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的富国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5-0081-05 清末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富国成为摆在国人面前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各种富国主张、思想因之层出不穷，蔚为大观。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却着力不多，且多局限于个案，如张登德《论陈炽〈续富国策〉中的富国思想》[1]、张庆锋《盛宣怀的实业富国思想及实践》[2]、赵梦涵《薛福成“工商富国论”研究》[3]。不难看出，既往研究囿于个案，无法更加全面展示清末富国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清末富国思想的现代启示更是少有触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清末的富国思想为视点，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富国思想的多元内涵 清末富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农业富国思想；其二，工业富国思想，体现为开矿富国和发展交通运输业；其三，商业富国思想，包含重商和金融、理财富国。此外，节俭富国亦是富国思想的重要内涵。 (一)农业富国论 农业富国论至清末已经有所弱化，但仍有一定的市场。1906年，商部即奏称：“富国之道首在重农，诚以农事为邦本所系，府库、度支、闾阎生计大都取给于斯。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4]另外，开矿兴利在清末广受赞许，但有人却撰文反驳，“开矿则所费既巨，且矿苗之衰旺，矿质之精粗，苟非精于此学之人无由为之辨别”，并进而提出富国“何如种树一事，地无论南北，时无论冬夏，远则山巅水涯，近则墙阴屋角，无地不可种，无时不可栽”[5]。于此可见，由于树艺一项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受到一些人的青睐。 其实早在1875年，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就在著名的《海防条议》中提出丝茶富国的主张。他指出：“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6]可见，在丁日昌看来，丝茶具有足民、富国、争利权的三重功效。 (二)工业富国论 工业富国论，特别是其中的矿利富国之说在清末已经成为一种共识。1897年，《申报》载文指出，中国疆域辽阔，“为五洲万国冠，土壤之膏腴亦为五洲万国冠，其间若产金之矿、产银之矿、产铁之矿、产铜之矿、产煤之矿当不可以数计，取不禁、用不謁，足以富国，足以富民”[7]。1900年，《申报》载文再次指出开矿与富国的关系：“矿之为利大矣哉，盖矿中所产或金、或银、或铜、或锡、或铅、或铁、或煤，无一不适于民间日用之需，若采取日多金银，固可以充饷需济国用，自余各物除本国应用外，并可售之他国，以谋什一之利。中国自数十年来仿行西法，轮船铁路次第举行，制造局厂择地设立，无论铜铁铅锡煤炭等物皆须购自外洋，以致利源外溢。若自行开采，则种种大利非但可以自保，并能收回已失之利益，国不因之以富乎。”[8]“开矿一事为富国之本，朝廷深知其然，故叠谕疆臣实力兴办”[9]。就此来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开矿富国论往往与富民相联系；其二，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舆论，开矿富国论都备受推崇，这很显然是与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局势息息相关。 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且指出富国之法有六个方面，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并认为“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10]不难看出，六项富国之法中，四项涉及工业富国的思想。而其中的铁路一项更是被看做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清末史官恽毓鼎也特别强调筑路与富国的关系，他认为“铁路愈多，商货愈畅，而税则愈增，富国大端无逾此者。”[11]同时，他也是开矿富国论的重要支持者。[12] (三)商业富国论 清末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兴商的重要性，并把兴商与富国联系起来。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在欢迎海军大臣载洵致辞中言：“今中国当积弱之时，人人有自强之望。顾欲强国必先富国，欲富国必先兴商，农之所出，工之所成，必待商人以为之绍介而入于市，则其利乃溥。故商人者，实立国之要素也。”[13]从中可以看出商人作为联系农工产品和需求方的纽带，理应受到重视。此外，有论者甚至提出商业兴旺才是富国的根本的观点。[14] 1910年11月11日，中美商团在上海举行会议，华商公推张弼士为议长，美商公推穆尔为议长，其中一项重要的并得到双方赞成的议案是设立中美联合银行。“其性质系商业银行，兼可带做兴业银行生意。资本暂定现行墨银一千万元，中美各半，归两国商会担任，如数收足。设立银行总管理处于相宜之埠，仿照现行美国银行律订定章程，各举董事经理，并在北京注册。总行设于中国商务繁盛之埠，并在中美两国及南洋各处设立分行，其余支店，随时酌量情形随地添设”。[15]中外合资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各类经济的重要方式。 开办中美合资银行之所以能够得到与会中国商界的一致认可，其实质性原因则是各国商业银行在我国不断增多，“吸收吾国资财，不知凡几，乃出入大权悉操之外人之手”，“若中美银行成立，庶与在沪各外国银行伯仲，而吾国商界既同处于主人之列，则周转市面、酌盈剂虚实为振兴商务莫大之利。况美国华侨汇归闽粤银款，据海关贸易册考之，每年平均约银七千余万两，其存款于外国银行者尤不可数计。华侨爱国之心最富，苟有中国自设之银行，当如百川之趋海，其存款汇款之利自不外溢矣”。“苟中美银行成立，于国家尤有种种之便利”，“此事上可富国，下可益民”。[16]不过，中美商界在清末帝制最后的日子里达成的共识，根本没有时间落实。另外，沈厚慈则提出了理财是富国的基础的论调。[17] 此外，时人还提出节俭富国的思想：“从来富国之道在乎足民，而足民之原在乎俗俭。俭者，美德也。君俭，则无好大喜功之举而府库自盈；臣俭，则无枉法贪贿之事而清廉自著；民俭，则无荡检逾闲之习而衣食可谋、室家可保。”[18]需要说明的是，清末的富国思想并非全部可取，清末报人汪大钧在其《保富篇上》中就提到，“于是有以富国之说进者，言富国之旨，大端有二：一开利源，一敛民财”。[19]很明显，此种主张把敛民财看作富国的手段实不可取。 二、富国思想的外部保障 富国思想的外部保障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制度型组织保障，包括农会、商部、商会等；其二，教育型组织保障，涵盖各类学堂及讲习所等；其三，包括市场环境和军事保障。 (一)制度型组织 制度型组织之一是农官和农会。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但缺乏管理农业的专门机构。1908年，广东试用直隶州州同张如翰条陈，拟请于各州县设立农官。[20]1910年，《申报》刊文《论苏省农务总会成立之关系》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欲富国先裕民，欲裕民先足食。盖农务者，衣食之源，生命所关，富国裕民胥于是赖”。基于此因，江苏省农务总会于是年在苏州成立，“刊有简章二十条，规划颇极周详。要其宗旨不外开通农民知识，因地制宜改良一切种植，冀农业之发达而已”。[21]总体而言，清末农业类组织在振兴农业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制度型组织之二是商部和商会。1903年，商部正式设立，其实早在1893年，就有论者著文提出应该设立商部，“惟商部一官，则尚无人焉奏请设立，是一缺陷事。外洋各国皆有商部之官，即东洋亦仿而行之，综商务之总纲为富国之张本，其意甚善”。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之商务广大，不亚于泰西各国。而所以治商务者则惟有税司榷员，此外无人焉。夫但收商人之税厘而不能为商人设一谋兴一利，则商人之出捐者未免心有所不服”。而“外洋商务皆统于商部大臣，商人有疑难莫决之事，商部为之剖决筹划疏通。商人有危险之情，商部为之保护。必思所以成全之，以故商人咸服而且上下一心、内外一德。夫是以商务蒸蒸日上而富国之道基于此，强兵之道亦根于此”。最后，文章提出“中国此时当仿其法而行之，亦设商部一官，其位与六部等，而各直省则皆有分司之员或即以藩司兼之”。[22]不能不认为，该论者有着超前的认识，以至于十年之后商部最终成立，向来被视为末业的商业也第一次有了直属的主管机构。 1905年，《申报》刊文《论内地宜广设商会》论述设立商会的必要性，“为今日中国商业计，则不可不急设商会。凡通商各埠商务荟萃之处，固宜急谋联合之法，即内地各都会及水陆交冲之处，亦宜仿照办理，一律设会”。文章认为商会的作用是，“无事则研究商情、联络生气，遇有关系公益之事，或有同业受亏之事，俱可由商会代表出而理论，或地方官吏讳盗为窃、延不破案或关卡司巡、罚捐勒索、黑无天日俱当群起争之。小者争于本省官吏或告知上海总商会公断，重大者或电禀本省督抚或电禀商部伸诉。一切通国之商，人人皆表同情，则势力既固、商业亦盛，商业盛则一国之中血脉贯通、手臂联属，农工之业亦可发达，而富国之策亦基于是矣，所以商会不可不设，而内地尤要”[23]。这表明时人开始把视角由沿海商会转移到内地商会，而这种视角的转变折射出时人对富国之学思考的深化，这本身亦是清末富国思想的一部分。 (二)教育类组织 1905年，商部就提出拟在北京西直门设农商中等学堂[24]。1907年，四川总督锡良奏称：“富国首在务农，阜民必先任土。”“东西各国有农学会以精研究，有农学堂以资讲求，物产繁兴工艺发达，故能竞致富强”。而“川省山河阻深、民勤土沃，只因乡墨守旧法、物理未明、绝少进步，即以夙称蚕国之美利亦复日就衰落，不获与江浙争衡。悯生计之将穷，惜地财之多弃，自非亟兴教育，无由开民智而拓利源”。因此，锡良请求设立农业学堂，“其学科系分为豫科、本科，俟普通农学讲习后，即授以蚕学新法，先得实验于固有之丝业，以次渐及于农田、树艺、畜牧诸科”[25]。作为清末重臣，锡良的奏请兴学在政府要员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906年，御史叶芾棠“以富国利民端在实业，然非振兴教育终难收效”，“特奏请饬下各省督抚速设高等实业学堂，照奏定章程认真兴办，以发明新理、制物精工为主”[26]。 1907年，闽浙总督松寿奏请饬款兴办实业学堂。其奏称：“今日兴学，已注意于普通教育，尤贵养成实业人才。欲实业之发达，非研究工艺不可。南北洋地势适中，交通最便，可各设高等工艺学堂一所，每学堂至少须容学生千人，开办经费约需五六十万金，常年经费各学堂岁约二十万金可以敷用。虽近时财力窘迫，而各省通筹协解，大省或三数万金，小省或一二万金，众擎易举，自可观成。”[27]清末新政以来，清政府实行奖励实业的政策，而发展实业的前提，则是拥有充足的专门实业人才，因此各地纷纷奏请设立实业学堂。 (三)社会、军事保障 富国必先兴商，兴商的前提则是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市场环境。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奏称：“处今日之天下而欲国之强则非富不可，然处今日之天下而欲国之富则又非整顿商务不可。”而“欲整顿商务须先维持市面，欲维持市面须先戒虚务实，何谓戒虚务实，曰商务不外银钱往来、货物流通，而银钱往来、货物流通不外一信字，我之所以易彼者，信彼之银与货也，彼之所以易我者，亦信我之银与货也。使一旦我为彼疑，而我之货与银皆滞矣，彼为我疑而彼之货与银亦滞矣，一铺之货与银滞，则一铺之利必失，推而至于一国，则不几一国之利尽失耶”[28]。1902年，鉴于“崇文门税务及所属各口商税，每有吏员舞弊以致征数寥寥”的情况，肃亲王善耆“悉力稽查破除情面，遇有假托洋人货物者，即照会驻使协力拘惩，猾侩刁商无一漏网，诚富国之要图也”[29]。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刘坤一所谈的在市场交换中应当注重诚信的论点颇有现实意义。而整顿关税一项，其作用一方面在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于增加税收。 国防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强大的国防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保障。特别是“交通時代之商务，不竞争于国内，而竞争于国外，故必恃国力以为之保护，仗军力以为之先驱”，“苏伊士开通以后，英国商业所以独霸东方者，其海军力足以睥睨一世也……列宾战争以后，美国商务所以突进千里者，其海军力亦有蒸蒸日上之势也。商业之盛衰，一视海军力之强弱以为衡”。因此，“故今日欲求富国必先兴商，欲求兴商必先厚其海军力，此必不可易之次序也”。“海军之成立早一日，即利权之保全早一日，国家奚患不能富强哉”[13]。 三、富国思想的现实启示 清末富国思想现实启示主要有三：一，坚持多方并举，共谋富国良策；二，坚持富国与富民的统一，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三，不可盲目学习西方。 (一)坚持多方并举 1903年，唐文治借代载振拟《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言：“窃维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上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30]由此可见，唐文治认为农业、工业、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一不可，应该统筹协调，方可实现富国。 1904年，《申报》刊文提出了农工商并重的理论：“富国之道，开矿产以撷菁华，勤农务以广生殖，讲工业以精制造，鼓商情以利转输。必使地无遗利，国无游民，然后能财政丰盈、上下无匮乏之虑。”[31]显而易见，这里所谈的富国已经涉及国与民两个层面。 1907年，汪有龄撰文《今后振兴实业之方针》提到“通商劝农惠工之政，自古所重。积数千年，古意寖失，既贫且弱，亦固其所”。于是他提出刚成立的农工商部应该“遂举富国之术，兴利之事，而一以责之于本部，本部尽其责，则利由是兴，国由是富”[32]。1906年成立的农工商部本身就是农工商并重的绝佳例证。 (二)坚持富国与富民的统一 富国的基础在富民，民富则国富。清末以来，这种认识被更多的人所接受。1905年，《申报》即刊文指出：“欲求富国，当先富民。”[33] 1909年，都察院奏代递主事胡柏年条陈：“是故欲图强兵，必先富国，欲图富国，必先足民。民固国之根本，而生财之原动力也。”[34] 1910年，《申报》刊文《论国民担负之多寡与国势强弱之关系》指出：“吾民生计既窘，国力即不能发展，此盖理之出于自然者。何也。合民而成国，欲以富国，必先富民。国之所由立，出于国民所纳之租税，民贫而犹能负担莫大之经费，未之前闻也。语云藏富于民，惟富藏于民间。而民乃得以富自殖其力。直接以富民，间接以富国。欲求强大国力之策。第一当希望国民担负之减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5] 1911年，《申报》发表时评：“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所谓富国而富民者，将使大多数人生计日裕，则国力不患其不足”[36]。 以上论述都把富国和富民联系了起来，都提出了欲富国、先富民的论点。但是透过表象我们不难看出，以上论述提出富民的出发点是富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富国与富民的关系自古就是历来思想家论争的重点，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提出“兼足天下”、“上下俱富”[37]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把富国与富民统一了起来。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主张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清末亦然。 (三)不可盲目学习西方 1910年，邢宜良撰文《道德为富国强民之基础论》言：“近数年来国家锐意振兴、力图富强以御外侮，以复我国之光荣。于是开矿、练兵、筑路、制造、兴学校、造人才，凡此皆我政府诸公孜孜讲究者也。然学校虽兴，成效莫睹，而所谓人才者渺焉。查焉数年以来，官吏无道德如故，军商无道德又如故，此无他，为国家者舍本务末，舍道德而重虚浮之故。而夫在上位不重道德，故学校出游荡之士，行伍造无勇之军，廛市育无德之商。惟其不重道德，故开矿、筑路、制造皆归无济而无实效。嗟夫！舍泰西富强之秘诀(即基督教)而不求，唯知形下之道，是诚计之左矣。”[38]显而易见，邢氏所言道德富国，即所谓的基督教富国，显然并不适合清末中国，这反映了清末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盲目性。 综上所述，清末富国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不乏闪光之处，并且一些主张颇具可操作性，这是中华民族经济思想中的宝贵遗产。至于其中的局限性，则在于清末富国思想对“富国”的阐释，一般仍是指保证国家财力充足，即在经济上有足够的支配力量，因而富国思想的立足点在于“国”，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治天下”，蕴含着浓厚的维护统治之利益驱动。另外，清末的富国主张也着意于思考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以至于富国思想未能最终造成“国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