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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外交家。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领导了外交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他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的外交活动不仅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执行，而且促进了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进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邓小平的外交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苏关系松动，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与远见卓识，主导了这一影响世界局势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一、审时度势，开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20年的中苏分裂与对抗，中国深受其害。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10年论战造成极左思潮泛滥，党内斗争加剧，引发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惨剧。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同时受到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的封锁。战争的威胁迫使中国政府将巨量的资源投入国防建设，中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举步维艰。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2]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某些预兆，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3]中国应该抓住难得的机遇，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既与美国改善关系，也与苏联改善关系。
中苏分裂也使苏联陷入了东西两线同时紧张的艰难处境。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蒙古驻军，支持越南搞地区霸权主义。在拼凑反华包围圈、威胁中国的同时，苏联经济发展停滞，与西方的差距拉大，国内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不得不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试探改善中苏关系。
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但中国仍然希望中苏双方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建议双方就两国关系进行范围广泛的谈判，解决中苏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中国政府的建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积极响应。1979年9月下旬，第一轮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邓小平就中苏谈判的方针策略做了重要指示。他说，双方要承担义务，都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建立军事基地或变相的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这次谈判必须高屋建瓴，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4]。1979年年底，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对中国的西部边疆构成新的威胁。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是不适宜的，因此，建议将谈判延期举行。
改善中苏关系影响世界局势，也受世界局势的影响，首先是受中美关系的影响。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随后，邓小平应邀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1979年3月底，美国国会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其基本精神和许多具体规定都是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9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批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受到干扰。1981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人，阐述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指出“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5]。
美国政府的动向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1982年前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总结历史上我国与大国结盟的教训，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即联合日本、欧洲、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中国外交的根本特点是独立自主，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此后，在各种场合，邓小平多次对新的外交政策做了精辟的阐述。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1984年，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7]邓小平还多次表达了中国政府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既同美国改善关系，也同苏联改善关系的立场，为新一轮中苏谈判的举行创造了条件。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声明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抓住时机，肯定了勃列日涅夫讲话中的积极因素，要求苏联拿出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1982年10月5日至21日，中苏特使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航船重新启动，冲破重重障碍，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二、循序渐进，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中苏两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分裂与对抗，积累了太多的敌意与不信任，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中苏对抗的实质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要调整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关系，使之与将要建立的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也需要一个过程。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必将给冷战时期形成的世界秩序以巨大的震撼，必须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节奏与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步伐相适应。从1979年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历经10年。邓小平高瞻远瞩，为建立新型的中苏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邓小平提出，苏联必须采取实际措施来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1979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一轮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谈判时，中国即建议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履行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会见中所达成的有关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谅解。1982年至1988年，中苏两国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即必须消除三大障碍。但是，苏方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承认和拒绝讨论消除三大障碍，致使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长期停滞不前。
中苏关系正常化从国家关系正常化开始，说明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两国关系。但是，中苏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回避两党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就正确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画脚，是要犯错误的。”[9]
邓小平的谈话，既有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兄弟党发号施令的恶习的批评，也有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失误的反思。他提出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为各兄弟党普遍承认。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证实了这些原则的普遍有效性。
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宣布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收回了苏共对中共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歪曲与攻击。1982年、1984年、1985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往参加葬礼。李鹏在参加完契尔年科的葬礼后，会见了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对戈尔巴乔夫表示祝贺，并说：“祝愿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改变了关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两党放弃了干涉对方党内事务的错误做法。两党关系的改善加速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清除三大障碍、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都需要时间，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不能停滞。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当谈到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开放时，邓小平说：“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10]其实，加强中苏在经贸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也是苏方的愿望。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经济、科技、贸易、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紧张气氛的缓和，也为解决三大障碍和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
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本无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受中苏论战及对抗的影响，除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外，波、捷、匈、保、东德五国与中国的关系一度疏远。从1983年起，五国与中国先后恢复了党的关系，发展了国家关系。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关系恢复，国家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先与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1985年10月，邓小平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送口信，表示：“如果中苏双方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邓小平主任愿意打破他不再出国访问的决定，到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11]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称，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苏中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年底以前苏军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中国外交部肯定了戈尔巴乔夫讲话的积极部分，但对其回避柬埔寨问题表示不满，建议重开中苏边界谈判。1986年9月20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2]
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积极推动下，中苏边界谈判在停顿9年之后，于1987年恢复，并开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88年9月，中苏两国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初步谅解，从而为1989年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三、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
面对中苏关系史上的恩恩怨怨，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中苏关系？邓小平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个字，精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这是邓小平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并非始于与戈尔巴乔夫会见之时。
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时，回忆1977年与铁托会面的情形时说：“我是以老战士身份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现在，我们同东欧其他各国的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是采取这个态度，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13]同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你刚才讲的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4]
1988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双方商定中苏最高级会谈于1989年上半年进行。1989年2月，苏联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2月4日，会见邓小平。邓小平着重强调说：“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使命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它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许多问题都与过去有关，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了解过去。这并不是说要翻旧账。应该了解，记住并总结过去的教训，以利于更好的前进。主要的是要开辟未来。”[15]双方商定，中苏最高级会谈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举行。2月26日，邓小平在同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声明：我们希望同苏联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我们也想美国与苏联改善关系。邓小平还说，中国十分注意历史，中国是根据自己的根本利益来制定内外政策，来决定采取哪种战略步骤的，我们不想打什么牌，那种随行就市的主意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华正式访问。5月1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中苏最高级会谈。邓小平说，今天我们可以宣布我们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了。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同意这一观点。邓小平强调：关键是国家要平等。他回顾了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外国列强侵略、强占中国领土的历史，回顾了中苏两国两党一个时期以来曲折的关系。他说：“我讲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中国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是个相对贫弱的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方面认为，在我们之间关系恶化的历史中，苏联也犯有错误。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是很复杂的，尽管邓小平主席的观点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苏联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16]5月18日，中苏两国发表联合公报，确认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一切争端。中苏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建立。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同盟关系，也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关系。
四、关注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
1989年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至今，已有16年。16年来，中国目睹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顺利完成了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由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确定的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架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发展两国关系。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互不于涉内政。应该说，这些年来，中苏两国都遵守了这一原则。
邓小平预见到苏联及东欧的动乱不可避免，认为：“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7]
当时，苏东局势发生剧变，帝国主义希望社会主义的中国步苏东后尘。国内一些人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有人扬言要把国内的反和平演变推向国际，要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要把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要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更为反动。
邓小平及时觉察了这一危险的动向，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8]邓小平要求：“不要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由于他的及时制止，才避免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危及两国关系的悲剧重演，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能完成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
苏东剧变使苏联的国力受到重创。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便认为它在国际舞台上已无足轻重。邓小平从构筑多极世界的战略高度出发，认为“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崛起，在大国政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成为多极世界中重要的一极。
近年，克服重重困难，中俄关系稳步发展。1994年，中俄建立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又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2004年，两国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中俄边界已成为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发展。而这一切，都是沿着邓小平生前为我们设计的道路前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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