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的思考_国际分工论文

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的思考_国际分工论文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构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国际经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构建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它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层面而言,应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建、内涵与发展,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历程、内涵与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探索阶段(1978—1991年)、全面开放阶段(1992—2000年)和深化开放阶段(2001—2012年)。通过开放,我国比较全面、整体、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贸领域和体制。第一,我国全面地参与国际经贸领域活动,这些领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知识产权,并逐渐成为主要国家。第二,我国的贸易对象遍及世界,达到190多个。第三,我国参加了所有的国际经贸组织,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复兴与开发银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还有国际性的标准、知识产权、航运、认证、海关合作等组织。第四,我国参与世界性的国际分工,成为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重要环节。第五,自由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基点。第六,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构接。第七,经济全球化把中国与世界各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双向传递作用在加强。第八,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日益活跃,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优惠贸易安排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论坛。第九,中国关注并积极参与困扰国际经贸事业发展的世界性的共同问题治理。第十,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经贸发展的主要伙伴与强劲的竞争对手。

      我国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整体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开放理念、规则意识、社会责任观念逐步加强;极大地利用了这段时期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地发展起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建设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经贸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使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国在对外经贸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一,世界市场对我国影响加大。我国在加大接受经济全球化正传递的同时,负传递的作用也在加大。世界市场不稳定态势日益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二,我国对外经贸发展不稳定。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经历了中速、高速到中高速的历程。第三,我国总体贸易结构失衡。服务贸易在我国整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虽有提高,但一直低于10%,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第四,依靠物量扩大对外贸易。我国货物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购买力(价格与数量)条件指数呈逆向发展,前者不断降低,后者大大提高。第五,贸易争端加多。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我国成为遭受贸易摩擦伤害的主要成员,在国际经贸组织中,话语权不强。第六,在国际分工中处在半外围地位。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尚未进入中心国家,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第七,我国贸易依存度过高。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远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表明中国国内市场尚不发达。第八,我国企业走出去处在初步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顺,屡屡受挫,麻烦不断。第九,我国贸易综合竞争力不强。我国成为世界市场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型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但综合竞争力不强。第十,国际经贸意识不强。开放理念、规则意识、社会责任观念、大国责任承担存在程度不同的薄弱。第十一,生态环境受到伤害。我国被有害物种大量侵入,世界垃圾大量涌进,这严重伤害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第十二,尚未形成比较成型的经贸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的国际经贸实践,尚未认真总结和上升到理论,导致预见性不足,科学发展不够。

      影响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问题有三方面。第一,世界各国贸易本身发展的基础。他们包括:技术的创新、获取和普及,人口的数量和构成,投资的基础与环境改善,对能源/自然资源枯竭的应对与高效率的使用,运输系统的流畅与成本的降低,机制和政策的良好融合。国内外市场的统一和全球经贸问题的治理等。第二,国际经贸环境的改善与恶化。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导致各种隐蔽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多,地区主义加强,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严重挑战。此外,局部动荡频繁发生,气候环境恶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第三,作为经贸大国,中国的发展态势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作用日益重要。这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把国内改革与世界经贸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其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合作制定新的全球经贸治理规则,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营造更加开放、稳定的经贸环境。再次,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以指导我国应对出现的机遇和挑战,引领世界经贸的良性发展。

      2013年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出原则和具体内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成功,需要我们从理论和以往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的构建。

      二、构建的可能性

      我国已具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的可能性。

      (一)有明确的对外开放的指导原则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指导原则。就国内而言,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发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海沿边的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在对外关系中,“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发展。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们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在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出原则和具体内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原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二)有马克思主义国际经贸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国际经贸理论。他们对国际经贸的产生、发展、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对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重商主义、古典学派、庸俗学派和历史学派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贸研究基础上,提出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与结果的论断,创建性地提出国际贸易的范畴,诸如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价值、国际货币,国际投资等概念,精辟地分析了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作用。列宁就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国际经贸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精辟的论断,就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原因进行深入的论述,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经贸关系进行了创建性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际经贸论述揭示了国际经贸规律的共性与特性。他们在研究中,创建了国际经贸的研究法,诸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和综合研究等方法论。

      (三)有大量西方国际经贸学说和研究方法可以借鉴

      第一,西方国际经贸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随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发展。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出现重商主义;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出现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出现新古典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发展经济学派的国际经贸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第二,就理论本身而言,有纯国际经贸理论,带有规范特点;有实用贸易理论,带有实证特点。第三,就理论与政策关系而言,有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和混合贸易理论三大类。第四,就影响而言,国际经贸理论可分为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前者通常包括古典、新古典学派和倾向自由贸易的新贸易理论。第五,日益世俗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广化和深化的发展,随着多边贸易体制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领域拓展结合起来,出现了关税与非关税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对外投资理论、知识产权理论、服务贸易理论、社会责任理论等。这些内容丰富的理论与学说,经过历史检验,有的揭示了世界贸易的发展规律,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日益细密、规范和多样,加大了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构建中,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科学国际经贸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四)有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对外经贸的丰富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对外经贸关系,并不断发展壮大,累积了大量的实践和论述。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创建的对外贸易范畴有: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互通有无等。对外开放以后,创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经贸交往的一些范畴,如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体系、大经贸、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经济特区、加工贸易、合资、一国两制、互利共赢、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开放的地区主义等。创建性地提出对外经贸发展的基本原则、对外经贸发展模式、经济特区建设的要素,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确定中国进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区域经济合作应坚持的指导原则、利用好外资的关键要素、开放型经济机制的内涵等。

      三、构建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的构建对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础,揭示对外经贸的产生、发展、作用的规律。涉及的领域包括整体国际经贸活动,如货物贸易、服务、投资、技术市场构成;活动的载体包括国际和地区经贸组织、国家、企业和国际组织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的构建内容

      依据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理论包括如下内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的产生与作用

      世界历史证明,对外贸易的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对外贸易又成为资本主义的结果。对外贸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列宁创建和斯大林建设的社会主义,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面临的是冷战末期和结束后,得到强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如何与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合作共处的关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特点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比较封闭转变为对外开放,与已有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贸易金融体制进行全面接触、共存,在合作竞争中谋求发展与壮大,以赢得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国作为大国必须建立全面和整体的经济结构,与世界经贸体系发生全面的接触和交往,并逐步全面参与全球的经贸治理。由此,国际经贸关系的确立与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基础之一;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国际经贸关系又成为它的产物。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国体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中国在建立和发展国际经贸关系中,与已有的国际经贸体制产生密切的关系的同时,将伴随着各种纠结、摩擦和冲突。二者对立统一关系的妥善处理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壮大,需要从已有理论的高度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职能

      对外经贸关系职能与机制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得到加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职能与机制不断加强。其职能主要有:确定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开拓殖民地,发动商业战争,进行奴隶贸易,签订国际贸易条约,确定国际货币,建立商业信用,鼓励和限制资本输出,支持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维护和垄断,化解经济危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敌视、围堵、阻截、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职能的重要部分。新中国建立后,遭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单边、多边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等机构的封锁、禁运。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的涌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他们一方面鼓励资本进入中国,把中国纳入以他们为主的国际经贸体系;另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对中国采用公开和隐蔽的方式的贸易壁垒,管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在此背景下,建立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职能,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制,需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运作的理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经贸政策与措施

      资本主义对外经贸政策与理论大致分为自由、保护和混合三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自由贸易政策和理论成为主流,在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理论仍然存在,且呈纵深发展。经济周期、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力的变化成为各国制定贸易政策和理论演化的重要依据。原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根据当时世情和国情,采取国家统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实施国际贸易政策的措施因领域不同而差异。货物贸易领域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和非关税,贸易自由和保护的分水岭是上述措施的少与多。服务业领域的政策措施主要是控股权、经营管理权和国民待遇的给予,贸易自由与保护的界限在于三个方面的让出程度。知识产权领域的措施是加强保护和防止保护的滥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自主体制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摒弃保护贸易政策走向自由贸易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确立了与世界贸易组织相符的自由贸易型政策。其结果,使我国比较优势得到发挥,激发市场活力,加速现代化企业的建立,利用外资能力大为提高,法规意识得到加强,社会福利提高,促进了国内改革。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贸易依存度过高,易受国外市场影响,生态环境恶化,出现自由贸易理想化,不要或弱化政府管理的迷思。我国是个发展中大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非纯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节制性自由贸易。我国应根据发展的战略和趋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构成与利益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决定分工的实现。名副其实的国际分工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依靠殖民统治、商业战争、先进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建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纵深发展基础上,形成世界性分工。国际分工形式决定产品的生产类型,分工格局决定着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利益多寡。当今世界,国际分工形式大致有垂直型、水平型、混合型和网络型几种。分工格局分为中心、外围和介中三个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国际分工的外围,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中心与外围的介中。分工格局的不同决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得自分工的利益少于发达国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形成产品价值链,出现产业内部与国家交融的世界分工。在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中,出现了国际分工学说,如地域分工说、比较成本说、要素禀赋说、竞争优势说、自然社会混合说、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说。当今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构成、服务贸易的扩大、特殊贸易优惠协定加大了对国际分工形式和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是垂直型,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外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形式从垂直型向混合型和水平型发展,分工格局从外围向中心国家迈进,开始构筑中国式的世界分工。在分工学说中,从拒绝比较成本说到接受其“合理内核”,以要素禀赋说划分贸易商品,以竞争优势说形成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说从片面理解到整体运用。目前,我国应在上述理论和参与国际分工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模式与理论。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与维护

      在国家存在前提下,市场分为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各国和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取决于该国经济实力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地缘优势和开拓本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一直居于世界市场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居于次要地位。其原因是:发达国家以殖民统治和价值规律作用居于国际分工的中心地位,国内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和商品竞争能力强,通过分工和投资建立起稳定和垄断的生产和销售渠道,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经贸法规比较健全,善于整体营销和维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中,通过以下途径开拓世界市场。如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确立两个市场衔接、利用两种资源,学会两套本领的战略;通过外向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国内外市场有机结合;通过“迎进来”积极大胆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通过“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构建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生产、资源、销售网络;通过优惠贸易协定构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扩大地区市场和进入世界市场;在经济特区基础上扩大地域开放,最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整体和全面的对外开放,构筑市场便利化的经贸法规体系。中国进入和开拓世界市场的途径与方式确有本身的特色,需要总结上升到理论,以确立中国在世界市场的整体主导地位。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金融体制是指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外国金融交易中在规则基础上所形成的组织和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国内金融日益开放,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一个以全球金融一体化、自由化为标志的国际金融市场。它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许多积极效益。第一,有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使国内企业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和渠道筹资和融资。第二,有利于缩小各国金融市场的时空距离,降低国际借贷资金的成本。第三,有利于引进现代化的金融技术工具和金融产品,促使东道国国内金融行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加快金融创新。第四,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第五,有利于调节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稳定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第一,给各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带来困境,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降低各国金融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二,增强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容易形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加剧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加大市场风险,增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导致金融事件频发。第三,加大“传导”渠道,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在调节经济运行和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显著加强,金融体制改革也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汇储备加大,人民币开始走向国际化。但我国的金融体制尚不健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不强。为了加大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作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我国亟须根据本国国情,依据新型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探索金融发展规律,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理论。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运行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资本流动大大加强,其中,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均在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带来的跨国转移包括货币资本、设备、技术、原材料、组织、管理和人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成为主体,影响巨大。第一,它们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构建起全球产业价值链,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了世界各国间的经贸联系和相互依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第二,它们逐渐控制了东道国的市场。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尽其所能,扩大市场,获取更多资源,控制当地经济,垄断市场和科技成果,进行价格转移和进行“避税”,干预东道国的决策等。第三,对母国带来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推动本国产业优化,推行本国的价值观,提高软实力,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产业空心化,减少就业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全球利用外资第二大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看重的投资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但也出现一些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了涉及跨国公司的发展、规范和责任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战略联盟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产业价值链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的同时,也逐步加大对国外的直接投资,已成为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投资与货物贸易一起成为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支柱,但在规模、管理、战略方面低于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为使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从跨国经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公司,我国亟须把已有的跨国公司理论与中国的跨国企业的经营实践密切结合,吸收西方跨国公司的优点,剔除其缺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际经贸法规和国际经贸组织的关系

      随着国家间经贸交往的扩大与深化,出现了国际经贸法规和国际经贸组织。它们成为协调贸易国家经贸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向纵深发展。第一,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性的经贸法规和国际经贸组织有世界复兴与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仅世界贸易组织负责实施管理的贸易协定与协议就近30个。第二,以主权国家和地区为主体组成的地区性的经贸法规和经贸组织众多。截至2013年7月1日,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地区优惠贸易协议已达575个,其中生效的为397个,其中70%是近10年出现的。第三,还有众多的与经贸活动有关的行业规则,如认证和标准化。第四,非政府组织通过游说、论坛和舆论影响政府间的经贸协议与实施。通常,发达国家是国际经贸法规的谋划者和制定者,是国际经贸组织的发起者和主导者;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接受和参与者的地位,谈判权与话语权都比较低微。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上述情况有所改观,但未出现实质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加了全部世界性经贸金融组织,逐步参与和构建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接受和参加重要的认证和标准化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交往,国内有关法规逐步与其趋同和合规,国内也组建了非政府组织。已有的国际组织和法规有其先进的一面,也有落后和滞后于世界经贸发展的一面。当今,我国应在继承和保留已有国际组织和法规先进的一面的同时,摒弃其不合理和落后的方面,确立中国特色的国际经贸组织和法规的理论体系。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双向传递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是贸易、生产、金融、投资活动全球化、企业作用全球化,消费活动和经贸文化全球化。其结果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加强,经济周期活动的传递加强。把经济发展传播到别国,称为正传递;把经济衰退或危机传播到他国,称为负传递。当代国际传递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发达国家是两种传递的发源地。一方面,他们通过广泛的贸易活动、国际分工网络、世界范围的金融和投资活动把其经济繁荣和高涨传递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危机时,也会通过上述渠道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新兴国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反向传递开始出现。第三,金融传递作用加大。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急速传导到世界,至今尚未完全摆脱。第四,不受管理的正传递可能演变为负传递。如通过贸易输出垃圾、伤害生态的物种、不良的社会文化等。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通过市场隔绝和经贸垄断,遏制国际负传递,同时也抑制了正传递。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垄断的破除,扩大了接收传递的能力和渠道,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中国经贸的高速发展;同时负传递也在加大,导致经济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加大,生态环境恶化,伤害了社会风气。为此,我国应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目标,确立接受正传递、抑制和化解负传递的灵活高效的应对机制和理论。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参与全球经贸问题的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崛起中,经济全球化大潮涌起,新兴国家和中国开始崛起,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强,出现“地球村”;另一方面,矛盾和斗争复杂化。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失衡,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地区主义大行其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令人失望。与此同时,出现了困扰世界经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碳排放量增多、资源枯竭、贫困加剧、粮食短缺等。这些涉及经贸发展的国际性问题,一个国家、一个集团和已有的国际经贸组织难以孤立进行治理,必须全球联合起来共同治理。但它遇到几大难题。第一,谁来参与治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角色增多,除去已有的国际经贸组织,还有各国政府、国际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他们本身代表的利益层面不同,诉求也不一致。它们在全球经贸问题治理中,地位如何确定?第二,权益如何协调。世界各国进行对外经贸活动,其出发点都是维护本国利益和争取更大利益。加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大小不一,所以协调好各国的核心利益及主权让渡,寻找到全球治理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并不容易。第三,治理怎样进行。全球经贸治理必须确定一定的、大家可以接受的共同规则。规章制定本身就构成了重大难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各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更加注重对我国的借重和合作。同时,我国被加速推向国际事务前台,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等方面对我国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望越来越多。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未变。外界认知同我国实际情况的落差,给我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带来复杂的影响。作为崛起的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责无旁贷,要有所作为。我国亟须依据世情和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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