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融会的书院文化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俗论文,书院论文,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作为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书院承担着培养人才、创新知识、传播积累文化、施行社会教化等一系列功能。其中，社会教化是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书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许多儒家士大夫创建书院，都标举施行社会教化的宗旨。而所谓教化的实质，就是以君子之德影响小民，风行草偃，化民成俗。换言之，就是将居于当时社会主流地位的儒家价值观念传播、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民间社会，塑造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社会生活习俗乃至整个社会风气。这一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以精英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观念去影响、规范民俗层面的大众文化，“化其民为君子士夫，易其俗为礼义廉耻”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书院注重营造充满儒家气息的文化空间，从书院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原则的确定、学规的制定，到书院中的匾额、楹联、碑刻、亭台楼阁、斋舍的命名，到建筑的选址布局、祭祀对象的确定和祭祀活动的进行，都力求体现儒家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 然而，在书院施行教化的过程中，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并不是纯粹单向的，在书院这一文化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层次文化的共存、融合和互动。在书院文化空间中，反映精英阶层的世界观念和价值理想，以希圣希贤、修齐治平为职志的精英文化，与基于社会大众的世俗生活，追求趋利避害、功名利禄的俗文化，二者呈现出共存与互动的状态。我主要从书院建筑与书院祭祀两个方面考察书院文化空间中的礼与俗。 一、书院建筑中的礼与俗 书院的选址、单体建筑的建立及建筑的布局，都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在书院的文化空间中，建筑实体、形式以及空间格局是最重要的内容，其中儒家的价值理念有充分的体现，而民俗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一)书院建筑中的儒家价值理念 就书院的选址而言，宋代的著名书院多坐落于风光雅致、环境幽静的山林名胜之区。岳麓书院位于湘江西岸、岳麓山谷中，“清泉流经堂下，景意极于潇湘”②；“湘山负其背，文水萦其前，静深清旷，真士子修习精庐之地也”③。石鼓书院所在的石鼓山，“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④。白鹿洞书院，“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⑤。嵩阳书院、泰山书院也分别位于居“五岳”之列的嵩山、泰山。这也就是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谓“相与择胜地，立精舍”⑥，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所谓“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⑦。 之所以选择这种自然环境，目的在于远离城市的种种纷扰喧嚣，而在山林幽静之地洗心涤虑、怡情养性、潜心向学。我们知道，宋明以来的儒家学者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希望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上下同流，置身大自然的怀抱中颐养性情、陶冶情操，因此书院的选址对环境要求很高。同时，在很多学者看来，读书求道，需要“静”的工夫，需要在静中体悟天道，甚至朱熹还有“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读得书！……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⑧之说。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坐落在远离尘嚣的幽静丛林之中的书院，无疑是静坐读书的最佳场所。因此，书院选址多在山水之间，显然并非纯为山水之乐，而是为了使书院士人更好地读书著述，怡情养性，追求一种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境界，所体现的正是儒家的价值理想。 书院建筑的整体布局、祭祀建筑也较为直观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此以岳麓书院建筑为例加以说明。⑨岳麓书院整体布局采用“左庙右学”的布局规制，左为文庙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三进三院落；右为书院建筑群，以讲堂为中心，四进四院落，二者形成了两条明显的中轴线。这里遵循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和《礼记·祭义》“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的原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礼的意识“融会到古代大部分的建筑制式中去，从王城到宅院，无论内容、布局、外形无一不是来自礼制而做出的安排，在构图和形式上以能充分反映一种礼制的精神为最高的追求目的。”⑩岳麓书院文庙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经过历代书院创建者的重建、改建和扩建，成为建筑规模完备的书院文庙：三进三庭院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中轴线依次为照壁、石牌坊、大成门、东西两庑、大成殿、明伦堂和崇圣祠，整个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以崇圣祠为最高点，因势而建，错落有致，一方面体现了书院尊师重道的传统，一方面体现了儒家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岳麓书院建筑正是儒家的礼制精神的集中体现。 书院建筑中的许多符号性建筑，也熔铸了儒家的价值追求。《论语·先进》中记载了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在朱熹等理学家看来，“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其中蕴含了一种“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理想境界。(11)正因如此，许多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石鼓书院等都建有与“曾点之学”相关的风雩亭、咏归桥、浴沂亭等建筑。如岳麓书院宋代即有风雩亭、咏归桥，白鹿洞书院宋代也建有风雩亭，书院至今还留下了“风雩石”、摩崖石刻“风雩”、“吾与点也之意”等反映“曾点之志”的主题符号象征物。白鹭洲书院宋代也建有浴沂亭，到清代道光年间重建。(12)石鼓书院宋代也建有风雩亭。(13) 这些符号性建筑，所寄寓的是书院士人对圣贤之志的渴慕与千载舞雩精神的向往。朱熹咏归桥诗云：“绿涨平湖水，朱栏跨小桥。舞雩千载事，历历在今朝。”明代理学家胡居仁题白鹿洞书院风雩石诗云：“五老峰南鹿洞前，和风满袂暮春天。道随日用无他慕，何独当年点也贤。”(14)在儒家士人看来，徜徉游息于书院的林间泉下与这些符号性的亭台楼阁之间，有利于学者求学问道、涵泳义理、优游读书，达至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之境：“与二三有道之士息焉，游焉，以传其义理之趣，涵咏从容，陶和毓粹，必真见夫万物之皆备于我，而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也。”(15) (二)书院建筑中的风水意象 书院建筑在体现精英文化价值追求的同时，民俗文化层面的内容也多有体现。如在岳麓书院的建筑中，就包含了很多民俗文化的因素。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赫曦台为书院戏台，前后开敞，前台正对书院大门和讲堂。赫曦台左右两壁书有“福”“寿”二大字，外墙画有《张良进履》《老子出关》《加官进禄》《拾玉镯》等戏曲故事图案，台内藻井图案有太极八卦图，也有蝙蝠图案(寓“福”)、“寿”字等。在岳麓书院正门两侧的汉白玉抱鼓石，所雕刻的图案纹饰为三狮戏球(吉祥如意)、梅兰竹菊(君子风度)、芙蓉锦鸡(锦上添花)、鹭鸶清莲(一路清廉)，其文化含义既涉及精英文化层面，也涉及民俗文化层面。 我们可以从书院建筑中风水意象的追求略作探讨。风水一词，源于晋人郭璞的《葬书》，“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16)风水的原初意义，在于为逝者觅得一藏风得水之地，以此凝聚天地生气，从而庇护生者，让其获得趋吉避害的效果。有学者认为，讲求风水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宇宙之生气，认为占有了宇宙之生气(即龙脉)，就会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梦想，使家族兴旺，福荫子孙”。(17)笔者以为，风水就是借助传统的宇宙化生观念，以自然山水风气为媒介，附会灾祲福祸等意识，以求趋利避害、获取功名利禄为目的的思想观念，这属于民俗文化范畴。如果说书院建筑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为了体察天地之道，获取天地生气，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圣贤境界，那么书院建筑的风水意向则与现实生存的趋利避害、利禄追求直接相关。 书院建筑的风水意象可以从“龙脉”与“方位”(主要是朝向)两个方面来说明。龙脉常指一组连绵不断、蕴藏生气的山脉，如清人认为岳麓书院之脉自衡山而来，“衡岳位离，为文昌之府，而岳麓终之，七十二峰至此结聚也”。(18)在此以岳麓书院为例，考察历代书院学者对龙脉的看法。从宋代开始，即有涉及书院风水的记载，但很少涉及龙脉概念。张栻在给朱熹的信中谈到当时有人觊觎书院的风水，企图占用：“书院迩对按山，颇有形势，屡为有力者睥睨作阴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环绕，大江横前，景趣在道乡碧虚之间，方建亭其上，以风雩名之。安得杖履来共登临也。”(19)张栻所谈书院地理形胜的意义，显然在于登临游览与体悟道义，而非灾祲福祸、功名利禄。直到明末，山长吴道行主持修撰的《重修岳麓书院图志》中，仍批评将形胜与风水福祸附会，认为书院立疆界，是为了抗拒睥睨风水者据书院地盘为一家之私。他批评当时“缙绅之士多汩没于风水”，“因野师神郭璞之术，屡掘其亲之棺而改迁之，逆理甚矣”。(20)但到了清代，风水龙脉所包含的文运、福祸等观念则已经为书院士人所吸纳。这一点从清代山长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周玉麟《岳麓续志补编》关于岳麓书院龙脉受到破坏案件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据记载，嘉庆十九年，“绅士丁礼门等赴院、司、道、府各宪呈控”善化县龙王坑、刀背仑、大地岭等处有人违禁凿石烧灰，“有伤岳麓来脉”。后来官方下令禁止，并在书院二门内立“岳麓来脉宪禁开凿勒石”(21)。此后，同治七年，官方又出告示，在岳麓山“禁止私砍私葬”。(22)同治十年，官方又出“岳麓来龙禁止开煤手简”的通告，把与龙脉相关的山地“割售岳麓书院管理”。(23)其理由都是避免损毁麓山地气，“以培岳脉”。这些官方禁令所反映的正是书院士人的诉求，透过这些禁令，可以看到书院士人对于风水龙脉的重视。《书院志》的这些记载说明，民俗文化中的风水观念已经渗透进入了书院士人的观念世界之中，风水龙脉有利于培文运、助科名等福祸名利观念已经被书院士人有选择性地吸收。 除了龙脉越来越受到重视，书院朝向所蕴含的吉凶观念也得到了书院士人不同程度的认可。在明代，岳麓书院曾因福祸观念改变朝向。据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有长沙府县生员称“岳麓书院风水背戾，所以屡兴屡废，今欲修理，必须略移向址。方可长久”，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认可这种说法，认为“修建书院乃斯文盛事，当差风水人前去书院踏看山脉，委的风水背戾，应与那改”。(24)在清代，岳麓书院有三次改向，且都与福祸、科名有关。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曾经谈到，书院在癸未甲申间有一次改向，“依朱子所定向，两山交会，大江横绕，路从古牌坊下而出，大修后连科贤书曡荐”。(25)此次书院依朱子之说改向，连连科甲得中。第二次是戊子年，“当事以术士祸福之言，忽改书院头门偏对麓右”，结果导致“白虎高昂千尺，院中灾病大作，几致撤散”。因此，书院又按旧制把书院头门的朝向改回，于是“院中渐次安堵如故”。(26)从王文清在文中强调此事“皆予亲历其事”的语气来看，他对书院头门朝向不同引起的灾祲福祸事件是深信不疑的。王文清是清代朴学大家，堪称代表主流价值观念的大儒。像王文清这样的大儒，也已经潜移默化地吸收风水意象里福祸名利等核心观念，可见风水观念在书院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王文清对风水观念的认可是有限度、有选择性的。在《风俗论》一文中，王文清就对丧葬风俗追求利禄表示不可接受，他说：“坟墓所以安亲体，非以利生人也。今则惑形家之说，图谋风水。”(27)从王文清的这种态度可以看到精英文化传统和民俗文化传统之间既融合又排斥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在其他书院，关于保护书院龙脉、改变朝向以培文运、求科名、得富贵的记录甚多。如据李扬华《国朝石鼓志》载，石鼓书院在光绪年间曾经因大门改向而科考大兴。石鼓书院大门原以北谯楼为朝向。嘉庆末，书院首事将大门改为东南向，正对湘水，以取旺财之意，“自是而后，科举衰替，且多变故”，记录者认为“湘水直冲而下，势汹汹不可当，幸其地势高，且系公所，无久居者，故杀气较减，否则祸不可胜言也”，于是在光绪年间，又把朝向改回原样。有意思的是，书院此次改向后科名大兴。记录者不厌其烦地记下了科考得中的人名：“己卯秋榜，则安仁谭荧魁南省矣。五十三年来始见此一元也。庚辰会试，中进士四人，衡阳祝松云、衡山谭鑫振、杨依斗、陈鼎，殿试则谭鑫振点探花，朝考则陈鼎选庶常。”(2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书院士人的观念中，书院建筑风水与科名的关系非常密切，书院建设者也热衷于寻求好的风水以图吉利的科名运气。 从书院发展史的角度看，本来宋代大儒创建书院，旨在明人伦，行教化，倡行儒家仁义礼智的价值观念，以希圣希贤为目标，培养德性充盈、兼济天下的士人学子，而不是单纯追求科名、渴慕荣华富贵的利禄之徒。历代书院教育家在这方面阐述甚多，如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时就明确提出书院教育不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利禄，不是为了词章华丽，而是为了“传斯道而济斯民”。(29)然而到了清代，追求科名利禄的思想竟能借助风水观念在书院建筑中堂而皇之地出现，得到书院士人的认可，足见民俗文化传统在书院中的巨大影响。 二、书院祭祀中的礼与俗 祭祀是指向神灵、祖先等崇拜对象行礼，以示崇敬或祈求保佑。祭祀是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是体现书院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祭祀空间，是书院文化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书院祭祀的文化内涵颇为复杂，其主要方面是体现道统意识、反映时代学术风尚的内容，如祭祀儒家的先圣、先师、先贤，祭祀与书院学术传统、学术旨趣相关的历代儒学大师等，但其中也包括与功名利禄相联系、追求多发科第、祈望平安福报的内容，如祭祀文昌帝君、魁星、关帝、土地神、岳神等各种神灵。这两者体现了书院祭祀中礼与俗的互动与融合。在此，主要从儒家道统意识的彰显与文运祈禳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一)书院祭祀的道统意识 书院祭祀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崇仰道统，通过祭祀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宣示儒家道统，使其道统观念深入人心。在朱熹等大儒看来，书院祭祀就是要从精神实质、理论趋向上表明对祭祀对象的认同及对其精神方向的继承，是一种道统意识。朱熹曾谈到，“惟国家稽古命祀，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30)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中，朱熹非常明确地从弘扬、接续道统的角度来对周敦颐进行定位，理解祠祀周敦颐的意义，道统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31)朱熹曾在竹林(沧州)精舍祭祀中将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列为祭祀对象。在《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中，他着重标举道统，以传承道统为线索，将祭祀对象纳入传承谱系，将他们视为道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接续者、体现者，所表现的是自己对道统的理解。(32)朱熹所要彰显、光大的是儒家的道统，希望以书院作为倡扬、光大道统的重要基地。在朱熹看来，书院祭祀就是宣扬道统的一种手段。 朱熹通过书院祭祀以宣扬道统的做法，在宋末就已经得到后学的继承与认同。宋末理学家王柏在《上蔡书院讲义》中谈到：“恭惟圣天子尊崇道统，表章正传，学校之外，书院几遍天下。”(33)宋末元初理学家熊禾在《建阳书坊同文书院疏》中也说道，书坊同文书院之建，“于以尊崇往圣之道统，于以培植昌运之人才”。(34)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江苏平江官员曹氏等“并祠筑室以舍学者，买田收谷以食之，而储和靖与其师若友之书于其中”，建成虎丘书院，供祀理学学者尹焞(和靖)，刘宰作记称曹君建祠筑室之举意义重大，“上而光昭我高宗皇帝圣德之大，下而迓续我和靖先生道统之传”。(35)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湖南宝庆府建成濂溪书院祠周敦颐，“中为先生祠堂，祠先贤于东西序以侑焉。其后讲堂，直舍、斋庐、门庑，庖湢皆备”。学者高斯得为之作记，称颂周敦颐“卓然特立于群，圣人绝响之后，亲承洙泗道统之传”。(36)显然，在朱学后学看来，书院祭祀与宣扬道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通过书院祭祀以阐扬道统的做法，在后世成为共识。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元代书院广为祭祀朱熹，就与当时人们对朱熹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认同有关。(37)如元人王恽《饶州路创建书院疏》称，“于饶州路择湖山胜地创建书院，中起文公祠堂，教诲子弟，奉承香火，上祝圣寿无疆，次为宗族朋从，续考亭道脉之传”。(38)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汪晋征在《还古书院祀朱文公议》中更明确地指出，“书院祀先贤，所以正道脉而定所宗也”，“凡讲学之区，皆当祀朱子以定道脉之大宗也”。(39)为祠祀朱熹而建于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的汉口紫阳书院，表现出强烈的道统意识。《紫阳书院志略》卷二首揭道统源流，认为“宋濂溪周子得孟子不传之统，周子传之二程，二程传之杨子，杨子传之罗子，罗子传之李子，李子传之朱子”。(40)在祭祀朱子的《春祭文》《生日祭文》《秋正祭文》及《忌日祭文》中分别提到，“夫子道统，远绍洙泗”，“维我夫子，日照月临，挟道统于将绝”，“於惟夫子，仁熟义精，继道统于千圣”，“夫子之生，为千秋之道统而笃其生”。(41)乾隆初年，《还古书院志》卷四《祀典》中还明确指出：“建院必先所尊，祀孔子、配朱子，尊道统也。”(42) 书院祭祀中的道统意识，在书院祭祀对象的选择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在儒家的道统传承谱系之中具有确然不拔的地位，因此书院祭祀首重祭孔。几乎所有书院都有祭祀孔子的礼殿或文庙。如长沙岳麓书院的祭祀孔子活动，就始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朱洞创院之时。(43)到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李允则重修书院后，书院的祭祀活动不仅恢复旧制，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了专供祭祀之费的“水田”。到北宋末学者张舜民游岳麓书院时，仍见“岳麓书院有孔子堂、御书阁，堂庑尚完”。(44)白鹿洞书院在宋初也有祭孔活动。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诏令给全国各地学校、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并修缮孔子庙堂。咸平五年，白鹿洞书院得以修缮，“又塑宣圣十哲之像”。(45)此后历代书院中，对孔子的祭祀一直是最重要的内容。 除孔子之外，书院还祭祀历代著名的儒学大师。上文提及，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朱熹建竹林精舍于考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位学者。其中前六位为北宋理学家，朱熹对他们相当尊崇，曾作《六先生画像赞》称颂他们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46)又如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知军江万里兴建白鹭洲书院，“立文宣王庙、棂星门”，“又建祠祀二程夫子，益以周、张、邵、朱为六君子祠”。(47)又如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岳麓书院开始祭祀朱熹、张栻于诸贤祠中，到明弘治年间，又建崇道祠专门祭祀朱、张二人。(48)此后数百年间，岳麓书院对朱、张的祭祀一直延续。又如康熙年间，云南崇正书院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理学家。明代大儒、白沙心学传人湛若水更是“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陈献章”。(49)在白鹿洞书院历代的祭祀对象中，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朱熹、陆九渊、黄幹、蔡沈、林择之等儒学大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儒学大师，被认为是传承圣人之道的重要力量，对他们的祭祀实际上是从道统角度着眼的。元人黄文仲在讨论祭祀先圣和祭祀先贤的关系时曾说：“凡书院，皆为先贤作也。先贤能传先圣之道，以植世教，故师之。先贤之上祀先圣，祖之也；先圣之下祀先贤，宗之也。祖一而宗分，是以所祠或不同焉。”(50) 书院对孔子与历代儒学大师的祭祀，最为集中地体现出书院祭祀的道统意识。道统观念涉及儒家学者对儒学的本质与精神内核的理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书院是儒学的象征，是儒学知识生产、价值观念传播的场所。书院祭祀中的道统意识，是书院文化空间中精英文化传统的体现。 (二)书院祭祀中的文运祈禳 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共同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有学者指出，“‘文昌帝君’系由道教将古代巴蜀民众对‘梓潼神’的崇拜和先秦以来对‘文昌’的信仰结合而成”。(51)魁星是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中国古代天文学二十八宿中有“奎星”，东汉时期的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因此附会为神并加以崇祀，后来又将“奎星”改为“魁星”。自宋代后期，就有一些书院建魁星楼、文昌阁等，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52)如宋淳祐间，江西高安西涧书院祭魁星，希望“邀灵于星，文刃恢恢”，“春榜蜚英，禹门之雷。昨庭唱胪，百花之梅。万里荣途，瑞庆大来”。(53)江西南昌豫章书院自南宋开始，即建有文昌阁，祭祀文昌帝君。(54)到书院发展后期，对文昌帝君与魁星的祭祀已成为各地不同类型书院中比较普遍的情况。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建有魁星楼、文昌阁，在一些规模影响较小的书院，祭祀文昌帝、魁星以求多发科第的情形也相当常见。 书院对文昌帝君和魁星的祭祀，以追求科名利禄、祈禳文运为目的。清人唐昌恺在《补修凤山书院文昌阁碑记》中说道：“夫地以人灵，人以地杰，凡峙流拱卫之处，有不足者尚宜补修。矧帝君掌人间禄秩，司科甲权衡，其居歆之神居较培地脉文笔为更急矣。”(55)对文昌帝君和魁星的祭祀，是民俗文化渗透进入书院的表现。各地书院对文昌帝君、魁星祭祀的情况怎样？文昌帝君与魁星祭祀以追求科名利禄、祈禳文运为目的，而对儒家先圣先师、历代大儒祭祀则以倡扬道统为目的，二者是如何共存于同一文化空间的？ 现以岳麓书院为例说明清代省城书院的情况。据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载，岳麓书院在康熙七年建文昌阁于讲堂后面，供奉文昌帝君。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湖广总督毕沅又捐金百两建魁星楼于书院。(56)如果把书院文庙祭祀和对文昌帝君祭祀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书院在乾隆时期祭祀文庙和文昌阁的祭祀是合规制的。据罗典《新增丁祭公费记》记载，书院春秋丁祭和其他祭祀府署共拨银十四两，祭祀规格则是文庙用太牢礼，文昌阁用少牢礼。(57)到了嘉庆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文昌阁祭祀由院长袁名曜领头，筹措捐银壹仟零陆拾五两正，并购置专门的祭田，祭祀时间改在每年二月初三日，祭祀规格用太牢礼，祭祀经费有银二十两。(5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嘉庆元年孔子春秋二祭和书院另十几处祭祀，每年经费只有银十四两，加上学生等捐银二百两每年生息的经费，也不会超过二十两。(59)从上列数据可以看到，在岳麓书院，文昌祭祀经费和规格都超过包括孔子在内的历代大儒，这说明以弘扬儒家道统传为主的文庙祭祀，已受到以追求科举功名、祈禳文运为主的文昌帝君、魁星祭祀的侵蚀和排挤。 更有甚者，在有的书院中，以追求科举功名、祈禳文运为主的民俗文化传统已经独占了书院的祭祀空间。创建于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的广东应元书院，在当时广东书院中是层次最高的，但从书院祭祀支出的规定上看，其祭祀对象仅仅包括文昌帝君与大魁星君，而无其它。(60) 在府县书院，也可以见到对文昌、魁星的祭祀不断受到重视的情况。湖南宁乡的玉潭书院，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是以大儒胡五峰和张栻为道脉传承的。在乾隆时期，书院祭祀仪注记述的顺序是先祀胡、张、然后祀五侯(有功于书院之人)，最后是文昌、魁星。(61)到了嘉庆年间，却是先祭祀文昌、魁星，再是胡、张，最后是五侯。(62)从这一祭祀顺序可以看出，清代玉潭书院的祭祀仪式有一个有以道学人物为重到以文昌魁星为重的发展过程。 此外，从玉潭书院祭祀的规格看，这种轻重转移也表现得很明显。乾隆时，文昌帝君没有单独的祭祀礼仪，魁星祭祀不仅顺序排后，祭祀礼仪也简单，“按凡乡试，行一跪三叩”礼。而到了嘉庆年间，则文昌祭祀仪式单独列出，其祭祀规格行太牢礼，比胡、张二人的祭祀规格高。而胡、张的祭祀规格的变化则恰好相反，先是以少牢礼，且分诵祭文，到嘉庆时虽仍为少牢礼，却只有一篇祭文，理由是“两贤在一祠，难以分祭，故易以合飨文”。(63)显然，这一理由并不充分，从中可以看出对胡、张祭祀的重视程度下降了。在张思炯《重修玉潭书院辑略·礼文》中有一段议论，从中可以略窥当时书院儒者重视文昌、魁星祭祀的原因：“近世各书院皆以祀文昌、魁星为主，良以二神默司科名，祀之亦功宗之意欤！”(64)在县一级的玉潭书院，民间求取功名利禄的观念慢慢地渗透到书院之中，并且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在一些书院，祭祀中的精英文化观念与民俗文化观念之间呈现出反复的此消彼长状态。四川方亭书院建于乾隆年间，书院初创时，孔子圣像“迎安于中堂，并设有祭器”。后来，书院极其重视文昌帝君的祭祀，将孔子圣像先移至魁星阁楼下，后又移至文昌祠后殿：“邑令石君迁奉于魁阁楼下，继有道人张礼清者请奉于文昌祠之后殿，已历有年矣”。(65)到邑侯任思正时，认为“以圣人居于文昌祠后，固未安妥”，于是在书院后建圣像楼以供祀孔子。圣像楼建成后，书院建筑布局为“登楼(圣像楼)瞻瞩，前标魁阁，左翼文昌，书院在中”。孔子圣像在书院祭祀空间位置的变化，反映的是不同文化观念在书院祭祀空间中影响力的消长。 书院是儒家的象征物，寄寓了儒家士人的价值理想。为了教化民众、作育人才，儒家士人倡扬儒学，传播儒学价值观念，希望“一道德，同风俗”，以主流的精英文化覆盖民俗文化。然而在书院的文化空间中，实际存在的是礼俗的互动与融合，这并不符合许多儒者化民成俗的理想，但在思想观念的传播过程中，高扬的理想也不得不迁就现实。现实的情况是，民俗传统观念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根深蒂固。尽管许多儒家学者都立足精英文化观念对此进行批判，但仍然不可能改变现状。如戴钧衡在《桐乡书院志·祀乡贤》一文中批判世俗崇祀文昌、魁星，认为“世俗多崇祀文昌魁星，建阁居像，岁时敬礼，以谓主文章科名之事。昔之通儒已辨其谬，昭昭然不可诬矣”，主张各书院“各就其地奉一大贤以为之主”，“而不敢为非礼悖义之事，是岂文昌魁星之祀所可同日语哉”。然而面对现实，他又颇感无奈：“去文昌魁星之祀，而杜学者苟且侥幸之心，吾知必为君子之所许也，而惜乎今之未能遽行也。”(66)可见当时书院的文昌、魁星祭祀之影响深巨。 与戴钧衡等立足精英文化观念批判民俗文化的思路不同，一些儒家士人则试图在礼俗二者之间进行调和，消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如光绪年间岳阳慎修书院重修时，建有奎光阁，取奎宿耀光之意，为文运昌明、开科取士之兆。岳钟英《重修岳阳书院记》称此举“非直用术家言以培风，诸生息游亦得舒眺之助”(67)。这番话带有某种辩解的意味，一方面并不否定“用术家言”建奎光阁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希望从有利于诸生息游的角度肯定此举的正当性。这说明，民俗文化中的某些观念虽已渗透到书院的文化空间之中，占据了一定地位，但并非光明正大，需在另外的解释框架中显现其存在的合理性。 实际上，对于更多士人而言，虽然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范畴，却实实在在地开存于其观念世界中。书院士人希圣希贤、以修齐治平为职志，追求儒家的价值理想，但他们不是生活在纯粹洁净的理想世界，而是受到民俗文化的浓重影响，乃至产生认同。书院文化空间中礼与俗的互动融合，是书院士人内在观念世界的外化表达。 ①(元)赵长翁：《湖广通志》卷一○七《儒林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9页。 ②(北宋)张舜民：《画墁集》卷八《郴行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③(北宋)胡宏：《与秦会之书》，《胡宏集·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衡州石鼓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82页。 ⑤(宋)朱熹：郑廷鹄《白鹿洞志》卷十五《白鹿洞牒》，中华书局，1995年，第236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衡州石鼓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83页。 ⑦(南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黄灵庚等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6，中华书局，1986年，第2806页。 ⑨参见柳肃：《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⑩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先进第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30页。 (12)(清)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一《沿革》，《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70页。 (13)(清)李扬华：《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14)(明)胡居仁：《文翰七·胡居仁题风雩石》，(明)郑廷鹄：《白鹿洞志》卷十五，中华书局，1995年，第416页。 (15)(明)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三《续：山水》，岳麓书社，2012年，第41页。 (16)(明)郭璞：《葬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17)王子林：《紫禁城风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18)(清)周召南：《康熙戊申修复岳麓书院疏引》，《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长沙府岳麓志》卷八，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80页。 (19)(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852页。 (20)(明)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三，《续：疆界》，岳麓书社，2012年，第47页。 (21)(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岳麓来脉宪禁开凿勒石》，《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 (22)(清)周玉麒：《禁止私砍私葬示》，《岳麓续志补编》，岳麓书社，2012年，第709页。 (23)(清)周玉麒：《岳脉山契》，《岳麓续志补编》，岳麓书社，2012年，第702页。 (24)(清)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六《兴复书院札付》，岳麓书社，2012年，第74页。 (25)(清)王文清：《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清)罗汝怀：《湖南文征·国朝文》，岳麓书社，2008年，第2074页。 (26)(清)王文清：《岳麓书院四公德政纪略》，(清)罗汝怀：《湖南文征·国朝文》，岳麓书社，2008年，第2074页。 (27)(清)王文清：《风俗论》，罗汝怀：《湖南文征·国朝文》，岳麓书社，2008年，第1674页。 (28)(清)李扬华：《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29)(宋)张栻：《张栻全集·南轩集》卷十《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693页。 (30)(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信州州学大成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06页。 (3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40页。 (32)(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50页。 (33)(南宋)王柏：《鲁斋集》卷九《上蔡书院讲义》，《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1页。 (34)(宋)熊禾：《勿轩集》卷四《建阳书坊同文书院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0页。 (35)(宋)刘宰：《漫塘集》卷二十三《平江府虎丘山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2页。 (36)(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宝庆府濂溪书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37)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页。 (38)(元)王恽：《秋涧集》卷七十《饶州路创建书院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39)(清)汪晋征：《还古书院祀朱文公议》，《中国方志丛书·休宁县志》卷七，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1299页。 (40)(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二《道统》，《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9-482页。 (41)(清)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四《春祭文》、《春正祭文》，《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9-530页。 (42)(清)施璜：《还古书院志》卷四《祀典》，《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59页。 (43)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85-594页。 (44)(北宋)张舜民：《画墁集》卷八《郴行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45)(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宋朝四书院》，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 (4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六先生画像赞》，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01-4003页。 (47)(清)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一《建置》，《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8页。 (48)(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4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83，中华书局，1974年，第7266页。 (50)(元)黄文仲：《顺昌双峰书院新建四贤堂记》，《全元文》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51)孟彦：《首届文昌文化研讨会综述》，《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2期。 (52)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1-42页。书中指出，书院祭祀文昌帝君、魁星、关帝等，是儒、道文化的交融在书院中的表现。 (53)(宋)姚勉：《雪坡集》卷四十七《西涧书院祭魁星祝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9页。 (54)赵与鸿：《豫章书院文昌阁记》，魏元旷编：《南昌邑乘文征》卷十八，民国二十四年重印本，第15页。 (55)(清)唐昌恺：《补修凤山书院文昌阁碑记》，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39-1740页。 (56)(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庙祀》，《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57)(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四《新增丁祭公费记》，《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58)(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一《文昌田契》、《佃稿》、《佃规租谷章程》，《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6-427页。 (59)(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1《附录：公襄祀典呈词》，《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60)(清)王凯泰：《应元书院志略·章程》，《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版，1995年，第271页。 (61)(清)周在炽：《新修宁乡县玉潭书院志》卷九《礼文》，《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76-577页。 (62)(清)张思炯：《重修玉潭书院辑略》卷上《礼文》，《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7页。 (63)(清)张思炯：《重修玉潭书院辑略》卷上《礼文》，《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7页。 (64)(清)张思炯：《重修玉潭书院辑略》卷上《礼文》，《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37页。 (65)(清)任思正：《移建圣像楼记》，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43-1744页。 (66)(清)戴钧衡：《祀乡贤》，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24-1726页。 (67)(清)钟英：《重修岳阳书院记》，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5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1页。标签：儒家论文; 朱熹论文; 文昌帝君论文; 国学论文; 岳麓书院论文; 建筑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建筑空间论文; 孔子论文; 祭祀论文; 风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