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认知的结构和功能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身体论文,结构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3-0030-10
众所周知，没有我就没有我的思维、我的认知，而“我”，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法，“就是我的身体”。因此没有人的身体，也就没有人的认识。然而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人都只把智慧和认知归于大脑，无视整体性身体的认知价值。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人们更是集中全部精力把大脑看作是人类思维的唯一器官。相反，普遍形成一种偏见，“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身强体壮，愚眉肉眼”，认为强壮的四肢既可能转移人的精力，消耗大脑的营养，又可能破坏人的智商。针对这种狭隘的经验性认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既是人们长期存在的一种对身体健壮者的误解，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视，更是对身体和能力、大脑和肉体、健康和智慧、劳动和知识、实践和认知之间因果性与统一性的无知。其实，身体不只是在本体论上，是人类得以生存和谋求事业成功与人生幸福的资本；就是在认识论上，它也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价值。
一、身体结构的认知作用
当然不能否定人的聪明才智主要在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但这决不是忽视身体认知功能和价值的理由。毕竟大脑仅是身体的一个器官。一方面，“科学不能够从外面把行为的‘中心区域’构造为某种封闭在颅骨内部的东西。”[1]300人类“对感觉器官的刺激和针对意识的刺激的传递作用的幻觉，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单独地从物理身体、解剖身体甚至生理学的机体中认识到的东西，而这些认识就是我们运动着的身体的抽象和快照”。另一方面，也正是人的身体的整体结构决定人类特有的感官和大脑。没有这种特殊的身体结构，就没有人类特有的感觉和思维功能。对此，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早就论证：正是人的直立行走，使头颅免受地球引力妨害，为大脑发育提供了广阔空间，使人的大脑因在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扩展而较任何其它动物的头颅都更加接近球形，使得头的面积和脑的体积达到最大比例，使人的大脑具有最智慧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潜质。正是直立的身体，使人的感官产生最大效用；使人的眼睛能够“高瞻远瞩”，能够随着转动的脖颈自由地巡视四周；使两耳能够听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与眼睛一起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使人的触觉能够感受到最细微的刺激、触摸、暗示和各种难以表达与述说的情感或爱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在人类演化史上，是直立行走“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508不仅如此，就是在人类内部，也常常是拥有相同身体结构的人拥有相同的性格、爱好、兴趣、欲求和品性。典型的证明案例就是科学家进行的大量双胞胎实验，即便他们被分别寄养在不同的家庭长达数十年，最后也会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因此人之“身体绝对没有哪一部分是纯粹的物质或肉体，也没有哪一部分是纯粹的观念或精神”，而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是整体化的结构和功能的整合，而且是身体结构起着决定作用。
再者，纵观整个人类史，其全部文明也都主要是源自人类身体的需要和欲求、身体的展示和暴露、身体的装饰和打扮、身体的感受和体验、身体的愉悦和痛苦、身体的意象和倾向、身体的行为和实践，以及对身体自身的审视、思考、训练和提升。比如，“对于古雅典人来说，展示自己的身体就是肯定自己身为市民的尊严”；至于“裸体，那是文明的成就”；而“四肢健壮的年轻人所进行的健康活动，刚好可以跟市集中那些苍白、无用、思考复杂、耍聪明而唠叨不绝的人作一个对比。”[3]459在人类的全部探索、发现和认知活动中，正是人的强壮体质、坚毅的体魄、有力的肌肉在起着主宰作用。在人类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以及文化艺术活动中，也正是人的特殊的身体结构决定的特殊的生理功能、心理反应、思维形式，以及诸如性功能和性行为等一类生命特征，一起形成了人类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性爱观、婚姻观、审美观，以及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等诸多的主体意识和观念。为此福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可能获得全新的理论和认识；只有“用他的肉体、他的行为、他的感觉和热情以及他的整个存在，才能制成一件艺术品。”[4]19在这里，知觉的存在、身体的存在、以及经由身体所知觉到的对象和现象的存在几乎是完全融为一体，具有“大致雷同的意义”。
特别是，长期被看作人类本质的理性思维，决不意指绝对的抽象推理或逻辑形式。它不只是出自我们的大脑的本性，更是源自我们的整体性身体；是我们的身体行为的化身和具体经验的详细体现；“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认知机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察觉、领悟、向周围运动，并创造了我们的概念体系和理性模式。”[5]4它既决定于我们的复杂的神经系统，更取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世界的具体作用和特殊活动。比如“正是我们的视觉系统，借助于地形图和定位感光细胞，为我们的概念化空间关系的能力提供了某种特定的结构。我们依照某种方式运动和追踪其它事物的运动能力使得‘运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我们拥有肌肉，并以某种方式利用它产生的力量才导致形成我们的因果关系的概念系统的结构。另外，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恰恰不是我们拥有身体，以及思想的非常其妙的身体化，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的特殊性质构成我们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各种可能性。”[5]19因此，理性决不是空洞的、纯粹字面上的东西，它是无意识的、充满热情、激情和想象力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和运用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具有独特结构的身体，即如梅洛·庞蒂所言，“这是因为身体自身及其器官始终是我的意向的支撑点和载体。”[1]278在这里，“只要我不是特意地思考世界，我对我的身体的意识就能直接说明在我周围的某种景象；我对我的手指的意识就能直接说明物体的某种纤维状的或粒状的特征。”当然，也是“我的身体能使我保持与世界的关系。”[6]109
也正是基于人的身体结构，人类才产生以自身的身体结构、身体行为、身体感受为标尺、标准和立意的诸多说明、解释和界定世界万事万物的名词、概念和范畴。诸如高矮胖瘦、轻重强弱、大小远近，及至美丑善恶等概念，都是以人自身的结构、行为和心理做标准。换句话说，由于人的身体自身就具有大自然通过时间所创造的各种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以至它不仅能够反映各种有形的存在，构造极为复杂的认知对象，反映着高低长短、前后左右、内外大小、生熟干湿、虚空充实、新鲜腐烂等物质属性和空间形式，也能够反映从机械运动到思维和情感运动等各种运动形式的基本特征。比如现实世界，尽管人类已经将其划分为好多个层面，但人本身总是被放在微观和宏观世界之中间位置。为此，康德在论及宇宙演化和生物进化的序列时，早就立足于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复杂程度，指出：“地球上的人类似乎处于最中间的一层，就其完善性来说，也是处于离最外两边一样相当遥远的中间状态。”[7]217
此外，思维和认知也绝不是单独的大脑行为。不要说在社会实践中，类似器乐演奏、编织刺绣、绘画雕刻、书法打字等一切精湛的人工技艺都是身体反应、身体行为或身体思维的结果，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一位科研人员花费4小时的脑力劳动消耗的身体能量就相当于一位搬运夫一个上午搬运工作消耗的热能。原因就是：人的感知、认识或概念化和范畴化过程“总是取决于他们的感觉器官、他们自身的运动能力和操作、处理客体对象的能力。”[5]17因而，认知实质上就是人的身体化的结果。大脑思维完全是一种整体性的身体活动，它就像能工巧匠的鬼斧神工一样，完全是脑、眼、手、足及整个躯体的综合性实践。
也正是身体的结构和功能决定并证明，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都更喜欢利用身体、舞蹈、歌喉和各种古老的仪式、传统来表达他们的认知、习俗和世界；为什么迄今人类还是日盛一日地喜欢创作以人物为原型、以身体为摹本的文学艺术、绘画雕像、电影电视、照相摄影、皮影戏，以及各种戏剧和舞剧，包括以声情并茂、多姿多彩的身体表现为特征的芭蕾舞剧、现代舞剧、哑剧、歌剧和话剧等名目繁多的戏目形式。这不只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形式、语言和表演，还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是美的，只有人的身体才最美”。由此，尼采才坚持主张：人就是身体；其中“最优秀的公众性的身体，乃是世界的尺度”；而且总的来说，只有健康、完美而又正方的身体，思维才更敏捷，说话才更诚实，行动才更纯粹，生存才更富有活力。坚实的身体中包含的肯定力量不仅能使身体变得更强壮、更具青春感和生命力，还能将创造物与创造者统一起来，“使自我塑造成为人类最高的可能性之所在”。换句话说，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将比信仰陈旧的灵魂或知识更有价值和更令人惊异。
因为人的认识不只是要通过自我的生活经历、亲身感受进行思考，更重要的是认识直接就是源自身体的需要、欲求、意向、表现、暴露、行为、梦境、幻觉、陈述，以及身体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作用、反应、环节与链条。比如人的认知欲望、认知冲动、认知兴趣、视觉观察的好奇心和观察对象、把真理之神化身为女性、把正义之神化身为男性、直至小孩对自己身体的自慰式的探究、两性之间解剖学差异的感知、为数众多的艺术形式的产生、以及由性而生的法律、社会结构与社会规则等，从根本上说都与人的身体直接相关。身体不仅必然包含着性、性冲动和生殖功能，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与禁忌，还直接影响或制约着人们对于自身作为有欲望的造物主的全部观念、文化和语言。正是这形形色色的身体成为一切意义的凝结点，成为刻录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那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的地方，成为一个能指、一种叙述或力图认识周围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最主要动因；并最终创造和构建了人类无限丰富多彩的文明史和认知史。也正是由于身体和认知密不可分，即智能所包含的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反应和感知能力、求知欲望和发明创造的冲动，都与身体紧密相关，以致在认知史上，从柏拉图开始就主张：只有首先施以身体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理想国所需要的人。
正是基于对人体结构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由于人体结构的超时空性质，及其所决定的认知结构的稳定性，使得现代人并不比原始人的思维进步，原始人的野性思维和现代人的抽象思维也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抽象思维主要借助概念和逻辑，野性思维主要借助身体的感觉和经验。为此，他通过对3813个神话故事的结构分析，证明“一切神话故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类型。”[8]596它们都具有大同小异的结构，比如都具有相同的故事、角色和主题；它们都是源自心灵深处一种无意识的机制和本能，比如都是源自爱情、仇恨和复仇等人类共通的基本情感，而且都与人类特有的身体结构和能力“直立行走相关。”[8]230相反，凡是神话中的悲剧和灾难则总是与“跛足、淌血的脚、受伤的脚、软绵绵的脚”密切相关。由此，当代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也立足“身体学”和“社会结构理论”，坚持认为人类的起源和文明进步并非主要得益于理性思维，而是其“直立的姿态、发情期的抑制、性欲的连续性、父权制家庭的建立，以及作为主要才能的视觉的出现和相互联系，才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开端。”[9]13身体不仅从来都是全人类密切关注、议论、表达、描述、塑造、展示、刻画、揭露、谣传、赞美、喜爱、亲近、占有、寻欢作乐、蹂躏摧残和奴役压迫的对象，而且今天几乎全人类都试图通过各种努力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改造、维护和完善身体，将人的生命视为最基本和最伟大的存在。类似福柯这样的人，还力主用自己的身体和行动来认识世界和创新思想、理论与人生。他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借助心醉神迷、奇想联翩，借助艺术家的狂达放纵，……以突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快感与痛苦之间，最后还有生与死之间的界限。”[3]28在他看来，只有立足身体这个充满野性的“无人之乡”，清除概念的污染，祛除理性的泥沼，才可能真正登高远眺，报告人类黎明的曙光，期待未来身体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
为此，法国的罗兰·巴特“努力想通过进行身体接触的观念来思考与所指的关系。”[10]243指出，从来的文化和物质生产者都不是知识和理性，而是身体生存的本能。正像乳房能够产生乳汁一样，身体才是产生智慧和创造文明的机器。人的身体中永远流动的生命力常常会激发出惊人的强力，推动积极的生产活动和创作实践。因此是生之欲望创造了世界，是生命力生产了现实。力和欲望正是通过身体得以连接和互动，使身体成为一股活跃、升腾的生产力。人类史就是身体生存的历史，就是身体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艺术的历史。身体中处处铭记着人类历史的痕迹。只有通过身体思考，回归身体和回到大自然的温暖怀抱，才能弥合灵魂与肉体的长期分裂。然而遗憾的是，纯粹的精神与灵魂已经将自身与生活剥离开来，致使人们普遍地无知：公共话语、知识及其意义都主要是出自人类之爱及其身体。旧哲学拒绝将身体视为承载知识的场所和获得思想的中介，竭力抹杀它，目的是想超越身体，并通过贬低它，将之纳入心灵的理想化范畴，最终获得对它的操纵。然而身体的强大无比使那些“试图将倾听物质性的身体的最为热切的欲望与遵从日常生活的逻辑秩序的要求剥离开来的企图变得不可能。”[10]6
二、身体场及其知觉能力
人的有灵性的身体当然不是指单纯的血肉之躯，或“空间上并列的各个器官的组合”，更不是一种孤立无涉的存在，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甚至将整个世界都吞没于自身的广大场域，也即一种将全部肢体和器官、肉体和心灵、躯体和环境、身体和自然、主体和对象、自我和他物，都包容与整合为一体的“身体场”和“知觉场”。这个“身体场”好像是一棵由智力、大脑和身体构成的“身体树”(body tree)，既包含着它的肉体触觉、灵魂触觉和思维触觉，也和周围环境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它所拥有的“知觉场”或即内感觉(proprioception)、“思想流”(thought stream)、主观情感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等感知或认知要素，以及人类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不仅包括通常认可的5种或6种感觉，还包括整体性的“身体感觉”。在这里，“身体感觉不只是意指诸如‘疼痛’等一类明显的肉体感觉，而且指谓我的感性认识，诸如我的手臂和腿的位置以及我的右膝的痛感等。”[11]128这种总体性的身体感觉，既包括感受平衡、重量、强度、力度、温度、湿度、高度等感应能力和感应形式，也包括快感、痛感、惊恐、惧怕、性感、美感、亲情感、友情感、怀旧感、思念感、关爱感、留恋感、幸福感等知觉感受；另外，还包括人的心理感受和认知活动难以描述、表达和觉察的各种超感觉，比如普遍存在于人际间、亲人间的心灵感应，以及双胞胎之间的情感、情绪或无意识交往等。正是这些近乎无限的身体感觉构成人的认知基础和各种知识与审美的直接认识。至于“情感流”或“思想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觉到一种愤怒的突然爆发，一种击打或报复某人的想法，或是想喝一杯水的强烈渴望，还可以将现存的各种记忆及其它感知要素在横向和纵向上结合起来，形成某种感觉经验、认知意向，及至定律、定理、观念、法则和信仰。没有这诸多的感觉、知觉、欲求、渴望、经验和意向，就不会产生语言和形象，生成概念和理论。因而人的认知或概念实际上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实在事物的反应，而是“形成于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感觉运动系统”。
因此我们不能把“我、自我或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与身体相割裂。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和身体不可分割，就是在认知过程中，人之感觉对象也“只有通过我的身体与它的密切关系才能盲目地被辨认出来；而且它不是在完全的明晰中构成的，它是被一种潜在的和把它的不透明性和亲在留给它的一种知识重新构成或重新采用的。”[12]274此时，人之认知也不是认识主体在综合，而是身体在综合，是身体固有的认知能力或知觉图式“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12]137，是身体及其行动将内心感受、知觉现象或“集体表象”从原初的“身心复合体中”，外化成为某种姿势、手势、表情、表现，直至形成原初的词语、概念或“解释”。
所以，通常被正统哲学看作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的语言，其本质也不仅仅意指声音和符号的统一，而是通过身体行为“把一个存在者同另一个存在者相调谐的最基本形式。”[13]220而且正是出自身体的这种“沉默不语”和“潜移默化”，才使得人类最终能够本真地言语。语言在本质上，既是身体发出的声音，包括情感的声音、经验的声音、象征性的声音，以及反应真相的声音，也是在外部世界中呈现为客观形式的身体的能量，以及通过“发话行为”和“调控节奏”超越肉体感受、知觉形象和事件过程形成的带有秩序和结构性质的词语、符码和语素。为此，在胡塞尔看来，语言作为人类进行交流的手段和非独立的事实，“是针对某些对象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是思想的身体。”[6]104
也正是基于身体的经验，也即“我”的身体感觉、刻骨铭心的记忆，及至模糊的梦境和性爱经验，萨德才在《卧室里的哲学》一书中，通过将身体与心灵相联系，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兽性形象。在《身体之迹》中，盖洛普雄辩地揭示了运用智力活动操纵身体的不可能性。至于弗洛伊德《释梦》中涉及的大量病例和人的非常行为，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梦境进行解释，并据此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此后，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不论是文学艺术、小说戏剧，还是科学或哲学，只要是文本或作品，总是具有或表现为某种身体性的、充满欲望的、本能的、个性化的或纯粹快感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东西。由此，我们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的哲学家、科学家，特别是艺术家，其精神产品、艺术成果总是与其生命体征、个性气质、生存经历、家庭身世、及至性别、种族、肤色等诸多身体要素都密切相关。
因此只有身体，特别是一种身体性思维才能够不断地创造新事物，给人新奇感；展示着它的犹若滚滚风暴或潺潺流水的持续性发展比一种僵化的形式更具有生命力、多样性和丰富性；暗示着一些新鲜、复杂的事物总是能够不断涌现。而且也只有身体的尝试、延伸、趋向或暗示才能够意指一个人行进的正确方向，有助于其期待正确的举措，而无需纠缠于概念的界定。身体的复杂性就意味着拥有一个与某种形式化方向不同的指向。这不只是因为身体感觉、身体经验包括着人的肌肉感觉、四肢感觉、后背感觉，或是有关桌椅板凳的感觉，更是意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生活状况以及各种人事关系的感觉。一句话，“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承载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完全能够担负起平生拥有的各种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刻都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新东西，或一种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手段与步骤。”[14]206
基于对身体认知价值的充分肯定，梅洛·庞蒂指出：人的一切感觉、知觉、体验、联想力、现象场、对回忆的投射以及客观思维等，都与人的身体结构、身体要素、身体功能紧密相关。在这里，身体摆脱各种离散状态，尽一切手段朝向自身运动的一个结果将协同作用的现象显现在身体中。因此我们不能把自我意识或人的灵魂从身体中清除出去，使身体成为一架彻底清理过的机器或纯粹的躯壳。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不是由那外在的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在运动中，“我”通过第一个入口，即生理学的入口进入身体时，就会在身体中发现心理学、脑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的最抽象概念“存在”。这种存在与身体共存，与具体化的主体“我”共存。“我通过我的身体理解和认识他人，就好像我通过我的身体在感知物体”。我的身体，我对身体动作的描述，我的身体拥有的意向性和赋予认知对象的意义，以及我在身体中辨认出的统一性和我所接受的世界结构融为一体；并最终超越传统哲学中所谓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物，以及身和心的两分法；使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朝向超验的物体，并最终使得认知综合“发生在物体中和世界中，而不是发生在思维主体这个形而上学的场域中。”[12]297
正是针对这个现实，法国的新尼采主义者才坚持“身体一元论”，指出：身体才是一切认识、文化艺术的起点和全部价值、审美和道德的标准；才是获得知识、成就事业、完善人性、实现至美至乐的人生和推进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才是利用各种形象、表现，包括眼神、表情、神态、形态、姿态、动作、感应、反映、声音、语气、心情、憎恶、远离、亲善、贴近等各种身体要素和生命表征，书写和表达的一架最精致巧妙、及至无所不能的“智能机”。身体既是感觉、经验、真理、美德、至善和审美等各种认知与智慧的源泉，也是积累和储存人类智慧的知识库。大脑既从属于身体，也从属于大地、水和大气。正是人的组织器官、生命要素、身体欲望、行为实践、感性知觉、兴趣爱好、认识冲动、好奇心、求知欲、潜意识、冒险和尝试、非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锲而不舍的自由意志，一起构成人的认知和发明创造的源泉。所以“我”决不意指一种灵魂或心灵。“我在我的身体中，我就是我的身体”。如果人们还能对身体知觉谈论些什么，那也只是身体自身的自我解释。为此，一些身体论者才说，“我全是身体；灵魂不过是身体的附属物”。把人看作是有信仰的、受控制的、神秘的或神圣的理性话语，完全是对人性的无知。人就是身体的存在。人的进化就是从古猿到古人、新人和现代人的身体的进化。回归身体，从身体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历史、文化和传统，有着颠覆乾坤的价值。
三、身体认知的超越功能
人类究竟是怎样将基于身体的行为实践而获得的经验事实或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这当然是哲学长期探讨的核心问题。对此，学者们也提出诸多理论。从古希腊的经验论、思辨论、心物一元论，到中世纪的神启论，近代以来的归纳论、演绎论、理性直觉论、分析综合论、先验论、反映论、自明论、意向论、机能论和行为论等，都是旨在探索人类知识形成的机制和原因。这些理论持有的观点固然千差万别、各有千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是普遍相信人的认识主要是来自那些对人的认知机制和过程具有巨大帮助的，以及主要是由大脑和“绝对精神”酿造而成的概念、范畴、规则、模型、逻辑推理等超越现实和具体的抽象思维形式，很少有人把整体性的身体结构、身体官能或感知能力看作人类思维和认知实践的关键角色。相反，认为身体充其量只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模糊、混沌的感觉、知觉或其它感性经验，而不能给人以理性的秩序和清晰的信息，当然也就更不能超越由概念系统构成的语言和由符号公式构成的逻辑推理；认为身体与概念、观念、思想、理论和精神相比，总是具体的、个别的、经验的和实体性的存在，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身体超越思想，肉体超越精神，而只能是相反。
然而只要深入对身体认知能力和认知机制的研究，就会发现，身体绝不是只具有非组织化、非系统化、非抽象化，也即非逻辑化和非理性化的功能。仅仅有感觉、知觉与经验，大脑是不能够实现超越具体和个别、现象和表面，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并由此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相反，身体比语言及其它的概念系统拥有更大的有序性、系统性、整体性和总体性特征。具有本能性反应、感应、聚集和整合功能的身体才是最真实、最地道，且能够“以一知十”的有机整体和认知主体。正是身体的特征形成我们的概念系统的特性，使其在语言和思维的超越形式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正是在这种思和说的超越模式中，我们才会真正看到身体是怎样在起着思和说的超越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或潜在的感觉作为认知之源，你才能够不时地在进行思考和回忆。此时，也许是由于你过去不喜欢这个人，以至把这个人的名字忘却，且面孔生疏。结果，实际上是你的身体在暗示着你的下一步行动，包括说话、动作、认识、情感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然而在传统认识论中，人们显然是忽视了身体的这类隐秘的或潜在的暗示(imply)、牵引或指导作用；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类暗示或指引包含着身体正在孕育(pregnant)某种认识、进行某种选择。正是身体在决定人的下一步究竟是烹饪、烧烤，还是散步或打球。此时，尽管你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你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行为的表现上，人们还是能够清楚地知道你的行为倾向。因为身体的暗示比任何可能的词汇能够带来的内容和意义都更为复杂和广大。也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暗示或潜在的感觉、知觉和认识，迫使人们不断地发明创造新词汇、新概念或新的逻辑框架进入那样一个身体场中的知觉点或暗示区域，以使一个新词汇获得新含义，以便对身体知觉、身体认知进行新的表达和传递。这个创造新词汇、新概念的过程也就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过程。而认知领域的“范畴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意识理性的产物，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依照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互作用的大脑和身体。”[5]18当然，这些新的概念和词汇拥有的意义也只能是对身体所处的具体场景、关系和相互作用的部分表达，而不可能涵盖全体，否则就会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但是由于这些语言是和身体的知觉经验紧密相关的，因此毋庸置疑，它们能够在特定的场所发挥新的价值和作用。这是语言具有使用价值、社会价值和约定俗成的本质的原因所在，也是身体在语言形成过程中具有的超越作用的具体体现。
所以人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语言是身体的潜在能力，是身体知觉、身体经验和身体认知的升华。身体是无声的语言，语言是有声的身体。只是身体总是能够给那些来自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形式的字词提供更为丰富的反馈和内涵；使人们能够进入一种难以想象和表达的复杂境地。身体所认知的东西常常使得语言是那样的贫乏、干瘪和无可奈何。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文化中会如此迅速地拥有那么多的身体美学、行为艺术以及身体哲学和身体科学的原因所在。因为身体才真正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秘密。虽然人之肉体同整个宇宙紧密相连，但人们认识宇宙却不是开始于显微镜，而是开始于最普通的经验，其认识的起点和人的饥饿感、伤痛感是位于同一个地方。只是借助于这个平凡的身体进一步扩大了人的认识，即在我们产生某种身体感觉的地方，制造或形成了表达这些感觉的词语。而且这些词语的产生并不神秘，就像我们时常会流眼泪、发脾气、产生食欲、感到兴奋、觉得疲劳和困倦，或产生其它某种感受一样，语言也同样会水到渠成，自然发生。即如恩格斯所言：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与实践中，当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时候，语言就产生了。开始时，一些词语的意义也许含糊不清，但随着身体经验的不断增多，意义便逐渐清晰，而且比任何通用的概念和规定都更为复杂和新颖。
正是基于对这种身体认知机制的实际认识，胡塞尔将其现象学发展为一种揭示经验结构的方法论；认为自己在人体的经验中发现出比理论和概念更多的新感受、新内容，并由此否定老的认识论，指出，“我们通常对于某些情景的经验是与我们的理论和概念所提供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更为复杂。比如，在每一次事件中，总是有某些东西是清晰的，而另一些东西则是模糊的。……而出色的区分则远远超过任何现存的概念、理论或哲学。”[14]195由此，他像亚当一样进入动物命名学，并把对每件东西的认识都划分为三个部分：知觉、情感和意志，试图通过对意向性的研究，探索纯粹内在性的意识作用，追踪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认为那深藏于意识结构中的反省能力，即“本质直觉”(intuition of essence)，是通过人类经验认识人类世界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为此，在他看来，“现在，现象学家的任务就是对意识、经验和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关系进行分析。”[15]17只是他没有认识到：再出色的区分、再精细的分析、再科学的方法都不可能穷尽由人的身体所获得的极为复杂的感觉、知觉、情感、意志和经验。特别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有关事物或事件的印象和意境，一经坠入语言的牢笼，就务必“丢盔弃甲”，大失原貌。因为“语言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价值，……在语言中每看到一件东西必然同时在这一感知过程中觉察到它自己的对立面。”[16]29
为此，海德格尔认为所有的概念和区分都取决于那早就存在于全部人类生存实践中的一种更为基础的理解。“正是借助这种感悟和‘情绪化的’领悟，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情境；正是借助这种暗示性的理解，我们进行某种行动、尝试、寻求和逃避；也正是基于这种感悟，我们比认识走得更远。”[14]195只是海德格尔并没有就此前进，而是回归康德的先验论。结果，胡塞尔认为所有经验的复杂性都独立于概念而单独存在，而他则把所有经验的复杂性都归于形而上学；认为那比认知拥有更多内容的感觉，也即“先天知解力”总是完全决定于一种哲学探索。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对存在的某种理解，和由此产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他否定人的基础性理解是由概念构成，但却坚信：一切变化都只能是从哲学走向实践，而不是从实践走向哲学。
然而现实却告诉人们，对着某种复杂性开放的一种规定的背后则是一个更大的秩序，尽管对它人们感到深不可测，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任何场景、任何片刻的实践所暗含的内容都要比曾经述说过的东西多得多。”[14]201当然，一个场景的复杂性可能超过身体的感受，但是身体也能够暗示一个场景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因此把身体当作一种僵死的机器，认为只有思维形式才能够创造新奇事物，那是错误的。“对于人这种具有感觉的造物主来说，最自然之事，就是它总在生活着、言说着、行动着”，而且“纵观人类感觉的历史，那是一张阴晦之网，从命名之词衍出，一下子就落入抽象思想。”[17]103在这个过程中，充斥着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的人的身体，才真正是能够发出带声响的思维和逻辑的“万神之殿”。因此语言和抽象思想绝非人类唯一的认知和表达工具。比如，语言和抽象思维往往不能很好地表达情感，而先天就拥有创造表情、姿态、表现形式和表达符号的人的身体，却能够创造出许多服务于情感表现的符号和形式，即艺术。它作为一种非推理形式，遵循着一套完全不同于语言和抽象思维的逻辑。在这里，语言能使我们认识到宇宙间与人世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艺术则使我们认识到主观现实、情感和情绪……使我们能够真实地把握到生命运动和情感的产生、起伏和消失过程。”[18]7
四、身体思维和人类智慧
如果说，传统认识论是一直强调理性思维的决定作用，并认为“理性的天赋是与我们的身体行为相独立和相脱离的。”[5]16而在我看来，一种产生感觉并超越感觉的总体性的身体运动、身体能力(bodily capacity)和身体智能(body mind)，即我所谓的身体思维(body thinking)则直接决定着人的认知活动。因为人的身体思维不仅包括对各种物理要素的感应，还包括比理性思维更为丰富的内心感受、体验、激动、兴奋、冲动、诱惑和欲望，以及比逻辑推理更优越的求生欲、安全感、感知力、领悟力、求知欲与智慧，包括谋生的方法、技巧、勇气、毅力，以及随机应变和灵活多变的机智。人的身体拥有的这些感知和认知能力实质上就是“我们对在场对象的感应、操作、利用、改造和认识”。从认知的角度说，就是通过全部身体活动、智力劳动和身体思维，“打破个别观察材料的孤立封闭状态，用力把它从其实际发生的‘此地此时’中拔拽出来，使它与其它事物联系起来，并将它和其它事物一道归集到一个涵盖一切的秩序之中、归集到一个‘体系’的同一性之中去。”[17]53而这个过程也同时就是认知和区分不同事物本质的概念化过程，也即形成宇宙万物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过程。在这里，一切专名和概念都来自身体的试探、接触、碰撞、反应、灵感、顿悟、想象和猜测。当然，不能否定大脑的思维结构固有的思维功能，即它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推理、判断能力。但是，在其背后总是“存在一个更深层的和更重要的感知和官能，使得我们的概念能够得以生成。”[5]20
尽管一切身体化的概念都是完成于人的脑神经结构，但是这种脑神经结构既是大脑的感觉运动系统(sensorimotor system)的构成部分，也是对该系统的利用。一切概念和推理归根结底都是身体感觉运动的产物，而且是一种强感觉(strong sense)的身体化或知觉中心化的结果。为此，有人认为，“我们的全部习惯对于每一瞬间的自我来说，也都是一种触摸不着的身体。”[1]307具体地说，正是身体固有的生命冲动、感知能力、概念生成功能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共生性和相互作用等因素决定人的总体进程、理性思维及其它意识活动。这正像兹华斯的《丁登寺》一诗所言：“轰鸣着的瀑布像一种激情萦绕他心；巨石高山，幽晦茂密的森林，其颜色和形体，都曾经是他的欲望、情愫和爱恋；不需要用思想赋予它们深邃的魅力，也不需要视觉以外的情趣。”[9]261因此，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日益注重“生命的内在游戏”(the inner game of life)、身体的自发作用和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觉；将人的认知活动、对各种关系和性质的认识以及赋予话语或概念的意义，都归功于身体化作用；认为“正是通过这种身体化作用，才在我们的身体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环境的共性(commonality)基础上形成我们的概念系统。”[5]6
尤其是身体知觉和运动神经系统，在一些特殊概念，如颜色概念、基础层次概念、空间关系概念和事物的方位与结构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人们通常都把蓝、白、绿、黄、红等颜色看作蓝天、白云、绿草、月光和血液等外部事物的固有属性，很少有人怀疑颜色的非实在性或虚假性，然而事实却证明所有“颜色都不存在于外部世界。在现有的世界中，这些颜色都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不断进化创造出来的结果。”[5]23是身体进化到这一高级阶段拥有感受、吸收、连接、区别和反射一定波长的光的能力；是我们的身体化作用通过“发光条件、电磁辐射的波长、颜色锥状细胞、神经中枢活动、事物表面反射特征，以及各种颜色的内在结构”等物理和身体要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能够形成、看见和说出各种颜色。如此形成的颜色一如其它物质属性既非纯粹的客观或主观，也非想象力的虚构或大脑的自发创生，而是身体和事物、主体和客体两者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蓝色不属于“蓝天”，绿色也不属于“绿草”，但是“蓝天”和“绿草”的原型毕竟不同。因此人类的知识也不能离开那与我们的身体、大脑、语言、社会历史，以及其他身体化行为不可分割的外部世界和周围环境。
但总的来说，就像颜色是源自身体的颜色锥状细胞、空间方向是身体的定位和特征化结果一样，知识就是我们身体化了的悟性和想象；就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踪迹、绘制的图像；“就是从我们的智能或知解力中所涌现的一种连续解释的结果；而这些知解力就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的身体化的结构中，并存在于或经历着一个同感活动和文化历史领域。”[5]149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人们拥有的常识主要是身体性认识以及关涉身体所创造的历史，比如“人”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身体结构、身体行为、身体经验，通过大脑中枢和感觉运动系统，在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中概念化、规范化和本质化的产物；即便是康德所谓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也不是纯粹知性的认识，而是有形的身体生命(bodily life)在其自身的情感力量和外部世界实际的相互作用中，构成力和原因等‘概念’的来源。”[19]22在这里，康德的“知性”所表达的只是事件的理由和推论，而非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和结果。
为此，美国学者霍尔麦斯(W.Holmes)还将人类智能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即身体智能、小智能（small mind，理性思维）和大智能（big mind，文化环境），而且特别强调身体智能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身体和大脑而起作用的“body mind”较作为身体的一个特殊部分而存在的大脑思维具有更大优势。它往往是作为整个身体的控制中心而活动。它是由身体组织的一种整体性力量，或者说一种我们迄今还不能理解的、超越身体的神秘力量。比如，那能够慰抚人的心理的催眠术就证明：“如果我们的大脑能够接受来自mind的有关胃将如何运动的建议，我们的胃就会恭顺遵命。”[20]11尤其在今后的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身体将会进一步发挥它的认知、书写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的潜能。此时，身体不只是整个社会的渴望、焦虑、矛盾冲突和暴力、战争的场所，也将是确立新思想、新观念、批判现代性、弘扬后现代意识、非理性主义和后人类进化、推动整个社会变革、建构全新世界的原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身体智能称作身体思维，并认为不应把人的思维只限于理性和逻辑。思维和人的运动神经、神经系统、感觉、知觉、情感、记忆、行为以及交往的动态性质等身体要素共同处于一个连续作用的系统中。
因此人类智能不只是指谓大脑思维，还指谓身体智能或身体思维。只是人们通常没有认识到身体参与思维和从事理智活动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大脑也服从身体的整体化作用。比如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祈祷和巫术等认知和实践形式，就主要依靠的是将人的情绪、领悟和语言（包括无声语言）相互交织、相互调谐、融为一体的身体活动和内心感受。它依赖的不是科学实验或逻辑推理，而是那些以直观、虚构、想象、猜测、臆想为特征的非逻辑的认识方法和认知能力。没有这类原始思维，包括本能思维、具体思维、形象思维、感觉经验的“高度聚集与整合作用”，以及发声的急剧变形与解脱作用，即由发声变为专名或概念的作用，就没有后来的成熟思维，即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发展。原始思维拥有的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既是人类智力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法和创造途径，也是成熟思维或理性思维的重要构成部分。理性思维也绝不是无中生有。它作为“动物理性的一种形式，也是生物智能和动物智慧”长期进化的结果，即如达尔文所言：“动物和人类是进化这一连续统一体中的一部分，这个统一体推动着不同的物种在意识、推理能力、智慧和记忆力等方面向高层次不断进化。”[21]5比如一些高级动物就具有意识、感知功能、及至归纳推理与综合概括的能力，只是和人类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人的思维特质在于其身体中包含的无限的创造潜能能够不断地制造差异和丰富多彩的事物。
再者，人类智力本身也有高低之分和阶段性的区别。比如在原始思维时期，人的认知活动就主要是综合事实，而非概念分析；是分类模糊，而非界限分明；是意识流动，而非固定不变和不可逾越。它既拥有一种基本的“生命一体化”或“行为一体论”特征，又意味着人类智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说明，为什么迄今人类还是与日俱增地产生着那以身体为摹本的文学艺术。因为人的认识不只是要通过自我的生活经历，即发生在我自身的一系列事件、经验和感受进行思考，更重要的是认识直接就是源自身体的欲求、意向、表现、暴露、行为、记忆、梦境、幻觉、陈述，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环节与链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一部身体的历史，既是一部政治经济、战争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神话和真理追求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英勇、神圣、正义、善良、罪恶、苦难、悲剧、色情和垂死挣扎的历史。也正是基于形形色色的身体是一切意义的凝结点，是刻录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的场所，吉尔·德勒兹才认为，身体不只是指谓单个人的身体，更指谓人类的“集体身体”。这个集体身体在人类史上就表现为部落、民族和国家形态或国家机器，而且“正是国家机器构成了我们习惯上当作模式的内在形式，或我们借以构成思维习惯的模式。”[22]276
上述，强调身体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大脑思维的重要性或决定作用，只是旨在强调：大脑绝不能单独进行思维和认知；认知是融大脑为一体的身体的整体行为。身体是一个有机系统，它将肉体与兴趣、欲望、冲动、本能、情感、精神、雄心、勇气、魂魄、意志、思虑、情智等诸多内在因素融为一体。另外，不要说人的整个身体，就是“五官感觉的形成也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23]79因此决不可以离开自然历史、社会实践、文化背景，及其最终产物人的身体，来抽象谈论人类思维和认知能力。现实中，人类“对于爱、权力和知识，即对爱欲(libido amandi)、力欲(lido domandi)和知欲(libido capiendi)的渴望”总是紧密关联的。人的身体是社会化、文化化、生物化和性欲化的产物，而且将日益具有深远意义。“视觉、知识、真理和身体”是一个相互缠绕的整体。古希腊人，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时期，盛行“最优秀的公众的身体乃是世界的尺度”；今天突出“身体是知识和真理的尺度”，绝不过分。再者，这种思想即便和黑格尔的所谓“没有在思想中的东西，不是曾经在感官中的”哲学立场相比，也不完全对立，其身体思维的辩证法鹤立其中。[24]48坚持“身心的统一性”和尽可能地调动、挖掘和发挥身体的认知潜能，将会促动人类获得更奇妙的智慧和更辉煌的文明。
收稿日期：20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