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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4—0152—03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传统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因此，作为一门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健康完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使其在自身内容的建构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以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于加强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将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中去，使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都具有整个民族的这种精神品质，积极进取、奋发向上。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格修养，追求超凡入圣、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反对人为物累。儒家认为，完善的人生理想是在天人合一中实现的。儒家提倡君子“志于道”，道家主张圣人“合于道”。前者所谓的“道”，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最高真理，后者所谓的“道”，是人和世界的形而上学根据，尽管二者含义有所不同，但都是超越世俗价值、功利价值的终极目标。儒家视“道”高于生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 因此，他提倡“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为了崇高的道义连生命都可以舍弃，更何况有限的财富。孔子还说“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崇高的人生理想。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并要求人们应具有“浩然正气”。道家主张，真正的幸福不是世俗人们所追求的感官声色的愉快享受，而是精神上的不为任何外物所奴役的绝对自由境界。老子告诫人们：“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拿”。[2] 把个体的自由发展放到生命价值的首位，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形成重理想、重道德、重气节、重修养和培育刚正不阿的优良品格注入了充满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的文化内涵。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把追求人生理想的艰苦努力过程审美化，提倡以苦为乐，自强不息。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就十分注重以“刚健奋进”、“发奋忘食”、“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精神构建。孔子提出“知者不惑，仁者不悦，勇者不惧。”[1] 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 称赞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 孟子主张人要以实现大道为己任，做艰苦的努力，发挥良知良能，进入与天道合一的境界，从而感受人生的最大乐趣。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 《易传》也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思想，指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4] 意思是说，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日有所新，人生应与宇宙大化相适应，应该活泼向上，保持生机，不断进取。《易传》又特别强调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4] 其意在特别强调天体永恒运动，人亦应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自强自立。大地包容万物，人亦应效法大地之德性，淳厚德行，宽宏气度，兼容并蓄，有容乃大。宋儒张载更进一步发挥儒家的道德理想，表达了崇高的苦乐观：“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立法于成也。存，吾顺世；没，吾宁也。”[5] 把贫贱忧患视为磨练意志从而实现完善人生理想的必要条件。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苦乐观，则更真切地把握了儒家人生观的内在精髓。儒家倡导的这种积极进取、以苦为乐、有所作为的人生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精神的指导，中华民族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是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精神，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倡导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这种转变的实现，不仅使生产力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而且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也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力量。商品生产以物质需求和利润为追逐对象，它具有无限扩张和强力渗透的本性，这种本性力图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移到商品化的轨道上来，乃至人的价值也往往用物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促使人们过分关注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松理想信念教育，不以人文精神加以引导和制约，商品生产的逐利原则就会导致物欲宣泄，使金钱拜物教盛行，商品生产者的人格独立性就会蜕变为极端个人主义，经济生活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将演变为金钱交换良知、利益交换人格等现象。这样，人只能沦为经济动物和金钱崇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了减轻和避免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遏制并消除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负面影响开始蔓延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实现，主张超越功利的制约，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使人呈现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把现代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自主原则、进取精神同远大的人生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要求的人生理想和人文精神，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的统一。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即世代相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历史遗产的无价之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可贵的精华，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了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杰出的人物和爱国志士，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之绝唱；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誓言，以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座右铭。我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爱国故事举不胜举。赵国蔺相如做到“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6] 团结误解了自己的大将廉颇，共同对敌。西汉苏武出使匈奴，于北海畔牧羊，受尽威胁利诱与折磨，终不屈服，坚持民族气节。张骞出使西域，历经磨难而不辱使命，不失民族气节，终于开通了丝绸之路。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在西域31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恢复了西域各国与汉朝的联系，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北宋范仲淹歌颂以天下为己任的历代仁人志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7] 他们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地位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可以说，从古至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精神，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代代相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提出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主张，应该大力借鉴中国文化这方面的内容，并教育人们继承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为国家的繁荣昌盛竭尽全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民为邦本”“贵民”“重民”的精神，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人民是国家的根基。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民本”“重民”“贵民”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见解。楚国逢滑指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视民为土芥，是其祸也。”[8] 孔子提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 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然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 荀子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而主张“王者富民”。[9] 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斯。”[10] 唐太宗对民重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1]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对民本思想都有论述，并能体察民情，关心民意，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这些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民”“重民”思想，并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出发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 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谋利益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目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跳出了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这就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修养上，重视道德感化，强调道德践履，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人们的道德状况和社会的道德风气时常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现实中，最叫人担忧的是精神家园的残缺和社会道德的滑坡。实践证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还要加强法制建设，更要加强道德建设。
在道德建设方面，要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良心，一方面要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靠道德修养，要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修养的合理内核，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传统，而且形成了丰富的内容。首先，在道德实践上，中国文化倡导以道德感化、心理感化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 在孔子看来，君子是道德的楷模，是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人心的。因此，他强调建立以道德示范为特点的教育方式，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 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征服人心。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心理感化的作用，提出了“内省”的修养方式。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1] 这里强调的“内省”、“自省”也就是注重调动被教育者的一种内在的自觉，用心理感化的方式，来达到教育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应该通过“内省”、“自省”的方式，反省自己的过错，检讨自己的品行，这样才能达到“齐贤”的人生境界。这种教育方式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发意义。具体地讲，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达到最大化，就要树立道德的榜样，注重心理教育的作用，言传身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向中国传统文化借鉴的重要内容。
其次，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注重修养实践，强调道德践履。一个人仅仅懂得怎样做人并不算有修养，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是真正有修养。“履，德之基也。”[13] 荀子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9] 这些论述，都是强调要把道德伦理、道德意识见之于道德践履中。在行知关系中特别强调行、知的辩证统一，并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另外，传统文化注重道德践履，还特别强调实际修养过程中的“重上磨炼”。所谓“重上磨炼”，就是在艰难困顿中体现道德精神，锻炼人格素质。孔子叫人在具体事物中锻炼才干、磨炼意志。孟子认为实际事务甚至痛苦境地的磨练是人担当大任的先决条件。“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受其所不能。”[3] 宋明理学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更把事上磨炼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王阳明说：“人在世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14]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事上磨炼比书本所得更真实，更深切，事上磨炼既做了实事，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又能在其中体验人生，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际之间道德伦常调节的精神，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主张人际关系的道德伦常调节，主张“和为贵”。“和”的基本含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
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和”的哲学基础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在古人看来，“中庸”原则旨在使社会中各种相互矛盾的事物和谐统一起来，这既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与方法，又是一种做人处世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也是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积淀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特有品格，并造就了中国人处世性格的鲜明特点。这种思想反映在日常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强调和谐、协调、统一，而不是像西方文化推崇个人至上、个体与社会强烈对立的思想。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如何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甚大。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转型，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格局大调整，一方面使人们的精神焦虑加重，生存难题凸现，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交流的耐心和机会减少，社会生活中冷漠和功利性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投入，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差异往往容易引发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根据我国的国情，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倡导以“和”为内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可以有效地避免过激和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既要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汲取传统的养分，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又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