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区生活空间的变奏曲——北京东城区东四街区的历史追忆与现代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街区论文,东城区论文,变奏曲论文,生活空间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四街区，隶属于东城区管辖，它北起平安大道，东邻东二环路，西至东四北大街，南到朝内小街，区域外形呈长方形。东四街区以朝阳门内小街为界，划分为东、西两片，东片部分已在危改和拆迁后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楼房，而此处的明清时期皇家仓廒旧址也被打造成南新仓文化休闲街；西片的头条至九条胡同，除头条、二条、九条胡同因地铁占用已不完整外，其他胡同在外貌上基本保持老北京城区的传统格局。走入东西走向的胡同，院落外墙部分已被仿古色调的青灰墙漆涂饰一新，较为规整和气派的宅门不仅装点着老城区胡同的整体风貌，也彰显了京城古代建筑的审美旨趣。平房院落是胡同的基本单位，除却几处保护完好的四合院落外，其他基本上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大杂院。在大杂院里，内宅院落空地被随意搭建的简易瓦房所占用，狭窄又低洼不平的过道里堆放着例如煤池子的生活用品，如果细致辨认的话，依稀可见的走廊和帘门还隐约中透露出院落往昔的历史痕迹。
奥林匹克示范社区的称号是东四街区的荣耀，也是东四近几年得以快速发展的坚实依托，此地醒目的标志性建筑物——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活动中心和奥林匹克社区公园，是现代东四街区最为典型的符号象征，它以人文奥运、和谐社区为主旨，成为街区交往体系所创设的社区时间和社区场所，不仅提升了东四形象，也成为官方和媒体的关注对象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那么，在奥运会这一重大事件下，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的传统城市街区，如何在国家意识与地方街区的互动中被一步步规划和改造，而这种以居民日常生活为主线的城市空间能否被再造成为一种典型的景观，或被纳入活态博物馆体系，这些疑问是本人试图通过田野调查来解答的。然而，在调查东四街区时，上述疑问却遭遇到了诸多尴尬，除了东四胡同中的居民在模棱两可地确认东四为奥运社区，而其他居民对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①
反而，调查中，面对着平房院落的大规模改造，在此居住的老住户们不断叙述着街区的历史，性情古怪的旗人房产主、盛极一时的隆福寺庙会、九道弯胡同转变为错综复杂的五条胡同，消逝或被掩盖了的历史在回忆中得以呈现，虽然十分零散且有添加的成分，充实了街区鲜活的可想象空间；个人在街区中的生活史也成为老住户陈述的一部分，他们回忆建国前后经朋友介绍从东皇城根搬迁至此的情形，回忆文革时期房产没收后的忍气吞声，回忆改革开放后房产逐渐归还的喜悦，而面对当下大规模的“民居修缮工程”等，久居此地的老住户心态却各有不同。因此，对于本文来说，“奥运”作为非常时期的特殊事件，它的意义在于将传统街区打造成现代化“奥运社区”的过程中，也为街区社会关系的展现、历史脉络的追踪及历史遗留的解决提供了一次较好的契机。
根据逻辑顺序，本文将分别以东四街区的历史追忆和现代重构两部分展开。前一部分通过各种文献材料——明清北京志书、文人笔记、清代北京房契、民国户籍调查、建国后东城区档案等文献材料，结合东四街区的田野调查，在注重文献与田野持续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京城独特的街区聚落形式进行微观的历时性考察，强调街区生活空间在社会变革、经济波动、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变迁过程。后一部分为街区的现代重构，它是建立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即对历史脉络和历史累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后，才能在历时性的比较中获知现代街区遵循着何种规则进行重构。在后部分内容中，若干官方文件与街区住户的口述访谈构成重要的资料来源，如果说在使用官方文件时，需对其隐含的官方意识和官方话语加以辨析的话，那么，住户以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来解说已逝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无论是街区历史追忆或是现代重构，住户是维系街区传统和持续性的重要纽带，因此找寻城市社会中很少被载入历史史册的住户生活史，是本文使用民俗策略进行街区分析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一、东四街区历时发展脉络
街区，在明清北京志书中被称为街坊、街衢、坊巷等，它首先是城市行政建置的基层单位，通过划定某一区域范围，将一定数量的人口与房屋相结合编入户籍并明确身份，以便进行统一且有效的规范和管理。街区也是物理空间的概念，清晰的地理边界把城市分隔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街区系统，城垣街市、住宅院落、学校公署、寺庙道观等在内的功能建筑物被随意分散在街区四处，纵横交错的胡同格局构成了京城典型的街区图景。街区又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或世代居住，或为谋生计暂住于此，身份、职业各不相同的居民共同汇聚在街区各个角落，以等级界限鲜明却又相互熟稔的方式建立城市社会的日常交往体系。以上城市街区的三个层次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无论是作为政治规范和社会治安的需求的行政界定，还是用物理边界和建筑物来明晰的街区内部空间，或者为生活气息浓厚的城市居民生存状态，在三重功能的共同合力下，在历史长时段的进程中，街区逐渐发展成较稳定的“城市生态”。② 将城市街区剥离成层次分明的城市生态，有助于从细节处考察街区变迁和延续的层级关系和隐藏轨迹。
（一）东四街区生态的演变
自元朝《析津志辑佚》开始，有关记录北京“城市”、“坊巷”、“街衢”的志书层出不穷，根据这些历时性的文字记载，一个持续变化和不断生长的城市空间得以客观展现。东四街区，依照明朝“城内地方以坊为纲”的行政设置，③ 它大致归属于东城南居贤坊和思城坊，受顺天府大兴县管辖。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此二坊的东面为东直门和朝阳门，漕运而来的南方粮食和物资从此处登岸进入内城，官方在其周围广建仓廒垄断重要物资流通，在控制商业网络时，货物的流动也刺激了附近一带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南面大市街上“杂货市”、“柴草市”、“贸易所”就是例证④；往北为府学胡同，是太庙、贡院的地方，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汇集于此，清朝震均谈及春秋二试时，提到附近街巷多以租赁房屋牟利，“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⑤。高耸的东四牌楼为此二街坊及其他临近街坊的典型商业网络标识，林立的店舍、商铺以这一标识为中心向四周扩布开来，加上各种类型人口的流动，在明朝出现了“所谓城中市肆，北最盛，次则东牌楼街，西不及东”的情况⑥，也显现出南居贤坊和思城坊的商业贸易指向。除商业指向特征外，据康熙二十五年《日下旧闻考》对南居贤坊和思城坊的考证，由明朝太监和官员出资、舍地或撰碑的寺庙道观构成街区的另一图景，如“为太监王成住宅”的承恩寺、景泰五年太监阮通修建的永丰观、由“太监阎兴撰碑”的慧照寺、通政司陈恭撰碑的福安寺等。⑦ 韩书瑞（Susan Naquin）认为明代宫廷成员积极参与寺庙道观建设的原因，一来是明朝皇帝的倡导，二来为上层透过建设寺庙作为中介，参与了北京的城市生活提供便利，因此皇室、宦官与宫中的妇女等等都曾是寺庙的赞助者。⑧ 这里姑且不论明朝寺庙建设的功能和目的，本文较为关注这些寺庙道观在街区的广泛存在，为清代汉民进入内城打开了一个缺口。
清代北京街区资料的相对丰富，使东四街区图景的呈现更为细致、完整。清初满族入关，在京城强制推行满、汉分城政策，除了将内城土著居民驱逐至外城外，明朝内城日渐成熟的城市商业网络也在高压下被强行中断，渐而转变为政治、军事等功能较均质、单一的八旗街区。东四街区为正白旗部分居址，“正白旗居东直门”，“取金胜木”之义，区域界限北自府学胡同东口向南，至四牌楼豹房胡同东口，南则从皇城根至东大城根，南北分别与镶黄旗和镶白旗交界，其区域范围与明朝南居贤坊和思城坊大致吻合。清朝正白旗街区的整体概貌来看，经过清初营建和修缮后东四头条至十条胡同，规整、宽敞，住宅院落多为诸王公贵族的府邸和宅第，其中嘉勇公福康安府邸在二条胡同，麟公第府邸在五条胡同，元公第、信永公府邸在六条胡同等，这些府邸，内门建在台基上、绿瓦硃漆、雕梁画栋、楼房大门，不仅显示主人的社会等级和身份象征，四合院建筑群落基本奠定了清朝东四街区的整体景观。⑨
然而，东四街区虽同为正白旗居所，但根据官爵职位的差异，以及满、蒙、汉军由内向外的依次排列，一种亲疏远近的社会等级关系可以通过居所的大小、位置来分辨出来。除却上述王公贵族的四合院建筑群落外，普通八旗兵丁一般居住在细小胡同的平房院落里，如复杂的五条胡同中，流水沟、铁匠营、后坑、月牙胡同、石桥胡同等横穿其中，这些小胡同分布密集、院落内部庞杂、凌乱，蒙古官兵头参领的部分佐领兵丁居住于此。另外，汉族官兵被安置在最靠近城墙的位置，二参领部分佐领就居住在临进南新仓、富新仓等六仓门的地方，⑩ 在这一区域，纵横交错的小胡同将其分隔成独立的小区域，其中尤以“豆”命名的胡同最具特色，在用“豆芽”、“豆嘴”、“豆瓣”来称呼胡同，既透露出浓厚的城市生活气息，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了八旗官兵军事职能退化的信息。
除了明朝留存下来的几所寺庙道观外，清朝东四街区的寺庙数量有一定的增加，头条的火神庙、五条的水月寺、九条的观音庵，以及仓廒附近的关帝庙、财神庙、仓神庙等，它们大致建于康熙、乾隆、道光和嘉庆年间，并由街区某一或几个行业群体合资建庙立碑，庙宇除了“烧香供佛”外，“余房出租”以收取“房资”。(11) 同明朝宫廷成员赞助寺庙相比，清代寺庙与地域环境及周边行业有一定联系，如建在仓廒周边的火神庙、仓神庙等，含有仓储怕失火，因此需要火神、仓神的庇护的意味，(12) 而寺庙立碑者的行业特征明显，一般为街区附近的铺户，如东门仓关帝庙“万古流芳”碑，由永顺烟铺、恒兴当行、东胜碳厂等商铺立碑。(13) 如果将上述寺庙道观认定为街区集中点和认同标志，可能有些牵强，但从行业与寺庙的关系来看，是行业、商业势力在内城街区的渗透，而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被视为行业自身确认在街区地位的一种表现。总之，清代东四的街区，既可见《乾隆京城全图》所描摹的宽敞整齐的街巷胡同、布局规整的建筑单元、错落有致的房屋院落等贵族、富户生活的街区景致，同时在一些细节处又可发现普通城市居民在街区底层社会的活跃程度，王公贵族与八旗兵丁、富户与穷家在街区的共存，构成了京城街区的基本城市生态。
元明清以来，帝都北京一直延续并不断发展皇城、内城与外城的空间结构关系，通过这种空间创设来表达根深蒂固的皇权意识。民国时期京城空间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紫禁城、坛庙园圃等纷纷开辟，皇城部分城墙的拆除、交通干道的修建等，新政权下的市政建设在改观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空间格局的政治权力意味。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对京城空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分别设置内城六区，由京师巡警厅分警署管辖。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前清王公贵族与旗人群体的没落，加上政权更替，卖府风波频频上演，或买卖或租典，在很大范围引起房屋宅院空间占据的演变和替换，其中和亲王府被用作段祺瑞执政府，豫亲王府被售予协和医学院等。民国时期，东四地区归内三区管辖。根据民国三五年内三平面图显示，东四街区的整体景观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动，东、西片分界清晰，胡同名与清朝光绪年间大致相同，寺庙道观在地图上一一注明等，但街区前朝的王公府邸大部分却已为他用，如头条孚王府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校，五条班大人胡同为徐世昌总统府等，而东片的皇家仓廒则成为了陆军医院和陆军军医学校。(14) 王公府邸的归为他用使院落内部的整体格局遭到一定破坏，如头条胡同甲一号被井径煤矿公司及其宿舍楼占用后，将近十四户住家迁入此处，另起炉灶的独户生活将有机的院落分隔成十四个互不干涉的单元，因此损坏了府邸院落初建时的基本功能，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附着于建筑上的传统意义。(15)
城市生态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多因素融合的历史过程。综观上述东四街区的生态，它是沿着传统城市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着周期性更新，一方面，朝代更替的政治事件和新政权的建立，国家需要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组合和再次分配，如同琼恩·文森（Joan Vincent）声称的“空间的控制和重新设计，是贯彻新的政治和文化权威时的一个要件”，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的街区正是行政实践的物质载体，其中清初八旗街区的营建和布置就是例证。(16) 另一方面，城市商业经济的自足发展及四处扩散的特点，不断吸纳的异质、不均衡成分，成为街区生态持续和深刻转型的缘由所在。京城街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或在政治强压下的经济成分被消除，或为经济势力的蚕食消除等级意味，它的存在状态即是官方势力与经济力量相互角逐的结果。
（二）街区生活空间的演变：从八旗居住区到民国内三区
如前所述，清初强制推行的满汉分城政策，不仅将明朝京城土著居民驱逐出内城，内城丰富的城市生活也在政治高压下强行中断。被分配到内城各个区域的八旗兵丁，统一安置在国家划拨的住房里，享受政府定期发放的俸禄和饷银，并执行着捍卫皇城、防御汉人的职责。仰仗政府恩养政策，八旗兵丁一般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而单一的政治、军事功能也成为清初八旗居住聚落的突出特点。佐领是构成八旗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同一佐领的兵丁成员大都毗邻而居，户口编审、房产管理、婚丧嫁娶、兵丁纠纷等各类事务也在佐领内部处理。佐领由参领管辖，并统一归属于八旗都统衙门，因此，在八旗居住区中所设置的都统衙门、参领和佐领三级行政单位，相互关联，又各司其职，由此形成层级严密，又较为独立的自治区域。
上述八旗居住区的行政设置同样适用于正白旗。前面提到，东四地区为正白旗的居址。根据《八旗通志》的记载，至晚到康熙二十四年，编入户口册籍的正白旗佐领将近150个，按照二百名壮丁为一佐领计算，兵丁数达到三万余人，家属人数尚且不包括在内。而就85个正白旗满洲都统佐领数来看，顺治初年为48个，其余37个为康熙年间新增的，新增佐领大部分由于原佐领“滋生人丁”，“余丁编立”而来，可见顺治至康熙年间，八旗人口增长速度之快。(17) 人口的滋长使得八旗居住区住房更为拥挤，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无房舍者七千余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政府不仅开始大规模营建住房，也逐渐放宽旗人移居外城的限制。
从现存的京城房契中获知，康熙年间一些旗人已开始在外城购置房产，而正白旗旗人，已在东四以外的区域出现，如康熙十一年正白旗李某从汉人张相手中置买的外城中城中东坊头牌头铺的住房，康熙三十七年正白旗林森等人将朝阳关外北二条胡同卖予正白旗王某等。(18) 乾隆朝，旗人移居外城的情况更为普遍。东茶食胡同、德胜门内宛平县西边、朝阳门外等处，都可以见到正白旗与其他旗人或汉民所订立的房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房产交易中，正白旗汉军最为积极，其缘由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的居住区域为内城的最外围，即最靠近城门的地方，与城门外的交往最为便利；其次，如刘小萌指出的，汉军本身为汉人，与民人交往不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19) 在康熙年间八旗兵丁的户口调查中，除去广东等地进京后编设的汉军佐领外，原佐领人数并未滋生，这可能与他们迁出内城有关。由于资料的匮乏，无法得知迁出的正白旗人确切数量，但是旗人在内外城流动和移居的事实，使旗人不再固定在特定的区域，从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以佐领为基本单位的八旗居住区。
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朝中叶，旗人移居外城对八旗居住区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大量汉民人口进驻内城。汉民移居内城，从清初暂住内城寺庙中的小商小贩，后势力渐长，并聚合为一类具有行业特征的城市群体。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河北人杨起功等53名汉人车夫，在东四头条十七号火神庙立下“车行会众碑”。据元朝的《析津志》载，“车市在齐化门（朝阳门）”，(20) 由此可见“车行”在乾隆年间已逐渐恢复，并已显见其行会组织性质。从经济层次来说，拉车是一项低贱的职业，但也是汉民进入内城的重要途径之一。比较特殊的是，根据民国北平政府的调查，火神庙于嘉庆七年（1802）建立，如果时间准确无误，那么先立碑后有庙的事实，是否表明车行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积累资金来购置庙宇，并成为车行共有资产的历史事实。(21) 嘉庆九年（1804），东四牌楼估衣行众善助善弟子也在火神庙内设立“轩辕圣会碑”，立碑人以万利号、利兴号等66个铺号为主，其中一些估衣铺分散在街区的各条胡同之中，据东四头条的东大爷回忆，他爷爷和父亲就曾在东四九条开设估衣铺，头条的估衣铺也有好几家。(22) 上述可被视为外来汉民进驻内城街区空间的例证。同旗人相比，外来汉民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借助于开设与基本生活需求有关的“小生理”，并借助于行业群体联合、互助的竞争策略，在使旗人日常生活依赖汉民的过程中，慢慢蚕食旗人的居住空间。
民国三十六年前后北平市政府警察局进行的户口调查资料，以胡同为单位，对胡同住户的籍贯、房产所有权、教育程度、职业构成等进行了调查，为了解民国人口流动、街区结构及其变迁等提供重要线索。在东四各条胡同户口调查的详细清单里，房客一般以民国二十年前后搬入的居多，除了少数房主拥有房产所有权外，大部分住户为租赁和借居，以东四头条胡同为例，在202户住户中，房产均掌握在邱某、李某、隋某等十来户房产主的手中。其他胡同都有类似情况，如月牙胡同五十九户房客中，都是属于刘某、房某等五人的房产，这里刘某为旗人。东四三条的陈大爷就曾指出三条胡同的西口，大约两百米的地方，都是属于一个姓王的旗人的。(23) 资料的缺乏很难去追溯大房主的家族世系，但据户口簿上的身份登记，大房主一般以旗人、铺掌、庙主为多，其家庭成员数量相对庞大，上至祖父，下至仆人，子、媳、甥、侄等同住一屋檐下，但是否可将其推论为大户之家，还有待商榷。(24) 而这里所需提及的是，民国大房主的存在，他们在为频繁的京城流动人口提供住所时，也为街区的稳定增加了一道可靠保障。总之，“房主”与“房客”关系的形成，为民国街区的独特之处，也突出房产所有形式从清初国有到民国私有的极大转变。
在进行东四调查时，得知原先居住于胡同深宅大院的清朝王公贵族，早已散居各处，如班大人后人已在广济寺附近居住多年，福康安后代也早已搬去西山，颇有隐姓埋名的意味。(25) 姑且不说王公贵族的后裔，即便是清朝普通旗人的踪影在胡同中已不多见，赵书在追溯家族世系的历史时，回忆正白旗祖先入关后居住东城褡裢胡同，辛亥革命后从报房胡同搬迁至椅子胡同，后又从东城墙根到北新桥九道湾胡同租房居住的经历。(26) 举上述例子，旨在说明多种因素促动下的人口流动是清代北京内城街区的重要特点，其主要表现为街区与外部之间对流及街区间的流动两种方式，也正是如此，使得清初画地为牢的统治秩序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理想状态。这样的一幅街区流动图，给了我们诸多启示。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提到“在帝国晚期，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是客籍”时，强调城市“客居者”同乡关系、层级结构及城市同化等问题，(27) 然而，从京城街区角度出发，甚或立足于京城范围，那么籍贯、职业、等级各不相同的流动人口，在京城经历了从暂住、定居到扎根的过程，也是他们获得“东四人”或“北京人”身份认可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隔离政策下旗人与汉民、世居与客籍渐渐趋向混合为一体。
二、国家意识与地方街区的互动
2002年9月，国家奥组委入驻东四街区，在与街区共驻共建中，以奥运为主题的诸多事务给东四带来了社区建设新理念，活动中心、公园、公厕等基础设施的兴建，吉祥物奥娃的设计和推广，街区健身活动的动员和参与，奥林匹克理念在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植入现代东四街区发展进程中。悠久的历史积淀是东四街区借以宣传自身的重要资源，作为最早被划定的25片北京旧城保护区之一，一方面它见证了帝王之都的演变历程，遗存至今的建筑残余不断地显现历史痕迹；另一方面，年代已久的房屋存在着大面积的危漏、倒塌的危险，居住条件恶化和房产关系的复杂成为困扰街区的最大问题。现代与传统、年轻又悠久的结合，是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对自身的定位，也是向外宣传时引人注目的特征。
从第一部分对东四街区历史演变的考察，跨越到当代情境下的东四街区，并聚焦于奥运会这一具体事件，未免会有些唐突。然而，这样一种成文方式，出自于两方面考虑，其一为旧城街区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刻转型的缘由，即探索街区在现代重构所秉承的原则。奥运主题在城市街区中被不断实践，是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基层社会的表现之一，也是一次将“地方时间”纳入到“世界时间”流程中来的客观事实，与世界步伐相互协调和衔接的时代主题是否影响街区的现代重构，是以下讨论的一个问题。其二，强调特定历史事件的意义，奥运同样可被视为历史长河的一次重大事件，当下离奥运申办成功已有将近七年的时间，这七年来它在街区中的运行逻辑，它是如何和街区发生联系，以及能否在街区留下深刻的历史痕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了解历史事件对街区的影响程度，也引导我们思考“远离事件本身之外的事件”。(28)
（一）东四街区治理：可视化的、被观赏的城市景观
追溯街区景观整治的历史，据文献可考，清朝嘉庆年间内城街区的房屋院落就曾出现大面积的坍塌、损坏，国家虽然出资修葺，但由于经费有限及税收所需，承认汉民“认买”，致使“奸商巧为购买”，“盖造房屋”，“重价租与旗人，旗产渐皆属民”，分担了修葺所需的费用，促成部分房产从国有到私有性质的转换。(29) 民国时期，财富聚集在某些房主手中，由于房屋出租时的不断磨损、损坏，房主的部分房租用来修理，当时流行“房主养着建筑队”的说法。(30) 建国初年，房屋危漏、倒塌的事件时有发生，东四区房屋修缮保护委员会设立，同房主、房客共同承担修缮工作。(31) 之后“公私合营”、“私房改造”，及旧城城区建设，城根房屋的拆毁，单位房的占用等多重复杂原因，造成了街区房屋的拥挤、紧张，房屋条件更为恶化。改革开放以来，街区房屋在政治事件、经济波动和城市建设三重力量的作用下，“危旧房改”、片区改造等大规模展开。进入二十一世纪，北京编制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城修缮和旧城改造由此转变为旧城历史保留区，强调从历史传承和文化意涵上与现代化街区的区别，并彰显北京文化的独特性。
东四奥运社区建设，是在“修旧如旧”原则下进行，是对旧城历史保护区延伸和拓展。整理和修复院落宅门、门墩、上马石等具有古代建筑特色的象征实体，清除随意搭建的电线杆（东四四条），整治和重组几处典型而又完整的四合院等，各种措施都旨在恢复明清时期的街区、建筑风格，从而为街区空间创造历史情境。2008年初全面展开的“民居修缮工程”，是“解危排险”后的新举措，也是“修旧如旧”原则的重中之重。此项工程以东四房屋管理所管辖的国有房屋院落为对象，在完全推翻院落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翻盖，格局、面积、外观等均与原初相一致，但居住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据修缮的负责人称，这项工程需要高额的费用，大致经费为一平米一千元，各级行政单位共同担负这项费用，居民则只需搬迁三个月，修缮完毕便可回迁。(32) “民居修缮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隐秘的、幽深的房屋院落和狭窄的私人空间完全地被暴露在阳光底下。实际上，院落的翻建意味着一次大清理，首先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一次清理，砖瓦泥地、水泥路、有效的下水系统、便捷的取暖设备等现代设施取代了传统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也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变革；其次为院落住户情况的深入调查，在公房、私房、自建房等复杂产权关系并存的院落中，住户利益关系的显露和协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得当解决等，都可视为一次大规模的清理工程。可以说，“修旧如旧”原则的实行，在有规划地治理具有悠久历史的街区空间时，适当地调整街区及院落的可视效果，使得居民生活在被治理后更为清晰可见。
街区绿化率、示范胡同、社区公园、社区文化等一系列现代的官方词汇，频繁出现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建设的工作项目、策划案、现场报告会中，将街区建设成效加以量化，也成为衡量建设的评估标准。如果说“修旧如旧”是对传统街区空间的治理，那么按照现代标准的街区建设是传统空间的重组和再生产的过程，奥运街区绿化带、“两纵两横”交通枢纽、铁匠胡同改造等，都在于创设一种可参与的、有秩序的公共空间，由此展现现代街区的整齐和规范。东四奥林匹克文化体育中心是东四的标志性建筑物，位于街区的东南角，内部由历史沿革图片展、街区全景沙盘、彩虹活动室、图书馆、体育馆等部分构成，除了作为街区的运动场地外，还是对外宣传、接待访客的重要场所。这里的文化体育中心可被视为具有展览性质的动态博物馆，它以视觉和立体的方式将东四历史脉络和现代街区成果展现给街区居民和参观者，街区图景也在工作人员的解说中不断变得透明和清晰。
除了外在街区景观的治理外，街道、居委会所致力的社区建设，尤其以民间体育、传统民俗为主题下所组建各类“兴趣小组”，通过设定具体的时间和场所，将街区居民日常之外的业余活动纳入到有秩序的社区生活中来。在现代东四社区生活中，秧歌、编织、腰鼓、模特、京剧票友等传统和现代资源不断被挖掘，在街区“能手”、“骨干”的带领下，多方位、多层次地吸纳居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区活动被编入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日程中来，如“周二下午两点半南门仓胡同居委会活动中心，编织组成员参加编织活动”、“周三上午九点豆瓣胡同，太平腰鼓队活动”等，社区时间被统一调配，建立街区居民的交往体系。
以上资料来自两部分：一部分为东四街道工作情况、建设方案等相关文件，另外为田野调查所得，在走访东四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体育中心时，对街道科长、主任等人进行访谈。做上述交待，是由于调查对象身份和位置的特殊，调查对象在讲述时所存在着明显导向和宣传性质，在对街区定位上也存在着官方价值判断，如“东四历史悠久”、“奥运社区”、“体育交流”等始终贯穿在整个访谈过程，因此需要对信息进行甄别和过滤，及反思此种讲述背后所隐藏的逻辑。剥离开这层含意后，显露的是街区景观治理的推动力量及之后呈现状态。如前所述，东四景观是被纳入到“世界时间”流程的一次实践。在当下的“世界时间”里，在全球化保护运动的倡导下，各种遗产保护运动已遍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彰显民族特征的各种历史文化资源此时得到极大强化，奥运盛典的到来即是一次文化资源的集中展现。无论对旧城或是东四街区的保护和改造，都是国家意识与地方街区互动过程中的实现方式，而这种方式的街区治理，将复杂的城市生活空间加以简化，历史过程中不断叠加其中的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因素得到进一步的消除，进而转变为一种清晰的、可被观赏的城市景观。
（二）街区老住户居住史：兼论住户的生存策略与集体记忆
年初走入东四各条胡同，虽正值嘈杂、混乱的“民居修缮工程”之时，但仍掩盖不住胡同幽深、厚重的历史气息。独自蹲坐于门墩旁晒太阳的老人，眯缝着眼若有所思的样子，为胡同增添沧桑的色彩，来往街坊或称呼其“大爷”，或道一声“买菜去”，相互间的问候透露出邻里之间的熟识程度；打牌下棋是胡同“爷们儿”茶余饭后的消遣，他们凑在院落门口的上马石上，京味十足的叫喊声、欷歔声热闹了胡同，也为厚重的胡同带来一丝欢快、融洽的气氛。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居住于同一屋檐下的住户，相互之间并“不串门”，即便是久居于此的老住户，“住了五十多年，没打过几次招呼”，“铁门一关，就是独立王国”，互不干涉成为街区住户约定俗成的原则，隐私的尊重和身份的模糊使得彼此关系十分陌生。(33) 院落外的熟识与院落内的陌生，是本人走访街区、胡同时的主观感受，也可视为“首善之区”一种合乎礼节又具自我保障功能的交往体系。这里不是探讨交往体系的成因，而是奥运背景下的街区景观改造对城市基层生活及此种交往体系的影响。对于街区住户而言，东四景观的改造，尤其是街区力图将融合情感意识的生活空间治理和创设为一种可观赏的景观，住户是否敏感于这种转变，或者从他们应对变革时所采取措施中，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状态有一浅显了解。
老住户在街区中的居住史，大致可追溯至建国前后。东四三条陈大爷祖籍天津，其父亲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交通部就业，从东四二条旗人手中买得后院几间房；乔师傅建国后从南锣鼓巷搬迁至头条胡同，“文革”时房产曾被收归国有，后以购买和争取的方式返回到私人手中；胡大爷原先在东皇城根脚下住，后经朋友介绍搬到东四，租一位姓姚的旗人的房子，后国家规定“房屋十五间以上，收归国有”，旗人房子被没收后，房租就转交到房管局；何大妈为沈阳人，随老伴进京工作于中国科学院，并入住中国科学院的家属楼。调查中，当老住户回忆搬迁于此的情形时，颇有几分欲言又止的忌讳，而勾起更多感慨的，则是六十余年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其中尤以“拆”、“毁”、“修”贯穿街区胡同及个人院落的发展历程，如城墙拆毁后街区人口的大量移入，文化大革命时期胡同、院落的被肆意捣毁和损坏，如今地铁兴建对胡同空间的占用等，每一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在一点一点地变更着城市社会的生活空间时，也不自觉地改变着街区整体的生存状态，“破四旧，垂花门全给砸了”，“隔壁那户听说去美国了，就没回来”，“批斗的批斗，拆迁的拆迁，老街坊都走了”。而依然生活于此的老住户，他们在经历和承受这些变更时，不得不寻求合理的应对措施来保障生存的安全，“房管所换房，换大一点，不然谁愿意搬”、“我们不走，也不吭声，后来房子才一点一点要回来”，“家里人口不够住了，只能在旁边搭建房子”，可以说，能动地争取更多的居住空间是他们一种生存策略，也是在不断变迁和相对稳定的社会交替中的适应方式。
奥运背景下的“修旧如旧”、“民居修缮工程”，如同前面而言，是运用行政手段清理城市街区空间的一项工程。对于住户而言，它则是关切到切身利益的行政措施，其中公房为“民居修缮工程”的重点，也是危旧房最为集中的地方，此次投入巨额资金的修缮，使公房住户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这种改善提高了生活成本，如“煤改电”，并不富裕的住户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费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七十高龄的高大爷就曾说过“不用电，花费太高，一天好几度电，用不起”。对待官方所推崇的“民居修缮”，住户并非欣然应允，只有“漏得厉害”、“可能会坍塌”的院落，才选择接受这种方式。对于老住户来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们自身无法承担高昂的费用来修缮日益破旧的居所；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手段的介入改善了生活，却打乱了原有的生活秩序。因此在能动的范围里他们需要权衡各种利益得失，以求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保障。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老住户对于街区历史的回忆。实际上，老住户较为避讳地谈论生活处境时，而对于街区历史的回忆却非常健谈。东四牌楼、隆福寺、猪市大街、侯宝林相声等消逝已久的历史被娓娓道来，“汉白玉石墩”、“过去另一种繁荣”、“好那口，真可乐”等，谈笑风生之余不自觉地将思绪拉回到过去生活，访谈中其他邻里的加入，相似的感知和经验充分激发了对以往真实的回忆和虚构的想象，两者的相互混杂使得以往的讲述变得栩栩如生，“隆福寺，那就是风水宝地，前面神路街，你听那名儿，神仙走的路”，“四大金刚镇门，佛殿不比雍和宫的小”，“夏天那阴凉啊”，“那屋檐，通气儿”、“图纸找出来，重盖一个”……位于东四东口处的隆福寺，几乎每个访谈对象都对它有过描述，“不比西单、东安商场差”，“做买卖的，杂耍的”，“一个铜板就能呆一天”，但在遭遇火灾并重建为隆福寺大厦后，“风水先生把庙盖房顶去了”，却再也“恢复不起那盛劲了”。(34) 追寻街区住户对东四牌楼、隆福寺的集体记忆，以及对传统标志的认同，借用保罗·康纳顿的说法，定位记忆的心理空间凭借具体社会群体占据的物质空间获得支持(35)。
反而，对于街区所倡导的奥运社区建设，“好像是奥运社区”、“奥运社区吗，没看出来”、“它是现代的，有政治目的，跟生活无关”、“媒体宣传的”，虽然年龄、身份、学历的不同使住户对“奥运社区”的认识各有差异，但对“奥运社区”的认可程度与街道基层行政单位着力的建设相差甚远。对东四住户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的“奥运社区”之中，也“积极配合居委会的工作”，比如参加乒乓球大赛等，但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未在他们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之后是否如同隆福寺成为一种象征，需待历史的验证。
上述对十多个住户生活史的个案考察，全然无法概括出街区住户的生存状态。而此种论述的意图在于从城市社会普通住户出发，了解他们在社会变革的经历和感知，及应对变革的策略，并自下而上地对社会变动的影响程度有一浅显思考。就东四街区而言，可观赏性街区景观的创设，是国家意识与地方街区互动的具体实践，它在吸引和方便“外人”进入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安逸的、随意性的生活空间。不仅如此，由于街区生活空间在现代化情境中缺乏自我更新能力，其仰赖于行政单位扶助的客观事实，也显现出旧城及旧城住户的弱势地位。
三、余论
选择一个街区进行微观的历时性考察，强调特定街区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所交织着的连续性和变迁的发展脉络。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街区被纳入到城市空间体系的整体规划之中，或作为朝代更替政治空间意识表达的需要，或在全球化背景下街区文化内涵的重新挖掘，既显示其独特之处，又影射着城市空间的发展历程。在东四街区这一特定的城市区域空间里，东西走向胡同、四合院建筑群落以及皇家仓廒，不仅构成了街区基本图景，也成为传统京城内城街区的标志性景观，更突显了城市空间发展的相关性和连续性。综观东四街区发展的历时脉络，从清朝浓厚的八旗意识及独特的城市生态，到清末民初的房主、建国私房改造等，到当下奥运会背景下的景观治理，看似缺乏连贯的街区变化，在从更大范围里，体现了内、外城的传统空间结构向旧城与现代街区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也隐含着如同东四的内城传统街区在现代城市中的弱势处境。
无论是对东四街区的历史追忆还是现代重构，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街区治理的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突出民族独特性，国家也对此尤为关注，如同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octt）所说，“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则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36)。东四街区的治理，作为旧城街区改造的一个例子，它在奥运的时代契机下来重建历史场景，这种重建的实现也是一种国家意图的传达。然而，在肯定国家意识对于一种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视时，如何使各项政策的落实较贴切于基层生活，并使城市生活保持连续的过程，需要对城市运行逻辑有一定掌握，才能更好地在具体操作和实践层面加以妥善处理。
注释：
①“住户”与“居民”二词的区别，在调查中街区居民以“老住户”自称，但官方文件中用“居民”指称，故这里作一区分。
②“城市生态”一词，见（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载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29页。
③（明）沈榜《宛署杂记》，卷5“街道”，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页。
④（清）《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坊巷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7页。
⑤（清）震钧《天咫偶闻》，卷3“东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⑥《老稼高燕行日记》，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⑦（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3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0页。
⑧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Chapter V.
⑨（清）《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坊巷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6－368页。
⑩（清）鄂尔泰《八旗通志初集》第一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8－19页。
(11)“余房出租”以收取“房资”，在《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随处可见，北京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
(12)赵世瑜《东岳庙故事：明清北京城市的信仰、组织与街区社会》，载于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3)“关帝庙碑”，时间：清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地点：东门仓，出处为“北京记忆网”。
(14)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内三区平面图》，出自《旧都文物略》，民国24年（1935）。
(15)头条胡同警察户口底册，北平市政府警察局三分局户口调查表三六年八月调查表，全总号J181，目录号6，卷号608。
(16)（美）琼恩·文森（Joan Vincent）《爱尔兰饥荒的大合唱》，收录自（加）西弗曼（Marilyn Silverman）、格尔曼（P.H.Gulliver）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世衡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103页。
(17)（清）鄂尔泰《八旗通志初集》第一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8－23页。
(18)张小林《清代北京房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见附录。
(19)刘小萌《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载于《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20)（清）《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坊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7页。
(21)“火神庙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5册，第129页。
(22)“轩辕圣会碑”，时间：清嘉庆九年（1804）七月，地点：头条胡同，出处为“北京记忆网”。另，调查时间：2008年3月6日，调查地点：东四头条胡同，调查对象：东大爷。
(23)调查时间：2008年3月7日，调查地点：东四三条胡同，调查对象：陈大爷。
(24)头条胡同警察户口底册，北平市政府警察局三分局户口调查表三六年八月调查表，全总号J181，目录号6，卷号608。
(25)此一信息来自东四街道办事处孙科长之口，目前他们正在做一套东四历史文化丛书。调查时间：2007年12月3日，调查地点：东四街道办事处，调查对象：孙科长。
(26)赵书《正白旗满族习俗略述》，收录于《东四名人胜迹》，天津：天津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27)（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载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39－640页。
(28)（法）布罗代尔F.（Braudel Fernand）《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册，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16页。
(29)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朝《奏请将京都民人所买旗人房屋赎回并禁止民人嗣后再买旗房事》，嘉庆陆年拾壹月壹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0)调查时间：2008年3月7日，调查地点：东四三条胡同，调查对象：陈大爷。
(31)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一）（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八月），藏东城区档案馆。
(32)调查时间：2008年3月5日，调查地点：东四三条胡同，调查对象：逯师傅。
(33)调查时间：2008年3月7日到9日，调查地点：东四头条、三条胡同，调查对象：乔大爷、张大妈、东大爷、陈大爷等。
(34)调查时间：2008年3月9日，调查地点：东四五条，调查对象：五条两位大爷。
(35)（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7页。
(36)（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oc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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