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理念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理念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一直是植根于美国外交实践的三大思想传统。早在几十年之前，美国著名的外交史学家、“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在其被称为“冷战圣经”的《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中曾说，“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观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并倡导“从现实主义中寻找更理性、更沉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注：[美]迈克尔·享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可见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就存在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法理主义这三大思想传统的对立与协调。以此观察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不难发现，“以压促变”也好、“全面接触”也罢，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这三大思想传统之间摇摆。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的这几大思想传统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又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一般从人性本恶的假设前提出发，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只能属于次要行为体。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争夺权势和有限资源的斗争，决定一国国际影响力大小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决定国际秩序状态的是力量结构，特别是大国间的军事实力分布和战略力量对比。“只有以力量得失衡量的利益概念才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可靠指南，力量制衡是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注：Hans J.Mo-rgenthaw,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4[th] ed,New York,1967.）同时，“政治独立且优先于道德，国家遵循的道德原则从属争夺国际权势及大国均势的需要。”（注：时殷弘 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1995年第3期。）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然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冷战初期，美国针对“邪恶帝国”苏联的遏制政策尽管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意识形态外衣，但仍可从中辨识出现实主义的内核。正如克拉布所言：“虽然我国从不屑于使用政治现实主义的语言使外交政策正当化，但事实上遏制是基于一系列现实主义政治观念之上的。”（注：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而70年代美国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与中国结成准同盟关系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可以说是其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最佳体现。
冷战结束后，以胜利者自居的美国意图挟冷战余威一鼓作气摧毁中国这个共产主义的堡垒，采取了一系列僵硬的对华遏制政策：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为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非法搜查“银河号”货轮、美国众院通过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决议、阻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等等。这一系列活动不但未能使中国发生美国决策层所期待的变化，反而把中美关系推到几近破裂的边缘。危机引起美国执政者对问题的重新认识与反思。几经辩论，“全面接触”成了美国对华决策层的共识。但如何进行接触？美国内又出现了被美国报刊形容为“政府内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的两条路线斗争。以总统安全顾问莱克、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助理国务卿洛德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派”，固守冷战思维，主张将人权作为对华关系的基础和支柱；而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助理国防部长弗里曼和驻华大使芮效俭为首的“务实派”则强调不要因人权问题损害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随着中美高层接触的增加，以及财政部长本特森、国家经委主席鲁宾和商务部长布朗“经济三巨头”的加盟，“务实派”的主张逐渐占上风。1994年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1995年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将其与人权问题脱钩。1997年中美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朝着务实方面发展。其特点是：
（一）提高经济在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从促进美国“经济安全”角度发展与加强美中经济关系。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国都较前更为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克林顿政府更是从国内需要出发，明确地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与其全球利益结构调整相适应。因此，经济因素在美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提升。1993年8月，美商务部长布朗率美企业家和高级官员访华，双方签署了中美商贸联委会的合作框架及价值50亿美元的协议合同。1996年9月，第十届中美商务贸易联委会在华盛顿召开，1999年克林顿力劝国会通过对华PNTR。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从现实的国家利益考虑，美国不会放弃中国这个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市场。
（二）从亚太和全球“大角度”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与中国均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对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同时，中美两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地区冲突、防止核扩散、保护生态环境、打击走私贩毒、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有较大的合作空间。1994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同钱其琛副总理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停止生产用于生产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日益从亚太安全及全球的视野进行考虑。
（三）将人权问题从“核心问题”降为“重要问题”，在全面接触政策的框架内处理对华人权问题。1994年5月，克林顿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他决定延长1994-1995年度对华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但此举并不表明美国放弃对中国打“人权牌”，只是说明美国从现实出发，不愿因人权问题影响美国对华经济利益。后来的一系列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
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国家不是国际关系中唯一的主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理想主义者不否定力量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但不认为利益及权势争夺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他们认为决定外交政策反应的首要因素是价值观念而不是物质利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理想主义强调战争起源于专制制度，而和平的持久维护却有赖于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和国家间的贸易发展。
理想主义传统不但来源于美国清教主义伦理思想，而且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建国历程。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侵淫、艰苦卓绝的反英独立斗争、具有普世情怀的第一个人权宣言以及先于欧洲创建的共和国体制，使美国人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是“山巅之城”。至此，这种滥觞于“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念、发展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且带有强烈种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便持久作用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始终。通过对美国历史的分析可以发现，理想主义传统对外交政策作用的方式通常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是孤立主义，一是帝国主义。孤立主义仅限于做世界的向导、“民主的灯塔”而少去主动影响别人甚或与自身之外的世界发生某种程度的关联，而帝国主义则致力于领土的扩张、依赖的获得及对其它种族的控制和演变。其实，纵观美国外交政策史可以发现，美国在孤立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转换主要是以其力量的变化为主要依据的，但政策制定者们常常要将其裹上理想主义的外衣以获取大众支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了美国大众政治文化的内核。
二战后理想主义在美国外交上的表现形式更是多种多样。60年代出现的和平队，以及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军事干涉等，都或多或少地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为目标，而70年代后期美国的“人权外交”对此更是不遗余力。但当时由于“战略安全”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因素相应地受到了抑制。
冷战的结束使中美在冷战后期结成的准同盟关系瓦解，中美关系中的复杂性、多变性相应增加。1990年以来，美国已连续9届唆使其它小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提案，虽然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将人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提升，固然说明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制度、文化优越感在冷战后的张扬，但同时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克林顿上台之后，根据冷战后世界新形势和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新挑战制定了“参与与扩展战略”，将“经济、安全、人权”作为未来的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在外交政策中将“民主、人权”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中国自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不但未受影响，经济反而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美国担心在东亚地区一个与其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崛起挑战其世界霸权地位。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理想主义除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之外，其表现形式与具体应用均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理想主义既表现在“遏制政策”上，也表现在“接触政策”中。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9月提出了对华“接触政策”。这一方面表明美国政府认识到其过去那种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战略上包围的全面遏制政策既不可取，又做不到；另一方面又表明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同中国的交往来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制约中国的国际国内行为，并趁机将美国的价值观向中国社会纵深渗透，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就此而言，美国的理想主义具有与实用政治相结合的特点，成为所谓的“理想政治”。
（二）理想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强调“力量”因素。这里的“力量”因素不单指一般意义上由经济、军事实力构成的“硬实力”，而且包括常为人们所忽略的由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对外渗透等构成的“软实力”。冷战后，美国为了防止中国这个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上与其迥异的国家崛起成为挑战其世界霸权地位的国家，不但在国际事务中处处约制、打压中国，而且对中国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紧锣密鼓地研制部署TMD，其矛头均直指中国。同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亚洲自由电台的开播更表明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三）手段多样化。1993年5月克林顿总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规定1994年至1995年度的延长将附加7项人权条件。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冷战后美国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频频对中国打“人权牌”、“台湾牌”。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由于中美在贸易、知识产权、环保、防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利益摩擦和矛盾，美国还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不断变换策略手段对付中国。
三
法理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独立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第三种思想传统。它主张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强调只有实现了法制化才能实现国际关系的合理化和有序化。法理主义承认共同原则、规章、制度及一定程度的国际共识具有规范国家行为和国家交往的效力。与理想主义相比，它具更多的理性色彩，认为“普遍的道德与绝对的公平在当代是无法实现的，人类可以追求相对的正义与公平和有规则的道德。”（注：刘杰：“论国际关系中的法理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2期。）同样，法理主义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利己的权利和利益，并在“人性本恶”的假设前提下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但与现实主义比起来，法理主义具有更多的感性色彩，反对将国家的权益绝对化，强调国家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
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一样，法理主义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不但见之于领导者个人的思维模式与政策偏好，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上的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设，而更具长远意义的是它还影响到大众文化及主流媒体的价值取向，进而使外交政策的国内背景发生偏向法理主义的变化。就其时间维度及历史沿革来说，法理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源头可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及其以后的成长、壮大和称霸历程。
冷战结束后，原来两个壁垒分明的市场体系融合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前行。然而“福兮，祸之所倚”，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还有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本土文化的复归及民族主义的勃兴。与冷战时期简单的“交通规则”(rule ofroad)相比，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将更加复杂。“冷战后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无序，军事失控，核战争令人恐惧，这是一个‘失规制’的时代。”（注：[美]理查德·N·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如何应对这种“失规制”？如何使复杂和无序的世界局势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相对简单和有序？如何使外交政策摆脱对危机的“撞球式反应”进而稍显战略性的远见？这成了美国的战略精英们讨论的话题。在多种多样的选择中，法理主义作为耦合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要素的适应性选择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北约功能机制的成功转换、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以及美国在WTO、APEC中的态度是其较为明显的几个例子。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对华决策层和战略精英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辨析，在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上的认识渐趋一致。然而，在中国崛起后的政策取向及对美国及世界的影响上，美国决策层及大众情绪对华普遍存在着疑惧。（注：时殷弘：“正确看待美国对华疑虑”，《世界经济评论》，1997年7-8月号。）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法理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著加强，其实质便是解决美国对华政策的这样一个困境：在无法使用全面遏制政策阻止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同时，如何将其纳入一种美国可以控制的世界秩序，从而将中国崛起对其国家利益的影响减少到最小。概括说来，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法理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鼓励中国加入多边国际组织和当今国际体系，并准予中国在其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日益展现在国际舞台，使前一种预言不攻自破，同时也使后一种预言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一种流行论调。在全面遏制中国的“促压”政策失效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改为“全面接触”，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中国加入地区或全球性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体系（这从美国对中国在APEC、东盟地区论坛上所持的欢迎态度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认为，通过“寻求中国加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不但可以使中国享受到“公共财货”(public goods)所带来的好处从而缓解其对既存秩序的“不满”，而且可以借多边组织的力量来缚住这条正在腾飞的巨龙，使其“融入国际社会”。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这不但表现在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百般阻挠、漫天要价上，而且表现在美国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APEC发展方向的歧义上。这说明美国鼓励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真实想法是要中国只能在其中作配合美国意图、有助于其实现全球及地区长远目标的小伙伴，而不能挑战美国的发言权。
（二）努力同中国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谋求同中国保持定期高层对话，并力促中美双边交流活动机制化。苏联解体使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基础消失，两国间原本就存在的问题因“共同安全”因素的减弱而凸显出来。双方之间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掩盖下的贸易、人权、台湾等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均成为随时可以破坏中美关系的暗礁。很显然，一个动荡的、龃龉不断的中美关系不符合美国“利用、限制、改造”中国的对华政策目标。因此，冷战结束后尤其是美国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基本成型之后，美国商界、军界及政界官员频繁访华，同中国达成了包括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双边协议；同时通过双方最高领导人1997年、1998年的互访，决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首脑热线，这表明美国正努力将双边交往活动机制化的政策趋向。据美国防部的一份报告称，美中之间要“保持周期性的高层互访”，加强各种“专业论坛和安全机制的联系和职能部门的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以及更大的透明度和信任程度”（注：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页。）。客观地讲，美国这种双边交往机制化、协议化的对华政策如确实得以实施，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符合中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
（三）美国在多边国际组织和双边协议中，极力依照其自身价值观建立“规范”，并企图借助组织或协议的力量促使中国遵守，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美国习惯于通过制定国际组织的规则要求别国遵守，以贯彻自己的意志。”（注：资中筠：“中美建交十周年与二十周年”，《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这说明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法理主义传统，即强调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的对外行为，但这些规范、原则大多是美国国内的习惯做法，体现的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其偏狭性与独断性又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其霸权主义本质。具体到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WTO问题上，不顾中国的国情与真实发展阶段，按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2)在人权问题上，无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按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来衡量中国。同时大肆兜售“人权高于主权”的所谓新国际“规范”，图谋干涉中国内政。(3)在台湾问题上，无视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擅自为中国确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规范。此外，还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这足以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法理主义倾向及其霸权本质，即“把中国包容进美国为首、西方占优势的国际社会”并“争取中国全面遵守西方国际规范”，（注：时殷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
实际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在美对华政策中相辅相成。从“效果”考虑，它们均服务于美国“分化、弱化、西化”中国这一对华长期目标：理想主义是其道德外衣，现实主义是其权宜之计，法理主义是其高超手段。
同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对华政策仅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不具有全部的参考价值。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一些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便包括：大众情绪、舆论状态、同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发言权和政治影响力的思想库和战略精英，以及一些制度因素等。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美国的对华政策时确立一种多维的视角，不能只关注于美国政府在对华决策中的总体作用而忽略了国会的掣肘，也不能只关注于在危机发生时对美作适当的斗争而忽略了在美国民众中的国家形象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