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态论文,江南论文,俗语论文,明代论文,所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Z003）01-0005-07
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观念和风气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见于明代的文献记载，而且在当时民间形成及流行的俗语、俚语、谚语、歌谣及俗文艺中尤为真切而深刻地反映出来，诚如明人顾起元所说：“闾巷中常谚，往往有粗俚而可味者，……此言虽俚，然於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迩言所以当察也。”（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谚语”条，中华书局，1987年，（下同）第10页）本文意就散见于明代笔记、小说等记载中的民间俗语、俗文艺作一梳理、阐释，藉以考见当时的社会情态。
一 俗语所见之人际关系
长期以来，在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塑就的伦理规范一直是我国传统人际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状况的诸多变化，传统的三纲五常受到空前的冲击，人际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如南京地区流行的俗语所反映的行为，诸如“趋”、“卤”、“淡”、“拿”、“捏”、“熏”、“冷”、“吊”、“灸”、“撩”等，已全然看不出还有什么仁、义、礼、智、信。顾起元曾对此类俗语作了颇为精彩的诠释：“阿承显富曰‘趋’，曰‘呵’”；“以言诳人而沁入之曰‘卤’”；“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阴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捏’；以言呴煦人曰‘暖’；风而使其从我曰‘齅’；以语渐渍之，俾其从，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系焉者，又或与而不必与，不尽与也，曰‘吊’”；“尾人之後，侦其所之与所为，曰‘躧’；群口而嬲其人曰‘嘈’；以事迫而
之，或得其物，曰‘灸’，又曰‘烧’；以言呴沫人，令其意靡靡焉软也，曰‘水’；以言两挑之，使动或斗阋焉，曰‘添’（如添灯之添）；故以言与事招人，使我应，曰‘撩’；置一言若一物於人，令猝不我释也，曰‘钩’；自我而料人与料事曰‘划’；设法范围于人曰‘箍’；故陷人于过，或令其处负也，曰‘耍’，曰‘弄’；乘间而入之曰‘钻’”；“大言吓人，曰‘烹’，又曰‘泼’；限人之所至曰‘量’；造是非佐使人怒曰‘嗾’”；“泥人不已曰‘缠’”；“从臾人使为之，或奋而往，曰‘撮’，或曰‘鼓’，或又曰‘奖’；言语笼罩人，使不觉，曰‘蒙’”；“解两家之忿，或调剂成其事曰‘挲’，或反言曰‘搅’；刺人之隐失曰‘针’；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黏’；又强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钉’；突然从中而掺入者，曰‘刬’”；“善迎人之意而助长之，曰‘掐’。计去同事者而己得容焉，曰‘撑’；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以言谑人曰‘喉’，又或刺而曰‘嘴’；与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闪’；有所避而倏遁曰‘溜’”；“目料人之上下曰‘估’”；“逐人而驱之，曰‘辗’”；“一人而众人者丛而奉焉若蚁，曰‘宗’，或曰‘扛’”；“拚已所有以与人角胜负曰‘背’（音卑）；不当与而靦焉，附人以入之，曰‘雌’；弥缝其事之阙失，曰‘糊’”；“不知其人之隐曲也，以言探出之，曰‘透’”；“觅人而抓梳求之曰‘爪’；证人之辞也，坚不可移，曰‘咬’”。（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诠俗”条，第6至7页。）
显而易见，在这些俗语中，既没有男耕女织的单纯质朴，也不见同宗同祖的血缘温情，有的只是冷酷无情的人际利害关系，以及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使他人为己所用的智巧和算计，这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何等地格格不入，难怪当时的文人士夫会惊叹：“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第1页，《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下同））在这种冷冰冰的人际关系中，唯有财物才是最有效的润滑剂，因而当时流行着“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的谚语；（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谚语”条，第10页。）而“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暖”（注：这条谚语在晚明吴地的小说家笔下时常提及，如冯梦龙《醒世恒言》卷37、《喻世明言》卷40；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5、《二刻拍案惊奇》卷27等。）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世态的炎凉。托人帮忙办事，仅靠交情不行，必须好酒好菜招待，因为“酒在口头，事在心头。”（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谚语”条，第10页。）
赤裸裸的人际利害关系导致趋炎附势、攀龙附凤的社会风气，贫者攀富，贱者附贵，成为许多人力图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惯用手段。明末清初的董含曾论及这一风气：“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赀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注：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第2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下同））在各类手段中，通谱冒族尤为常见，董含所记一事即颇发噱，“吴俗最喜联谱，如张姓极繁，必合为一族，不问良贱。……然有大可笑者：吴门某，耻厥祖寒微，冒一远年词林为高祖。词林向绝嗣，并族中无一人，以为此独得之秘，遂自高祖以下皆私撰名号，刻单传观，以示可信。将本生一笔抹去，世禄自命，居之不疑。”时人传言讽刺说：“先人白屋，一旦化为朱门，荣则荣矣，然置祖宗于何地乎？”（注：董含：《三冈识略》卷2补遗“冒族”条，第39页。）沈德符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于是有人作打油诗嘲讽说：“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谐谑》“认族谑诗”条，第670页，中华书局，1959年。）这种彼吴非此吴却联为一宗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血缘宗法意识的淡薄和现实功利观念的增强。
应该说，顾起元等文人士夫的目光是敏锐的，作为传统伦常的维护者，他们深切感受到社会的异动，故认为“闾巷之俚语，驵侩之流言”确有“可纪者”，“戏解剥之，以资嗢噱”（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诠俗”条，第6页。）的目的是试图纠正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状，正因此，他们拈出的俗语、歌谣着意渲染了人际尔虞我诈的一面。不过，是否也从中透出另外一层消息，在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中，以往等级森严的社会观念和关系已有所淡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相对平等的状况下，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财力取得某种成功，而这确实是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新动向。
二 俗语所见之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一个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重义、贵义转向崇尚金钱。对当时的拜金之风，明代文献多有论及，而时人俗语更是生动、具体地揭示了人们追逐金钱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惯依人而得财，若饮食曰‘吹’”；“徐吞而取其訾曰‘吸’”；“以事急胁持人而出其贿曰‘扎’”；“以渐而刮劘其所有曰‘镟’”。“其猛取人之财物曰‘龈’（音恳）”；“抽取人之财物曰‘秋’”；“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盗焉，亦曰‘溜’”；“共事而偏得利焉，曰‘采’”；“强割人之有，曰‘斫’”；“知事与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锹’，又曰‘挖’”。（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诠俗”条，第6页至8页。）当时流行的俗语“打秋风”就是指假借各种名目向他人索取财物。（注：郎瑛：《七修类稿》卷23《辩证类》“怡子秋风”条，第28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下同））尤有趣的是，俗语称太湖中东洞庭山和西洞庭山的商贾为“钻天洞庭”，（注：冯梦龙：《醒世恒言》卷7《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下同））“钻天”一语真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洞庭商贾的精于货殖牟利。晚明江南小说家笔下反复提及的一句俗语是“说着钱，便无缘”，（注：如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2、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二刻拍案惊奇》卷33、周楫《西湖二集》卷15等，皆有此语）可见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至尊地位，无论至亲还是挚友，说到借钱都是万万不行的。当时曾流传这样一则民间谑语，“有富翁山行而攫于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见其子呼谓之曰：‘刺则刺，毋刺伤其皮。’既而虎死，翁得生，其子问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坏斯减贾，汝蔑所获矣。吾为是惧，而亟汝语也。’”（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谑语”条，第197页。）为了钱连性命也在所不惜，捧腹之余当回味其深意。
价值尺度的转换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易，物质享受的渴望不再为社会所摒弃，追求衣食住行的奢侈豪华不仅说明人们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的转向，也成为人们显示其成功，炫耀其富贵的一种重要方式。晚明文献中有关江南地区“风尚奢靡”，衣食住行越礼逾制的记载堪称比比皆是，而民间俗语所反映的这一社会风尚也很值得关注。如南京俗语“兴”，即指“衣服什器时之所竞者”。（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诠俗”条，第7页。）江南人家饮食的不厌其精也可谓全国之最，顾起元曾记载：“金陵士大夫颇工口腹，……而餔啜家又竞称吴越间，世言：天下诸福，惟吴越口福。”（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七妙”条，第22页。）传统的社会观念重视的是内在的才学品行，而此时却发生了根本的颠倒，“佛是金装，人是衣装”、“只有皮相，没有骨相”（注：冯梦龙：《醒世恒言》卷1《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第2页。）即生动地揭示了这种只重衣衫不重人品的现象。外地人嘲讽杭州人为“杭州风”，俗谚称：“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委巷丛谈》，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说的也是这种只注重外表的风气。
流风之下，即使是贫困之家也都硬撑个门面，决不肯在钱财上示人以弱，于是“穷家穷计，有了一二两银子，便就做出十来两银子的气质出来。”（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26《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士助师得令终》，第5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尽管“家中没一粒米下锅的，偏生挺着胸脯，会得装模作样，那里晓得扯的都是空头门面。”（注：金木散人：《鼓掌绝尘》花集第13回《耍西湖喜掷泥菩萨，转荆州怒打假神仙》，第112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时人谚语描绘得极其生动，“未娶时，‘越河跳井’；既娶，则‘担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养育，则‘投河奔井’”。（注：郎瑛：《七修类稿》卷49《奇谑类》“谚语至理”条，第606页。）
价值观念的变化还直接影响了人物的评鉴。一般来说，相貌堂堂，衣着时髦，为人精明，善于交际，识时务，合潮流，在财与势的追逐中比较成功的，多得到社会的肯定，反之则常遭人嘲笑和鄙视。如南京俗语，“詈人之傲而难制，曰‘牛’，曰‘驴’；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长躯而痴者曰‘鹅’”；“矜而自高曰‘乔’”；“人之奘而不慧者曰‘笨’，或曰‘騃’，或曰‘呆’，或曰‘傻’；性软而滞曰‘饧’；其跳宏不驯谨，曰‘浪’”；“貌寝而不扬曰‘锉’；羸小可憎曰‘倯’；长无度者曰‘倰倘’”；“家败而姑安之，事坏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脓’”：“老而拘滞不与时偶也，曰‘简’”。（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诠俗”条，第7页至8页。）
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曾详细论述了奢侈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就是奢侈的产物。（注：详见（德）维尔特·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50页至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且不论他的论点是否完全成立，他所列举的大量材料确实证明了消费增长对生产的重大推进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因人们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变化而兴起的“奢靡之风”，与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也是可以互相说明的。
三 俗语所见之为人处世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市镇的迅速崛起、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人们的交往越出家庭、宗族、村落的狭小圈子，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谚语“办酒容易请客难，请客容易款客难”，感叹的正是与人交往的困难。在不同以往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总结出不少为人处世的准则和方式。诸如“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捉贼不如放贼”、“不看僧面看佛面”、“强龙不压地头蛇”、“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若要好，大做小”、“吃得亏，做一堆”等等，主张凡事都应容忍退让，委曲求全，这种不问是非曲直，但求息事宁人的处世方式实际上正透露出江南人遇事善于回旋的精明之处。此外，“闲时不烧香，忙时抱佛脚”提醒人们要从容应付急事，必须依靠长期的积累和准备；“热灶一把，冷灶一把。主张既要巴结炙手可热的势家，又不要遗弃门可罗雀的寒门；“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劝导人们应以自力更生来争取丰衣足食；“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主张为人处世不应过于张扬；“灯台照人不照己”批评有些人只寻他人的短处，不看自己的缺点；“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劝说人们应以平和通脱的态度来对待不顺心的事；“牡丹虽好，绿叶扶持”指出要取得成功须有众人的帮助；“锅头饭好吃，过头话难说”告诫人们凡事皆应留有余地，也都显示出江南人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智巧。（注：以上谚语皆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谚语”条，第10页。）
在激烈的竞争中大获成功、骤然暴富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失败者仍须为生计而忙碌奔波，于是他们以“人算不如天算”来自我解嘲，又以“日食三飧，夜眠一觉，无量寿佛”来调和心中的不平，（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谚语”条，第10页。）他们在感慨“命若穷，掘着黄金化为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的同时获得了一份等待时机的耐心；（注：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他们冷眼旁观“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注：叶盛：《水东日记》卷14“西湖俗谣”条，第147页，中华书局，1980年。（下同））心中却存着对时来运转的希冀。而所有这些都折射出江南人顺世的能力和能屈能伸的韧力。
四 俗语所见之婚姻和两性关系
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家庭婚姻关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传统农业经济方式下的家庭生活模式——夫妇长年厮守，与外相对隔绝的状况，随着社交圈子的扩大、人际关系的复杂和贫富贵贱间的转换，出现了很大变化。吴地传唱的山歌有这样一首：“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幛，多少漂零在外头。”（注：叶盛：《水东日记》卷5“山歌”条，第59页。）这首吴歌在杭州一带也很流行。（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委巷丛谈》，第363页。）可见，丈夫打工、经商在外，娇妻独守空房的现象在江南地区颇为普遍。与外界有着较多接触的妻子，耐不住寂寞，难免做出红杏出墙的事情。郎瑛曾记述：“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注：郎瑛：《七修类稿》卷28《辩证类》“绿头巾”条，第352页。）“绿头巾”一词作为俗语而流行，此类事情当不在少数。其实，“三言”、“两拍”与不少笔记中多及妻子与人通奸之事，也都说明了这一点。正因此，娶一个对自己忠贞不二，一心一意为家的妻子，成为许多人的最大心愿，“做买卖不着，只是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注：冯梦龙：《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这条俗语的流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
然而，在外打工、经商的丈夫又何尝个个都是一心念着妻子的。他们一旦手里有了几个钱，不仅常常混迹于娼楼妓馆，还时有人在外面另娶一门亲，两边过着家庭生活，俗语称之为“两头大”。（注：关于“两头大”的现象，晚明小说中多有描写，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卷18《杨八老越国奇逢》、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5《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等。）这种婚姻状况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实在是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除了家庭夫妻生活的诸多变化，婚前、婚外的性爱关系在当时也颇为普遍。民间俗语对此多有反映，如“偷”、“刮”、“掸”、“有”等，皆指与人偷情之事。“与人有桑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相调曰‘掸’，私合曰‘有’，乍相近曰‘汤’，久而益昵色曰‘热’；摧折之，使兴败而反曰‘扫’；物宽缓不帖帖者，曰‘儴’（音囊去声）；若事之败而不可收拾也，曰‘崩’，又或曰‘裂’”。（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诠俗”条，第8页。）在江南的民间歌谣中，此类男女私情表现得尤为大胆而坦率。冯梦龙编辑的《山歌》皆为情歌，如《娘打》唱到：“吃娘打子吃娘羞，索性教郎夜夜偷；姐道郎呀，我听你若学子古人传得个风流话，小阿奴奴便打杀来香房也罢休。”又如《偷》唱到：“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注：冯梦龙编：《山歌》卷1、卷2，第287页、300页，载《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在许多篇章中还有非常直接的性爱描写。
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关系深深地渗透了宗法礼制的精神。传统的伦理规范主张“夫为妻纲”、“妇者服也”，要求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绝对保持贞操，而婚姻的目的就在于“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于是，人们对真挚情爱的渴望和追求，在以“理”制“欲”的规范下，完全被扼杀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出现的各种变化，实质是对传统婚恋模式的突破及对长期以来的禁欲主义的一种极端性反叛。我们在关注晚明小说、戏剧中的婚恋描写时更应看到，正是基层社会的民间日常生活为文人的创作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
五 俗语所见之政治意识
明初定都南京，为时53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依旧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特地位，堪称全国的次政治中心。江南地区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再加上南京的辐射作用，人们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从前之东林，后之复社即可看出，关心国事，裁量当局的政治热情从清流官员扩展至普通士人。
江南人士的政治意识在许多抨击、嘲弄官员和官府的谑语、俗谣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如吴地流传颇广的一则谚语“猪也糊，木也糊”即源于民众对官府的嘲讽，原作“知也糊，目也糊”。据载：“明季一知州，日以酒色为事，民词案牍从无清理，一切委之吏目。其吏目亦无明白审办者，一味颟顸了事。时人为之语曰：‘知也糊，目也糊’。……流传至今，竟为市井口号。”（注：王有光：《吴下谚联》卷1“猪也糊木也糊”条，第26页，中华书局，1982年。）又如南京流传这样一则俗谣：“国子监里听讲，武定门外炮响，是这等演武修文，只费朝廷粮赏。”（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南京谣”条，第28页，中华书局，1982年。）对官府的讽刺颇为辛辣。沈德符曾记述苏州人作谑语嘲讽失德的官员：“吴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谣对偶不绝于时。如丙戌年，刘中允瑊卒于京，刘居乡无修洁名，乃子号花面者尤横恣。值其家延僧诵经，先有夜粘对于门云：阴府中罗刹夜叉，个个都愁凶鬼到；阳台上善男信女，人人尽贺恶人亡。比日高，过者大笑，始抹去。此类甚多。二十年来，又工为《四书》集句，作时文以讥官长。如丁酉年，长洲令江盈科以征粮误拶一廪生冯姓者。其文承题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齐之以刑，乌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又辛丑年，苏守周一梧别号怀白，居官有议其守者，又刚峻，待青衿不加礼。其文承题云：盖白之于白也，不为不多矣，怀其宝而迷其邦，先生之号则不可。又今长洲令关善政初至，即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财，今之为关也。俱奇巧令人绝到。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间及卿士大夫云。”（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谐谑》“苏州谑语”条，第668页。）何良俊记述松江人对地方官员的褒贬：“松江旧俗，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余尝记得小时闻有一对云：马去侯来齐作聂张，仲贤良是太守喻公。……盖马骙、侯自明为同知，聂瓒、齐鉴为通判，而知县则张仲贤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遁。后孔太守在任，时聂双江初到，只有三耳无闻，一孔不窍之谣。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贪酷拼得重参，华亭县知县清廉允宜光荐之对。时潘天泉为同知，潘名仲骖；倪东洲为华亭尹，倪名光荐故也。是非之公毫发不爽。”（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8《杂纪》，161页，中华书局，1959年。）董含也记载：“吾松旧有谣云：秀野原来不入城，凤凰飞不到华亭；明星出在东关外，月到云间便不明。故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有轻薄子投以一绝云：吴地由来异郁林，归舟压浪影沉沉；不须更载华亭鹤，江上青山识此心。”（注：董含：《三冈识略》卷3“谣谶”条，第59页。）又据沈德符记载，当时有一叫祝似华的人到吴江任知县，初来时以清廉自命，见有一南浔董姓号青芝的财主在吴江有田产数万亩，便欲查办。不久，董姓财主指派一姓沈号春宇的医生，通过祝知县的心腹书办叶六给了一笔贿赂，查办之事便偃旗息鼓了。于是，当地传唱起这样一首歌谣：“吴江劲挺一茎竹（祝），才逢春雨（宇）便叶绿（六）；青枝（芝）一夜透千梢（吴俗称现钱为梢），登时改节弯弯曲。”（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皆谑》“吴江谑语”条，第669页。）郎瑛记载的谚语尤为生动：“御史初至，则曰：惊天动地；过几月，则曰：昏天黑地；去时，则曰：寂天寞地。”（注：郎瑛：《七修类稿》卷49《奇谑类》“谚语至理”条，第606页。）总之，此类政治性的谑语、俗谣在江南地区是十分流行的。
人们的政治意识在江南的“健讼之风”中也有充分的反映。明代江南人好打官司是出了名的，前人对此多有论述，如明人徐复祚记载；“村老曰：甚矣，吴人之健讼也！俗既健讼，故讼师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状元’，最低者曰‘大麦’，然不但‘状元’以此道获厚利，成家业，即‘大麦’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赡俯仰，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则吴人之健讼可想矣！”（注：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3，借月山房汇钞本。）人们遇有纠纷，往往各请读书人出主意，起诉、应诉，通过公堂来解决，因而流行起一句俗语，“雇秀才打汝”。沈德符记载这一风气：“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督抚》“海忠介公抚江南”条，第556页。）不过，在著书的文人士夫眼中，这种“健讼之风”是民风、士风败坏的表现，所以记下不少讼师设计害人的事例。尽管如此，这一现象却是值得关注的。与苏州府一江之隔的南通，风俗和苏、常一带大致相同，当地有位百岁老人的话颇发人深思，“百岁老人尝语人曰：吾自束发以来，足不践有司之庭，今老矣，犹不识囹圄为何物。吏卒过吾前，吾惧闻争斗之事，吾不寒而股栗也，其畏法如此。此吾乡之善俗也。今则里中子弟以任侠为豪，……遂与其徒习为健讼一词。”（注：《万历通州志》卷2《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从见到吏卒两腿发抖到“雇秀才打汝”，通过诉讼形式来维护权益、解决纠纷，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变化，江南人政治、法律意识的增强于此可见一斑。
六 俗语所见之社会弊病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诸多变化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并演化成不少社会弊病，这在俗语中也有所反映。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城市生活的多样化、复杂化，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不少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没有正当而稳定的职业，专靠坑骗拐卖之类的歪门邪道为生，危害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
如明清之际的苏州就有一帮俗语称为“老白赏”的光棍无赖，《豆棚闲话》描写说：“更有一班却是浪里浮萍、粪里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块，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叫做‘老白赏’。这个名色，我也不知当初因何取意。有的猜道，说这些人光着身子随处插脚，不管人家山水、园亭、骨董、女客，不费一文，白白赏鉴的意思；一名‘蔑片’，又叫‘忽板’。这都是嫖行里话头。譬如嫖客，本领不济的，望门流涕不得受用，靠着一条蔑片帮贴了方得进去，所以叫做‘蔑片’。大老宫嫖了表子，这些蔑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就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叫做‘忽扳’。”（注：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十则》，华夏出版社，1995年。）
苏州、松江，常州一带有“打行”、“撞六市”、“炒盐豆”等俗语，指的是恶少年群聚殴人、抢夺财物的现象。“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风沿入松，以至万历庚辰后尤甚。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有瞷乡人持物入城，设计诳骗，至深广之处半骗半夺者；有同赴宫理讼，为仇家赂集驾祸扛打，而其人无所控诉者；有白昼偷抻地方，结扭送官，适遇党与救解脱去，反受侮虐，如俗所称‘炒盐豆’者。诸如此类，不可殚述。”（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第4至5页。）尤为可恶的是吴中盛行的假借人命案子抢夺他人钱财的犯罪行为，当地俗谣称：“假人命，真抢掳”。“吴中薄俗，奸宄百出，而所称五天理没良心，无如人命一事矣。刁顽好讼之徒，平时见有尪羸老病之人，先藏之密室，以为奇货可居，于是巨家富室，有衅可寻，有机可投，随毙之以为争端。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所以吴中向来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注：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据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76页转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设局诈骗他人钱财的现象在江南一带也很普遍，俗语所称的“提罐”、“扎火囤”、“卖厅角”等，就是几种常见的骗局。“提罐”是以替人炼丹为名设的骗局，凌濛初对此有一段介绍：“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神出鬼没，哄那贪夫痴客，道能以药草炼成丹药，铅铁为金，死汞为银，——名为黄白之术，又叫得炉火之事。——只要先将银子为母，后来觑个空儿，偷了银子便走。——叫做‘提罐’。”（注：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8《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第302页。）“扎火囤”是以美色相诱，然后赖人奸骗良家女子，敲诈钱财的骗局，对此凌濛初也有一段解说：“听说世上男贪女爱，谓之风情。只这两个字，害的人也不浅，送的人也不少。其间又有奸诈之徒，就在这些贪爱上面，想出个奇巧题目来。做自家妻子不着，装成圈套，引诱良家子弟，诈他一个小富贵，谓之‘扎火囤’。若不是识破机关、硬浪的郎君，十个着了九个道儿。”（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4《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第275页。）“卖厅角”是行骗者勾结政府官员一同实施的诈骗行为，“有依托官府赚人财货者，……吴中名‘卖厅角’，……盖穿窬之行也。”（注：陆容：《菽园杂记》卷14，第171页，中华书局，1985年。）各类骗局在当时可谓挖空心思，奇巧百出，以致万历年间的张应俞专门写了一部《杜骗新书》，以告诫人们如何防骗。
就明代中后期的情况来看，各类社会底层的犯罪活动，除京城外，颇为集中地出现在江南的大城市中，是发人深思的。伴随江南城市化的过程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确是传统农村生活模式中没有的或罕见的，而诸如城市人口的安置、就业途径的开拓、治安管理的效率等，显然已远远滞后于城市和城市生活本身的发展。
民间俗语作为带有地域性和阶层性的符号体系与信息载体，应是我们考察某一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基层文化和社会心态的重要方面。某些俗语的形成和流行，表明了与之相对应的事物及行为的普遍性。与浮光掠影的描述和带有道德判断的评论相比，民间俗语可能更为直接而真切地触及到社会文化深层的某些变动。尽管本文所述仅属冰山一角，但已可看出，左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进的总体节奏中，江南社会确实是快了半拍。这是否能提示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社会架构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已开始了局部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