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小城镇发展与城市化道路选择--“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批判性思考_小城镇论文

发展重点小城镇与城市化道路选择——对“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批判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小城镇论文,道路论文,重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5)05～0022～09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也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城市化将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个意义下，我国小城镇发展问题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发展和繁荣小城镇也再次成为一项大部署，这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大问题、大战略。

       尽管经过了若干年的不休争论和不断探索，我国最终选择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但这些年来的客观现实依然是偏重发展大中城市，并没有使小城市，尤其是没有使小城镇“协调”发展起来。另外一个客观实际是，经过这些年的城市化历程，我国城市化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1]。在城市表现为大气污染、交通拥堵、水资源匮乏等以及“半城市化”农民工体制的“双重城市病”；而在农村却表现为乡村凋敝、暮气沉沉，以及农民并没有普遍富裕起来的“农村病”。当然，这也要辩证地看待，没有若干乡村的凋敝则不会有若干大城市的崛起繁荣。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平衡两者的关系。

       到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3.7％。若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仅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那些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城市化大大地落后于工业化。到2012年，在GDP当中，农业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10％，但农业劳动力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的比例还有36％，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还有46.3％。现在我国农业人口6.2亿，按未来我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较快速度计算，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约60％，仍还有约5亿多的人生活在农村①。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通过城市化让规模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去生产、生活。因此，我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必然再次回归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也必然要求将着力点放在小城镇发展繁荣方面，尤其是发展繁荣重点小城镇，切实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本文拟从“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出发，批判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小城镇是消除“城市病”与“农村病”，化解“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空间不平衡发展”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逻辑和机制，也是时空研究的重要内容。

       时空社会学是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2]，将“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纳入到城市化研究之中则是时空社会学研究较少涉及的一个视角。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1)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的阐释，主要围绕大卫·哈维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研究[3～5]。2)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实证研究，如有以“城中村”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视角结合其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分析资本如何通过对地理环境的不平衡选择来维持其不间断的利润生产[6]。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作为对以上研究的补充，本文在引入“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并吸收上述研究思想和成果的基础上，包容性地批判“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视角下，我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及其负面效应，并提出有效的化解途径。

       一、“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现代社会发展逻辑

       时空视角下，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构成性要素，而且时间和空间可以相互转化。如以“时间”消灭“空间”、以“时间”换取“空间”等就是这个意思。以时间消灭空间、空间不平衡发展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

       研究空间的一批理论学者将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甚至资本主义生存的本质巧妙地关联起来，指出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方式。在他们看来，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是理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方法之一，“各区域和民族的不平衡发展，如同资本对劳动力的直接剥削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基础。”[7]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持续累积过程成为可能，使资本主义自身的再生产得以实现。

       具体而言，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表现为，被占有的空间区分为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这种地理或空间的划分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欠发达区域自然为发达区域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由此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拓展和延伸新的空间，并制造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差距或者状态。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延伸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其特定的空间内，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无法再增加而劳动力生产成本又大大提高，利润上升空间达到极限，甚至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将发展空间延伸到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以获取更大利润。当这些国家或地区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时，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又将发展空间再次复制延伸到中国内地、越南等地，因为这里具有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大量的原材料，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当发现中国又出现类似的情况时，空间再次被开拓延伸至缅甸、印度等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过程，实质上是地理不平衡发展的集中体现。建构空间的各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富裕地区对贫穷落后地区的剥削是实现“超利润”的捷径，甚至是资本主义维持其扩大再生产的不二法门。

       资本主义发展在时空延伸和资本输出过程中，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由于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构成了发达地区和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剥削，以及巨大消费生产的充分发掘利用，甚至将城市空间的生产、城市化裹挟其中，客观上推动了城市化发展。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再次融入世界体系当中，在融入全球经济之际，我国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也一样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空间整合过程中。我国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正是在资本主义危机转移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体系下逐步发生和展开的。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发展，同样是空间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因为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剩余价值，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时空延伸，是资本逻辑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城市空间生产亦然如此。当然，城市空间生产的内涵意义也在发生着从“空间中生产”向“空间生产”的转变。

       所谓空间生产首先是指对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对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我们已经由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8]47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从一种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生产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以城镇化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它与早期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相类似。”[9]27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城市社会生活展开于城市空间之中，“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和产物之中。”[9]21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社会空间”与普通产品一样，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产品”被用于出售、买卖，导致现代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城镇化，乃至城乡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当我国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地区的城市，大大加速了发达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但也导致欠发达地区越发滞后，这恰恰是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二、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对我国城市化的负面效应

       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无疑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但也不容回避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中包括空间安全、发展代价、“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等负面问题。

       (一)“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下的国家安全

       当前，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碰撞、大综合。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性必然体现在特定的空间之内。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现代性的时空特性的意义主要是非连续性、断裂性、非确定性和风险性。并且“在这种空间中的一个场所发生的事件，可能立刻和成网状地影响到另外一些场所”[10]。时空特性及其意义表明了现代性特征，尤其是非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特征。在“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推动的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空间安全和风险这一重大问题。因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1]。其中人口大规模空间转移已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35年我国有一位地理学家胡焕庸，在我国版图上，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大致45度的倾斜度画了条线。这条线的东南以36％的国土聚集96％的人口，而西北以64％的国土承载4％的人口[12]。这条线就是后来公认的著名的“胡焕庸线”。

       经过70多年发展变化，尽管胡焕庸先生揭示的中国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大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的绝对而显著的变化。如果以1949年和2010年数据比较，东南部人口规模已经增加了2.47倍，人口密度也增加了2.54倍。东南部人口增加了7.5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欧盟28个成员国2013年人口为5.74亿人[13]。我国东南部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欧盟人口总和。可见我国东南部人口的规模巨大和集中程度。

       另外，根据区域分布看，西部地区72％的国土面积分布165座城市，城市数占全国的25.2％，城市人口仅占全国19.5％；东部地区10％的国土面积拥有233座城市，城市数占35.6％，城市人口却占48.8％(表1)。由此可见，城市分布空间不均衡的状态。

       这一重大变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如果仍以分布比重来讨论我国人口分布似乎意义不大，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习以为常的数据，大家已经接受了。但这种人口绝对规模的快速而显著变化，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城市化道路，需要反思和批判“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如何选择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特别是推进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进程，这不仅关系到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更重要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

       2003年疫情高峰时几乎使得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教训应该是深刻的。SARS疫情事件告诉我们，高密度的东部地区人口分布隐藏着巨大的非传统安全隐患。我国绝对规模人口长期类似这样空间的分布状态，势必导致潜在的空间风险问题，尤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非传统的空间安全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尤其是发展和繁荣重点小城镇，应该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来认识。因此，当前正在推进的新型城市化如何把握、引导、规范“空间不平衡发展”，将成为一个重大而现实的战略选择问题。

      

      

       (二)空间不平衡发展带来巨大发展代价

       我国经过30多年的空间不均衡战略发展，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个成就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使得我国在全球化时空延伸和时空压缩中，获得了“超越发展”[14]，也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地位。这是通过以空间换取时间、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今天我们无论怎么赞扬这个成就也不过分。但另一方面我们为之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种代价还可以划分为有形代价(visible costs)和无形代价(invisible costs)。

       当前正在推进的城市化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成本，这是典型的有形代价(visible costs)，突出地表现在人口的长距离大规模流动和资源的巨批量大跨度调运。例如，我国春运已成为每年一度的规定动作和沉重负担。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农民工外出，“春运”逐渐成为社会热点。2001～2015年春运的人数逐年增加，从16.6亿增加到36亿、37亿的巨大规模(表2)。甚至有媒体不无夸张地指出2015年的春运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其中近些年为了“方便”农民工的出行，还专门设置了“农民工专列”。

       之所以有农民工专列，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化让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处于“半城市化”状态，过着“候鸟式迁徙”的生活。历年的农民工统计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表3)。农民工还没有融入到生产生活的城市社会中。这些数字足以表明流动人口规模及区域结构的重要变化，尤其是为之付出的巨大成本。

      

       除了“有形代价”之外，还有因流动而导致的背井离乡、家庭分裂、骨肉分离、亲情缺失的“无形代价”。因流动而造成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15]。“无形代价”无法度量，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并已付出的社会代价。当然，“无形代价”不止这些，有些“无形代价”可能若干年后、甚至几代人后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并转化为“有形代价”。

       不论是“有形代价”还是“无形代价”，都是我们为现行的城市化支付的成本和学费，这笔高昂的成本和学费要求我们深刻反思“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所选择的城市化道路。

       (三)“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

       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城市化结果，除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外，也带来了“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的后果。一方面，“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大城市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等“城市病”多发，这些问题让生活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居民已经开始尝尽了苦头；另一方面，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农村地区的大量优质劳动力以及资源被大城市单向“吸纳”，致使农村普遍出现了乡村凋敝、缺乏人气、留守人口和社会治安等社会现象和问题，尤其遗憾的是农民并没有因城市化而普遍富裕起来。

       三、批判与反思：“空间不平衡发展”逻辑下的城市化

       (一)对“空间不平衡发展”逻辑下城镇化的认识和批判

       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剩余价值，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时空延伸，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城市空间生产亦然。当我国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发达地区的城市，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价值。陆学艺依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民工的贡献作了粗略的估计，一个农民工一年为城市创造14431元的财富。2001年全国有9460万农民工，当年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13652亿元的财富。相当于当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5411亿元的89％。据此认为，这也是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用农民工多的城市发展得快的一个重要原因[16]。这是典型的“空间中生产”，还可以称为“人口红利”支撑的“空间中生产”。其实质是“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当“人口红利”不再能够支撑资本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时候，“空间中生产”转向了“空间生产”，资本直接投资于城市本身的建设，投资于不动产、基础设施、城市扩张之中，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关系。这也正是在资本逻辑下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和感受到的：居高不下的房价、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紧张的城乡关系以及不断产生的土地利益纠纷和上访，等等。这些年我们推行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也是“半城市化”的城市化，一方面是廉价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的过程，攫取巨额土地利润的过程，有专家指出“过去几十年土地差价达30万亿”[17]。由此可见，“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所推进的城市化的实质。

       (二)回归体现“使用价值”的城市化轨道

       一切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须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在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是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交换价值及其生产，是以另一种形式占优势为前提的。”[18]这一思想明确指出，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从事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从事的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这也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空间理论者在马克思这个思想基础上，指出“空间不仅是经济性的，并非所有的部分可以相互交换且具有交换价值。同时空间是一个使用价值的永恒原型”[8]51。空间理论家列斐弗尔针对资本主义空间过分强调“交换价值”的极端状况，对资本主义空间和社会主义空间加以对比，并展望指出，从资本主义空间到社会主义空间的转变，意味着空间由被支配到被取用的转变，意味着将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味着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于交换。”[8]55在列斐弗尔看来，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修改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产品，赋予其社会性。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是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的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社会成员的空间需求，使用价值优于交换价值。这个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让空间生产回归到“使用价值”生产的轨道上，不要一味地在资本逻辑下追求“交换价值”，偏离城市化过程中倡导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价值和理念。这正是要求选择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论基础，通过空间实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19]，通过坚持社会建设的原则推进新型城镇化[20]，这正是对“空间不平衡发展”逻辑下城市化道路的深刻反思。

       经过3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呈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种城市化状态，是过分追求空间生产“交换价值”“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必须客观指出，我国当初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引入了市场手段，推进了空间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制度改革，通过空间生产的手段将资本引入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这大大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很难设想，当初如果没有启动空间生产，会取得今天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成就。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还十分的不平衡。“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的重要启示是，如何规范、引导和驾驭“空间生产”，实现我们想要的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追求质量为内涵的城市化，走我们想要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四、发展重点小城镇：化解“空间不平衡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城市化内涵的拓展对于发展重点小城镇的启示

       在时空压缩这一结构特征下，社会不仅是主动建构的，也是已建构或被建构的。在已建构或被建构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实现主动建构和自主建构[24]。这些年我国的城市化，是“空间不平衡发展”逻辑下的城市化，更多的是表现为“土地财政”“土地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GDP的城镇化”“统计城镇化”“农民被上楼”，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并非“人的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促使我们进一步拓展丰富“城镇化”的内涵。

       以往我们认为，城市化是基础设施的城市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是人口城市化，通过工业化吸引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城市居民过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即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享受高品质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等。实质上，城市化是一个让更多的人享受城镇文明生活方式、享受完善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一个居住在乡村的人有很多是从事非农的从业者和居民”的过程[21]。总而言之，城镇化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系统性转变，而非简单地理解为城市空间粗放拓展、城市人口盲目扩张的过程，非农人口集中到城市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反思“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和战略，要求发展和繁荣小城镇，这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化解当前“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消极影响的必然要求。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催生了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也孕育了一大批小城镇的发展。1983年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的发表使得小城镇研究热起来，小城镇的发展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费孝通认为，中国小城镇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走上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小城镇在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作用非常重要。在大城市本身人口压力大、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难以容纳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新兴小城镇正可以发挥拦阻和蓄积人口流量的作用。

       正如前文所说，尽管我国城市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所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有关研究，我国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4个省市属于高城市化水平(61％以上)，已达到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城市化水平。有19个省市区仍处于41％～60％的中城市化水平。有8个省区城市化水平还在40％以下，特别是贵州和西藏还低于30％的城市化水平[21]。这种不平衡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同时也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导向，即走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小城镇是城市的空间性和乡村的时间性相结合的关节点。发展和建设小城镇，是农村和城市互通有无，不再继续剥削农村的城镇化道路，同时也是消除“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的城市化道路。由于小城镇的发展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发展和繁荣小城镇中，要求有选择性地发展重点小城镇和中心镇，一方面可以克服大部分小城镇自身能力的不足，如产业基础薄弱、缺少吸引足量人口进入的就业岗位、基础设施水平差、社会管理成本高、用地效益低等方面的缺陷[22]；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错失推动重点小城镇和中心镇与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的机会。

       根据有关统计，我国建制镇从2000年的12084个，增加到2013年的20117个，净增8003个。统计还显示，2013年我国1442个县、117个自治县、368个县级市，总计1927个②。这些市县的重点小城镇或者中心镇都具有较好的城镇化基础，继续发展和繁荣这些小城镇，不仅可以逐步达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我国2万多个小城镇的总体城镇化发展水平。重点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能够消除“空间不平衡发展”城市化的消极影响。

       (二)小城镇是解决“城市病”的重要出口

       当前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雾霾、交通拥堵、水资源紧张、高房价、社会治安差等“城市病”。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城市空间本身的治理，另一方面需要统筹城乡发展，以“生产系统转移”城市化动力因素逐步替代“人口转移”城市化动力因素，重构城市空间，消除空间不平衡所带来的“城市病”。在这个方面，重点小城镇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

       重点小城镇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并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方针，目的之一是要“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裕劳动力”。当然第一步是要把小城镇建设起来，以此吸引广大农民到小城镇来务工经商办企业，逐渐转变为城镇居民。陆学艺先生早在2000年就曾为此算过一笔账：“当时我国现有45462个乡镇，其中有建制镇19060个；在建制镇中有2126个是县或县级市的城关镇。如果我们经过5～10年的改革和发展，使现有的2126个县(市)城，平均达到5万人的规模，使16934个建制镇平均达到1万人的规模，使26402个乡政府所在地的人口集聚平均达到0.5万人的规模，那么加上全国231个省地级城市的城市人口，则将有6亿多城镇居民，约占2010年总人口的45％，相当于1995年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23]由此可见，小城镇在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以及治理当前“城市病”中的重要性。

       (三)小城镇是解决“农村病”的重要出路

       通过发展繁荣小城镇，不仅可以解决城市病，同时也解决了“农村病”。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我国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是从时空上对小城镇建设方案的合理延伸，在小城镇建设的基础上，建设好乡村，是从源头上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合理化、系统化、良性化的重要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合理要求。“通过改革和规划把小城镇发展起来，把1.5亿～2亿农民转移到镇上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仅此一项，就能使留在农村的农民的收入增加20％～30％，这盘棋就活了。”[23]当前，尽管我国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务农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要让绝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必须兼业，也就是依靠农业的同时从事二、三产业，以此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发展繁荣小城镇，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新的渠道和途径。当然，发展和繁荣小城镇，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成本的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以及资源巨批量、大跨度调运等一系列的难题。因此，发展繁荣小城镇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大问题。

       五、简短结语

       我国城镇化历程表明，这些年我国偏重大中城市发展，没有使得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协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这一客观现实是“空间不平衡发展”城市化战略的结果。现实发展要求我们研究和思考促进小城镇发展，尤其是有选择性地发展重点小城镇。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小城镇本身如何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对“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和战略的包容性批判和反思，要求回归到体现“使用价值”的新型城市化的轨道上，发展和繁荣重点小城镇，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化解“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产生的诸多消极影响。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版《2014中国统计摘要》及其推算。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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