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晚清论文,人际交往论文,官僚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6-0118-07
在任何社会历史时期，人际交往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自身生理、情感和进取等基本需求，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要与其他社会成员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大量的、直接的个人接触和交往。通过这些活动，社会成员在自身周围形成了现实的人际交往圈。另一方面，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群体的人际交往关系也生动地体现着当时社会精神生活的内容和趋向，并且鲜明地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官僚士人群体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本文拟对晚清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关系做简要的描述，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晚清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迁。
一
概括起来，晚清官僚士人的人际交往活动主要包括：
1.饮宴应酬、吉庆丧吊及冶游娱乐
这些属于官僚士人人际交往中最为频繁的活动。官僚士人之间的互访，除去私人间的交往之外，许多也是因为公事。晚清许多朝廷重臣都在自己家中办公：“国初长官画诺，皆在公署，以其无日不入曹也。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见。往往追逐竟日，司官以为苦事。”[1](P166)在互访时根据主客双方的身份，一定要遵循相应的礼节。比如，考生拜访老师时，应该先“具受业帖，亲至门，各送贽敬，以四金为率”。另外，还要准备门敬，钱数为贽敬的十分之二，约好时间拜访时，学生行三叩礼，老师皆答。以后每逢年节、端午、中秋三节以及老师和师母的生日，都须“各送贺祝敬如初谒时”[2](P304)。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互访，在拜访前，客人先要投名帖或提前写信通知对方，约定拜访时间。名帖因访问者与主人身份关系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不得对任何人都用同一名帖。如果对方身份比自己高，就要使用细字名帖，而不能使用对平等之人使用的名帖。主人在给予答复的时候，应该将自己的名刺放在信中或直接让人带回。拜访者应该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双方从见面起到分别，都要遵循相应的礼节。清代一般场合见面都要行请安礼。请安有双腿、单腿之别。屈双膝者为双腿安，凡臣见君、奴见主、卑属见尊亲都要行之。屈一膝者为单腿安，“凡寻常相见，不论尊卑皆行之”[2](P285)。此外，晚清官场上还有“环安”之说：“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3]访谈结束后宾主双方告别的礼节也是很复杂的。19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吉伯特·威尔士描述：“主客双方互相打一个拱，同时仆人就去叫轿夫。主人陪着客人穿过那几道门到达停轿子的地方，客人要走在前面，每过一个门时就要礼貌地劝主人不要陪他走得更远，说‘请留步’或‘不敢不敢’；主人要回答‘应该应该’或‘客气客气’。到了停放轿子的门边，主客双方又得互相打一下拱，客人跨上轿子，注意这样做时不要将背对着主人，坐好前还要最后打一个拱，说道‘再会’。然后再在轿子上坐好，被抬走。”[4]
吉庆丧吊作为一种礼俗，也是清代官僚士人社交的重要场合。同年之间有人办红白喜事，一般就要集会饮酒，联络感情。同僚之间逢升任、出差、吉庆丧吊及旧僚返京，也要举行宴会或出礼金，这在清代已成官场上的一种惯例。旧僚至京时，不拘已未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隶供役，“敛分各三钱，治席公请”。同僚中如有人升任，同司掌印也“敛分四钱，举饯赆及文轴册业”。升任者到任后要寄回银四两，以备同部公用。如若有出差者，也敛分各四钱，用于举行饯赆。[1](P28)光绪年间，官僚士人间吉庆丧吊已形成一定规模：“都下风俗，自五品以下，遇庆会，具受贺，演戏终日，谓之请分子，每分多至八金以上，少至一金以下，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赢若干，以为主人之得。”[5]
冶游娱乐也是晚清士大夫休闲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常见的形式。许多年节集会、联谊团拜、红白喜事中都有戏曲来助兴。“公私会集，恒有戏，谓之堂会。”[6]晚清时京师梨园极盛，“公宴庆祝，别有演剧之所，名曰戏庄，将有事，择能应者一人司其事，曰戏提调。”[7]根据李慈铭的描述，同治末年，京宫中对戏剧的嗜好已达到了非常盛行的地步：“都中有梆子腔，惟舆隶贾竖听之。一二年来，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价顿贵数倍。衣冠宴会，非此不欢。”[8]
通过对这些活动的参与，官僚士人可以获取最直接的信息。在当时人看来，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打通官场上的各种关节，都离不开这些交往应酬。
在上述各种场合的人际交往中，除了要遵循一些约定俗成的礼节外，清代还规定了许多更为详细的官场礼仪。康熙年间，礼部仪制清吏司曾制定《春曹仪式》一册，对官场往来的礼节做了具体的规定。比如，在送往迎来时，内院大学士、吏部正堂、都察院正堂，不送上马；各部正堂以下及曹堂，俱送上马；在同僚之间相见俱行南礼；宴会时两人一席，相见行两拜礼，行南礼，等等。这些规定得到了当时多数人的认同，“有不如约者，众相正之”。对于新上任的官员，其所在司吏也会到仪制清吏司领一册送览。[1](P29)
2.诗歌唱和，以文会友
诗歌唱和历来是士人抒发传递情感的重要方式。崇尚以文会友的士人渴望通过诗歌唱和交流学问，揣摩诗文。晚清官僚士人诗歌唱和的渠道和方式有很多。同年间的集会常要饮酒做诗，春秋游宴也要相聚会诗，平日间的送往迎来，各种节日庆典，都有诗歌唱和。此外，还有固定的诗社。嘉道年间京城即有著名的宣南诗社。“宣南诗社京朝士夫朋从之乐，无以逾此。或消寒，或春秋佳日，或为欧苏二公寿。”陶澍、林则徐等在京时都曾参与其间。陶澍及至任两江总督时，仍每年寄宴费。诗社给士大夫们提供了一个“野寺观花，凉堂读画”的休闲场合和交流机会，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实“为不可多得之盛事”[9]。
为了防止出现明末士林结社干预朝政的局面，清代严禁集会结社。顺治年间，清政府两度下令，规定：“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如若违反，“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10]。因此，与明代带有政治色彩的士人结社相比，在戊戌维新运动以前，清代文人结社多半以单纯的交流学问或举业为目的。上面提到的宣南诗社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需要，许多青年学子取志同道合者立社，定期集会，作诗辞时艺，互相评阅以期提高。道光年间福建厦门士子“好结文社，月有课，课有期，期则聚首角艺，至宵分乃罢，求前辈甲乙之”[11]。1844年，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在京各地应举文人，在九条胡同三号组织文社，请曾国藩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篇”[12]。此外，参加过科举考试者还有按科分的集会，如北京就有常年存在的同年会。“同年至京，互相访见，定期行团拜故事。”[2](P287)团拜时，一般要宴请座师、房师，醵饮演剧，等等。
3.会馆活动
在上面的人际交往以外，官僚士人还有按籍贯分的同乡聚会。清代在北京及各省省会都设有会馆。会馆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乡士人联络感情的一个重要场所。会馆为士人提供了多种联谊方式。首先是各种祭祀活动。各地会馆的祭祀对象和每年祭祀的次数都不尽相同。如北京吉安会馆规定，每年以清明前三日、冬至前五日为期，知会内外籍在京的士绅、举贡、监生如期举行祭祀活动。绩溪会馆“每年正月十三日上灯恭祀众神，正月十八日恭祀汪越国公，二月三日恭祀文昌帝君，五月十三日恭祀关圣帝君，九月十七日恭祀福德财神。以上每次祭毕散福，每席酌用京钱二吊二百文，不得多费。”[13]礼毕根据人数多少举行宴会，“期于尽欢而散，人多则散胙”。这些祭祀活动成为联系乡情的纽带。曾国藩在京做官时，每月朔望都去湖南会馆进香。其次是每年的团拜活动。例如，晚清时浙江官场就有同乡团拜的惯例。各省在浙江做官的人，无论官阶大小，自佐杂直至府道司院，都要会集同乡在正月十五以前择一公所演戏饮酒，团拜费用一般照人公派。咸丰年间，浙江的安徽籍官员团拜，数年费用都由按察使段光清、粮道王月川等三个官员自愿支付。咸丰十年（1850年），因为浙江大僚皆是安徽人，段光清担心招致其他籍贯的官员的嫉妒和不满，故停止了是年的同乡团拜。[14]此外，会馆还有各种内容不同的庆典、祭奠活动以及送往迎来的宴会。如京官外放、新科进士的庆贺、新科举人进京等，会馆都会举行宴集，以敦乡谊。
二
在娱乐生活较为贫乏的晚清，上述各种形式的人际交往活动表明，官僚士人的社会生活基本依循着亲缘、地缘和业缘三大交往渠道展开。通过频繁的人际交往，官僚士人或切磋学业，加强友谊，或陶冶情趣，互利互助。维新运动前后，京师会馆更成为维新派交流会聚的场所。1894年，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夏曾佑（字穗卿）住在贾家胡同。据梁启超回忆：夏穗卿“租得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场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15]这种近在咫尺的交流无疑有助于双方的思想沟通。此外，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兴办的各种学会虽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在形式上也与官僚士人传统的文人结社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维新派最早组织的强学会，在形式上就采取了传统的“游宴小集”、筹资结会的方式。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等都为强学会各捐五千金。
但是，晚清社会毕竟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严重腐败的吏治使得官僚士人之间的交往弥漫着一种腐化堕落的征逐之风。人际交往从寻求友情、交流学问的方式已经更多地变成腐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蝇营狗苟、请托钻营的手段。比如，在素以“应酬繁冗甲天下”的京师，嘉道以前“风气犹简静”的应酬征逐之风到晚清愈演愈烈。光绪年间，“宦游京师者，托事请客敛分金，曰撒网”。一个叫黄长霖的人描述当时京师应酬之繁说：“京俗入词林者，凡座师、房师，及朝殿复试，阅卷大臣，例执弟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获见，此外乡会同年，及同衙门同乡，皆须投谒，仆仆不得少憩，日奔走宴会。霖性疏懒，应酬生涩不周，日觉抱疚，然已碌碌少暇，若贵游子弟，交游愈广，投赠愈多，则终日困顿车马酒食场中而已。”[16]即使是一些自律甚严者，也不得不把自己多半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繁杂的应酬中。翻阅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的日记可见，访客、交往、饮宴几乎日日有之，频率之繁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午正客来……巳刻，冯树堂来……未正，出门拜客一家，饭杜兰溪处……晡时散。走何子敬处，渠生辰……本日在何宅听唱昆腔”；又如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先去“会馆敬神，便拜客五家，巳正归……出门拜客二家……申正归。饭后，岱云来久谈，因同出步月，至田敬堂寓……”虽然曾国藩一再勉励自己要“渐改征逐之习”，但他也承认自己“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在当时的环境下，改掉积习实非易事。总体来看，晚清官僚士人人际交往中的陋习和积弊鲜活地反映了处于末世的封建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挥霍奢侈，纸醉金迷
光绪初年，北京的官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般官员“争事冶游，风气颓靡。其酒肉贵游，风尘热吏，皆改趋北里，恣狎淫倡，挥霍之余，偶亦波及。而冷官朝隐，举子计偕，往往托兴春游，陶情夏课。酒罏时集，灯宴无虚，如江夏彭侍郎之视学江左，岁以千金寄黎艳侬，丹徒杨太理得视学安徽之命，即遍征歌郎，厚分囊橐，而四川方臬使，江西李学政，去年述职至都，皆彻夜笙歌，挥霍巨万。太和张京兆莅汐神都，亦复轻赍时出。”[17]实际上，晚清官场中花天酒地的宴请应酬早已成为权与利交换的场所。京师饮宴征逐之风之所以列天下之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京官以饮宴征逐作为生财之道，外官也借此作为与京官勾结的桥梁。为了解决俸入甚微的生活状况，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至有双方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也“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18]。对于外官而言，也须通过馈赠宴请而在京城广结声援，以求升转，但这笔费用更是庞大而惊人的。就以张集馨为例。他任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余金，任四川臬司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三四千金，任贵州藩司出京花掉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又花掉一万二三千金，年节应酬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这样的应酬费用不可谓不高。难怪外官都视进京为畏途。另外，就是对京官而言，频繁的应酬也需要十分充裕的收入来支持。“京师最尚应酬，外省人至，群相邀请，筵宴听戏，往来馈送，以及挟优饮酒，聚众呼卢，虽有数万金，不足供其挥霍。”[19]然而对于普通的官僚士人而言，其收入又是有限的，因此，有限的金钱多半用于应酬，日常生活中常常捉襟见肘，难以支持度日。以李慈铭为例，光绪三年，他在京支付的饮宴、娱乐、应酬之费将近一百七十两，占其全年支出的一半还多，而他的弟弟是年却在家乡饿死。他自己也承认：“余虽穷，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生活在花天酒地中的士大夫们常常债台高筑，经济困窘，这种现象在晚清社会中是不足为怪的。
2.送往迎来，公务废弛
饮宴征逐成为晚清官僚士人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公务反而成为次要的东西，连皇帝都知道“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其实，翰林院如此，其他各部各省也是如此。光绪年间，“京师各部院有公事至简者，堂司各官，惟日一到署，小坐而已”[7]。李慈铭在户部二十余年，经常很少入衙。户部尚书阎敬铭为求整顿吏风，实行上堂点名，李斥责他为有辱士人身份，上书抗议，结果名也不点了。各级官员往往因将多半精力忙于“迎送而各事俱废”[20]，正常的行政事务，如阅公牍、理刑狱、勤操练、严监察等等，反而因为官员无暇顾及而束之高阁。此外，过度沉迷酒宴也直接影响着工作效率。当时军营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有些武将每于“踉跄酩酊，或睡或欹”之际操练军队，于是，“主将作占呓之词，健儿斗身手之勇，昏黄落日，莫辨旗枪；左右燔柴，俾资跳踯，设有伤损，军士难免退言”。如此以往，就连统治阶层都担心“营制日见败坏，将备亦无惧心，其自损威重者尚小，其关系武备者则大也”[18](P294-295)。在晚清官场上，送往迎来、酒肉征逐反而成为官僚士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期间，凡遇过客皆由粮道承办。每逢过客到境，必然要传戏备席。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然后是繁缛的感谢和送别礼节：“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这样的生活频繁到“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如此奢靡腐烂的生活，无怪乎连张集馨也认为“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18](P79-80)。在京城官场几十年的李慈铭的自嘲更是一针见血：“我辈无事坐食，实国家之一蠹。”[21]
3.胸无天下，不思进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集知识文化角色和职业官僚角色于一身，始终占据着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道德修养目标，以“内圣外王”、经世济民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以舍生取义、固穷守志作为其价值取向，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和社会责任为一体。因此，在传统中国的文人学士中，出现了无数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志士仁人。但是，晚清以来，随着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士大夫这种可贵的传统价值观也日渐沦落。对于这种现象感到痛心疾首的龚自珍即批判说：“今士大夫，无论希风古哲，志所不属，虽下劣如矜翰墨，觞召咏，我知其必不暇为也。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外吏之宴游，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不赢足若何？车马敝而债券至，朋然以为尤，居平以贫故，失卿大夫礼，甚者流为市井之行。”[22]与传统士大夫“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政治责任感相比，同样在封建国家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的晚清官僚士人阶层，则几乎为追逐权力、耽于逸乐的思想所役使。官场奢靡的生活习尚实际上折射出官僚士人阶层的不思进取和日趋没落：“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纪之曰：‘六部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7](P1596)京师如此，其他各级官场也是如此。府州县官们“每逢同僚会集，所言惟缺分之优瘠，浮收之多寡，其风土人情，从无过而问者。……遇有委办事件，无非敷衍塞责，毫无实际。”[23]与此同时，少数清廉的官吏反而显得与官场奢靡之风格格不入。如与李慈铭同时为官的李用清，安贫厉节，他自己拒绝饮宴，不收陋规，徒步扶榇回家葬父，在京时以教授生徒自给。但这样的人却被李慈铭耻笑是“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24]。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对当时士大夫虚废时光的应酬之风深恶痛绝，他自己品行廉洁，“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对于京中许多无聊的僚友宴会极少参与，而结果是如此清廉之人任刑部主事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
还应当提到的是，与官僚士人奢华腐朽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危机的日渐加重和亿万农民的日趋贫困化。实际上，供封建社会上层挥霍的巨额费用，又何尝不是依靠剥削压榨终日不得一饱的数亿贫民所得。
三
晚清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各种矛盾交替过渡的时代。在整个社会生活趋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有关人际交往关系的方式、观念等也在发生着变化。总体来看，近代人际关系的变化表现出多样化、外向化、等级观念淡化和交往礼仪简化等特点。在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和对比下，官僚士人没落的人际交往方式也受到了先进思想家和新知识界的批判和挑战。
晚清官场穷奢极欲的征逐之风首先成为先进思想家批判的对象。郑观应认为，传统礼仪和人际交往的目的是传递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而晚清士大夫却置此不顾，他们对“迎送宴会年节之仪，婚丧寿庆之事，亦恒喜耀其外观，有一不臻华美者，则歉然哗然，自尤而人非之，至于精意之存亡，真诚之有无，乃相与置诸勿论”[20](P376)。维新运动期间，谭嗣同从珍惜生命价值的角度深刻地指出：那种宾客不时、起居无节、酒食征逐、流连往返于声伎戏剧的生活只能耗人之年，这些并非是祖宗之法，是人所必须遵守的。要想延长生命，就应该舍弃那种“晨起出阍，暮不得息，望门投刺，冠服重累”的生活，就应该放弃“舆从阗咽，出入如市，主人劳于倒屣，敝于将送，眠食失常，夜以继日”的交往方式，就应该抛弃“无故杀犬豕，所遇皆鼎俎，贸贸然肃客，戟戟然赴食”的生活。针对社会陋俗，谭嗣同发起成立延年会，订立《延年会章程》，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其中约定入会者“无故不得请客，无暇不得赴席，不赴不请，彼此皆不得见罪”；在请客筵席的规模上，“只准五簋八碟，不得奢侈无度”；在接待客人方面，约定了每日的见客时间，会客时规定“只可言某事之本末，言毕即行，不得牵引他事及无聊闲谈，致延时刻”；在礼仪方面，若是至熟的朋友均不答拜，平时彼此往来，即使生客也不着冠带，只以便衣接待。[25]
另外，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禁锢，晚清官僚士人的结社往往只注重诗歌唱和，极少有政治色彩。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冲破禁令，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等设立强学会的目的，就是看到“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26]。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各式学会组织七十多个，在观念上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君子不党”的教条。清末新知识界中各种性质的社团兴起，这些社团注重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以培育国民、输入文明为主要目标，与传统官僚士人带有强烈等级观念、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交往和集会完全不同。清末新知识界中的社交也抛弃了一味讲求奢侈饮宴的旧俗。如京师西学会每星期聚会一次，目的是交流学术心得，以“四小时为率，莱无过四簋，酒无过三行”[27]。
此外，在民主、文明的时代浪潮的推动下，等级观念相对淡化和交往礼仪上的简化已成为近代人际关系变化中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先进的思想家和新式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伴随着欧风美雨的浸润，传统社交礼节中等级森严、繁琐虚伪的弊病到清末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看到了中西礼仪的实质不同后，指出清代社交场合中普遍使用的跪拜礼不过是古代席地而坐的产物，封建统治阶级将其长期保存下来，用以维护其森严的等级秩序，实际上这种礼节不过是“奴隶仪式”，“虚伪习俗”。郑观应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痛斥这些虚伪繁琐礼仪的弊病：“呜呼！此我中国上下四万万人群相见以伪，而至成今日之衰弱也。与其悦典礼之繁，共成一伪，何如从典礼之简，犹得一真。”[20](P376)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指出：“吾国之习惯陋俗……其阻碍进化，有甚于洪水猛兽者。”[28]清末要求废除跪拜礼的呼声很高，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的响应。1906年1月24日，即光绪三十二年除夕，两广总督岑春煊对下属宣布，从次年正月起，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在下级晋见上级时不再跪拜，一律改用“长揖”。辛亥革命期间，广东军政要人在社交中已普遍采用了握手、鞠躬、鼓掌等现代礼仪。民国初年规定，在正式场合，男子礼为脱帽三鞠躬，女子为三鞠躬。非正式场合，男子脱帽致意为礼，女子鞠躬为礼。除此之外，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也为革除封建的旧礼俗做了不懈努力。如宋教仁、蔡元培在社会改良的《章程》中列举了36条改良细则，除去上面提到的礼节的改革外，其中还包括：“戒除拜门、换帖、认干儿女之习”；“在官时不受馈赠”；“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节（如宴会、迎送之类）”；“年节不送礼，吉、凶等事不为虚糜之馈赠”，等等。这些内容显示了精英阶层与旧式官僚士人迥乎不同的人际交往观念。虽然观念的变迁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但所有这些表明，伴随着制度鼎革和社会发展，人际交往方式及其观念的现代化变迁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收稿日期］200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