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形态研究
编者按：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的建构中具有何种地位与价值？不同国家在当代的社会实践与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中，传统文化是否还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成为一种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民族的文化模式、发展道路、存在方式等日益趋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技术文明成为主流价值观，那么，传统文化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土壤与必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是肯定的。对此，本组文章分别探讨了俄罗斯古典欧亚文明的独特之处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此反观西方的理性主义文明，目的在于指出不同于西方技术文明的另外发展道路，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挖掘不同文化的精髓，倡导多元文化观，并力图为后启蒙时代“新文明”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摘 要：古典欧亚主义继承了斯拉夫主义反抗欧洲文化垄断的基因，并将其奠基于文明类型论、地缘政治论之上，完成了其自身政治哲学的文明论建构。古典欧亚主义者们在批判西方文明普世论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俄罗斯文明定位是独特的欧亚文明，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一“俄国的斯芬克斯之谜”。古米廖夫自称是“古典欧亚主义的最后一人”，他开创了地理特征与文明特征相符的文明论建构，将欧亚文明论奠基于地缘政治学之上，并明确提出了重塑俄罗斯精神的目标。古典欧亚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下俄罗斯面临的重新选择紧密相关，它为俄罗斯文明找到了自己的根基，是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重塑俄罗斯文明的直接思想资源，并对俄罗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古典欧亚主义；西方文明普世论；欧亚文明独特论
俄罗斯学界和政界正努力在俄罗斯传统价值与西方普世文明论的冲突中，通过消解与重构的方式推进俄罗斯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型，重塑俄罗斯文明新的价值定位，以回应学理上和政治实践上的社会价值秩序混乱、国家身份认同不明的尴尬。古典欧亚主义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将从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复兴与发展来逐一展现。在历史进程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呈现出间断性与跳跃性特征，这与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不明直接相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经历了西化改革的失败，俄罗斯重新面临文明定位和国家发展方向的艰难抉择。“我们是谁”“向何处去”再次响彻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新东正教意识、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思潮的激荡中，古典欧亚主义成为关注的焦点，它汲取各方观点的有益成分孕育出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古典欧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俄罗斯获得重生，原因就在于它解决了当下俄罗斯面临重新选择的一系列难题：以地缘政治学作为世界观、文明观的必要前提，以欧亚文明论恰当地回答了俄罗斯千百年来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追问，在逻辑上令人信服地理顺了长期困扰俄罗斯的政治与文化、国家与民族等复杂问题。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经历了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个阶段，本文将从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复兴与发展，来展现它如何在地缘政治学、欧亚文明论的基础上重塑俄罗斯文明。
一、古典欧亚主义的哲学建构
古典欧亚主义产生于十月革命后在欧洲流亡的俄侨知识分子中。他们面对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逐渐壮大的现实，并切身体验到欧洲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冲突，思考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等问题，形成了欧亚主义的基本主张。从思想脉络上看，古典欧亚主义汲取了斯拉夫主义的有益养分，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垄断的基因，并将其奠基于文明论之上。
根据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ASHRAE）提出的标准，“冷水机房全年综合能效”在0.85kW/ton以下的为高效能机房，即COP值4.4以上，在1.0kW/ton以下的为需要改造的机房，即COP值3.5以下。可见本机房能效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在低负荷工况下，其COP值将更高。冷冻机系统运行能耗情况如表3所示。
古典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Н.С.特鲁别茨科伊(Н.С.Трубецкой)、Г.В.弗拉洛夫斯基(Г.В.Флоровский)、П.Н.萨维茨基(П.Н.Савицкий)和Н.Н.阿列克谢耶夫(Н.Н.Алексеев)、А.В.卡尔塔舍夫(А.В.Карташёв)等。1920年,特鲁别茨科伊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版了《欧洲与人类》(Европ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一书，通过分析欧洲沙文主义和普世主义的文化霸权论，第一次明确反对将欧洲价值等同于全人类的文明发展方向，并从欧亚主义立场提出俄罗斯是独特的欧亚文明。他尖锐地将欧化道路批判为欧洲普世主义的邪恶欺骗，并深刻地预见到欧化的普世文明论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端民族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奴役。他指出：“要知道，到现在为止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导致了俄罗斯的欧化道路……如果现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欧化是无条件的邪恶，普世主义是无耻的欺骗，那么他们将停止加入帮助罗曼-日尔曼文明争取凯旋胜利的行列：如果没有欧化知识分子的支持，罗曼-日尔曼人将无法继续从精神上奴役全世界人民。”[1]1921年8月，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弗洛罗夫斯基、卡尔塔舍夫等人出版了论文集《出走东方：预感及其实现——欧亚主义者之主张》,正式提出“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这一术语,这标志着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潮的正式诞生，欧亚主义这个学术派别也随之产生。此后，该派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和期刊，主要包括：1922年在柏林出版了影响力巨大的文集《在途中:欧亚主义者之主张》(Напутях),1923年卡尔萨文、阿列克谢耶夫在柏林和巴黎开始创办《欧亚主义期刊》(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共出版三辑。[2]1929年、1931年在布拉格和巴黎分别出版的《欧亚主义文集》《而立之年》,1924—1937年在巴黎出版共12辑的《欧亚主义纪年》(Евразийская хроника),1928—1929年在巴黎出版共35期的关于文化和政治周报《欧亚洲》(Евразия)，1929—193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共25期的双月刊《欧亚洲人》(Евразиец)。其中影响力较大的论文是，欧亚主义运动奠基人特鲁别茨科伊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军队》和《论乌克兰问题》、法学家В.Н.伊里因(В.Н.Ильин)的《论欧亚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亲近性》、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欧亚主义文化的精神前提条件》和《世界革命与人的精神使命》、弗洛罗夫斯基的《论爱国主义的正义和罪恶》等力作。[2]
古典欧亚主义是在俄罗斯经历战争与革命后，探索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产物，新欧亚主义是古典欧亚主义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二次重生，这并非偶然，它是俄罗斯在巨大社会变革之际面临类似困境而产生的结果。古典欧亚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垄断的基因，以俄罗斯欧亚文明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超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尝试，这些都有力地回答了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难题。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反抗与重塑，文明论依据来源于古典欧亚主义。
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古典欧亚主义者们在批判西方文明普世论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俄罗斯文明定位是独特的欧亚文明，并将苏联社会主义看成是超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尝试，明确地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等问题。另外，古典欧亚主义首先从文明多元论的视角，批判了西方文明普世论。古典欧亚主义者们了解西方的成就,也了解俄罗斯文化中保守的一面。他们反对西方文明具有普遍意义和一统性，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价值,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在短期内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将欧化治理方式用于俄罗斯。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西方文化？特鲁别茨科伊在《欧洲与人类》一书中指出，欧洲沙文主义和普世主义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以欧洲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典范，要求以牺牲其他民族和文明特性为代价的文明至善论、文明统一论。“每一个欧洲人都不加怀疑地认为，欧洲沙文主义和普世主义之间存在原则性的矛盾和对立，从根基上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欧洲沙文主义者先验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等的人，他们的文化也同样优于所有其他文化。所以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还是信仰方面都应服从于自己。沙文主义者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消灭劣等民族的伟大力量。普世主义者否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如果有这样的差异，他们必须被消灭。人类文明必须统一，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不文明的人民必须接受这个文化，分享他们民族的文明，与他们一起按照同一个世界进步的路径进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这是以牺牲其他民族特性为代价的文明至善论。”[1]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在沙文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差异，微有不同的是，二者更像是一个现象的两个阶段，两个不同的维度。”[1]二者最后殊途同归，都会导致日耳曼民族以罗马式的欧洲方案统治全世界。西化道路的方向是错误的，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外在化的，不可能促使俄罗斯产生内在的精神动力。正如当代俄罗斯年轻学者А.О.卡瓦列娃(А.О.Ковалева)评论的那样：“第一批欧亚主义者如何理解俄罗斯文明？欧亚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俄罗斯移民中，这些俄罗斯思想家在国外试图追问，为什么俄罗斯政治体制和文化在短时间内崩溃了？他们得出的答案是，原因在于俄罗斯权贵阶层和文化精英，不是在俄罗斯自身文明的范畴内思考本国问题，而是用西方文明代码来思考问题。因此，普通百姓不理解,也不接受精英阶层的思想，这种混乱错位的社会系统无法长久存在。早期欧亚主义者开始思考俄罗斯文明自身的政治理念，系统地批判西方文明普世论的错误倾向。从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等欧亚主义者的经典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主张。”[3]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看到，被布尔什维克政权驱逐到欧洲的俄国侨民遭受到了俄国文化与西欧文化的巨大冲击，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古典欧亚主义者们更多地继承和发展俄罗斯传统的斯拉夫主义，不仅维护了俄罗斯文明自身的文化特性和尊严，还为从政治层面反抗西化道路展开了积极探索。对此，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肯定道：“同那些寄希望于欧洲资产阶级使俄罗斯摆脱灾难的思路相比，欧亚主义的思想更重要，更有积极意义。欧亚主义者从情感上自发地维护了现在正遭受西方凌辱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尊严。一些被革命所伤害的俄罗斯社会的上层贵族同意物归原主，放弃自己是俄国人的身份认同。这个阶层因情感上的国际化倾向，脱离俄罗斯的精神土壤和久远的文明传统。与他们相比，欧亚主义者的政治观点和倾向更值得赞同。”[4]137
古典欧亚主义者从欧亚文明论的立场，论证推演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古典欧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不是抽象的理论家，而是努力在现实行动中实现共产主义的活动家，他们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俄国的现实，适时地发动革命，踩上了历史节拍，反映了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利益，完全否定了欧洲文明论的立场，第一次尝试遵循俄罗斯特有的文明理念。因而，苏联社会主义开创的是带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路标转换派的乌兹特良洛夫、康斯坦丁和萨维茨基所评论的，在当时的所有党派中只有布尔什维克能拯救俄罗斯，将俄罗斯从西方隔离冷冻起来，继承俄罗斯固有的文明特色，以求发展。[14]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对抗西方中变得更为强大，古典欧亚主义者基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母亲的传统情怀，他们没有因个人与苏维埃政府政见不合、被驱逐出境而诋毁苏联，反而从欧亚文明论的角度赞扬苏联社会主义是超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尝试。古典欧亚主义者在《欧亚主义即社会主义之重新审视》《俄罗斯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论欧亚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亲近性》等多篇文章中，肯定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俄国的变化, 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有效地践行了斯拉夫主义反西方价值体系的传统，这将对整个世界发生积极影响。萨维茨基在《转向东方》一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之所以能在有浓烈宗教氛围的国度推行无神论，这与俄国跨欧亚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多宗教直接相关，是为了使俄罗斯和非俄罗斯民众从精神上完全依赖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作用相比，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范围和意义更大。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插曲,俄罗斯革命则不仅是欧洲历史的偶然事件。”[5]3古典欧亚主义者不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为苏联社会主义辩护，而是从文化高于政治的立场，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结束俄国效仿西方道路的历史根源及其合理性,并把它当作维护俄罗斯文明自身样态的精神重建阶段。特鲁别茨科伊在《俄罗斯问题》中指出了这一使命：“倘若俄罗斯侨民确实想在俄国历史上扮演荣耀角色,那就需要放弃不体面的政治游戏,而从事精神文化的重建工作。”[8]294-295
在新时代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即为人才之间的竞争，员工作为支撑房地产开发企业稳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其重要性自不必多言。通过科学系统化的绩效考核管理，将确保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行业中永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如果想要将绩效考核管理的积极作用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就需要尽快构建出以员工为本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虽然古典欧亚主义者们构成复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上三个原则性问题上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古典欧亚主义从俄罗斯欧亚文明独特性的立场批判西方现代性，来思考俄国命运和发展道路的论述,得到了Г.В.维尔纳茨基(Г.В.Вернадский)、М.М.沙赫马托夫(М.М.Шахматов)、С.Л.弗兰克(С.Л.Франк)、П.М.彼契里(П.М.Бицилли)、В.Н.伊利因(В.Н. Ильин)等杰出史学家和法学家的呼应,却遭到著名的史学家П.Н.米柳科(П.Н.Милюков)、А.А.基泽维杰尔(А.А.Кизеветтер)等人的激烈批评。[2]虽然学者们对古典欧亚主义褒贬不一，但是以欧亚性的文明类型定位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和发展道路，这较合理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俄罗斯的文明定位问题和国家间断性效仿西方的发展问题。正如别尔嘉耶夫的客观评述，古典欧亚主义最值得称赞的是，以文化高于政治并主导政治的价值原则反抗欧洲文化和政治的垄断：“欧亚主义者的功绩在于，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所发生变革的程度和实质，返回到战争和革命前是不可能的。欧亚主义者果断地提出，文化高于政治，并在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俄罗斯的问题是精神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俄国移民的环境中确立这种意识是一个很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欧亚主义者对西欧的这种虚假错误想法和态度只能称得上是亚洲立场的想法，而不是欧亚的立场。但他们正确地体察到，欧洲文化将不再是文化的垄断者，文化将不仅仅指欧洲文化，亚洲人民将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4]136
二、奠基于地缘政治学之上的欧亚主义
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的排他性，数十年间,欧亚主义思潮在苏俄境内被视为白卫运动的思想而明令禁止。苏联时代唯一的本土欧亚主义者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教授Л.Н.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ёв)，是欧亚主义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自称是古典欧亚主义的最后一人。作为白银时代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之子，古米廖夫对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苏联时期屡遭政治迫害，曾多次入狱和被流放，但他毅然坚持欧亚主义学术研究，始终坚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以通信学习的方式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欧亚主义代表萨维茨基的思想，建构了欧亚大陆发展空间、欧亚民族共同体和一体化理论，进而提出重建俄罗斯的欧亚洲图景，这被视为当下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新战略的最初构想。[9]他还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并断言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潘琴科(А.М.Панченко)评价古米廖夫在科学史和世界思想史的地位和作用时说：“他是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摩尔一样伟大的思想家……21世纪是古米廖夫的时代。在社会科学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他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10]285可以说，当前俄罗斯处于主流政治哲学地位的新欧亚主义，其大多数理论都来自他的思想。古米廖夫的思想对欧亚主义的发展具有创造性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古米廖夫不仅赋予了欧亚主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而且揭示了地理景观与各民族精神气质、文明类型具有相关性，这开创了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先河。根据其地理景观的相似性决定该地区各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原则，他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生成，推演出俄罗斯独特的民族和独特的文明——欧亚主义民族和欧亚文明(与地理上欧亚大陆中心相匹配形成的一个超越具体狭隘民族的超民族和独特文明)。从民族起源和民族周期理论看，欧亚主义民族和欧亚文明是年轻的民族和文明样态，是未来世界的希望；而西方的罗曼-日尔曼民族则处于民族发展过程中最后的没落阶段，世界民族和文明发展的中心必将转移。“大俄罗斯民族不仅是东斯拉夫人的分支，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在突厥——斯拉夫融合基础上形成的民族。”[11]153“大俄罗斯文明是在突厥——斯拉夫民族起源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起源在地理方面表现为森林和草原的联盟。正是森林与草原的地缘政治组合构成了俄国的历史实质，注定了它的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命运的性质。”[11]153
古米廖夫将古典欧亚主义政治哲学奠基于地缘政治学之上，提出欧亚大陆是俄罗斯欧亚文明的发展空间，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完成了欧亚主义学科的理论奠基。他把政治哲学与地理学、生物学、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用自然科学为哲学思想提供有力论证，揭示了欧亚大陆出现和统一的起源，把俄罗斯的领土界定为特殊的历史地理世界——既不属欧洲又不属亚洲的独特历史地理个体，草原带是欧亚大陆历史的脊梁。他通过考古勘察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与其所在的地理景观存在相互联系，居住在相似地理景观的民族会产生相似的民族性格和文化。
情况 4.4 若f3(v)=3,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点关联3个6-面,3个3-面,且3-面的邻面均为6-面。由R1和最坏3-面6-点情形得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享受它给生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它带来的诸多问题：信息迷航、网络沉迷、虚假信息、网络犯罪等。这些问题让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两面性，为了减少网络带来的消极影响，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被提了出来。同时，网络媒介的出现使得人们真切体会到了信息时代的特点，知识总量的急剧增加，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人们使用传统的学习方式已经无法应对，必须寻求一种能够快速获取知识、掌握知识的新途径。知识可视化以其可视化的直观形式得到了信息时代人们的关注。
古米廖夫以俄罗斯的文明特性和民族使命为出发点探寻俄罗斯复兴的道路，明确提出“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他认为，俄罗斯文明具有欧亚性，作为年轻的民族形态，俄罗斯能够团结欧亚地区的各民族形成“特殊超民族”共同体，实现欧亚主义的救世使命。如果俄罗斯要发展强大，只能在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实现。“如果俄罗斯将被拯救，那只有作为欧亚主义强国，也只能通过欧亚主义。”[12]67因为只有欧亚主义能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使俄罗斯重振雄威，积极思考俄罗斯的现实，并为俄罗斯社会提供坚实的精神基础、政治发展定位和行动目标。为此，他指出，重塑俄罗斯精神并将其普及是当务之急，必须立足于欧亚主义，“树立一种新的民族思想，确立俄罗斯民族、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特点以及它在当代地缘政治空间中的地位”[13]189-190。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定位俄罗斯文明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为进一步研究逻辑单元或组合电路对单事件瞬态的响应，利用TCAD软件搭建了3D反相器。图2和图3给出了3D TCAD仿真中的一个反相器和三级反相器链。
三、古典欧亚主义的当代意义：重塑俄罗斯文明的开始
3)若取值范围在[xnmin,xnmax]以内，且其第n维信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则FC取为[0,1]范围内的中间值；
古米廖夫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增强了古典欧亚主义的学理基础，开创了地理结构与文明类型相关联的文明论建构，将欧亚文明论奠基在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上，而且明确提出了重塑俄罗斯精神的目标。这正是现时代俄罗斯经历重大社会变革后，欲重新崛起所急需的精神价值基础。因此，古米廖夫的古典欧亚主义思想与当下俄罗斯面临的重新选择紧密相关，成为新欧亚主义的直接思想资源。
古典欧亚主义突破大西洋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论争，从哲学、神学角度出发,强调俄罗斯地理位置和俄罗斯文明有着自身独特的欧亚双重性和东正教独特性等，明确了“我们是谁”这一“俄国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人是欧亚洲人，俄罗斯文明是欧亚文明。萨维茨基在《转向东方》中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俄国就不仅仅是西方还是东方,不仅仅是欧洲还是亚洲,甚至完全不是欧洲,而是欧亚洲。”[5]3正是基于欧亚洲的文明定位，欧亚主义者反对欧化治理方式用于俄罗斯，试图在超越西方现代模式的基础上寻求一个适合俄罗斯的现代化路径。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俄罗斯文明在地理、文化、文明样态上兼容东西方的独特性，主张在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和东方的优秀成果和技术,在东西并举的道路上定位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走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其主旨观点的最经典表述集中体现在论文集《出走东方：预感及其实现——欧亚主义者之主张》的序言中:“俄罗斯人和‘俄国世界’的各民族,本质上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是把固有的和我们周遭的文化与生活因素融合在一起。我们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是欧亚洲人。”[6]3-4古典欧亚主义以俄罗斯文明的欧亚性超越了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将俄罗斯世界理解为东欧和亚洲各民族的俄国文化世界，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它具有从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扩大俄罗斯世界的色彩。特鲁别茨科伊明确指出:“为了把我们的思维和世界观从压迫它的西方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在自己内部,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宝库中挖掘创建新世界观的元素。”[7]对此，萨维斯基发表评论文章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对待西方文明成就应当针对物质技术领域和精神道德不同方面而采取不同态度和措施，其他民族可以学习欧洲或罗曼-日尔曼人的物质技术成就，但在道德精神方面应该保持自身文明的特色，保持多种文明的共存。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А.В.斯米尔诺夫(А.В.Смирнов)院士以丹尼列夫斯基的“全人类”文明论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他指出：“古典欧亚主义的产生本身就始于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反思，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摆脱西方制造的一般人类(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哲学话语和实践模式，创造尊重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全人类(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ие)哲学话语和实践模式的最新尝试。苏联早期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这种尝试是正确的和成功的。”[15]斯米尔诺夫院士认为，不能以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苏联解体否定“十月革命”的正确性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从古典欧亚主义者对斯大林政治经济模式的批判看，它切中了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苏联在经济领域没有实现公有与私有的混合制，在政治领域没有使个性精神的‘聚合性’参与到‘和谐’的‘共同事业’中。”[15]
古典欧亚主义者立足于复杂的历史经纬，作为被苏联驱逐到欧洲的俄侨知识分子，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面评价，对当代俄罗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是对于苏联解体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否定和抹黑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最为有力的回击。
А.В.斯米尔诺夫院士认为古典欧亚主义最为出色的贡献是，为俄罗斯文明找到了自己的根——欧亚大地，这是当今俄罗斯文明定位和政治外交策略的基点。“欧亚洲观念作为俄罗斯传统精神聚合性的体现，不同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建立的全欧洲联盟，丹尼列夫斯基要建立的斯拉夫联盟，都是无根的漂泊者，与俄罗斯的使命没有关系。而古典欧亚主义者有自己的根，它深深地扎根于欧亚大地上，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称为乡土派。”[16]古典欧亚主义者，从“要认识自己”的思路出发，冷静地看待俄罗斯的历史，找出俄罗斯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去构造其他错误的使命。特鲁别茨科依等人研究语言学，萨维斯基研究地理学，他们从自己的本学科出发展开研究，却不约而同地超越了本学科，上升为哲学。就像植物从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一样，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个性，在欧亚大地的土壤中培育了古典欧亚主义的文明观念。
从民族和语言上看，欧亚洲土地上是各个民族的统一体，而不只是斯拉夫民族。在欧亚洲的空间上，各个民族获得自己的发展，也形成了语言的联盟。欧亚洲语言的特征与欧洲都不同。欧亚洲语言联盟中都有软音、硬音、辅音，这是欧亚洲语言联盟所特有的，欧洲语言中则没有。古典欧亚主义提出发展地理空间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语言联盟。从地理上看，古典欧亚主义所理解的欧亚洲，大致等同于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版图。古典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发展不是要为复活帝国提供理论背书，而是说俄罗斯的发展正好符合欧亚洲的界限。形成的地理景观：北方是森林，南方是山脉，与西边的欧洲隔开。欧亚洲的土壤、气候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正是由于欧亚洲的这些特征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欧亚洲文明特色。俄罗斯—欧亚洲，可以将二者等同。”[16]
再者，古典欧亚主义为重塑当代俄罗斯文明提供了直接思想资源。在进行了74年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后，俄罗斯重新面临文明定位和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西化派与斯拉夫派的传统争论再启，“我们是谁”“向何处去”再次响彻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多元化思潮的激荡中，从默默无闻的边缘地带上升为主流政治学，成为俄罗斯现行政治的学理基础和世俗心理基础，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国家发展定位、政治决策等产生直接影响。”[17]它在俄罗斯学界和政界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仅秉承了古典欧亚主义对于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超越，在新时代再次反抗西化道路，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力图重塑俄罗斯文明定位与国家发展定位的价值基础，提出重塑新俄罗斯文化共同体以构建新俄罗斯的目标，为重振俄罗斯明确方向和道路，最后完成俄罗斯负有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
将俄罗斯视作一种独立于东西方的文明样态，解决国家身份认同的尴尬，从而为俄罗斯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这符合当前俄罗斯社会的现实需要。正如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学研究院功勋教授В.Ф.沙波瓦洛夫(В.Ф.Шаповалов)所言：“将俄罗斯看作一种文明的想法，有助于克服西方派和乡土派之间矛盾的循环论证……合乎理性且目标明确的现代化并非接受西方同化的过程。”[18]可以说，这是在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反抗国际旧秩序，维护自身文明特色和发展道路的呐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主导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还极力向全球推行自己认可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来渗透自己的政治观念，目的是要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掌握主导权，控制发展中国家，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力图创造统一性，但实质上它在联合强者的同时排斥了弱者，这对其他国家而言具有侵略性和破坏性。这引起非西方各国对国家身份认同和国际秩序的质疑和反思，力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被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所同化，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为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延续性，不得不采取抵制和反抗的行动，以达到重塑国际新秩序的目的。正如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代表杜金所指出的：“我们将把全世界的人民，从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跨国资本寡头专政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欧洲为欧洲人谋福利，法国为法国人谋福利，德国为德国人谋福利。自由民主制将终结。然后，政权将从世界精英背后的银行家和金融家手里转移到人民自己的手中，那些银行家和金融家不代表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的利益，他们只能代表魔鬼的利益。我们正在向全世界转达这一主张。”[19]244-248我们看到，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主张及其行动，尽管在实际效果上收获甚微，但其方向是正确的——通过持续不断的沟通和对话改变不公平的强者逻辑。“对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分歧，唯有以尊重为前提，正视和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由此产生的文明冲突，才能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类型和平共处，不至于造成人类的灾难性事件。”[20]因此，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反抗与重塑，无论是从俄罗斯国内看，还是从国际政治上看都具有现实合理性和正确的文明论依据，这恰恰来自古典欧亚主义的思想资源。
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是重塑俄罗斯文明的开始，它以多元文明论的立场反抗西方文明普世论，揭示了俄罗斯欧亚文明的独特性，不仅将文明论奠基于地缘政治学之上，从地理景观与各民族精神气质、文明类型的相关性找到了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地缘学依据，而且以俄罗斯的文明特性和民族使命为出发点探寻俄罗斯的独特道路。以重建文化共同体来重塑俄罗斯文明，重建新俄罗斯，这对俄罗斯本国来说是一种新的建构力量。这种尝试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各个民族的自我文化建构具有启示作用，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却是消解国家身份认同的抗拒性力量。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重塑新文明与重建世界新秩序可能引发的冲突，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化冲突为对话，在对话与沟通中，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使其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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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丽双(1976— )，女，黑龙江省绥棱县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汪力平(1963— )，女，江西瑞昌人，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反启蒙与新文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8AZX017)和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系统视阈下当代中国社会风气治理研究”(项目编号：JD1709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9)03-0021-08
收稿日期：2019-03-11
DOI：10.19563/j.cnki.sdzs.2019.03.004
[责任编辑：赵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