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与围困：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土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农业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二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程度。然而，目前“农业产业化导向是与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客观需求结合的，其中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占有稀缺农业资源导致‘精英俘获’的机制作用，使得文件上确立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难以推动”(石嫣等，2011)。利益驱动的农业现代化导向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温铁军，2010)，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在“未能消化西方社会的现代思想资源、未能重构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文化现代化观念、未能完成文化的现代转型之际”，就已经承袭了现代性的某些后果(范玉刚，2004)。 社区支持农业因其对食品安全性、健康性和文化性的关注，引导消费者认识农业、走进田野，采用一种无污染的不打破农业生态链条的可持续生产方式，成为解决农业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图书馆①给出的定义是：社区支持农业是由个人组成社区，这些个人许诺支持农场的运行，从而使该农场或合法或合情合理地成为该社区的农场，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支持，共同承担农业风险，共享农产品收益。 二、社区支持农业在全球的兴起及其现代化背景 (一)社区支持农业在国外的兴起与发展 社区支持农业最早发生在日本。1971年，一群妇女出于对食品中化学成分的担忧而直接同农民联系形成合作协议，发起了“teikei”②运动(Henderson and van En，2007)。社区支持农业在美国的发展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2007年，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达到了12549个(Lang，2010)；2012年，估计有18万个家庭或100万人口从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获取新鲜食品(Iles and Marsh，2012)。在欧洲的瑞士、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均有类似社区支持农业的组织形态存在，它们名称各异，组织方式也略有差别，却分享着同样的生产和消费理念——自然生产，风险共担。 (二)社区支持农业兴起的现代化发展背景 现代化在带给人类舒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问题，农业现代化亦不例外。农业现代化突出表现在机械化、化学化、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五个方面。现代机械耕作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深化了社会对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依赖；农药化肥等“绿色革命”技术在提高作物产出的同时却打破了原有的生态系统，降低了生物多样性，破坏了土壤结构，从长远意义上损害了土地的产出能力；大规模、专业化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在加剧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不信任，农业生产不再是一项“匠人工艺”(范德普勒格，2008)，其自然性和社会性越来越让渡于经济性，尤其是发达的物流系统在将两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联结起来的同时亦创造了两个彼此陌生的群体——生产者与消费者，对食品的态度由以使用为目的向以交易为目的的转变成为食品安全问题普遍、频发的根源(蓝志勇等，2013)。并且，从传统小型农业转向大型农业综合企业需要农业迁出大量劳动力，这可能导致大量失业，引发社会动荡③。 机械化、化学化、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五个方面相互作用，在科学、技术和物质所主导的现代意识形态(Yan，2012)下形成了农业领域的“食品帝国”(亦称“公司农业”)，食品帝国深刻地改变了食品本身，改变了一直以来食品被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范德普勒格，2012)。食品帝国最关键的是以特定的方式获取和聚合资源，具体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扩张。这种扩张是通过对自然、生命、食品和农业的征服而进行的，这种征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塑社会和自然世界，影响消费模式以及消费者的健康和身份(叶敬忠，2013)。公司农业，这种资本主导的农业模式具有非地域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它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和资源配置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当地的生态保护及可持续性、剩余人口的安置，则完全不在其视线之内(丁宝寅，2014)。社区支持农业正是中等收入群体从食品安全问题着手所展开的对公司农业“帝国控制”的一种回应。 三、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土的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一)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土的行动表现 鞠海鹰(2009)认为，2005年在广西柳州市开办的“土生良品展览馆”是中国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2006年，香港嘉道理基金会的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PCD)开始按照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对该展览馆进行项目资助，这是将社区支持农业概念引入并实践的开始；2006年，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定州开始的乡村教育有类似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石嫣、程存旺，2011)；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发展学院支持下，在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实习半年后归国的石嫣博士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开发生态农业适用技术、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系统、推动市民农业、培养农业人才、建立社区支持农业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平台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④，各地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在其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下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自此，“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和生产模式在国内迅速推广开来。 (二)作为行动主体的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是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土兴起的必要条件，他们在环境问题日渐严峻、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通过支持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土的兴起与发展，来表达一种符合其利益的社会多元治理诉求和对保障食品安全、改善人地关系等的直接利益诉求。在初期的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中，由中等收入市民或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发起成立的居多，例如北京天福园农庄、德润屋农庄、圣林农庄等，其消费者也多定位于中等收入群体。
图1 以特殊产品为中心的社区支持农业框架图 注：此图的制作主要参考了Oostindie et al.(2011)。 如图1所示，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者或推动者基本是中等收入群体，相对于其他农业生产者他们更具经济和社会资本优势，可以获得充足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并将其充分投入社区支持农业这一新兴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也是具有相当经济资本的中等收入群体。同属中等收入群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享同一套参照框架⑤，具备相似的理念，他们在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共同构造了社区支持农业的特殊性，并通过更高水平的利益诉求(例如环境保护、公平贸易等)以及共同的农业生产观和食品消费观支撑着这种特殊性，同时通过特殊的流通系统(配送和农夫市集)和特别的沟通方式(直接购买)来维护和加强这种特殊性。农业后现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潮为社区支持农业运动提供了理论方面的特定论证。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共享的参照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叶敬忠、王雯，2011)，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种特殊性基础上的双赢，并且在此基础上所展现出的利益诉求(例如食品安全)往往与其他社会诉求相关，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诉求的成功实现往往会帮助其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诉求。 (三)作为一种“应对”的后现代行动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兴盛之后，伴随着全球的交流和互动已开始对第二、第三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社区支持农业便是受此影响在本土兴起的一种对现代性某些社会后果的“应对”。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与消费组织方式属于“巢状市场”的一种，巢状市场根植于特殊产品的生产，以特殊的产品(或服务)为中心，通过特定的生产者构造出这些具体产品的特殊性(叶敬忠、王雯，2011)。这种特殊性的构造正是在后现代的情境下和语境中产生的，并且这种“特殊性”即是一种在理念和行动上对现代化的全面抗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战，它是通过一种开拓性的行为和超越性的理念来抗争。在社区支持农业的“应对”框架下，有机耕作方式作为一种不同于现代机械化、化学化和单一化的特殊生产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共生，有利于保持土壤肥力，保护生态环境；直接购买这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所形成的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区经济(吴天龙、刘同山，2014)，弥合了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裂隙，使得生产者收入更有保障，消费者对食品更放心。社区支持农业的目标在于为市民提供新鲜安全食品的同时重振社区经济(吴天龙、刘同山，2014)，一方面为社区留守人口增加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所带来的农村经济凋敝、文化活力衰退等问题也可随之解决。 四、社区支持农业发展面临的现代围困 社区支持农业是针对现代化和工业化加速挤占日益缩小的农业发展空间而形成的反击和自卫，是在被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所包围的农业领域中的一次开拓性行动。这样的行动在其发展初期面临着诸如管理、人才、市场(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资料)、土地多方面的困境(如图2所示)。 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联系紧密，二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但它与金融资本之间是一种松散的特殊联系。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经营者根据自己社会资本的多少决定金融投资的大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部市场对其要求赢利和偿本付息的压力，农场由此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却严重依赖金融资本，并且它对金融资本的需要同对自然环境的需要一样，是一种“单向”需要，着重投资赢利，而非互动共生。正是社区支持农业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在管理、人才、市场、土地各方面这种明显的分歧，使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面临着种种理念上和制度上的现代围困。 1.管理困境。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管理不同于现代企业管理，它没有任何垂直的部门，管理主要围绕经营者展开，其管理模式类似于一种“发散式”的状态。在人力管理上，它更倾向于一种面对面的家长式沟通；在生产管理上，则通过直接的口头交代安排工作。虽然每位劳动者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工作内容，但平时的安排却带有临时和偶然的性质。这种临时性和偶然性在经营者看来是经过仔细考虑后的合理安排，但在其他人看来却充满了随意性。经过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熏陶的人总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管理方式，因此，在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要比未接受太多教育的员工显得更不如愿。这种“发散式”的管理方式同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相关，除了季节性的作物种植或牲畜繁育相对固定外，平时的农活都比较零碎。这种农活的琐碎性使其在许多方面都不可预控，也不可能完全像现代企业那样进行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工作和人力都分别被经过改造，使得两者可以绝对契合；工作内容、时间、流程和方法等都是固定的，经过教育和培训的人力逐渐适应并离不开这样的工作安排，认为这样的管理方式才是科学有效的。
图2 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现代”困境 注：农场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农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农场与自然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互动共生的纽带关系，而农场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则更为松散、可有可无。因此，农场与金融资本用虚线连接。 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者认为“农业是一种生活”⑥，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劳作并不像工业生产一样，每一分劳动都凝结成可以交换的物质产品，因此，社区支持农业的每一分劳动并不能够完全得到应有的市场回报并通过薪酬管理体现出来。作为一种生活的农业⑦，其本身的管理难度和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员工所习惯的现代管理方式对劳动积极性的影响形成了困境的一部分。破解此困境只能仰赖于管理者管理素质的提高，多与员工共享农场和整个社区支持农业事业方面的信息，使得员工对自身有正确的定位，并产生更多的自我认同和自律意识。不同于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管理需要在种种不易改变的外界挤压下寻得一条适合的道路。在新事物发展初期，其管理理念就要像新事物得以生存的小环境一样充满宽容与活力、理解与共享，这样才能激活一切可能的支持力量，使社区支持农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2.人才困境。目前社会劳动力供给中专门的农业生产人才尤其是可以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人才比较少，现代教育重在培养精英，农业领域的高等教育偏重于分子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农业科学实验，或以生物化学为基础的土壤改良技术，以小规模、生态化农业生产实践为目的的教育内容少之又少。科研院所或高校良好的研究条件、丰富的资源和优秀的创新人才显然不是为小农场准备的，而是为在资源方面能够平等地与其同处社会主流中的、可以与其形成相扣链环的部门准备的。大企业便是这其中的一个优势主体，凭借雄厚的资本优势和“造势”而成的市场优势，它们足以吸引和左右社会优秀人才的选择。然而，经过社会职业的层层筛选最终必然会有一部分劳动者以雇佣工人的身份流动到农业生产领域，这些雇佣劳动者多具有不同质和频繁流动的特点。 社区支持农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空间，由社会为其培养专门人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区支持农业尚且处于成长初期，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不足以为学校教育提供一个专门的学生职业培训计划并保证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有稳定的工作、适宜的薪资以及享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某些强势的职业领域已经垄断了高校的教育资源，高校为了保证毕业生就业率也乐意同社会强势部门合作，为其培养专门人才。因此，在目前的教育及劳动力供给机制的作用下，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面临着技术人才缺乏的困境。作为弱势发展领域的社区支持农业，在其各方面条件均不完善的成长初期是难以同外界的现代化发展巨流相抗争的，唯一可以改进的是充分利用社区支持农业这一独特的发展理念，在其内部营造一种宽容与关怀的氛围，在培养人才的同时留住人才。 3.生产困境。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经济困境同现代农资市场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和农产品产量对农资投入的依赖有很大关系。“现代化的政策和计划遵循了同一个中心逻辑，即以深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农业生产”(伯恩斯坦，2011)。社区支持农业则倾向于摆脱这种商品关系的束缚，回归一种更简单的交易关系。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希望使用经过自然改良的种子⑧，而农资市场上的种子大部分已经不可留种⑨。现在育种主体处于转变过程中，科研单位和企业正在积极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的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模式⑩。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尚且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种子库，不得不购买普通市场上的种子，这些无法经过自然进一步改良的种子只能依靠农药化肥保证较高的作物产量。因此，在现代农资市场种子供应条件下，如果在土壤耕作中不使用农药化肥，农场的自然生产力水平很低。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发展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却没有足够的实力独立于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之外，这注定了它只能在现代工业化的夹缝中利用现代化发展所暴露出的问题探索一条弥合现代人“发展创伤”(11)的和合之路。 4.消费困境。目前市场上消费者购买或预订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蔬菜或其他农产品的首要动机是追求食品安全和自身的健康，并且这部分消费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大多数有一定的环保理念，对于目前社会发展的高成本和高代价有所感触。但是，他们对于社区支持农业更深层的发展目的尚缺乏共鸣。因此，消费者并不能做到像社区支持农业真正提倡的那样与生产者站在同一条战线，共同抵御风险威胁。现实中的消费者只是站在生产的另一面，享受安全农产品为其主要消费心态。因此，便出现了农产品种类单一性与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矛盾、农产品数量与质量的不确定性给消费者造成负担以及农场和会员(12)间缺乏互动的问题(陈卫平等，2011)。 为数不多的消费者自发组织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组织本身运作和维持的难度使得其发起人感受到极大的“为难”，“一部分消费者会怀疑食材的质量如何……我们满怀亲近田园的愿望，却不得不在远离田园的城市里电脑旁为社区支持农业忙忙碌碌”(姚卫华，2010)。当消费者组织面临困难时，不同的生存理念也反映了这一消费市场的不成熟和组织的不完善。成立于2010年的北京“妈妈团”是一个“共同购买”组织，“因为一直亏损，所以有的妈妈想做成小超市，认为活下来最重要，但我认为要有原则地活下来，不能搞成一个商业性的机构。”创始人之一刘女士说，“还有妈妈想做大，要再融资”(13)。处于成长初期的消费者组织容易陷入定位不清的泥潭，很容易从一个纯粹的共同购买组织异化成一个合作营利组织。这种“自救”探索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根据自己的独特道路寻找解决办法，而是跳回普通商业模式的圈子内用产生问题的工具去解决问题。消费者对社区支持农业认识不足是消费者组织不成熟的主要原因，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推动，其中，深化消费者认识是关键。 5.土地困境。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的土地多是从所在村集体承包的，大部分位于城市近郊。目前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周边地区地价飞涨，农场所在的地方也面临着随时拆迁的压力，当地的村集体一旦意识到拆迁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便开始觊觎出租出去的土地，企图将土地收回集体待价而沽(14)。因为土地不能牢固地被农场经营者掌握，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不得不顾忌地方村集体组织的影响，从而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不敢同周边农户有更积极的互动。因此，尽管社区支持农业这项可以称之为“运动”的事业在城市里通过配送、市集和论坛搞得热火朝天，在农场所在地却是静悄悄的，并未广泛而深入地波及周边的农户。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只能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当地组织的平衡关系，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总之，上述所有这些困境归根结底在于依赖资本投入和以自然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发展所衍生出的现代市场竞争策略、教育制度、价值观念等的“挤压”，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被现代化各因素重重包围。贝克从现代性的后果中反思现代化的成败，得出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后现代经济社会可以被看作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世界性的风险体现了一种基本的生存经验，根据这种经验，生活方式的前提，如饮食、生产、恐惧和快乐的前提不应当再从民族国家或地方着眼进行讨论，而应当从全球化的角度讨论”(贝克，2001)。从这个意义上，社区支持农业是主张有机、环保的行动者同其自身所处的全球现代化发展背景之间的一场对话，是首先有能力觉醒的中等收入群体积极诉求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活，充分参与社会、经济、环境多元治理的一条途径。本土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从世代上刚脱离农业生产不久的一个群体，因其自身的一些特性(例如他们是现代性教育塑造的成功者)，虽然正在以实际行动反对现代性的某些后果，但其行动和思想的基础仍然同现代化脱不开干系，并且很难同尚未完全经历现代化形塑的群体(例如农民)联合起来，因此，这场运动也陷入了发起者自身无以逾越的困境之中。 五、超越还是嵌入？ 社区支持农业采用特殊的生产方式(有机耕作)和交易方式(配送、农夫市集、直接购买)，这种特殊性使其不同于现代市场经济中过分追求产量和效益的大农业生产，并表现出了对现代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满和抗争。作为一种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社区支持农业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反对现代化发展号角下过分的逐利行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改造，反对社会对人的规训和异化。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支持农业行动具有生产健康安全农产品、减少农业环境污染、促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和互动、提高尊重自然的意识四种功能。 第一，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了农产品生产加工领域的信任危机，而信任危机又是农产品工业化或商业化的生产模式带来的(15)。社区支持农业兴起的直接原因便在于此，它更关注食品的安全性、文化性和健康性。因此，社区支持农业是解决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第二，当前高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了极大损害。在农业生产环节，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耗掉了全球化肥总量的1/3(16)，农业源污染已经超过工业和居民生活排放，成为中国主要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17)。以供给人类生存必需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反而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最大杀手，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悲哀。社区支持农业采用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不向大自然输出任何有害物质，不打破农业的生态链条，企图回归或重新创造农业生产文明。第三，社区支持农业是建立在信任和熟悉基础上的一套系统模式(Kumar et al.，2011)，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着农产品质量安全。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以及食品加工技术的不断升级，超市里食品种类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也越来越被动，不知道每天消费的农产品从何而来，由谁种、由谁养，以什么方式生产加工并最终到达自己的餐桌。最后，人们不知道食物从何而来就难得尊重食物，不能通过食物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产生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扩展了自己的功能，在为市民提供“放心菜”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田间劳作的机会(18)。劳作时市民一家人一般会集体参与，在亲自耕作中认识食物的由来、农作物的生长过程，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从而心怀对自然的尊敬。 由此可见，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及功能使其不同于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中农业生产与组织方式的一般性存在，它是对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超越。面对现代化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社区支持农业行动者“独辟蹊径”(叶敬忠等，2012)，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并创造着自己的发展空间。然而，这些行动同时又是在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内部寻求“局部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在用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源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它无以跳出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无以打破造成问题的根源。这种嵌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无法从外部获得“特殊的”生产支持，例如合适的生产资料、合格的人力资源等；第二，它无法摆脱嵌入其中的经济体系之压力。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和其经营者的生存依赖于市场，甚至依赖性更强，因为他们期望消费者的高支付意愿可以弥补他们的高生产成本。因此，其产品主要供应给了社会中高层收入群体。这个群体是现代社会的成功者，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造成了目前严峻的生产和生存状态，他们站在社会的前沿，决定着社会前进的方向，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由“落在后面的人”去承担。社区支持农业同市场上其他主体一样在极力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消费者，它“打破了一个公司，又建立了一个公司”(19)。它倡导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却“无奈地”用其产品填充了消费者原有的“现代生活”，并成为其消费者生活的现代架构之一。许多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者也积极地在现代市场体系内利用“健康安全、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等理念“制造着”消费者，这样的后现代性并非是与现代性的割裂，而是其延伸。 至此，社区支持农业究竟是一种“超越”还是一种“嵌入”已然清楚：在其理念和一定的功能意义上，它有一种超越性；而从其所受的种种限制和某些行动策略来看，它又有一种嵌入性。并且，这种超越性和嵌入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无以分离。这种超越性对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言明显是一种改进，并且这并非一种脱离了现实发展的超越，恰恰这样的改进嵌入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才使得社会发展在行动与困境的调和中得以可能。 社区支持农业在本土的兴起与发展是后现代主义超越理论层面进入实践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为弥补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缺陷的社会努力。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思路，已发展出一套自发秩序，并且拥有一定的反作用能力用以维护其所创建的系统功能。现代性的某些后果可以看作现代化某些功能的异化，作为反控社会发展的异化物，它们已经开始对新事物的成长或新功能的分化产生阻碍，但依旧占据着原有的合法地位并拥有合法性能力。作为后现代思潮在现实层面展现的新事物，社区支持农业尚未发展出能够贡献系统功能的合法性能力(20)，但它的出现已经对强大的现代化某些功能异化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从而弥补了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些缺陷。无论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超越”还是一种“嵌入”，也无论它是否能真正打破产生问题的基础，它毕竟是一种实际的探索行动，是Arendt(1995)所言的“照亮了尘世时光距离的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通常是微弱的灯光”，是许纪霖所言的“点亮的蜡烛”(21)。 社区支持农业作为一种农业存在形态，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反映的却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尽管有一些口号也在宣传通过社区支持农业实现城乡互助。但是，在这场运动中，真正的农民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被排斥在外。普通农户对社区支持农业的态度怎样以及他们为什么没能自发参与其中？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参与并将对这场运动产生什么影响？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同周边农户的关系怎样？究竟谁才称得上真正的农民？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①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图书馆(http://www.nal.usda.gov)。 ②teikei，字面上的意思是“合作”或“伙伴”，但较普遍的翻译是“有农户标识的食品”。 ③2014年10月30日，小约翰·柯布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之“后现代发展与中国机会”(http://cohd.cau.edu.cn/art/2014/11/3/art_8968_581.html)中提到此观点。 ④详见小毛驴市民农园网站(www.littledonkeyfarm.com)。 ⑤“参照框架”指共同的理念和诉求。同属中等收入群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理念及诉求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和共同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产品推销等方面的交易成本。 ⑥笔者最早从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营者那里听到这样的阐释。 ⑦作为一种生活的农业不妨可以理解为农业生活，并且经营者想要将其中有价值的理念抽取并附着于产品进而推向市场进行估价和销售。 ⑧这些种子适合留种，每年从收获的产品中选择饱满质优的果实或种粒留作来年的种子，在持续不用化肥的状况下，这样的种子会慢慢适应有机的土壤环境，产量逐年提高。 ⑨如果不经过“绝育”处理，杂交种子可以留种，连续优选5年，可以得到性状趋稳的种子，与杂交一代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在美国，这样的做法因为违反《专利法》，是被禁止的；但有农民依然这样做，他们给这样的种子取另外不同于杂交一代的名字，以避免法律追究。 ⑩资料来源：李建生：《共建商业化育种体系之道》，科学新闻网(http://www.sciencenet.cn)，2012年4月17日。 (11)“发展创伤”主要指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客观负面效应，例如环境恶化、发展代价转移、贫富差距拉大等。 (12)许多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实行会员制，会员是其固定的消费者。 (13)资料来源：鲍小东：《自助者说——公益载不动“菜团”》，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2011年12月29日。 (14)在北京，有农场已因此而终结，这是许多农场经营者担心的事情。 (15)参见周立：《盘点近期食品安全事件生产模式导致信任危机》，中国食品科技网(www.tech-food.com)，2011年4月21日。 (16)数据来源：武维华：《中国不到世界10%的耕地，耗掉全球化肥总量1/3》，第一财经(http://www.yicai.com)，2013年3月25日。 (17)资料来源：《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10年2月6日。 (18)市民可以在农场承包一小块地，平时休闲时自己耕作，没有时间时则可以交给农场工人帮助照看。 (19)引自叶敬忠教授在2013年10月13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巢状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流会”上的发言。 (20)帕森斯(Parsons，1966)在《社会：进化和比较的视角》一书中将社会变迁的过程概括为四个步骤：分化、适应性提升、整合和价值概化(generalization of values)。他认为，分化和适应性提升的过程要求在一个相对普遍的社区中认可一些原来不被承认的群体的成员地位，因为这些群体已经发展出能够贡献系统功能的合法性能力。 (21)2013年5月29日，许纪霖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之“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http://cohd.cau.edu.cn/art/2013/5/27/art_8968_121.html)中提到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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