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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寻根文学”现象的历史考察，研究者一般以1985年为时间点，由此往前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往后则基本上不会逾越80年代末。这意味着“寻根文学”是在“新时期”文学范畴或时间段中发生和流变的。“新时期”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基本时空环境。
“新时期”上承“文革”结束而来，它的命名首先且主要是缘于中国当代政治的转折及其需要。新时期伊始，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乎都围绕着政治的轴心发生和展开。在文学领域，其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莫不如此。但是，进入80年代未久，社会思潮的发展开始渐渐出现了类似“拐点”的迹象，政治轴心的时代尚未结束，一种以文化为主要视点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却已悄然呈现。到了80年代中期，以文化为思想旨归的“文化轴心”时代俨然形成。“文化热”成为当时的思想时尚。“寻根文学”也随之达到高潮。
为什么“文化热”、“寻根文学”会在80年代中前期取代政治的激情而成为思想和文学的兴奋点？究竟如何理解“寻根文学”的发生和兴起？对此，当然可就“文化热”和“寻根文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寻绎出某些基本的认识。但我觉得，仅以文化和文学的自身逻辑作为历史判断的依据恐怕很难圆满回答这种明显具有社会思潮性质的问题。或许应该将其置于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结构关系中去才能获得比较妥帖的答案。
“寻根文学”（乃至“文化热”）的理论和思考方式无疑主要是在“历史—文化”的层面上展开的，这与“五四”新文化的思想特点极其相似。换种说法也就是，这两者都未刻意寻求其政治作为。那么，这是一种理论的自觉还是策略？或者，这主要是一种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演绎）结果？我想不妨简单地说，不管是“五四”新文化还是“寻根文学”、“文化热”，都是在既定的且被社会所充分认可的政治框架中展开的，即其从一开始（天生）就没有预设明确或强烈的政治诉求，而只是希望在政治的范畴以外（超越政治）去寻求社会和文学、文化发展（即现代化）的思想与历史资源（价值依据）。就“五四”新文化而言，它接受的是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共和政体与民主政治，是“五四”新文化的社会政治条件。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成功基本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从而消解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为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中的凸现安排好了逻辑的连贯性和必然性。当然不能由此导致对新文化的思想自觉或运动策略的否认，但新文化运动显然是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气候“默认”（甚至不乏鼓励）之下才演为大潮并奠定胜局的。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历史合理性（命运）同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密不可分。政治的问题解决了，文学、文化的问题才有可能（或接着）成为社会发展的焦点。所以，“五四”新文化主要会在“历史—文化”而非政治的范畴内展开就有了现实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寻根文学”（包括“文化热”）的兴起与此极为相似。“文革”结束和新时期政治的确立及其被广泛地认同，使得上层建筑的革命宣告了一个段落的完成。在80年代中前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需要而成为政治目标以外的思想诉求。特别是在此之前，文学和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激情已经找到了宣泄的途径，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它们对政治革命的胜利和完成，都起到了补充和支持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80年代的中国政治条件催生了超越政治的“文化热”乃至“寻根文学”。“文化热”和“寻根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文化、文学的命运，其实是由当代政治的变局所赋予的。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或结构改变，而且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走向或结构变化，能够产生决定性、支配性影响的还是中国核心政治的格局。对于“寻根文学”的思想自觉或策略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政治与文学的现实关系，后者是一种前提性的存在，它决定了文学的可行性。前文所谓新时期（文学）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基本时空环境，大旨在此。那么，这也就比较扼要地说明了为什么不可能单纯从文化、文学的自身逻辑来获得诸如“寻根文学”兴起的宏观历史原因。
我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在批评的意义上看，正因为“寻根文学”（包括“文化热”）是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中（或至少没有突破既定的政治框架的自觉）进行的，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革命性价值和深刻性意义都只能是非常有限的。大而言之，这个判断也适用于我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后者的历史价值也许远逊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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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把寻根文学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相比而言。在思想方式或策略上，两者都在“历史—文化”的维度上展开，但他们在观念内涵（即价值判断）上却大异其趣，甚至可说是正好相反的。简言之，“五四”的理念是反传统（文化），“寻根文学”则对传统（文化）基本上持肯定立场。这是什么缘故？我以为，这同双方与传统的（距离）位置不同有关。“五四”新文化发生在传统“终结”的时代，辛亥革命为其政治先导，这意味着在文化上传统也已不再可能成为其主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依据。而“寻根文学”则兴起于传统的“断裂”或与传统的“历史疏离”时代，此前的当代历史和政治事件与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更早时期的“文革”，更是“反传统”的——这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判断的不同（这是仅就两者与传统的历史关系而言，暂不涉及域外文化的影响）。但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对传统的价值判断显得偏执，而“寻根文学”对传统的价值判断则显得困惑而暧昧。或者说，“寻根文学”的思想立场看似明确，实则相当暧昧。
“文化”是“寻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核心词即核心观念。综合当时“寻根文学”作家对“文化”一词的阐释，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们对“文化”的基本描述和特定理解。一是指地域文化，特指边缘化的地域文化。这是对“文化”的地理空间定位。二是指传统（历史）文化，特指具有原生态、原始性的传统文化。这是对“文化”的纵向时间（历史性）界定。三是指民族或族群文化，特指少数民族或弱势族群（尤其是蛮荒未开化且处于封闭状态的人群）的文化。这是对“文化”的族别身份的认定。四是指乡土（民间）文化，特指日常世俗生活中不规范的文化形态，即未被“现代文明”所侵扰或改造过的乡土生活文化。这是对“文化”的呈现形态的规定。五是指业已失落了的文化，特指游离于现有文明社会以外的文化遗存。相对于主流的“文明社会”而言，这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文化。“寻根文学”中的“文化”，基本上（同时）满足上述五种条件。因为“寻根文学”的旨趣是要在文明社会之外寻其文学之根的文化，故而也可以简单地说，上述第五点即失落的文化则被视为文学之根，即“寻根文学”的文化。而上述的前四点，则构成其文学表现的具体背景或内容。
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疑问：这种文化是否足以成为文学（包括“寻根文学”）的资源或价值支持？因为在“寻根文学”中，这种文化不仅是文学表现的对象即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而存在，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判断依据。但恰恰是由于寻根“文化”的这种双重身份和功能，造成了“寻根文学”创作与其理论的一种悖论现象，即“寻根文学”作品所导致的实际文化价值判断大多与其理论旨趣相悖。也就是说，“寻根文学”将其“文化”描述了出来，却并不能导致对这种文化的充分价值肯定。在“寻根文学”中，它寻到的文化仍然不能不是“失落的文化”，仍然不能或没有理由改变其“失落”的历史命运。那么，注定了失落命运的文化是否有可信的理由成为（寻根）文学的真实支持力量呢？究竟如何判断这种文化的真实性或虚幻性呢？
“寻根文学”创作与其理论（文化价值判断）的悖论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寻根文学”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即它的文化价值立场实际上是犹豫和暧昧的。这可以从几方面比较明显地看出来。首先，“寻根文学”在理论上并未坚定而明晰地处理好所谓“失落的文化”与当代文化、文明社会的关系。它只是单向度地企图对“失落的文化”予以理论上的价值肯定，而回避了或没有回答“当代文化、文明社会能否（甚至何以不能）成为文学之根”这一必然的关联问题。这说明“寻根文学”的理论表面上是一种历史思维的方式，而实质上却是静态、静止的思维方式。它把一种可能性当成了绝对性，并且无限地提升了“失落的文化”的价值高度。但它同时又并不想也不愿沾上反现代、反文明的嫌疑。这就使“寻根文学”陷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对此处境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只能说明“寻根文学”的理论立场确有其不彻底的暧昧性。只是这种暧昧性在当时还处于潜在状态，否则，应该会引起理论（表达）上的警觉。其次，因为回避了上述问题，即没有对当代文化、文明社会予以必要和基本的价值分析或判断，“寻根文学”理论一方面似乎是成功避免了二元对立的绝对性思想表达，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陷于价值判断（立场）的游移状态。这导致“寻根文学”创作事实上不可能充分实现或对应其理论观念，有时还会与其明显相悖。这说明在“寻根文学”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互相消解的矛盾或对立因素，这对其理论尤其是致命的。因此，我们也就有可能怀疑“寻根文学”对其理论立场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的程度。再次，“寻根文学”对其价值观念的认同实质上也是相当暧昧的，即对所谓“失落的文化”的当代性价值认定并无足够的自信。虽然“寻根文学”明确宣称“失落的文化”乃为“文学之根”，但是，这种文学之根却又只能在“失落”的时空背景下存在（获得文学方式的追溯性再现），而无从体现其文化的现实生命活力，无从表达其对当代的文化抗衡，也即无从肯定其价值的当代真实性。因此，“寻根文学”创作才主要体现为“挽歌”的格调，而无法真正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当代的实际生活，连它的精神力量也可能是相当软弱的。那么，这种“失落的文化”真的能够成为当代的“文学之根”吗？
我以为“寻根文学”没有或回避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甚至是不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原因主要就在其理论或价值立场的先天暧昧性。换言之，“寻根文学”的理论还不足以被视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文化）理论。它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处于文化困扰中的情绪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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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的文化价值立场的暧昧性与其“出身”有关。从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起，中国文学（包括整个社会思潮和文化）普遍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西方冲击”，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以席卷之势震荡着中国文坛，今天的“寻根文学”在昨天都还簇拥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学观念的渊源上，是可以将“寻根文学”归入现代主义文学（或称现代派文学、先锋派文学等）一脉的（李陀等人在80年代中期就已表达过这种看法）。所以，当“寻根文学”偏离现代主义的“阳关大道”，另辟蹊径转向传统文化的幽暗隧洞时，还来不及（或本就无意）斩断自己的思想血脉。事实上，“寻根文学”的观念并非由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所提供，而是由域外的现代主义思潮武装起来的。只是话语方式变得“中国化”了，特别是以“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取代了赤裸裸的“西方口吻”。但其价值立场其实并无彻底或自觉的改变，西方文化乃是“寻根文学”的思想和精神教父。在此意义上，“寻根文学”是带着现代主义的“原罪”试图重新投胎做人的。如果将“寻根文学”视为对现代主义的否定，恐怕只是表相之见。
正因为存在着这种斩不断的思想“出身”关系，而又试图重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学价值系统，“寻根文学”便显出了理论上的贫困，并不能不处于思想的暧昧和困惑状态之中。说到底，在“寻根文学”高涨时，整个中国文学都尚未具备“反思”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及西方文化之类概念和思想的自觉意识与能力。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还处在（不能不）被（西方思想）“殖民”的时代，甚至，这种“被殖民”状态很大程度上还是自觉自愿的。“寻根文学”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自说自话。对于这种受制于时代局限或思想自觉能力程度而产生的困惑与尴尬，“寻根文学”理论也并没有完全遮蔽或无视，只是无力立即予以正面的理论回应。有一些细节颇可玩味。
就在后来被视为“寻根文学宣言”的《文学的“根”》一文最后，韩少功另有一段“补记”。他以澳大利亚作家怀特的小说为例说：“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什么文化纵深感，也找不到什么民族传统的背景”。“也许相对于那些对人的心灵作纵向历史追索的作者来说，怀特是在对人的心灵作横向的时代概括。这大概向作家们提供了另一种有意义的范例。对这一类作家的文学的‘根’，我们还可另作讨论。”（注：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功夫，借势将一记袭来的重拳轻轻荡开了。同是作为“文学的根”，“纵向历史”与“横向时代”的相互关系，包含着在文学实践中须对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关系和理论认知作出清晰的回答，特别是对“寻根文学”理论来说，包含着须对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等的价值地位作出明确的回答。显然，“寻根文学”理论在此没能或无法随机转身拐弯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悬念。
相比之下，有的“寻根文学”作家似乎并没有完善自己的理论的企图或期待，而是直言出了“困惑”二字。如扎西达娃就说，在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以后，除了“自信”，“还有个感觉：困惑”。“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圈套，你不会掉进去吧？我总以为这里面很有可能是一个奇妙的圈套，你在掘宝的同时也给自己掘出了个陷阱”，“当你将眼光从本土的疆域中游开，游向海边，游向海洋，游向太平洋大西洋彼岸，你会有所发现……是什么你自己会知道的，你不妨试试看”（注：扎西达娃：《你的世界》，载《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期。）。其中已经有对“寻根文学”观念的警惕和怀疑，同时也有对域外文化、当代文明的探寻和期望，但这两者都还未成为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思想认识，对其都还未作直接或肯定的价值判断，都还只是在“可能性”的程度和意义上作为（困惑的）问题提了出来。
我以为从这两个细节（它们的文字表达方式）中可以看出“寻根文学”的真实思想处境，特别是其理论上的为难之处。事实上，直到现在为止，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还是有些难言之隐的。在此意义上，“寻根文学”发出了先声。
对于“寻根文学”的探讨，大多着眼于小说及其文学主张。“寻根文学”几乎就等同于寻根小说。但大部分研究者又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到诗歌（理论）在同一个话题上的先导作用。确实，诗人和诗歌所表现出的理性直觉往往能够直击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们在文学史上已经多次充当了先觉者的角色，而且也并不缺乏深刻性。比如，你将“朦胧诗”与同时或稍后的其他文学创作相比，就很容易发现诗人、诗歌的“启蒙”价值。但是，每一次的结果也很相似，思想的成熟果实往往就被小说（家）和批评（家）摘走了。关于“寻根文学”的理论也未出惯例。1982年，诗人杨炼写有《传统与我们》一文，据其后来复述，他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到，“真正加入传统必须具备‘成熟的智慧’，即怀疑和批判的精神、重新发现传统内在因素的意识和综合的能力。一个诗人是否重要，取决于他的作品相对历史和世界双向上的独立价值——能否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这样，我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自觉——寻求困境的自觉”。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寻求困境的自觉”，正中“寻根文学”的软肋。同文稍后，还有一段话可作为补充：“在今天，作为诗人，不仅要意识到生存对于人的压迫，而且必须意识到整个文化传统乃至世界文学的总秩序对我们作品的压迫。”（注：杨炼：《诗的自觉》，载《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2期。）如果把这篇文章也纳入“寻根文学”（理论）范畴的话，那么，在80年代中期，它可能是用最明晰的语言表达了关于中国文学（包括“寻根文学”）现实的最清醒也最深刻的一篇文章。在90年代乃至世纪之交，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后现代及文化研究等成为中国思想言论的主要背景时，这篇文章的一系列观点又得到了充分的呼应。相比之下，当时大多数的“寻根文学”主张都显得太廉价、太缺乏“寻求困境的自觉”意识了。
诗人又一次走在了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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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凝聚着地域、历史传统、民族、乡土等特定内容的“失落的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学之根”，在“寻根文学”（作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乌热尔图。但绝大多数“寻根文学”研究者都未给予乌热尔图以足够的重视，都未能从这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察觉出某些重大而普遍的文化疑问。
乌热尔图是个鄂温克（族）作家。这个民族的人口不到两万，而且，还是“一个没有来得及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全部文化特性的民族”，即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这使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其民族的特性（尤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能不显得暧昧或不确定——它只能依靠“异族的文字（文化）”来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势必导致它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只是被“他者”阐释的面目，“本来面目”因此变成了“可能的面目”。也可以反过来说，在现代文明的构图中，即便相对于汉族，鄂温克（族）也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纵然如此，乌热尔图却越发表现出对本民族本性的真实性存在的强烈认定意愿，并以此作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这构成了他的（寻根）文学的自觉动力。在此意义上，乌热尔图不仅是“寻根文学”中的一个极端例子，而且也成了“寻根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可以想见，乌热尔图的文化处境将是极其尴尬和两难的。在多重意义上，他和他的小说的民族（文化）身份都是被混淆或无视的。首先是他的民族出身（经常）会被搞错，我们时常在有意无意间将他认定为蒙古族作家，这种民族出身的误会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生过。但恐怕没有人会因此深察其中可能存在着强弱势民族（文化）关系的潜在（无意识）影响。因为误会者都属于相对强势的汉族，而乌热尔图所面对的整个世界，都只视其为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在这里实际上成为一个混沌的具有遮蔽作用的庞大概念，它模糊甚至抹煞了其中的“族别”差异性。那么，作为被误会者，乌热尔图的自我民族意识往往只能以一种文化反弹的方式得到强化和激发，他必须大声告诉世界：“我是一个鄂温克人，免得下次再把我毫无代价地赠送给另一个我不熟悉的民族。”（注：乌热尔图：《我属于森林》，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
可是，个人的民族出身（身份）的被错认还可以比较容易地予以改正，这个民族自身的特性一旦也陷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就会导致民族文化命运的危机。因为能否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此成了一个疑问。乌热尔图是这样反省的：“虽然我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在自己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贯注的是鄂温克民族的文学特征，但现在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我翻弄刚刚出版的自己的小说集，有个清晰的感觉叩动我的心房，这用汉字堆砌起来的文字，到底有多少真正属于鄂温克民族……我终于认定了，这堆经我手中成形的东西，只有一半是我熟悉和认可的，而另一半却变得陌生和疏远。”（注：乌热尔图：《我属于森林》，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这段反省表达出的民族忧虑感和文化命运的严峻性在于，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符号，民族语言（文字）是极端重要的。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文化注定了是“失落的文化”，或只是生存在“保护区”里的文化标本。同样，文字的地域性或世界性的差别，标志的是民族文化的地位差别，即边缘文化或主流文化、弱势文化或强势文化的差别。这种区别在实际状态中很容易引导出文化价值判断上的差别，即优劣文化、先进和落后文化的差别。这种差别观念固然是歧视，但它几乎是必然的存在。其次，边缘文化、弱势文化注定了是要被主流文化、强势文化所改造、整合甚至支配的。在边缘文化、弱势文化的历史流程中，伴随着的是自身文化主体性被不断消解的过程。也就是说，边缘文化、弱势文化的（民族）文化本性其实是很难追索的，特别是对于“失落的文化”的追索，最终往往只能走进乌托邦。再次，如果无法改变边缘文化、弱势文化或失落的文化必须依赖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资源进行自身言说的文化现实，如乌热尔图必须依赖汉字、汉族文化才能表达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特征，反之就无法言说、无法表达，那么，问题的关键就不应该是“文学或文化的寻根”，而是主要在对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价值分析和思考。不依赖于汉字和汉族文化，乌热尔图大概只能成为鄂温克的“行吟诗人”，他的足迹和文学表现不可能超出鄂温克人群和疆域的范围，他的文学因此也将被封闭在单一民族的文化圈内。从民族文化的表现及传播来看，汉字和汉族文化对于乌热尔图和鄂温克文化其实也产生着“解放”的作用，虽然这种“解放”的代价巨大，必须以民族文化的某种牺牲为条件，但这是文化发展中的现实或宿命，无法改变。
乌热尔图是“寻根文学”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如果把鄂温克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置换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那他就是“寻根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或缩影了。对他的分析也同样可用于我对“寻根文学”的看法。概括地说，对于汉字和汉族文化的实际历史地位与价值地位、对于民族文化追寻的局限性或乌托邦诱导、对于异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可能产生的“解放”作用即民族文化间的博弈关系等等，“寻根文学”（理论）都还未及进行自觉、深入的思考，至少没有成为其主要的思考对象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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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创作的发生特别是其观念的自觉并形成潮流而达到高潮，几乎只在三四年间。在这整个过程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冲击波”的激发，既催生出了新时期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同时对“寻根文学”的特定价值追求也起到了直接的诱导和支持作用。所谓拉美（魔幻）文学的影响，也是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而来，并非中国文学的独特发现。因此，从时间角度看其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寻根文学”都处于“后发”的位置。翻检80年代中期的文学评论，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评论界的兴奋点和聚焦点更多地汇集在现代主义的文学话题上。即使是在“文化热”的两年中，“寻根文学”也并未受到我们后来所想象的那种足够的重视。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变化的急剧加快，思想和文化的兴奋点也迅速转移，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寻根文学”已基本上成为历史。90年代以来对80年代文学的回顾和探讨，更多的也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或现象为主要关注对象或讨论框架，而对其中的“寻根文学”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使得“寻根文学”迄今仍可能是一个远未说尽的话题。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寻根文学”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学现象。
可能是出于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状态的不满或责难，批评界自身在这十几年里一直都表现出对80年代文学批评的怀念。但是，如果从“寻根文学”现象来看，80年代的文学批评其实并不值得留恋或推崇。至今我们所看到和使用的相关批评概念、批评思路，乃至有关“寻根文学”的命名和整体形象塑造，几乎都与当时的批评家无关。贾平凹、阿城、韩少功、莫言、王安忆、扎西达娃、郑万隆、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既是“寻根文学”的主要作家，同时也承当了“寻根文学”批评的先驱角色。甚至可以说，他们还奠定了我们今天对“寻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只有很少的批评家如李庆西（他也是一位作家）、李陀、雷达、吴亮和程德培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建设性的理论贡献。他们在某些方面深化了有关“寻根文学”的理论探讨，同时也开拓了相关批评的可能方向。相比之下，更多专门的文学批评（家）在当时或稍后都只是在对“寻根文学”进行“说明”和“概括”的工作，批评意识并不敏锐，不仅“问题意识”相当薄弱，而且理论阐述也明显缺乏深度。
比如，“寻根文学”中的现代意识问题，“寻根文学”所体现出的对小说叙事结构（方式）的改变问题，“寻根文学”的思想和文学来源（资源）问题……在当时或被触及，但都未能充分展开或进行恰当的分析，有些话题只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文学批评的不充分和不深入，自然也影响到对“寻根文学”局限性的认识。这只要对比一下当时对现代派（或伪现代派）的讨论就能看出两者间的批评差距。
但这种批评的滞后性和浅层性，或许又能反过来引导我们今天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寻根文学”本身是否易于使人误读？对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在中国当代，是主导意识形态高度关注的问题。如果加上当时还未完全自觉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刺激和压迫背景，则出于民族文化自身命运的思考，寻找“文学之根”意识的勃兴，就很有可能演成一时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但是，“寻根文学”恰恰在这一文化思考上表现出相当的暧昧性和不彻底性，使得新的思想尚未全部显现（或还遭到了相当的遮蔽），既有的思想习惯便将其纳入原先的经验之中，最终使一个崭新的时代主题被归属在陈旧的理论框架内。这部分地阻碍了对“寻根文学”在文学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方面的准确评价。当然，理论上的责任应由批评家承担。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它们的“关系困境”自“五四”以来一直未能基本解脱，甚至在许多时候还缺乏基本的“困境自觉”。包括“寻根文学”在内的许多试图解决这一困境局面的努力，或因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绝对化，或因其暧昧性，都使这一关系困境实际上与时俱进地不断成为了当下性的问题。每一次我们面对的都是困境的现实，并且，理论思考都无法深入，特别是无法认同其有效性。或许，这本身并不主要是文学和文化问题。文学和文化只是将这一问题呈现出来的一种形式，本身并不足以提供解决问题的充分可能。“寻根文学”再次使我们怀疑单纯的文化设计的可信度，文化的复兴必有其民族国家力量的整体支持。循之世界历史，我们绝难找得到文化单独复兴的先例。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一味企图自我证明（纯粹在自身系统内部寻求价值支持）时，那它必定就还是极其脆弱的。在西方，当“东方主义”被提出来与西方主流文化相抗衡的时候，它是作为西方的“政治—文化”话语系统中的一种结构性存在而发生作用的。如果将其作为东方的“东方主义”来利用，则这种东方主义极易走入绝对化，因为在东方（文化）中或许无法找到与之抗衡的力量，互为制约的结构关系无从建立，它也就无法真正成为摆脱上述“关系困境”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寻根文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主要并不在其为我们的文学开拓了什么独特的新资源，而在其再次重现了“困境”的严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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