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开元论文,集团论文,张说论文,张九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张说、张九龄是开元政坛与文坛的双重领袖
张说(664-731)是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元老重臣，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对李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至于文化事业，则尤为张说所长。开元之前，他即先后任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注：见陶敏《〈景龙文馆记〉考》，载《文史》1999年第3期。）、昭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开元时，主持丽正、集贤书院近十年，拔擢了大批文士，完成了一些类书的编纂工作。其文章与苏頲并称“燕、许大手笔”（注：这一称呼，最早见于李肇《唐国史补》。），其诗也有较高水平，故唐玄宗誉之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旧唐书·张说传》论其平生功业云：
始玄宗在东宫，说已蒙礼遇，及大平用事，储位颇危，说独排其党，请太子监国，深谋密画，竟清内难，遂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睢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
张九龄为张说所识拔，又是张说政治与文化事业的同道和继承人。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人。自幼聪明，七岁能文，十三岁以文章求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对他很欣赏，曰：“此子必能致远。”武后长安二年(702)，张九龄于沈佺期榜进士及第，因下第者“谤议上闻”，诏令中书令李峤重试，九龄仍合格，“擢秘书省校书郎”（注：见《全唐文》卷440徐浩《张九龄神道碑》。）。长安三年(703)，张说被流钦州，途经韶州，见到张九龄之文，大加赞赏：“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注：见《全唐文》卷440徐浩《张九龄神道碑》。）。张九龄自己也说：“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顾增价，二纪于兹。”（注：《曲江集》卷17《祭张燕公文》。）张说入朝为相后，即重用九龄，《旧唐书·张九龄传》曰：“九龄以才鉴见推，当时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开元十年，三迁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中书令，与九龄同姓，叙为昭穆，尤亲重之，常谓人曰：‘后来词人称首也。’九龄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书舍人。”（注：据《曲江集》附录，张九龄转中书舍人在开元十年二月十七日。）张说卒，玄宗想到张说“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注：《旧唐书·张九龄传》。）的话，于开元十九年三月，召九龄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注：《曲江集》附录《宋秘书少监制》。），使之成为张说文化事业的接班人。徐浩记载九龄此期行事云：“属燕公薨落，斯文将丧，擢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时属朋党，颇相排根，穷栖岁月，深不得意。渤海国王武艺违我国命，思绝其词，中书奏章，不惬上意。命公改作，援笔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工部侍郎兼知制造。扈从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敕，对御为文，凡十三纸，初无草稿，上曰：‘比以卿为儒学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当以经术济朕。’”（注：见《全唐文》卷440徐浩《张九龄神道碑》。）这两次撰文，已显示出其“大手笔”的风范，且引起玄宗的重视。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居母丧，朝廷夺哀起复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加中书令、集贤院知院事，修国史（注：见《全唐文》卷440徐浩《张九龄神道碑》。）。时人誉之为“文高宗匠”（注：见《全唐文》卷440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一代辞宗”（《旧唐书·韦陟传》）。
开元年间，张说、张九龄先后为相，执掌集贤院，长期主持朝廷政治文化大局，为开元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不愧为政坛与文坛的双重领袖。
二、张说、张九龄开元年间识拔文士之功
二张执当时政坛与文坛牛耳，以过人的见识、宽宏的气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大批才士（尤其是诗人）团结在他们的麾下，形成开元诗坛的彬彬之盛。
如前所述，长安三年(703)张说即称赞过张九龄，后来二人关系密切。许景先、赵冬曦分别是开元初年，张说在相、岳二州任职时的诗友，后来曾得到张说的汲引。王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3《铨曹》曰：“开元初（当作景云初，据傅璇琮先生说），……时选人王翰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张说镇并州时，并未计较王翰当年的狂妄之举，而是对其礼遇有加；张说入相，奏请王翰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迁驾部员外。孙逖是张说汲引的另一位著名文人。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曰：“相国燕公张说览其策而心醉，……深赏其才，俾与张九龄、许景先、韦述同游门庭，命子均、申伯仲之礼。”《旧唐书·孙逖传》：“开元初，应哲人奇士举，授山阴尉。十年，应制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张说尤重其才，逖日游其门，转左补阙。”开元二十一、二年孙逖知贡举，颜真卿、李华、萧颖士、杜鸿渐、李颀、李华、赵骅、阎防、张南容等皆出其门下，二张开创的文化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张说曾救护过吕向，《全唐文纪事》卷61引《金石史》云：“昔（吕）向曾以《美人赋》进谏，几死，张说为请，即拜补阙，赐金章朱绂，不可谓不遇也。”《全唐文》卷447窦皋《述书赋》下注记此事较详，可参。张说又曾称荐裴漼与房琯，《旧唐书·裴漼传》：“漼早与张说特相友善，时说在相位，数称荐之。又善于敷奏，上亦喜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书，寻转太子宾客。”《全唐文》卷332房琯《上张燕公书》云：“亦愿起自燕公门下，令众人别意瞻瞩也。”书法家徐浩也为张说所荐，《全唐文》卷445张式《徐浩神道碑》：“大学士燕国公张说文之沧溟，间代宗师，尝览公应制《喜雨赋》及《五色鸽赋》并应制等诗，曰：‘后进之英，今知所在。’”《旧唐书·徐浩传》：“以文学为张说所器重，调授鲁山主簿。说荐为集贤校理，三迁右拾遗，仍为校理。”诗人王湾也为张说所知。《河岳英灵集》云：“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尘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江南意》之为张说所赞赏，并手题于政事堂，当在张说居相位时，即开元九年(721)至十四年(726)间”（《唐才子传校笺》卷一）。
张说于开元九年入相，次年起即主持丽正书院，不少文人在这一时期被他召至麾下。贺知章、徐坚、赵冬曦、韦述等皆入书院。开元十三年，唐玄宗诏改丽正院为集贤院，仍以张说主持其事。开元十四年，张说撰成《大唐开元礼》；开元十五年，徐坚在《燕公事对》的基础上，撰成《初学记》。张说还常常带领众学士参加宫中宴饮赋诗，在当时传为佳话。《职官分记》卷15《酒酣赋诗》条云：“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禅仪注，敕学士等赐宴子集贤殿，时预宴者宰臣源侍中、张燕公，学士徐坚、贺知章……等。时新进樱桃，上命遍于席上散布，各令诸宫官取之，饮之以醇醪清酤之酒。酒酣，宫内出彩笺，令燕公赋宫韵，群臣赋诗。……时又频赐酒，馈学士等宴饮为乐，前后赋诗奏上凡数百首。时院内既有宰臣及侍读，屡承恩渥，赐以甘瓜、绿李及四方珍异。燕公诗曰：‘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当时词人尤为称美。前后令赵冬曦、张九龄、咸廙业、韦述等为诗序，学士等皆赋诗，编成篇轴以上，上每嘉赏焉。”张说这位儒雅的宰相，率领众学士赋诗唱和，极一时之盛。
张九龄先后汲引过王维、孟浩然、卢象、皇甫冉等人。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张九龄加中书令后不久，王维作《上张令公诗》，请求汲引，诗中称赞张九龄“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这与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云九龄执政时“收拔幽滞，引进直言，野无遗贤，朝无阙政”的记载是一致的。王维还以贾谊、汲黯自比，希望张九龄能荐举自己。二十三年春，王维作《献始兴公》（注：张九龄进封“始兴县开国子”在开元二十三年三月。），题下注：“时拜右拾遗。”诗云：“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感激有公议，曲和非所求。”这与《新唐书·王维传》中“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孟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新唐书·孟浩然传》）。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大理评事河东裴摁、华阳太守郑倩之、守河南独孤策，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镇荆州，辟孟浩然为从事，孟作了好几首陪张出游的诗，这些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为张鸣不平，如《荆门上张丞相》、《陪张丞相登荆城楼因寄荆州张使君及浪泊戍主刘家》、《陪张丞相祠紫益山经玉泉寺》；其二，对张九龄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如《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其三，希望张汲引自己，《临洞庭上张丞相》可为明证。卢象、皇甫冉也是张九龄所识拔的文人，见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独孤及《唐故左补阙阜甫公集序》。
二张均为开元名相，又皆出身寒微（注：张说《让起黄门侍郎第三表》（《全唐文》卷232）：“臣本书生，门非代禄。数叶单绪，族无亲房。”又《张氏女墓志铭》（《全唐文》卷232）自称：“家贫，佣文以取资。”《大唐新语》卷七载：唐玄宗欲拜牛仙客为尚书并实封之，张九龄反对，“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则九龄亦出身寒门。），经科举入仕，以文才为唐玄宗所重，在开元的大部分时间里，主持政坛与文坛。二人皆乐于奖拔文学之士，开元前期的大部分著名诗人，都受到二人直接或间接的提携汲引。他们二人的创作，也有领导开元诗坛风气的水平。众多诗人对二张倾心归附，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二张诗歌的渊源与创作倾向
文学史上将张说与张九龄并称，从唐人即已开始，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曰：优秀的文章应兼有“著述”与“比兴”二长，“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指出二张文章的优劣长短，可视为将二人并称之滥觞。至于将二人以诗人身份并列，则在明代较为常见：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云：“唐初承陈、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颓靡不振。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相继而兴，各以风雅为师。”谢榛《四溟诗话》卷四引孔文谷语曰：“着色成文，吹气从律，则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论五律时云：“接迹王、杨，齐肩沈、宋，则李峤、苏頲、张说、九龄最著。……二张之藻丽，微逊王、杨。”“二张五言律，大概相似。于沈、宋、陈、杜景物藻绘中，稍加以情致，剂以清空。”“燕国如《岳州燕别》、《深度驿》、《还端州》，始兴如《初秋忆弟》、《旅宿淮阳》、《豫章南还》等作，皆冲远有味，未离沈、宋诸公。”清人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也将二张（燕公、曲江）相提并论。
二张的诗歌都出自初唐而又有所变化，呈现出同中有异的面貌。
初唐诗坛，宫廷诗占据主流地位，杨慎《升庵诗话》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此时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是确定了律诗的体制，沈佺期、宋之问为宫廷诗人之代表，张说则是与他们年辈相近、水平相近、风格相似的诗人。
张说入仕后任太子校书等职，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前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昌宗“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族孙昌宗传）。沈佺期、徐坚、刘知己等亦在其选，此事标志着张说已进入当时文人的核心集团。大足元年(701)末，《三教珠英》修成，修书学士张说迁右史，兼知考功贡举。崔融编《珠英学士集》，张说诗在其中，《玉海》卷五四引《唐会要》云：“《志总集》有《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学士李峤、张说等四十七人诗总二百七十六首。”可见张说已成为珠英学士中颇具代表性的诗人。武后长安中至中宗景龙中，张说常随侍中宗及朝中诸宰执大臣游览，赋诗作序，李峤、沈、宋、徐彦伯、崔湜、苏頲、阎朝隐等同赋，朝中群英荟萃，于斯为盛。据此可推知，张说的诗名亦当与李峤、沈、宋诸人相近。
此时宫廷之诗，内容上以应制与歌颂为主，形式上以律诗的发展成熟为标志，诗风则趋于华丽。初唐诗人继承并发展了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将律诗定型化，上官仪有“六对八对”之论，《笔札华梁》之书，元兢有《诗脑髓》之作，张说的同僚与诗友崔融有《唐朝新定诗格》，皆为指导初学者写作律诗之书。沈、宋有“研练精切，稳顺声势”（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文艺传》）以成律诗之功。张说与沈、宋同朝为官，经常共同赋诗，虽然现在无法找到他与沈、宋直接酬赠之诗，但从刘餗《隋唐嘉话》记载张说所云“沈三兄诗，终须还他第一”之语来看，张对沈之诗才很钦佩且与沈相当熟悉。张说之诗，应制之作颇多，且五律、五排、七律等新型的近体诗都写得相当熟练，数量超过沈、宋（注：沈佺期今存五律52首、五排36首、七律14首；宋之问存五律79首、五排34首、七律3首；张说存五律99首、五排58首、七律13首。张说五律、五排的数量超过沈、宋。），技巧纯熟，风格华丽。如果说张说与沈、宋、崔融、李峤等人共同完成了初唐律诗的定型工作，恐怕并非空穴来风（注：参陈铁民先生《论律体定型于初唐诸学士》一文，载《文学遗产》2000年1期。）。元稹及《新唐书》论律诗成型的功绩，仅提沈、宋，至少是不全面的。唐人顾陶《唐诗类选序》即云：“爰有律体，祖尚轻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繁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妙于新韵”，即长于律诗，这的确是沈、宋、二张的共同特点。高櫄《唐诗品汇总序》云：“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该书《五言古诗叙目》云：“神龙以还，品格渐高，前论沈、宋比肩，后称燕、许手笔。”
张说论诗，同样强调声律与文采，其《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称赞上官婉儿之“巧辞”与“才华”，且描述当时文坛盛况云：“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其《洛州张司马集序》同样对丽辞持充分肯定态度：“发言而宫商映，摇笔而绮绣飞。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灵仙变化，星汉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金奏；天然壮丽，綷云霞于玉楼。当代名流，翕然崇尚。”还说张司马的作品“增繁荣叶”。其《卢思道碑》广泛肯定了历代杰出的诗赋作家，包括以绮靡藻丽见长的宋玉、潘岳、陆机、谢灵运，讲究声律的沈约，以及风格浮靡，为初唐诗人轻视的徐陵、庾信等人。
因此，开元之前，张说的诗作及诗论，均与沈、宋、杜审言、崔融、李峤诸人相当接近，他们共同完成了律体的定型化工作。在初唐以宫廷为中心的诗坛上，张说已经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在此期与诗坛名流游处，切磋技巧，提高了诗艺，张说方有可能具备领袖开元诗坛的水平与声望。开元之后，随着政局与文坛的变化，张说的诗风发生重大变化，生活上经历了更多的磨难，阅历进一步丰富，政治地位进一步巩固提高，不仅为文坛“大手笔”，而且成为诗坛领袖（注：张说成为开元诗坛盟主，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初唐著名文士多已于开元初或稍前去世，如“初唐四杰”：王勃（约676）、杨炯(693)、卢照邻（约686）、骆宾王（约684）；“文章四友”：李峤（约714）、苏味道(705)、崔融(706)、杜审言(708)；陈子昂(702)、崔湜(713)、阎朝隐(712)、徐彦伯(714)、富嘉谟(706)、吴少微(706)。随着文坛的新陈代谢，张说得以独领风骚。王泠然《论荐书》即已指出这一事实。二是沈、宋、李峤、崔湜、阎朝隐等，或谄附张昌宗兄弟，或拥护韦后、太平公主，反对玄宗，与张说坚决支持李氏政权的态度不同。故张说主盟开元文坛，亦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开元初年，是张说诗歌创作的丰收期。开元元年年底即因与姚崇有隙，贬授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三年四月，又左转岳州刺史，至开元五年二月方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在相、岳、荆三州的三四年间，是张说诗风转变的关键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高潮期，其传世佳作多成于此时。《新唐书·张说传》曰：“既谪岳阳，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所论极确。张说在岳州及相、荆二州所作之诗共约六十首，多出于真情实感，与其应制诗风格迥异，体裁齐备，题材广泛，在抒发“凄婉”之情与吟咏山水方面，取得较高成就。此时诗坛相对沉寂，初唐诗人已经谢幕，盛唐诗人尚未成长起来，故张说得以独领风骚。
开元六年三月张说被召入京，授右羽林将军、并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开元九年复为宰相直至开元十八年去世，张说又曾两度入相，政治上获得新生，权高位重，文才武略得到充分发挥，诗歌也出现新的特点。边塞诗及宫廷唱和诗为主，其主要精力用于文化事业。
综观张说的诗歌创作，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开元之前，张说作为初唐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在五律、五排、七律等新诗体的创作上均有颇多创获，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他作为初唐唯一一位生活到开元中期且又握重权、享高位、负盛名的诗人，将初唐近体诗的创作法式顺理成章的带入盛唐，对盛唐律诗产生重大影响。前人即多指出张说对杜甫的直接影响：宋人吴开《优古堂诗话》曰：“张说有《深度驿》诗云：‘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见于《客夜篇》，云‘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注：《唐诗成法》云：“‘悬’、‘听’二字犹有痕迹，而杜之‘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远矣。”则认为杜甫有出蓝之美。）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四：“杜诗‘枫树坐猿深’，又‘黄莺并坐交愁湿’，‘坐’字奇崛。张说诗：‘树坐参猿啸，沙行入鹭群。’前人已云矣。”《唐诗近体》评张说《幽州夜饮》：“结法唯老杜有之。”《唐诗观澜集》评《将赴朔方军应制》诗云：“骨脉坚凝，气体雄厚，此工部先鞭也。”五、七言律诗出初唐过渡到盛唐并与古体诗分庭抗礼，张说功不可没。
第二，张说贬谪相、岳二州期间所作之诗，由台阁走向社会，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凄婉”，标志着其诗朝个性化方向进了一大步。这些“得江山助”的山水诗，以泛咏山水加送别，同时抒发牢骚不平，艺术水平虽未臻盛唐一流境界，但比张九龄、王维乃至钱起、刘长卿山水诗创作时间要早，有一定先导作用。《唐诗馀编》在张说《灉湖山寺》诗“云间东岭千寻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二句下评云：“钱、刘清润之品，实本诸此。必以时代先后强画界分，盖未识其源流相接耳，如开、宝中王、岑、高、李诸作，即大历之先声也。”《诗学渊源》论张说诗曰：“初尚宫体，谪岳州后，颇为比兴，感物写怀，已入盛唐。”张说在幽州及巡边河北前后所作边塞诗，数量虽不甚多，但语气雄壮，情辞慷慨，有为盛唐边塞诗开风气的作用，加上他作于相州的名作《邺都引》，其边塞诗的水平也不低，对高适、岑参诸人的边塞诗有一定影响。其《五君咏》上承颜延年《五君咏》，下开高适《三君咏》、杜甫《八哀诗》；其《杂诗四首》上承阮籍《咏怀》、陶渊明《杂诗》，下启张九龄《感遇》、李白《古风》，均不愧名作。
第三，开元十年之后，张说作为文臣之首，深受玄宗皇帝礼遇，赴朔方巡边赋诗、出鼠雀谷赋诗、玄宗赐十八学士赞及送张说至集贤院赴任诗、称赞张说、宋璟、源乾曜的“三杰诗”，尤可见玄宗对张说宠渥之殷。张说此时当然又变成了宫廷诗人，其应制之作，多为歌舞升平与山水清音的结合，风格雍容和雅，气度安祥，却无多少谄谀之作，对于人们从正面认识开元年间的文治之盛，有一定意义。此时，张说利用主持丽正、集贤书院的便利，汲引、团结了一批优秀的文士，共同饮酒赋诗，鼓吹盛明，《新唐书·艺文志》四所载的《集贤院壁记诗》多达数百首，即为明证。张说奖掖的这些文人，后来继续领导开元、天宝诗坛。
张九龄步入仕途与文坛，是由于沈佺期、李峤、张说等人的提携。他与张说关系密切，政治上同进退，诗风亦受其影响，但抒情写景似比张说细腻，在情景交融方面有所进步。九龄晚年，尤其是在洪州与荆州期间，诗风发生重大变化，台阁之气尽除，这与张说谪岳州“诗益凄婉”的情形相似，但此时张九龄诗歌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平，均超过张说并形成独具面貌的“张曲江体”（注：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对于开元诗坛的第二任领袖张九龄，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张九龄是张说政治与文化事业的继承人，他团结了孟浩然、王维、卢象、皇甫冉等诗人，将开元诗坛的创作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二，张九龄的五言排律亦以应制与应酬为主，与初唐诸人及张说一脉相承，如《奉和圣制早发三山乡行》、《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兴》、《酬赵二侍御使西军赠两省旧僚之作》等。明人胡应麟《诗薮》对此类诗评价很高：“初唐沈、宋外，苏、李诸子，未见大篇。独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如《度蒲英》、《登太行》、《和许给事》、《酬赵侍御》等作，同时燕、许称大手，皆莫及也。”此类诗对王维等人的《早朝大明宫》诸作有一定影响。九龄的五律同样有较高成就，情景结合较为自然，超过初唐诸人，为盛唐建立起新的美学风范，如《初发道中寄远》、《望月怀远》等，皆为佳作。
其三：张九龄的抒真性写真景之作多为五古。其《在郡秋怀》二首和《荆州作》二首抒情真切，议论剀切透辟，实已开杜甫《咏怀》、《北征》诸诗之先河。其《杂诗》、《感遇》组诗，则上承《古诗十九首》、阮籍、陈子昂，下开李白《古风》，为九龄诗歌艺术的最高代表。明人周珽曰：“曲江《感遇》诸诗言言历落，字字玄微，《十九首》后无此陆离精致。”（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翁方纲曰：“曲江公委婉深秀，远出燕、许诸公之上，阮、陈而后，实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论。”（注：《石洲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指出九龄之诗超过张说，且已不为初唐风会所限，极有见地。沈德潜云：“五言古体，发源于西京，颓靡于梁陈。至唐显庆、龙朔间，不振极矣。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注：《唐诗别裁集·凡例》。）前人多将张九龄与陈子昂的《感遇》相比较，如：“《感遇》诗，正字气运蕴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注：钟惺《唐诗归》。）“正字古奥，曲江蕴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从托物起兴的角度看，陈、张的《感遇》诗的确同出于阮籍，有相同之处。但从唐诗艺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张九龄实已后来居上，比陈子昂更为出色。陈诗说理的成分过多，颇有西晋玄言诗格调，个人性情反为所掩；张诗则自我抒情的成分较多。陈诗多玄言，故形象性较差；张诗多借物抒情，即景抒情，形象性较强。陈诗给人隔一层的感觉，张诗则“语语本色，绝无门面”（注：贺贻孙《诗筏》。）。陈沆《诗比兴笺》曰：“史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至唐，曲江以姚、宋之相业，兼燕、许之文章，诗人遭遇，于斯为盛。所谓不平之鸣，有托之作，宜若无有焉。此《杂诗》、《感遇》诸篇，所以椟重千秋，珠还合浦也。今观集中自应制、酬酢诸什外，类皆去国以后，泽畔之行吟，湘累之忠爱，特以象超声色之表，神出古异之馀，有德之言，知味者希焉。”（注：《唐诗别裁集》卷一张九龄小传。）
其四，前人及时贤多以张九龄为盛唐山水诗的开创者，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曰：“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今人也曾论及二张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其实此说并不确切，因为二张均入仕很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为官，无暇作山水诗，张说在岳州、张九龄洪州与荆州时期虽有一些山水诗，但多与政治感慨相联系，较纯粹的山水诗不多，不能说在山水方面有开宗立派的地位。
综上所述，开元年间，张说、张九龄文人集团占据了诗坛的主宰地位。在开元前期，二张集团足以领袖群雄。他们正是景云与开元初“颇通远调”之诗的代表。开元后期，高适、李白、王昌龄、李颀、储光羲、常建、祖咏、崔麕、岑参诸人已成长起来，逐渐超过二张集团。元人杨载《宋国史柴望诗集原序》曰：“诗莫盛于唐，尚矣！唐之诗，燕、许、陈、宋肇其源，高、岑、王、孟畅其流。”后者恰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皆备”之诗的最好体现。杜甫成名于天宝年间，韦应物直至大历、贞元年间方成为著名诗人。这种情况既说明二张集团在开元前期诗坛主宰沉浮的地位，又表明开元前期诗坛只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才是盛唐诗歌的高峰期和完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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