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理论解释模型的新范式——具身模仿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儿童心理论文,论述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儿童心理理论解释模型概述
近二十年来，有关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状况发现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认知研究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升，尤其是出现了作为儿童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学前儿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发生、发展研究[1]。心理理论是指个体知悉他人的意图、愿望和信念的能力，个体借助这种能力去预测他人行为的心理状态，一旦缺乏此种能力，可能造成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互动，而探寻这种能力的来源就自然成为发展心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心理理论自提出以来，在取得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实验结论和现象的同时，也使得对于这些结论和现象的解释不可避免的被提上日程。如何为这些实验结论和现象提供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成为当前心理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魅力，也最能体现研究者知识功底的“助推器”。迄今为止在心理理论的解释理论方面已出现了许多相互竞争的解释框架（理论论、模仿论、模块论、匹配论、表征重述论），其中尤以理论论(Theory-theory,TT)与模仿论(Simulation Theory,ST)最具影响力。一直以来，模仿论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儿童心理理论的运作方式，但是始终缺少一种自下而上的机制来支撑其理论假设，因此饱受争议与诟病。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重点介绍了当前国外新兴的模仿论范式——具身模仿论(Embodied Simulation Theory,EST)（为了区别具身模仿论，我们将原先的模仿论统称为“经典模仿论”），以期从根本上解决模仿论核心机制匮乏的争议，为当前儿童心理理论解释模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 经典模仿论的主张与困境
在模仿论诞生之前，有关心理理论的解释一直遵循的是理论论的主张。理论论认为，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感知、知识、需要、意图、愿望、信念等）的认识，并由此对相应行为作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例如，一位小女孩对于她的哥哥有目的地在冰箱里翻找这一行为，她是通过设想哥哥想得到某种食物，并相信能够在冰箱里找到，想吃掉这个食物以及如果找不到食物会感到失望和不开心等等来加以认识的，在这种关于心理如何运作的常识心理学的帮助下，使得她的周边事件产生了秩序。它提供了关于他人行为的解释使其借助他人的信念、愿望、知觉、思想、情绪和意图来预测他人的行为。即专指某种日常的，非正式的用于认识心理世界的“框架”。这种“理论”有一个抽象、连贯的因果解释系统构成，它使得儿童能够借助诸如信念和愿望等无法观测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行为[2]。之所以把关于心理的知识称为“心理理论”，是因为常人的心理知识是由相互联系的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的心理成分组成的知识体系，人们可以根据这个知识体系对他人的行为行解释和预测，而这个知识体系就像科学理论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然而自80年代末起，这种观点却遭到了来自模仿论的强烈置疑。Goldman(2007)认为我们无法确信存在这样一套能够定义心理概念，并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类规律概括。即使我们可以尝试着详细阐述这些似乎存在的规律，但这与我们是否真正拥有这样的规律是两回事。假如人们的确具有这样的一套规律体系，即通过心理状态与其它心理状态或外部事件的联系完成对心理状态的归属，那么我们不得不通过“其它的其它的”心理状态来归属其它心理状态，进而陷入无限倒推，无法实现归属心理状态的任务。即使可以完成，我们也必定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这是实际经验不允许的[3]。因此，Harris提出，儿童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认识部分地来源于他们的假装游戏。在2岁到2岁半间，儿童开始利用他们的想象赋予玩具娃娃以愿望、情绪和感觉[4]。他们会说某个玩具娃娃想吃东西，感到高兴、感到冷。这种假装的能力，或许是基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觉知和想象自己处于各种不同心理状态中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想象他们自己想要食物，以及想象如果自己得到事物时感到高兴，因此他们可能将这些心理状态模仿性地迁移到其他人身上。一旦儿童能够建构这种其他人的愿望、则他们就能够预期这个人试图达到这一目标的行为，以及源自该愿望得到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时的情绪。因此，通过某种“现象的引发作用”(phenomenological bootstrapping)，幼儿就能利用他们对自己感受、愿望以及其他心理状态的觉知，去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并在发展过程中建构更一般的心理概念[5]。以意外地点任务为例，Gordon认为：“4岁或5岁的正常儿童预测他人行为的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些儿童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能力，即能考虑到别人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他能预测行为的错误……他要么完全没有信念概念，要么至少是没有把它用于行为预测的能力。”由此Gordon得出结论说：“只有那些能完成假装游戏的儿童才能把握信念概念”，他称这种能力为“实践推理”[6]。一旦在模仿过程中得到了这种实践推理的能力，即使我们不能够说出我们预测的是什么，为什么能预测，我们也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模仿来预测他人的行为。
经典模仿论的主张很好地弥补了理论论在日常经验生活中解释力的不足，然而这种主张也存在着本身不能解决的困境。我国学者熊哲宏(2001)敏锐地指出“从理论来源看，模仿论不过是心理哲学中关于‘他人心理’(other minds)问题的现代变种”[7]。根据Descartes的心身实体二元论，因为“绝对的孤寂是灵魂无法躲避的命运，唯有我们的躯体才能彼此相见”，所以我们要想推测他人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中，最有效地解决方案是：通过基于自身情况的某种缄默的、未明确表述的推理，来获知他人在想些什么或感受到什么。我们具有通向自我心理状态的特权，从而明确在某种心理这状态下后续的行为事件，故当我们从他人那里观察到这样的身体事件时，就很自然地推论他是处于相关的心理状态中，并能根据这种心理状态继而推测并解释其后续行为。即，我们是通过把他人与自身相类比而获得有关他人心理状态的知识的。应该说，这的确与模仿论声称儿童用自己的心理资源来模仿他人行为存在共同的认识论基础。而事实上，这种Descartes主义的心理现象私密性与第一人称权威性，早遭到了Wittgenstein著名的“盒子里的甲壳虫类比”等思想实验的严肃逻辑批判，他们认为建立在私人语言之上的第一人称权威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显然，经典模仿论的危机来自：如果这一自上而下(top down)的沟通自我与他人的桥梁被拆毁，模仿本身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均不复存在——那么拿什么来推测他人心理状态呢？这个问题成为困扰经典模仿论者的“理论的死角”。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日常经验生活中。模仿的确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人心理状态和行为，并对此做出解释。另外，我们也必须承认就心理理论的起源而言，模仿能力早于理论发展。以A.Meltzoff和C.Moore对新生儿面部模仿能力的研究为例。他们以成人实验者的面部为刺激材料，让成人实验者间隔一定时间做出一个特定的表情姿势，然后由一位对各个阶段呈现给儿童表情姿势不知情的观测者对录象中婴儿模仿的程度打分。结果发现，对于实验者张大嘴巴这一姿势的反应更经常地表现为张大嘴巴，伸出舌头的情况也是一样。这种婴儿与成人表情姿势之间的匹配遵循了类似模仿的机制[8]。因此，模仿论亟需一种自下而上(Bottom up)的机制来支撑其理论设想，而当前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似乎为这种设想找到了新的证据。
3 从镜像神经元到具身模仿论
1996年，Gallese和Rizzolatti等发现了一类存在于恒河猴大脑腹外侧运动前皮质的新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猴子执行指向目标的手部动作，如抓取物体时放电，并且当它们看到其他个体（猴或人）执行相似的动作时也会放电。这一类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9]。随后，在与F5区相连的后顶叶中也发现了具有相似特征的神经元。动作观察导致观察者神经机制的自动激活，这一机制在他们执行动作时会被触发。他们假设，这一机制可能是动作理解直接形式的基础。Umiltà(2001)的研究还显示，在被观察动作的最终关键部分，即手和物体交互作用部分被隐藏后，F5区的镜像神经元仍会被激活[10]。Kohler(2002)的研究则显示，一类特殊的F5区镜像神经元“视听镜像神经元”(audiovisual mirror neurons)不光被动作的执行和观察所激活，同样可以被相同动作所产生的声音激活，这些实验证实了镜像神经元不仅具备表征动作信息本身，而且还具备对动作意图的理解能力[11]。令人惊喜的是Rizzolatti和Craighero(2004)的研究表明人脑中同样存在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动作的感知与执行相匹配。在动作的观察过程中，前运动皮质和顶叶区会有很强的激活，很有可能这里就是与猴脑镜像神经元存在区域对应的部位。并且人脑中与动作匹配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时根据不同的区域组织起来的，即前运动皮质和顶叶皮质的不同区域会分别被嘴部、手部和足部的动作的观察与执行所激活[12]。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为人类诸多社会认知能力找到一种神经生理基础，而心理理论作为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Agnew(2007)的研究总结了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心理理论相关脑区之间存在重叠的部分，主要集中在颞上沟，部分额叶回以及顶叶和颞叶的交界处[13]。当前儿童心理理论领域中的著名学者Meltzoff和Baron-Cohen等纷纷开始关注镜像神经元在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4]。
然而，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恒河猴肯定不具备成熟的心理理论。因此，是什么使得人类在理解他人心理状态时具有与之不同的能力呢？目前关于人类心理理论的神经基础在功能方面还是知之甚少。尤其是，一直以来心理理论缺少一个关于人类如何从他们观察到的他人的动作中推测其意图的神经科学模型。例如，心理理论认为相同的特定动作可以由很不相同的意图引起。假设一个人看到别人拿起一个杯子，观察者大脑中抓握的镜像神经元很有可能被激活。然而被观察动作和观察者大脑中动作的运动表征之间简单的运动等价只能告诉我们这个动作是什么（这是抓握动作）而并不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动作。决定动作A（拿起杯子）为什么被执行，即决定动作意图的是等价于探究尚未被执行的后续动作的目的（例如从杯子中喝水）。Fogassi等(2005)描述了一类顶叶镜像神经元，它们的放电会更具一个动作（如抓握一个物体）的后续尚未被看到的动作（如将物体放到嘴里）的不同而不同，从而理解整个动作的意图[15]。因此，这些神经元不仅仅编码看到的动作而且似乎还赋予恒河猴预测他人的下一个动作以及他／她的完整意图的能力。这同样显示不同的镜像神经元匹配系统在我们特有的关于自身多模块经验知识和了解他人之间起协调作用。
Gallese(2005)指出这种机制可以在功能层面被描述为具身模仿。这是一种特殊的机制，这一机制组成了一种基本功能特征，通过我们的大脑／身体系统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来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Gallese指出就模仿可以存在在两种水平上：(1)心理上的模仿(mental simulation)，这是经典模仿论的主张，这种模仿是自上而下的，主要在意识水平上加工。(2)“具身模仿”(embodied simulation)，这种模仿在神经水平上发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加工[16]。具身模仿认为在观察一个动作时观察者会自动无意识的在心理上模仿该动作，从而产生这个动作的内部运动表象(internal motor representation)，然后通过运动表象再从自身的运动记忆库中抽提出以及与该运动相关的其他表象（如情感、意图、信念）。因此在“具身模仿”该动作的同时我们了解了所有自身关于这个动作的所有信息（包括意图）。随着镜像神经元的发现，Keysers(2007)认为，正是因为通过镜像神经元“具身模仿”时产生的内部运动表象，才使我们能抽提到与该动作相关的信息（情感、意图、信念）[17]。
4 具身模仿论对经典模仿论的超越和展望
如前所述，经典模仿论将“感同身受”地模仿他人的心理状态视作是我们理解他人心理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其驳斥理论论主张的核心论调之一，但是这种模仿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却一直困扰着模仿论者。传统认知心理学则认为，模仿能力的强弱来自于个体对外界接收信息并按此发起新活动能力的大小，行为的创新则是模仿在许多榜样示范的基础上，观察者产生一种新的行为方式。这些有关模仿的看法都是在第一代认知科学(first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视角之下展开的，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计算机隐喻”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纲领面临着来自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实证发现以及哲学家思想实验法的双重夹击，这些挑战和批判动摇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根基。正如著名认知科学家A.Damasio指出的那样，“为了尽可能高效地确保身体的生存，自然偶然寻找到了一种高效的解决办法，用自然在身体上所引起的调整来对外部世界进行表征，即每当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发生互相影响的时候，就通过调整身体的原始表征来对环境进行表征[18]。V.Mildner(2008)则大声疾呼“人类心智绝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运算法则。它需要身体的示例(physical instantiation)和肉体的介入。”[19]这些主张都标志着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先锋的具身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已露端倪。
具身认知科学强调若想透彻理解人类的心智能力，我们必须了解大脑、神经系统、身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就模仿而言，并非一定存在在意识水平上，很有可能在人类千百万年的演化史中，镜像神经元提供了人们同其他个体进行社会交流的快速通道，被进化选择所保留并增强，这种模仿相对前者来得更古老也更基本。就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言，这种能力的发展也是遵循从神经水平到意识水平上的心理模仿的进化过程，Muthukumaraswamy(2007)指出经典模仿论者所信奉的心理模仿，很可能就是从具身模仿中衍生出来的，并且这种衍生并非仅仅发生在种系发展的水平上，在个体发展水平上可能也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衍生的痕迹[20]。儿童心理模仿的能力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并不存在，这种意识水平上的加工受到婴儿阶段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的限制而无法发挥其作用，但是婴儿的心理理论能力依旧需要得以发展，因此，具身模仿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很好地替代了心理模仿的功能，以一种生物性的方式帮助婴儿不断地与他人之间建构信息的互动模式(modes of interaction)，最终建立其直通他人心理状态（意图、愿望、信念）的心理理论能力。
从认识论上看，具身模仿通过一种“无中介的共鸣”(unmediated resonance)，即直接通过镜像神经元使得自我与他人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进而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即“自我和他人对形式事件的感知中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是人——有着相似的大脑／身体系统——使得他们表现相似。”[21]这种具身化的方式与经典模仿论以意识为中介的加工不同，很好地摆脱了Descartes主义第一人称权威给模仿类比推理设置的桎梏。因此，具身模仿论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经典模仿论的困境，在赋予模仿以更精细程度上区分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儿童心理理论发生、发展和解释方面的认识。当然，既然具身模仿论地提出伴随着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与不断深入，那么，还有如下问题需要关注：首先，具身模仿是如何通过镜像神经元过渡到心理模仿，并帮助儿童有效地完成错误信念任务的？其次，近期来自发育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镜像神经元具有可塑性[22]，而4岁作为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分水岭，这一过程是否也伴随着镜像神经元发育、完善的进程？再次，以镜像神经元为基础的具身模仿，究竟是怎样在复杂的社会认知情境中与理论建构互为补益，并共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成熟？这些都需要未来的儿童心理理论研究者设计出更精巧的实验来加以论证，更离不开以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与进化认知神经科学为依托的具身认知观的介入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