比较合理的负与正的两面。杜荀鹤是否只事揭露,单表负面,而不颂其政绩,写其正面?通读杜诗发觉,杜大致能做到正负兼顾,褒贬合度的。也就是说,他在揭露唐廷政治十分反动一面的同时,也观察到了比较合理的另一面。杜荀鹤不但在诗篇中颂扬了良吏清官的政绩,还描写了农民、渔夫等等既疲累又舒畅的日常生产和工作以及比较幸福愉快的生活。杜在诗中这种不虚美、不掩恶的创作原则,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杜甫首创的“诗史”精神。

杜荀鹤的故乡池州曾出现一位贤明的州牧(其姓名,待考),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池州全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庄稼连年丰收,蚕桑也有起色,交通、商业均获发展;原先驻军发觉继续留驻已属多余,终于撤离。池州巨变引起逋逃外地者浓厚的兴趣,于是纷纷迁回。杜对此感受极深,慨然吟诗《献池州牧》道:

池阳今日似渔阳,大变凶年作小康。江路静来通客货,郡城安后绝戎装。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纵有逋民归未得,远闻仁政旋还乡。

对池州牧守的治绩,发作了由衷的赞叹。如果重温作者《再经胡城县》:“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就可发现:(1)杜对地方牧守的颂扬或谴责,其依据乃儒家的民本主义,即利民者颂扬,害民者谴责;(2)杜是非分明,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以上二点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有关下层民众的生产、工作和生活,且读杜之《题田翁家》:

田翁真快活,婚嫁不离村。州县供输罢,追随鼓笛喧。盘餐同老少,家计共田园。自说身无事,应官有子孙。

此可表明以下几点:(1)此田翁“应官有子孙”,不必操心交纳捐税;(2)“田园”活足供“家计”,“盘餐同老少”,生活有靠,全家吃喝无忧;(3)儿女正常“婚嫁”,繁衍了人口;(4)田翁虽老,然已“身无事”,老有所养,且“追随鼓笛喧”,能有余兴娱乐消遣。以上几点均表明,田翁一家正过着正常的生活,且较幸福和愉快。在另一首诗中,杜咏道:“野兽眠低草,池禽浴动荷”[⑧]则形象地展现了一派“兽眠”、“禽浴”的和平、恬谧景象。以上均是唐末某些地区农村人们的生活写照,也可能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和特定的时段内,如边远兵戎不及之地和干戈纷扰的间隙,有其普遍的意义。七律《戏赠渔家》起亦道:“见君生计羡君闲,求食求衣有底难。”与只事揭露,单表负面的诗章相对照,杜荀鹤笔下的这位“渔家”就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这足以证明,纵是唐末乱世,也还不都是血淋淋的。杜以为,同在社会底层的农村劳动者,如果天时、地利、人和均合,也会出现衣食不愁的丰裕景状,以至于自鸣清高的士人,如杜自己在作了些调查以后,不由得羡慕起来。

杜荀鹤的上述诗章足证杜是实事求是地诗写政治的,杜诗可谓是唐末较小概念的“诗史”(以其质与量均甚不及工部故也)。

杜荀鹤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46岁及第前,曾遍游今皖、赣、浙、苏、湘、闽、粤、陕、豫诸省。杜乃一积极入世之士子,与他人不同,在几十年的游历生涯中,反映在诗内,除于名山大川略有描述外,大半为摹写各地风俗民情之作。其目的,可能以此供地方长官的参考(近乎先秦之采风)。杜曾作《送人游吴》:

君到姑苏地,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思乡在渔歌。

此写旧吴都,即今之苏州市风貌。杜注意之点在于:(1)城中居民傍河而居;(2)建筑多,“闲地少”,城内安排紧凑;(3)河汊纵横小桥多;(4)市井繁华,买卖兴隆;(5)城区范围不大,尚有听到渔歌,离农郊不远。以上数点,均与解放前的苏州市区相仿。五律《送人南游》所记乃华南滨海景况:“到海路难尽,挂帆人更多”,海边仍阡陌纵横,人物繁庶;出海网鱼者不少,海路交通甚为发达。“潮汐分象迹,花洞响蛮歌”,时有象群出没,而居民却以洞居之蛮族居多。象群、蛮歌等等,于非“南国”人士而言,是很生疏的。因此,诗之首联即提醒:“凡游南国者,未有不蹉跎”,如欲游“南国”(去“南国”任官)则须多加考虑,作好充分准备为妥。此外如《送蜀客游维扬》、《送陈昈归麻川》等,写诸地的风物人情,都有可读之处。

晚唐国中局势纷扰,塞上边防亦不时吃紧。杜荀鹤既为政治之热衷者,自不会不注意于此。据汤华泉先生推测,杜在黄巢起义前,曾有游边之举[⑨],今读其有关诗篇,乃知此种可能较大。试看其《塞上》:

旌旗猎猎汉将军,闲出巡边帝命新。沙塞旋收饶帐幕,犬戎时杀少烟尘。冰河夜渡偷来马,雪岭时分猎去人。独作书生疑不稳,软弓轻剑也随身。

“书生”,无疑系自指。此为唐皇颁诏(“帝命新”)的“巡边”活动。主帅为谁,待考。“旌旗猎猎”,唐军军容颇为威严;然而敌人也很猖獗,不时骚扰唐军(“犬戎时杀”)。杜荀鹤当时未有功名,只是以书生身份随行,殆同于今日之随军记者。面对“时杀”之敌,杜“疑不稳”,为防意外,于是“软弓轻剑也随身”,作了些戒备。杜的任务,除了随同“巡边”以外,看望、了解并慰问将士,应是最主要的。在此类活动中,杜能接触下层战士,也同情他们的遭际。一次,杜与战士攀谈:“战士说辛勤,书生不忍闻。三边远天子,一命信将军”。可见杜与战士关系密切,彼此无话不谈。他非常关心这些“辛勤”的战士,而对于那名将军瞒过朝廷,无视战士死活之举,感到愤恨。杜荀鹤此次随军塞上,可能为时不久。

杜荀鹤诗就是以创作题材和思想内容观之,亦不只是反映民生疾苦,据以上所分析,还有其它有关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是,无论是写游览各地,还是随军边塞,杜总是择取其中于国于民有较大影响的题材落笔,创作视角也与他人异,含义较深。中唐以来,热衷政治,关心民瘼之作者,似较中、盛为多,杜荀鹤乃其中较为突出者。笔者以为,诗写政治,语涉国计民生,应是“杜荀鹤体”在创作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重要之点。

综上所述,杜荀鹤乃一爱国爱民的晚唐诗人。他进士及第以前的四十六年,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是非分明,同情弱者等良好的品质。设若予杜以“正直”或“正派”这一桂冠,是合适的。他人品被人否定主要为“谄事朱温”,而所谓“谄事”事,乃发生在入梁任翰林学士时。其实“谄事”二字除讥杜当时曾作诗谄谀朱温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斥杜叛唐事梁,以下先谈后者。

朱温原为唐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黄巢手下的得力大将,后叛黄而降唐,被僖宗赐名“全忠”。对于唐室,他并不“忠”,相反却积极积蓄力量,以篡唐自立。唐亡前最后两名天子:昭宗和昭宣帝,都死在他手中。公元907年,他灭唐建梁,是为梁太祖。这样一名无信无义的流氓皇帝,一叛黄巢,再叛唐室,无论从儒家、法家;旧道德、新道德来看,都是应该否定的。据《旧五代史·杜荀鹤传》注引《唐新纂》谓杜与朱是旧交,相识较早(杜生于846年,朱852,杜朱仅差六岁)。大顺二年(891),杜在得第东归途中,还献诗给朱温。今查,杜为石埭籍,朱乃砀山人,两地同属今安徽省。杜荀鹤与朱温二人友谊,历时既久,又属大同乡,实非泛泛之交可比。及至田頵委派杜到朱处“笺问”,自然考虑到杜与朱这一特殊关系,说话较他人方便。以后,杜就此未回,终留朱处,其原因主要也是,杜与朱都考虑到了昔日的深厚友谊。至于杜荀鹤是否存在叛唐问题:杜自幼穷苦,几十年苦斗只在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以后又不能在唐廷任职。田頵相招,于是入幕。此时唐已病入膏肓,回天无术。是莫名其妙做唐的陪葬品,还是跟着朱温干番事业(杜在当时,不可能清楚、全面认清朱温其人),揆情度理,杜自然会选择后者。因此,臣事朱温,对杜来说,不存在“叛唐”问题。所谓有杜荀鹤曾作诗谄谀朱温,不妨先读宋初《洞微志》的记载:

杜荀鹤谒梁高祖(即朱温),与之坐。忽无云而雨,祖曰:“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何祥?请作诗。”荀鹤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显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工。”高祖喜之。

虽略有奉迎之嫌,对照全唐三百年几多颂扬列帝功德之章,杜之此诗实在不能贬为与“谄”相关之作。问题出在同载此事的《洛阳缙绅旧闻记》一段添油加醋式的描绘。该书卷一《梁太祖优待文士》条:

……进士杜荀鹤以所业投之,且乞一见。掌客以事闻于梁祖,梁祖默无所报。荀鹤住大梁数月……逐日诣客次,一旦(又候梁祖未果)……至未申间,梁祖果出,复坐于便厅,令取骰子来……须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鹤!”……荀鹤为主客者引入,令趋骤至阶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趋阶!”荀鹤声喏,恐惧流汗,再拜叙谢讫,命坐。荀鹤惨悴战栗,神不主体。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

将杜荀鹤描绘成一卑躬屈膝、胆战心惊之小人,与杜及第以前行止,全不相合。《唐才子传校笺》卷九“杜荀鹤”条,笺释者周祖撰、吴在庆在引用《洛阳缙绅旧闻记》上述资料后称:

按此节所叙荀鹤见梁王事,时二人似素不相识,且荀鹤亦尚未及第。考荀鹤大顺二年第,时在朱温封梁王兼四镇前。且二人在此前亦曾谋面,《洛阳缙绅旧闻记》所载,恐亦多传闻不实之辞,其所称荀鹤为“秀才”,二人未曾见面即不符史实。

不过数百字资料,就有几大则原则性廖误,足见不足为据。因此,潘德舆的杜荀鹤人品“可鄙”观,不能成立。

杜荀鹤诗歌,今人较为重视,但所重恰不在此“杜荀鹤体”;杜之在梁人品,昔人颇多关注,而未获允评,“五四”以后,则大抵忽略。今作此文聊补不足或疏略,尚祈有以教正是幸。

注释:

①见潘氏《养一斋诗话》。

②见陈氏《唐诗学引论》第129页。

③④分别见翁氏《石州诗话》卷二,贺氏《载酒园诗话》又编“杜荀鹤”条。

⑤《遗山先生集》元人杜仁杰序中语,载《元好问集》卷五十。

⑥见葛氏《韵语阳秋》卷一。

⑦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杜荀鹤事”条谓:“《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后生子,即荀鹤也。”其后如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明胡震亨《唐音癸签》等均信之。然纪均《四库全书总目》、薛雪《一瓢诗话》等则以为系传闻之辞,不可信从。今姑从周必大等说。

⑧《和吴太守〈罢郡山村偶题二首〉》之一。

⑨见汤氏《杜荀鹤生平事迹考证》,载《阜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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