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是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它继承、发展了传统考证学的方法，在“五四”前后形成学术的高峰，名家继出，群星闪耀。至1949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达到发展的新阶段，在诸多领域内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出色成就，至今仍然因其见识的卓越和结论的精当而令后学者仰慕不已。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成就颇为关注，发表有不少相关论著。①已有的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大多偏重于作个案研究，而从宏观上对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从深度上揭示新历史考证学在其演进历程中是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则尚少见有深入的讨论。实际上，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前后两次质的飞跃，而变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地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演进道路，进一步揭示其实质内涵，并能对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谨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 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如何提升为近代的学问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有清一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之学高度发达，形成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考证学者之最著者，前有开创清代朴学人物顾炎武，后有乾嘉朴学名家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20世纪的考证学者深受其影响，推崇其学术成就。如王国维称誉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同为清代270年学术的“开创者”②。陈寅恪也推崇钱氏代表了考证学的高峰，他在评价陈垣考史之作为中华学人所推服时，说：“盖先生之精思博学，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③陈垣本人也明言自己的治史方法、旨趣是效法钱大昕、顾炎武：“从前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④他又盛赞赵翼考史之作，写有著名的诗句：“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⑤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是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它们又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产物，构成演进的不同阶段。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此前的清代考证学是传统学术，此后的20世纪历史考证学则是近代学术。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从学术条件言，是得益于20世纪初年“四大新史料”，即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档案的相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磅礴于华夏大地上的新史学思潮，使进化史观战胜了以往盛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倒退史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启发历史研究者以开阔的眼光去进行学术探索，由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由以往集中于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到集中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20世纪考证史家适逢时会地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之中，进化史观、科学思想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观念、新学理都是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的，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因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新的面貌。中西交融还有治史方法方面的丰富内容，诸如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加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即易被接受和传播，收到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
总之，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历史考证一项尤为历代学者所擅长。中国文化原本有这样一片沃土，进入20世纪之后，适逢其会，时代提供了适宜的阳光、雨露和滋养，因而催开了满园鲜艳夺目的史学之花。20世纪的历史考证学同乾嘉历史考证学有其渊源的关系，但它又有崭新的时代内涵，在治史观念上、在史料的利用上、在考史方法上，达到更新、更进步、更加科学和更加严密，我们即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主要是因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而推动实现的。”——这一命题，可以从“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的著名学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治史主张和实践，得到充分的证实。
王国维治学特点有二，一是精通乾嘉学者严密考证方法，一是重视吸收运用西方新学理。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期间，受到自然科学的系统训练，又深入学习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曾翻译、撰写了有关教育学、算术及教授法、法学通论、哲学、心理学、动物学等多种著作。同时，他与当时日本、法国的汉学家内藤虎次郎、伯希和、沙畹等有学术交往。这些学术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锐敏的眼光，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使甲骨文研究由限于文字考释、个别人名地名释读，提升到探讨上古史重大问题的崭新阶段。由于王国维成功地运用科学方法考证新史料，使文献所载几千年前商先公先王世系获得了地下出土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史名著在总体史料价值上的可靠性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故郭沫若评价说：“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⑥陈梦家称誉说：“商殷世系的条理，《殷本纪》世系的证明，有赖于王国维的系统的研究。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利用这批新资料作为历史制度的系统研究的，则始于王氏。”⑦齐思和也指出，王国维的重大功绩是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古史上去，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⑧
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其具有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而大受欢迎，出版之后两个月即再版。书的开篇为“导言”，专门论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哲学史要以三项基本观念和方法作指导，一是“明变”，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是“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是“评判”，是要使学者知道各种学说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三项目的，他又提出要在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上下功夫，尤其强调能够“贯通”，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为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⑨蔡元培为此书作序，表彰此书有四种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在治史观点和方法上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要求。⑩胡适又于1919年11月撰有《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的方针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又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11)其核心的要求，便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和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两项。周予同是“五四”时代青年学者，他对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反对盲从的时代精神产生了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在1941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称赞胡适的贡献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崭新立场建筑新的史学，说：“转变期的史学，到了他确是前进了一步。胡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业绩？除了他个人的天才与学力的原因之外，我们不能不归因于时代的反映。‘五四运动’前后本来是中国社会飞跃的一个时期，而胡适正是以‘代言人’的姿态踏上了这一时期。”(12)
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批判前人因嗜古成癖而造成的种种附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继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3)破除了杜撰的“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旧古史体系，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于探求科学的古史体系起到开路的作用。顾颉刚史学观念的核心是“求真”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胡适讲课中勇于“截断众流”和运用“历史演进法”的启发，有乾嘉学者严密考史方法，有今文经学派疑古辨伪传统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能在顾颉刚这样一个青年学者身上汇集为大胆批判千百年来相沿的旧说的决心，则是“五四”时期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之洗礼和激励。他曾多次态度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14)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如尹达所作的中肯评论：“否定了这些作为不可侵犯的神圣‘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15)
而陈寅恪长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他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民族——文化”观念、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外来观念”，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严密考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开阔得多的眼光，因小见大，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进中带全局意义的大事。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暸，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16)。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样能做到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再作综合分析，揭示出对历史演进有重大意义的内在关联。如他分析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的继续，实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渊源之一，云：“秦凉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17)确实显示出超越前人的见识。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18)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识：20世纪初年和“五四”前后，在东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进化史观、科学思想、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等新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指导的作用，蕴积深厚的中国传统考证学至此产生了飞跃，提升为一门近代的学问。新史料的发现固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观念发生变革，才从根本上推动历史考证学出现新局面，由以往考证具体名物、制度、事件达到研究古史重大问题，由考辨片断的、局部问题达到系统地研究和探求带规律性的大事。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唯物史观成功地运用，又使新历史考证学再次产生飞跃，达到新的境界。前后两次飞跃固然治史观念的层次有别，考证学者治史的领域和风格有别，而因史观的指导推动了考证学达到新境的道理则是相同的，所反映的是学术演进的一个通则，其意义非同小可，实在不容忽视。
唯物史观指导如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不但内涵丰富，极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其中有的地方目前研究者尚存在认识的分歧，因此须要作为本文的重点加以详论。
二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
上面讲到，新历史考证学派形成于“五四”前后，其奠基人物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间较之略晚，李大钊著成《史学要论》(1924年)和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是其创始和奠基的标志。1949年以前，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平行发展，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两大干流。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也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19)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20)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21)侯外庐在其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22)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有成就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用以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古史辨》第4册序言中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为基本观念……他们校勘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得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23)顾颉刚晚年从事《尚书》研究，所写《〈尚书·大诰〉今译(摘要)》，论述周初政治、军事、外交、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因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而对历史问题作出新的分析，著名学者平心对此评价说：“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24)吕思勉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时期经济的研究，原因即在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原理，用以指导其史学研究。他在1945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马克思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很有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25)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与新历史考证学是相通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又远远高出于新历史考证学。因此，如果熟悉史料、善于辨析事理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掌握了它，思想认识就会大大得到提升，学术研究就会得到一系列的新收获。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贯通；问题在于，新历史考证学家的运用是素朴的，尚未达到十分自觉的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构成体系的，而且要求自觉地运用，因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前半期成就斐然，至1949年，中国社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也催开了历史考证学领域新的绚丽之花，跃进到新的阶段。
当时，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方法训练的学者，如蒙文通、郑天挺、韩儒林、徐中舒、谭其骧、唐长孺、罗尔纲、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赵光贤、杨志玖、王玉哲、史念海等，还有一些健在的著名学者，进入新中国时大都正当40岁上下(其中有几位年纪较长，已过50岁)，对于他们来说，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地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他们对于建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是真诚欢迎的，一方面，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吕思勉不顾本人年过六旬，学习唯物史观更加热情高涨。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思想总结，既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又回顾自己早在47岁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但愧未深求”，在学习运动中，“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三)社会主义。今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底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26)唐长孺于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所写跋语中有真切的表达：“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27)并说下决心还要再好好学习，以清除旧史观对自己的错误影响。谭其骧在1979年写文章反思建国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时，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史学界的大进步：“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28)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经过在研究工作中的反复思考，终于认为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决然放弃原先的看法。唯其这些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既重视科学世界观指导又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蒙文通是这批考证学者中年龄较长者，他通过学习，迅速地提高了认识水平，自称“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他的感受是在建国初年一封私人信件中讲述的，因而更加实在而可信。蒙文通在信中言：“文通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不徒有科学之论据，亦驾往时旧哲学而上之。”蒙氏长期钻研经史之学，于儒家学说钻研尤深，但长期在探求孔、孟、董、朱、王等儒学人物著作中积累而未决的问题，只有至解放后学习了马列著作才找到了答案。“人性”问题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关键性命题。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至宋儒即大力推阐性善之说，以人之初生，性原为善，复原反本，即为圣人。对于此说，他原先信服，而后来产生怀疑，积疑于心中而长期不能解决者，至学习了马列之后才得豁然贯通。他深刻地讲出其思想认识提高的过程：“儒家之学，自《周易》以下迄宋明，皆深明于变动之说，惟于发展之义则儒者所忽，而义亦不可据。今读辩证唯物论，乃确有以知宋明之说有未尽者。文通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澈：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自尔以来，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蒙氏乃感叹说：“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29)
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学说，使他能以辩证的态度，区分了古代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认识到孔子之“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中确有真理的成分，孟子的“性善说”有可取之处，人性中有向善发展的潜质，要靠后天的教育、修养，使由晦而明，由弱而强。但朱熹的“即物穷理”和王阳明之“致良知”，则颠倒了理、气先后的关系，违背了须经教育、锻炼提高的规律，因而抛弃了孔、孟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而清儒对理学进行了反思，王夫之、陈确之日生日成言性，戴震之言情欲天生合理，颜元之重视实践，正可以救宋儒之失！也正因为学了马列的理论，使蒙文通认识到朱子、阳明之说法虽不同，表现形式虽不同，但致误之根源却是相同的，即违背了先有事物、后有规律，思想意识要靠教育和实践去提高的根本原理。故蒙氏总结朱子、王阳明的失误在于“先天论”，而正确的论点则应是马列主义所阐明的“发展论”。
蒙文通在解放初学习马列主义而使数十年积惑一朝冰释，并用“先天论”和“发展论”来分析古人学说中的精华与糟粕的经历，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证明解放初年许多研究者学习马列主义是自觉的、愉快的，并且收获巨大，学术上升到崭新的境界，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解决了长期困惑自己的问题，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证明唯物辩证法确是比传统思想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能给人以科学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是具有明效大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列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事实证明，马列主义的指导使史学工作者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在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上进入新境，学术上取得了大量新的创获。
三 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概括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崇高责任感
蒙文通(1894-1968)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感到豁然贯通，认识到唯物史观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重大指导意义，而从研究实践来看，建国后他所发表的论著，无论是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深度和治学的风格，比较起以前擅长考证和朴素地运用辩证分析方法的特点来说，都已经明显地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可以举出其代表性成果《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及《越史丛考》来作分析，前者突出地反映出他再不满足于史料的详实和考辨的精审，而要上升到对历史进程和其内在规律性作宏观的概括，后者则突出地反映出他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觉性和崇高责任感。岁月的洗炼，更加显示其著作的光彩，直至今天读来，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唯物史观指导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更强的生命力。
《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首先提出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是处在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向前运动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运动的泉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反映在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上。因此，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扩大和增加，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的反映。”(30)综合上述两项，作者显然认为农业产量的提高，反映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的意义。作者又认为，我国二千年来单位面积和农产量的扩大，前后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两汉，第二阶段是魏晋、六朝，第三阶段是唐宋，第四阶段是明清。”如亩、石都是用汉量计算，则两汉产量是百亩三百石。魏晋、六朝较两汉大约增加百分之二十。唐宋都是百亩六百石，较汉增加了百分之百。至明清，则较唐宋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31)
作者强调唐前唐后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唐以后的自耕农民，才开始掌握了较多的剩下的农产品以供交换之用(非自耕农一般都不及自耕农)，而农民的购买力也才有了提高，才为工商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他认为，农产品提高的四个阶段，与赋役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统治者对于劳动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从秦汉的劳役负担重于实物负担，变为劳役负担逐步减轻、实物负担不断加重，又变而为实物负担逐渐减少，货币负担逐渐增加，最后则全变为货币负担。”故可以将两汉的租赋、魏晋到唐的租调、唐宋到明的两税和明以后的一条鞭，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又恰好和农产量扩大的四个阶段正相吻合，这也正体现着统治者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方式是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剥削方式也就改变一次，因此清代的农业生产量虽已远远超过秦汉，但劳动人民还是不免于流离死亡，无所告诉。”(32)
作者提出，在四个阶段中，“又以唐前唐后之变最为剧烈，而且也更为全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唐代有着较大的发展。作为农业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作为封建基础的土地制度也都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在生产力逐渐提高以后，农民底自己的经济逐渐扩大，严格的依附关系已不再适合这种状态，而王朝统治者又凭借其政治力量不断地给予豪族世家以打击，农民对豪族世家的人格依附关系逐渐削弱。”以隋末唐初为分界，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豪族世家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在此以后，农民和豪族世家的人格依附关系便逐渐为佃农和地主的经济契约关系所代替了……农民地位的这一变化使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有了扩大，这样也就刺激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又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农民地位的这一变化，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化。“自两汉、魏晋下迄于唐，都有打击豪强兼并的限田制度和制民之产的均田制度。但从中唐以后，均田之制也只是被人作为议论题材罢了。”再次，是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豪族世家丧失了其对农民的特权地位，打垮了长期的巩固其经济地位和地方势力的基础。因而唐以前的地主，一般的都是横恣乡里、绵延几百年的豪族世家，官府也还需要其支持。唐以后的情况便大不同，一般的地主在三数世后又可能降为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反而多要仰仗官府的庇护了。从东晋南渡要侨置州郡、建立门阀，南宋南渡不需要侨置州郡，也无门阀出现的具体事例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这变化的实质。”(33)
作者进而认为，由于阶级关系等项的根本性变化，导致了唐以后封建社会各有关制度也就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诸如赋税制度由租庸调改为两税法，兵制由府兵变为募兵，人才铨选由贡举和九品中正变为科举考试，中央官制也由两汉魏晋的三公九卿制度变为隋唐的六部制度，标志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发生了摆脱约束、寻求自由思想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阶级赋予了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和经济地位上变化扩大的可能，人们开始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前途(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掌握)，人格的独立性随着也被发现了，因而小有产者的自由思想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各方面都有很多迥与唐前不同的创造和发展，在哲学上发生了‘人人心中自有仲尼’的理学、‘呵祖骂佛’的禅宗，这两者都体现着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解放。”他如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由宫廷转向民间，绘画题材“由朝市转向山林”等，也都为唐以下开辟了新途径、新境界。(34)
蒙文通论述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形成不同特点的根本性原因，由此而导致税制、兵制、选举、官制，以至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相应的变革，他的论述堪称言之成理，而且自成系统。由一个建国前以精熟典籍和擅长考证著名的学者，到如此着力分析社会演进各部门、各领域的联系，发展的阶段特点，探索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由原先对具体问题的细致辨析，到对历史发展趋势作出宏观概括和见解精辟的阐释，我们不能不叹服其变化之大和进展之速，是唯物史观理论这一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使他的学术达到升华。论者称蒙文通学术的特点是“通观达识，明其流变”，实则他是在学习和运用了唯物史观以后，才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他的论述涉及方面至广，我们不能要求其中的每项论断都完全准确，但毫无疑问，他以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动作为考察社会演变的根本不同，他提出的唐以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地主身分性的变化、唐宋以后意识形态诸多领域的相应变化等项，都是确有见地的，显示出单纯从事考证的学者所难以具有的开阔视野和洞察力。我们还应注意到，“唐宋变革论”、“唐宋社会转型论”在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而蒙文通早在50年代初即已提出“秦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巨大变化来看，可以唐前唐后分为两大段”(35)的观点，并且从社会经济、到阶级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作了比较全面而又提纲挈领的论证，这不能不承认蒙文通的论述已经开其先声，(36)而其前瞻性见解恰恰是在50年代初刚刚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即提出来，科学的历史观在这位坚持“实事求是”和作辩证分析进行研究的学者身上，产生了明效大验。
《越史丛考》著于1964年至1968年，时蒙文通已届晚年，是他生前绝笔之作。这部著作的完成，既是他早年从事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继续，又是他运用自己的丰富学识，为解决一个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而深入探求的成功之作。
作者在文章开头即明言：“越族”为泛指古代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然因书缺有间，记载简略，事或若明若昧，越人分布地域即争论聚讼问题之一。“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近世论越史之名著也，于此竟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歧义殊说，异乎平素所闻未有甚于此者。然而，核之载籍，羌非事实。”(37)蒙文通洞察到，以往中外学人论及古代越族分布的著作中一些缺乏根据甚至是纯属臆造、颠倒史实的言论，当今却有国外学者别有用心地收集综合、穿凿解释，并借此推波助澜，这就应当引起正直学者的高度警惕。他说：“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不过就楚越同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尚未有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尽越人所居者也，更未有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至越南者也。陶氏《越南古代史》综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史者，莫不祖述其说，甚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实多影响之谈、附会之说，核之史实，舛缪自见。”(38)这就必须严肃对待，以确凿的史实与错误的论点相对照，一一考辨清楚。蒙氏在书中，考论了十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以“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辨”列为第一项，进行有理有据的有力辩驳。
首先，蒙文通详引各种古代文献进行分析、考辨，论述古代居于南方的楚族与越族的畛域。《吕氏春秋·恃君》篇言，“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究竟所指何地？高诱注释“扬汉之南”为“扬州汉水南”。此扬州之汉水，当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湖汉水，豫章古属扬州，故湖汉又得名扬汉，即指今赣江水系。“扬汉之南”乃谓今福建、广东。百越之称屡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言：“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此百越之君即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二国所居为浙江南部及福建之地。《平津侯主父列传》言：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据《越尉佗列传》，尉佗、屠睢所攻之百越，略当今广东、广西之地。又《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同书《荣辱》篇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是汉世所谓百越之地与《吕氏春秋》所言基本相同而境宇稍广。然皆未尝以荆楚为越也，犹是《荀子》越、楚各别之义。”(39)再据《史记·货殖列传》言：“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又言：“陈在楚、夏之交。”则以淮水以南为楚，淮水以北为夏，大致分明。至于越、楚分界亦可于《货殖列传》中推寻。司马迁言楚分西楚、南楚、东楚，自淮北至汝南、南郡为西楚，衡山、九江、豫章、长沙，为南楚，彭城以东，为东楚。蒙文通说：“传谓豫章、长沙(略当今江西、湖南)为南楚，当是楚之南土；而越则更在其南，《方言》所谓‘南楚之南’者也。”(40)再证以《淮南子》和《汉书》。《淮南子·人间》言秦始皇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等特产，发率五十万为五军，驻守镡城、九疑、番禺、南野、余干，以与越人战。五军所处为一勾月弧，长沙、豫章正处此勾月弧内。《汉书·地理志》则言：“粤(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此七郡含会稽正处此勾弧之外。蒙文通分析说：“《货殖列传》以习俗判楚地，《地理志》以分野述越地，而《淮南子》则以五军所处划楚、越之界；三书虽各明一事，然其所说楚、越之地则若合符节。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下游几尽楚地，何得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41)
又针对陶维英书所谓“春秋战国时代以前”“越族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云云，蒙文通进一步据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越人之盛始于勾践，已届春秋之末，而楚国之盛则早在西周：昭王伐荆楚，‘南征而不复’，周人遂不再得志于江南。夷王之时，楚熊渠‘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春秋之初，楚武王始开濮地，楚文王尽食江汉诸姬。楚成王时，‘楚地千里’，楚庄王时，北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问鼎于周室，继又大败晋师于邲。是在越人兴盛之前，楚人早已据有长江中下游之地，越人曾不得侧足其间。”陶书所言，“诚瞽说也”。(42)“合荆蛮、扬越之地计之，其于长江下游不过江南一隅而已。苟据此以论整个长江以南尽为越人所居，岂不谬哉！”(43)蒙文通对“古代越族居长江以南整个地区”这一谬说的批驳，确为证据详明，理由充足，揭示出历史的真相，打中杜撰者的要害。
古史辽远，典籍上所留下来的历史记载只是片段的，亟须学者细心地纳绎推寻、考辨分析，祛除其疑惑，揭示其内在联系，得到历史本相的认识。且古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每有传写讹误，或因他人附入，或以臆断增删者，更须研究者广参互证，辨析其错误，以求得正确结论。科学历史观正能帮助研究者透过现象，探求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蒙文通对“楚、越同祖”说的辨析，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论“越人北徙而非南迁”，是蒙文通深入考辨的又一重点问题，直接针对陶维英书中袭用三十余年前法国人鄂卢梭的荒谬见解，提出“到了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在来自北方的人之南下的逼迫之下，他们的酋长率领整个部落逃往南方”的误说。蒙文通指出，凡此“皆属臆度虚构之谈”，“案之载籍，越人迁徙之迹可考者，这与鄂卢梭之说相反，不仅未曾南迁，而实屡次北徙”。(44)他以大量确凿的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1)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秦灭楚之年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越之亡，据《秦始皇本纪》，则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是楚之灭犹在越先，何得谓越亡于楚也。”(45)(2)据《越绝书·记吴地传》载，秦时，迁徙越民所往之地，在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均在山阴之北。“是秦时越人之徙乃北迁而非南走也。”(46)(3)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武帝遣严助以节发会稽兵救之。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此为汉代越人之首次大迁徙，自东瓯徙庐江，即自浙南徙皖西，此亦为北迁而非南走也。”(47)(4)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元封元年，闽越诸将杀王余善降汉，汉封诸有功者，在九江郡、临淮郡、济南郡、会稽郡。(5)据《史记·河渠书》载：武帝时越人还有徙至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者。(6)《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长攻反叛之南海王，“以其军降，处于上淦”。蒙文通作了深入考辨，认为：南海为淮南王出兵能至之地，则当与同为勾践后裔之东瓯、闽越相毗邻。全祖望谓当在汀、潮、赣之间，近是。《汉书·地理志》有南海亭之名，为揭阳县，此南海王国地跨闽、广可知。“勾践之族所居之最南境殆即至此。然此南海王国之越人，于文帝时已迁至上淦，上淦地虽不可具考(《舆地纪胜》卷三四谓上淦即临江军之新淦县)，其在故淮南王国之庐江界中则无疑也。是此越人之徙，亦为北迁而非南走也。”(48)
总之，《越史丛考》作为一部享誉学林的著作，的确体现出蒙文通将其原本学术根底深厚、精熟于史料的治学特色，与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能够洞察历史问题之本质、具有远见卓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地体现出全面的观点、辩证分析的观点、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正是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作指导，他能够将《汉书》颜师古注中提出的应当区分古代统治者之族别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众的族别的观点发掘出来，并作了意义深远的发挥，说：“一国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族不同，中外历史不乏其例。当蒙古、满族建立元、清王朝之际，岂谓全国尽蒙、满之族乎！善乎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之言也：‘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岂谓百越之人皆禹苗裔！’颜氏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未必同族为说，此义至明且善。《世本》、韦昭‘楚、越同祖’之说，亦第就楚、越之统治王室言之耳，即坐实其言，岂可据之以论越、楚两国人民之民族乎？诚持论如此，是其识见下于千余年前之颜师古远矣！”(49)他作了这样深刻的阐发，更使喋喋不休宣称“古代越族居于整个长江以南地区”者理屈词穷。
正是由于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他在分析复杂历史问题时，牢牢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而不让非本质的现象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在考辨“古代中国南方与交趾间民族迁徙”时，一方面，指出古代中国南方民族确有多次向交趾南迁的史实，如：秦灭巴蜀，开明之子孙南迁交趾；西汉末，夜郎迁九真徼外；乌浒由交趾之西而东入郁林，又部分南迁入交趾。另一方面，又有由交趾北迁者，如《后汉书·南蛮传》载：九真徼外蛮里(俚)慕化内属；西晋时，俚人分布在苍梧、郁林五郡，自晋以后，南朝诸史载俚事颇多，其地则自越州、始兴、晋康，及于广州之北。虽然有这些复杂情形，但无论是中国西南，还是交趾地区，仍然改变不了原有主体民族在本土繁衍生息这一本质的事实！蒙文通对此作了切中肯綮的概括：“是自战国至晋七、八百年间，中土南方之域与交趾之间，民族之迁徙频繁，南迁者有之，北徙者亦有之，且其族类不可以一、二数，然交趾之主体民族——骆越——则早已居于交趾、九真之地，既非自北南迁，亦未见有北迁之迹；是古西南民族之南北迁徙虽频，然于南、北主体民族之大局固无与也。”(50)
尤其是，正是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作指导，蒙文通更加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敏锐地看出关于古代越族问题的言论背后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现存的史料有的记载首尾不备，有的因长期传抄而致误，“苟不精研深思，旁通曲证，
证其文字，考镜其源流，匪特难免郢书燕说、鱼鲁亥豕之失，且将俾居心叵测之徒捏造事实、歪曲历史之机。”(51)拿出辨析精确的史实，驳倒蓄意散布之谬见，乃是事关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崇高利益的大事情！因此从1964至1968年四年中，他不顾“四清”运动的影响，不顾“文革”中个人受到的迫害，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十万字的著作。书稿刚完成，不久蒙先生即辞世。正是崇高的爱国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使这部在其最后岁月完成的著作绽放出非同寻常的光彩。
李一氓高度评价蒙文通教授这部著作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历史学家的崇高责任感，作者引据丰富详审的史料，对陶著所作的辩驳有凭有据，令人信服，并对古籍记载有歧误之处深入分析，从而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性。他说：“作者作为历史学家，自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越族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作者的学术水平完全足以担当这个责任，把这一繁难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把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包括法国越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奇谈怪论，引证翔实地一一加以驳倒。从中国民族而言，这就不单纯涉及一个越族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民族的整体的问题。因此，作者这本书自然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着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感。”(52)
一个考证学者，如果没有唯物史观理论对他的指引，如果不是他本人真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具有高度的真理性，并且努力运用于研究之中，而他能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如此深刻的阐释，能够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崇高责任感去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史问题，那是不可思议的。显然，蒙文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正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他由原先擅长考证之学，到建国后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达到治史的升华，这一学术道路是极具典型意义的，集中体现了同时代一批正直的学者共同经历的重大变化。他在学术上实现的跃进证明了两项重要的道理：从20世纪前半期走过来的、具有“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并且重视审查史料、重视因果关系观念的学者，很容易、并能自愿地接受唯物史观和它所倡导的优良学风；而这些精熟于典籍、擅长于具体问题考证的学者，只有在接受了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之后，才能做到自觉地去探求历史演进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在治史道路上实现质的飞跃。这两项，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理解蒙文通本人思想轨迹的意义，对于认识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道路，以至认识整部20世纪学术史都至关重要，因此在本节作为个案剖析而详加论述。
四 诸多领域所取得的风格多样的出色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年这一批年届中年的考证学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群体，他们正处于学术上锐意进取的极佳时期。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到自己所熟悉的研究领域中，以之为指导，许多人都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前面所论是蒙文通在通论性研究和古代民族关系史领域的成就，这里再以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为例，简要论述他们各自在历史地理学、魏晋南北朝史、先秦史领域的建树，藉以进一步证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何使新考证学绽放出新的光彩。
(一)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
谭其骧(1911-1992)毕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1944年以前，在历史沿革地理和移民史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均以严密考证见长，受到顾颉刚的器重。如《秦郡新考》，针对乾嘉学者以来三百年聚讼纷纭的秦代设郡问题进行爬梳清理、深入考证，纠正、补充了清代全祖望、近代王国维考而未备之处。逐项辨明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所置、并见于《汉志》者三十二郡，尚有黔中等未见于《汉志》者四郡，共三十六郡；又有南海等四郡，为“名见《汉志》，始皇三十三年开越始置”；东海等六郡，为“《汉志》缺，始皇三十六年后析内郡置”。结论为“秦一代之郡于史有征者四十六”，全文以考辨精审、论据坚实而大受称道。1949年以后，由于自觉地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和学者襟怀，发扬了原先精于考证的长处，且能透过历史表象探求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打开了谭氏论文结集《长水集》、《长水集续编》(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他的学生编成的《长水粹编》)翻阅，1949年以后的论文，与前期《秦郡新考》、《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宋州郡志〉校勘记》等已颇不相同。如：《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1960年)、《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1962年)、《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1965年)、《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2年)、《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1981年)、《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1986年)、《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1986年)、《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1988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与建国前相比，无论从考虑历史问题的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说，从论题中所包含的思想性深度说，尤其是，从总结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的高度和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说，毫无疑问都达到了更高的学术境地。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53)尤为著者精心构撰的名作，其考辨和论证，上下纵贯几千年，东西包括大河上下广袤的区域，精到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确是运用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为指导，在进行环环相扣的严密考证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努力探讨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东西。谭氏首先将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解放为止全部黄河的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前后二期，并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至唐900多年间，西汉河患严重，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安流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以往水利史专家的解释，都认为是东汉王景治河“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是他的成功所带来的。谭氏慧眼独见，分析问题的所在：(1)王景治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只称“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河，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33字讲的是在下游从事修防工程，仅属治标之法，何以能收长久之效？(2)东汉后叶和魏晋南北朝，是封建政权腐朽无能和割据混乱时期，黄河却能安流，这显然不能以社会政治因素作解释。他决不作眼光狭窄的考证家，总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局部地位，或者限制于考证某项具体问题之内。而是把眼光投向历史上整个黄河流域，抓住“黄河溢洪改道在下游，而主要地酿成祸患的洪水和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这一根本问题，逐层分析考辨。他运用工程学的知识，计算黄河中游不同河段洪水含沙量，证明对下游水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游一、二两区(一区：河套、陕西地区；二区：晋、陕交界及河南西部地区)。此一、二区，大部是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不适当的开垦和农耕，必然造成植被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且高原、台地会被冲成纵横的沟壑，水土流失则更为加剧。因此，“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范围内，战国以前，以畜牧、射猎为主，植物很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等林牧业特产，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至秦汉时期，却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如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元狩三年、元鼎六年、天汉元年多次募民徙边郡，开田官，数量有时多达七十余万口。作者指出：“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54)东汉末至十六国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呢？谭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考证：(1)晋西北迟至南北朝晚期，居民仍以“山胡”为主，以畜牧为生。(2)陕西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前此废边郡已有二百余年。而实际上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那些地方仍不设郡县，正反映其多数居民仍为居无常所的牧民。(3)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仍不立郡县。(4)据《魏书·铁弗传》及《食货志》载，赫连勃勃之父卫辰被魏道武帝击败时，俘获品中只有马、牛、羊，而没有提到粮食。后四十余年，太武帝灭夏，也仍然以河西(指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由此证明魏晋十六国时代虽然政治混乱、战争频繁，而黄河却能长期安流，原因即在：东汉以后北朝中叶以前，这二区基本上是牧区。
谭氏通过对纵贯上下两千多年的黄河下游灾害史和中游生产、生态面貌的考证和分析，终于透过历史的现象，揭示了真相：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并不因王景筑堤防洪的办法高明，而是因为中游地区返农还牧，恢复了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谭氏怀着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鉴戒的崇高责任感，以凝重的笔触写下自己通过考证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终至于草原成了耕地，林场也成了耕地，陂泽洼地成了耕地，丘陵坡地也成了耕地；耕地又变成了沟壑陡坡和土阜。到处光秃秃，到处千沟万壑……就这样，当地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穷，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决徙之祸越闹越凶。就这样，整个黄河流域都陷于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经历了千有余年之久”。(55)因此，谭氏早在40多年前就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建议：“在黄河中游这二区，应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首要的措施就是“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的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达到“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的目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对国家民族发展紧迫问题的关切，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今天，在黄河中游和广大西北地区实行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和千万民众的共同行动。经过40年实践的检验，恰恰证明谭氏严谨、深入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真理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谭其骧在建国后对与当今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课题作精湛研究的还有海河水系、云梦泽、上海成陆问题、淮河水系、海南政治历史地理。关于海河水系，谭氏根据《汉书·地理志》、《说文》、《水经》的记载加以考证，获得一个重要发现：东汉中叶以前河北平原诸大河是分流入海的，未曾汇合成一河。到公元3世纪曹操开平虏渠和白沟等人工河道，使河北平原上众多分流入海的水道互相沟通，下游日渐淤塞，逐渐形成今天的海河水系。他于1957年在复旦大学报告了这一结论，散发了报告提纲。虽然至1986年他才撰成并正式发表《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但“海河的治理却已循着恢复历史原貌，即在为海河下游开挖多条出海水道的方案进行了”。(56)谭其骧从专重历史文献的记载考证历史沿革地理，到以唯物辨证的哲学观的高度驾驭史料，既发扬严密考证的精神，又自觉地探求中国历史发展中许多实质性的大问题，探求历史演进中规律性的东西，做到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将科学研究与推动社会发展、民族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具有悠久传统、方法精良的历史考证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科学历史观结合而开辟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大大提高其学术价值的一个缩影。
(二)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社会特征及演进脉络
唐长孺(1911-1994)早年研究辽金元史，不久即转为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46年，他撰成《唐书兵志笺证》一稿尤为精于考证之作，经陈寅恪评审而被聘为教授。1949年以后，唐氏治学仍以扎实深入著称，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与何兹全、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位先生一同开拓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在此以前，陈寅恪的论著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水平，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探索魏晋南北朝史的演进脉络，尤其“重视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57)又再经过唐长孺这批学者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在魏晋南北朝的多个领域取得全面创获。他们通过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进展。”(58)唐长孺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1955年)和《南朝寒人的兴起》(1959年)，即为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魏晋南北朝社会特征及其演进脉络的成功之作。
前一文考察的重点是：(1)关于山越。针对有的学者认为山越是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汉代越族之后裔)的看法，唐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见解，认为：山越分布状况虽大体上和西汉时越族居地相同(只是退入山中)，但都不能照西汉的看法将之认作与汉人截然不同的种族。“山越”实为居于山地的南方土著。其主要根据为：《后汉书·循吏传·刘宠传》所载会稽郡境内“山民愚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地方官不把他们当越人，他们也不以越人自居。说明经过汉代三百年的杂居，原先住在山中的越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族文化。(2)山越与宗部关系密切。唐氏遍引《三国志》、《后汉书》、《晋书》中的记载，考证各篇中常见的“宗部”、“宗伍”、“宗贼”之宗，不应如清人何焯所云与“賨”同义，而应如李贤注所释为“宗党”。宗部、宗伍应释为“结聚宗族而成的部伍”。大族豪强为了反抗政府的征发，同时也是保卫和扩大其既得权益，他们必然要据守险阻，组织武装。“在平地上大族不久就被孙氏政权所吸引或消灭，而在山险之区却维持得较久；并且又因频受征剿，入山愈深，于是以大族为核心的宗族组织与山民或山越结成一体而难以区别了。”证明山越与宗部之间关系的实质，是东汉末年以来为了逃避政府沉重的赋役负担，在大族控制下“在险阻地区组成的武装集团”。(59)(3)分析宗帅与政府的矛盾。作为宗族首领的宗帅，同时又是大地主。一般宗族部众与宗帅的关系，即地主与依附农民的关系，故又称“田客”、“部曲”。部众是为逃避政府的赋役而来。因而作为大地主或大族首领的宗帅，产生了与政府争夺剥削对象和劳动力的矛盾。通过分析《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所载的典型史料，证明豫章太守华歆在宗部控制区域内不能收税，只能向宗帅征求，“由此可见五六千家的宗民对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60)而《三国志·陆凯传》所载陆凯谏孙皓所言“先帝战士不给役使，春惟知农，秋惟知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战”，这类史料尤确切地说明孙吴的兵既要打仗，又要种田这一实质性问题。(4)由此而形成孙吴不同于曹魏的领兵制度与复客制度。因为孙坚出身地方豪强，以后上升为江南豪族，其政权基础也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联盟。其中有江南旧族，有南渡的北方大族，也有孙权新提拔的将领。“孙氏与他们共同抗拒了北方军事集团的侵入，也共同击破了与他们竞争的另外各个宗族组织，同时他们也共同分取了所获得的利益。”(61)领兵制度即父子世袭拥有军队，复客制度即国家将屯田户赏赐给私人，免其徭役。此两项制度恰好适应了吴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权力关系，由此实现孙氏皇家及其联合者共同瓜分劳动力和土地。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魏晋以后是世家大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最大限度发展的时期，而在最初却表现在孙吴的制度上”。(62)文章从考证“山越”与“宗部”的具体内涵开始，而作者所着力的，是从这一局部向纵深处分析东汉末以后大土地所有者的形成和演变，政府与地方豪强之间对剥削对象和劳动力的争夺，孙吴建国的政治统治格局，皇家集团与最有势力的大族之间采取对劳动力和土地瓜分的办法在制度上的反映，以及由此而显示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唐氏在建国后治史的特色。
《南朝寒人的兴起》同样体现了通过深入考辨、分析，以求揭示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向的风格。著者摆脱习常以婚宦论士庶的窠臼，首先从经济基础论述南朝“寒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身分，他们是寒族地主，包括地方豪强、庶族地主和向地主转化的商人。如《宋书·孝义传》所载张进之虽是大族、富人，却仍是寒门，所任主簿、校尉都是寒官，所以至元嘉初才获得蠲免徭役。其次，他分析南朝的实际政治权力在转入寒人手中，这是门阀制度内在矛盾导致的必然趋势。门阀制度下，官职上的区别是清官和浊官。士族占据“职闲廪重”的清官，如秘书省官属、东宫官属都是出身官中第一等清官。“大体上清官都不是繁剧之职，他们或是文学侍从之臣，或是议论而不治事……优闲而不负实际责任的为清，办理庶政者较次以至于浊。”这“恰好说明门阀贵族之腐朽，实际工作既由寒人来办，权力自然要转入寒人手中。”(63)再次，唐氏论述南朝王公贵人或“门生”(实为随从)，很多都是富人，其目的，一是为逃避课役，二是假王公贵人或朝廷的权力，方便从事商业活动。而南朝皇帝则利用寒人加强政治、军事的控制。他举出《南齐书·幸臣传》序所云用亲信寒人，专署诏令机密；《宋书·恩幸传》序谓“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耳目所寄，事归近习”，都说明皇权增强和寒人柄用的关系。在对上述大量史料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著者揭示出门阀制度必然崩坏的趋势：“当宋、齐二代的门阀贵族如王球、江敩之流傲慢地不接待寒人之际，却也正是大量寒人挤入士族，以至士庶不分之时……寒门地主和转向地主的商人们通过宋、齐二代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斗争，他们获得了胜利。向来门阀贵族独占的权利不能不对寒门地主、商人开放，虽然这并不是甘心的。”(64)到最后，“政治上统治阶级间士庶之别也就必然消除。”(65)唐氏此文通过从各个局部问题的考辨入手，层层揭示、分析各个局部问题间的内在联系，论述寒族地主必然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作斗争，而门阀制度内部恰恰包含着最终否定它自身的矛盾，因而导致门阀制度的完结。
唐氏晚年又著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对汉至隋唐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作贯通的研究，上溯汉代社会结构，分三篇，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状况，土地制度的演变，门阀制度形成到衰落，直接劳动者身分和构成的变化，军事制度，学术思想文化等项，总论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唐代社会演变的脉络，在材料翔实、考辨精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因而被誉为代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鸿篇巨制。
(三)对社会形态演变的探索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重视社会形态演变的探索，因而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出现了古史分期讨论的热潮，有不少原先属于新考证学派的学者也积极参加，并且发表了很有影响的论著。这里以赵光贤先生为例。
赵光贤(1910-2003)所著《周代社会辨析》从1958年属稿到1980年出版，经历了整整20年。这部著作出版后，即以其鲜明的理论指导、详审的史料和深入精到的辨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者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是属于“西周封建论”者，书中对下列几项问题的辨析尤具卓识。
一是周代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的条件及其主要特征。
作者认为，依据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一段论述：“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66)这就告诉我们，农奴制和奴隶制是在阶级社会开始时同时萌芽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在公社内部，多个人连同他的家属在分配给他一块份地上独立地从事劳动，就成为农奴制的来源。其又一来源，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征服者让旧居民种植土地，而把一部分作物献给征服者时，就发生了农奴制。作者认为，原先殷代社会属于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周灭殷后，除了殷遗民迁洛邑的，由贵族下降为农民外，对其他原来的农民，根据周公的政策，都令其耕种原有土地不变，对原来的宗族部落组织等也都继续保持下去，正符合恩格斯的话，他们事实上成为周族的农奴，而非种族奴隶。”故“殷周之际，周初生长起来的农奴制逐渐取代了殷代的奴隶制，所以此时奴隶制的成长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它是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古代东方型奴隶社会的规律性，结合着殷周之际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从奴隶社会逐渐走向封建社会，它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67)周王国的建立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并非偶然，其条件有三：一是，周人本是农业民族，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二是，殷纣王的暴虐统治和殷民的普遍反抗，动摇了殷王国的基础；三是，周统治者在建立新国家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新政权巩固下来，并在一定的生产水平的基础上逐渐改变生产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封建制国家。
作者认为周代实行了受田制度，“受田的办法是一夫百亩，这就是通常所说井田制”。根据《孟子·滕文公》所述，井田制有三个特点：一，“其中包括公田和私田，形成了对立的统一，没有一方即没有另一方。如公田与私田分开，那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了。正因有公田、私田的对立，所以生产者(即所谓野人)在公田上和在私田上的劳动，在时间上和地点上是完全分开的。”二，“农民把在公田上的收获交给公家，这是一种代役租的形式，也叫做劳动地租。这是一种剥削劳动者剩余劳动形式，孟子叫做助，它书叫做藉，所以孟子说：‘助者藉也。’《诗·韩奕》：‘实亩实藉’，亩当指私田，藉当指公田”。三，“这种田是贵族的禄田，贵族们靠着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以维持其生活，所以孟子说：‘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但是行之既久，暴君汙吏为了满足其贪欲，往往‘慢其经界’，侵占更多的土地，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由此可见，井田制是土地占有者与生产者相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土地占有者剥削生产者的一种特殊形式。”(68)井田制之存在与否不在田地是否呈井字形，而在它是否具备这三个特点。关于周代的受田制度，不但在《汉书·食货志》、《孟子》、《荀子·大略》、《吕氏春秋·乐成》、《周礼·大司徒》等文献都有记载，而且在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的田律中也得到有力的证据。秦简中规定：“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作者指出：“这些简上所记载的秦律当是战国末期在秦朝曾实行过的，这一条规定，农民应按他受田的多少来向政府交纳刍和槀。值得注意的是，律文既已规定，每顷要出刍三石，槀二石，又规定按‘受田之数’定应交刍槀之量，显然农民所受田可以超过一顷，即不限百亩。它告诉我们，在战国末叶秦国还实行受田，而这种制度必定有它长久的历史；换句话说，受田制度不是秦国的创造，而是来源于西周。”(69)
二是周代主要农业生产者的身份问题。
作者认为，周代一夫百亩的受田制导源于农村公社的份田。“本来是公社的公有田，此时变为王田，又被赏赐给贵族们，成为他们的领地，而村社田也往往被贵族所夺。于是原来公社的自由农民就变为贵族领主的农奴和隶农。”(70)关于西周的直接生产者的身份，《诗·豳风·七月》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依据。诗中言“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说明农民生活之苦。“三之月于耜”，说明农民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同我妇子，馌彼南亩”，说明农民有自己的小家庭。“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说明农民吃的很坏。可是“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把好粮都交给主人。还要为主人服劳役，如修房、凿冰，要向主人献狐皮、羔皮等，受超经济剥削。“从此诗所描写的农民生活的景象来看，这农民有他自己的妻、子，成一个小家庭；他用自己的工具在田地上劳动，老婆孩子给他送饭，完全过着个体的经济生活。他受着主人的严重剥削，所以他决不是一个公社的自由农民。从他有自己的家庭、生产工具和个体经济等方面来看，说他是一个农奴。”(71)周代主要直接生产者“庶人”，其身分究竟是农奴，还是奴隶，是长期聚讼的问题。对此作者做了深入的辨析。首先举出两条金文材料来反驳将“庶人”解释为“奴隶”的说法。《牧》：“不用先王作二刑(借为型)，亦多虐庶民。”又，《叔弓镈》：“谏罚朕庶人左右毋讳。”作者反诘道：“试解上引金文，周王不以先王为仪型，为什么就会只虐待奴隶？难道对平民就不虐待？为什么叔弓对王的‘庶人、左右’有过，直言无讳，却把奴隶放在王的‘左右’之上？”(72)显然，若以庶人为奴隶，这些金文材料都无法解释。作者又以新出土的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发现的《卫盉》铭文，作为新的对庶人为奴隶说的有力反证。铭文说：“矩伯庶人取堇章(瑾章)于裘卫，才(在)八十朋厥贾(价)……”作者指出：“这个反证就在‘矩伯庶人’四个字上。作器者裘卫是一个贵族，和他做交易的矩伯也是一个贵族。裘卫为什么称矩伯为庶人？这样的称呼是金文中前所未见的，难道矩伯是奴隶吗？当然不是。那么怎样解释‘矩伯庶人’这个称呼呢？我的推测是这样：矩伯这个贵族可能由于犯罪，受到周王的处罚，降为庶人，当时，可能没收了他的一些动产，但还保留着土地，后来又恢复了他的贵族身分，可是被没收的财产已不可能取回，他不得已只好用几块田地向富有的裘卫手里换取许多礼器，但裘卫在作器时仍称矩伯为庶人。我以为，矩伯身分下降，不会下降到奴隶的地位，只能降为平民。”(73)因此，金文中“矩伯庶人”一词的出现，无疑否定了庶人是奴隶的说法。
三是如何正确认识周代“宗法制度”与封建制社会的关系。
对此，作者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周代以前不存在宗法制，宗法制度是周人创立的，它把统治阶级成员都纳入宗法的系统之中，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二，以往论宗法制度，根据汉儒的说法，君统与宗统分开，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相反，二者合而为一。作者说，“过去封建时代的礼家虽然无不谈宗法，但始终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定义。当然他们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这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理解。”(74)根据汉儒的理解，宗法制度是卿大夫、士的继统法，与天子诸侯无关。《礼记·丧服小记》言，“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有五世而迁之宗，有百世而迁之宗”。《礼记·郊特牲》又言，“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其致误原因是汉代要提高君权，把君统从宗统中独立出去，就突出了天子的地位。“如古文献和金文所证明的，自西周以来，天子是共主，同时也是同姓诸侯的大宗；诸侯是一国之君，同时也是同族卿大夫的大宗。所以周王室称为宗周，鲁国也称为宗鲁或宗国。后世礼家强分君统与宗统为二，并把宗法看成只是卿大夫士的继统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关系都是用宗法制度来维系着的。”“天子对诸侯与王朝卿士来说是大宗。诸侯对其同族是大宗，对天子则是小宗。诸侯之别子为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对其诸弟来说则是大宗。《礼记》所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而迁之宗’，这只有在诸侯的诸弟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说是对的，这样就把宗法关系局限于很狭小的圈子里，这样就不合于建立宗法制度的原意了。”(75)在西周人看来，周王是天下共主，也就是同姓诸侯与王朝卿士的大宗，而诸侯在其封国之内，也是同族的大宗。周人称镐京为宗周，认为天下的大宗在此，否则宗周之称便不可解。到了春秋时期，这个看法并未改变。作者举出《左传》僖公五年载晋士
对晋献公讲的话进行了分析：士“讽刺献公信骊姬之谗，欲害世子申生，所谓宗子指申生，显然他认为晋侯为同族的大宗，世子就是宗子。《己白钟》铭以己白为大宗。《晋邦》铭记晋侯嫁女于楚，为楚国的宗妇，宗妇就是宗子之妻，可见楚国也以太子为宗子。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春秋时期诸侯王子都以君统、宗统合而为一，诸侯是君，同时就是所有他的子孙的大宗。这和汉儒以来的宗法说正好相反。”(76)第三，尤应认识宗法制度在本质上是土地私有财产的制度。作者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土地占有制是私有制的基础，但是在封建土地占有制之下，占有者至少显得好像是占有地的君主。”并加以阐释：“马克思明白地指出，这是封建土地占有制，在这里，‘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这话说得非常深刻。试想没有私有土地，要宗法何用？战国以前庶人不立宗法，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吗？由此看来，宗法制度的继统问题实质上是土地财产的继承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了。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只有马克思从把长子继承制看作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并为保护它而存在的角度来看，才真正揭穿了宗法制度的秘密。”(77)
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封国、采邑、世卿等项制度与周代社会性质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等问题。《周代社会辨析》一书确实表明作者将研究工作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包括十分重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使用，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为指导，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作贯通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因而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评论者誉之为“辨有特色，析有新意”的成功之作。(78)
以上论述建国后这批出色学者的成就，只是举要式的，难免挂一漏万。这些分析证明：就研究的层次和达到的深度而言，与“五四”前后考证史家的特点相比，1949年以后的学者由于运用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确实已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从以往探索古代帝王世系一类问题，到论述中国两千年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特点，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迁；由以往进行古籍辨伪、古史中具体事件、制度问题的辨伪，到论述历史现象内部的规律性，并要从中总结与当前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验教训；由以往探求一个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到揭示出社会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和特征，等等。由于科学历史观指导的力量和学者们的出色努力，至此，新历史考证学实现了质的飞跃，它已汇入到新中国成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壮大的时代大趋势之中。
五 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启示意义
总结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深刻启示意义有二：一是提高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之科学价值的认识，坚定以此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念；二是澄清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
正确地认识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直接关系到如何认定今后前进的方向。新时期以来，经过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批判极“左”路线，清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并大力引进西方新学理，史学界出现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局面。但是毋庸讳言，在对待是否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上，的确存在着认识的分歧，与此相联系，在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成绩与失误上，也存在大不相同的看法。有的人对唯物史观指导作用认识产生动摇，也正由于错误地认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谈不上有重要学术价值，“十七年”一言以蔽之，就是教条化横行。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通过正确地总结新历史考证学如何在建国后达到新的境界，便可以对此作有力的澄清。
蒙文通、谭其骧等学者，由原先注重于作具体问题的考证，到重视对中国历史进程作宏观概括、并且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或是做到透过历史表象指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或是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社会阶级的特征，或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演变，他们正是由于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而在学术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深刻意义的大事。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当然继承者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因而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自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证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79)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把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这样认识的广度和洞察历史现象本质的识见，是传统思想和近代进化史观等等所无法比拟的。唯物史观又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与时俱进，并且能与每一国家民族复杂多样历史进程相结合而灵活地运用，做出恰当的概括。像唯物史观理论这样的科学体系，研究者如能潜心钻研，真正地掌握它，用以指导对错综变化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学术工作就能进入新境。有的学者称许唐长孺建国后治学“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研究每一问题，必作到“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80)此等成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结合的结果。周一良先生对解放后大陆学者与他以前曾经共事过的港台、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格作过比较，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于1982年赴美访问时，极留心阅读隔绝几十年的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学著作，以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为“最有价值者”之一，很珍惜地随身携带回国，他评价说：“严书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所不足者，只就制度论制度，未能放眼当时政治、社会、事件、人物，以探求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这种地方大陆学人就显出所长了。”(81)周氏以行家评论，发人深思。大陆学人之所以能联系政治、社会等项论述“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正因为有宏观理论对实证研究作指导，所以对历史的整体性能够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
“十七年”史学演进确实经历过严重的曲折，发生过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我们对此已经作过彻底清算，彻底批判了教条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认清其危害。今天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本原理，在根本上是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十七年”的史学工作，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一样，尽管有过严重失误，但从总体上说，成绩仍是巨大的。将“十七年”史学贬责为“完全政治化”，“只剩下一部农民战争史”，这种看法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有的人怀疑唯物史观指导作用，即与这种错误估计直接有关。我们之所以作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的评价，主要理由是：(1)建国后至60年代初的大多数年份，学术空气健康向上，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2)新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境界；(3)在通史、断代史、专史领域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史著；(4)创立开拓了诸多学术领域，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世界史、经济史、民族史、史学史等；(5)史学理论有重要论著问世，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运用唯物史观上取得重要进展；(6)成功地完成多项大型历史文献整理工程；(7)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82)教条主义虽然一度盛行，但其所占年份合加起来尚不及十七年的三分之一。再者，对于造成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更须具体分析，一是，因研究者对运用唯物史观缺乏经验所致。像这种情况只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同时开展健康的批评、自我批评即能逐步解决。二是，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干扰、影响，这是教条化泛滥的主要原因，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三年中最为明显。对此，只要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便能迅速扭转局面，如1960年中央作出了调整政策之后，学术界的研究、讨论立即正常开展起来，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学术研究更出现了空前繁荣，即为明证。三是，“四人帮”为其政治目的鼓吹的影射史学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合而观之，教条化盛行的原因，绝不是由于提倡唯物史观指导所致。恰恰相反，当教条主义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他们挺身而出予以严肃批判，在他们身上才真正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也是考察、评价“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论问题。不应当只看到教条化、公式化在一段时间的盛行和危害，更不能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至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是这一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的生动证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只要我们善于继承这笔精神遗产，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同时大力吸取西方新学理，潜心研究，艰苦努力，就一定能迎来新世纪中国史学的美好前景！
注释：
①如袁英光《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评传》(1999年)，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年)，彭明辉：《疑古思想与中国史学的发展》(1991年)，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2000年)，蒙默编：《蒙文通学记》(1993年)，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86年)，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2001年)，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2004年)。
②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1页。
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9页。
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页。
⑤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见《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27页。
⑥郭沫若：《十批判书》，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⑦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34页。
⑧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见《中国史探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84页。
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⑩蔡元培：《序》，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2—3页。
(1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一)，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533页。
(12)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42页。
(13)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见《古史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101页。
(14)《古史辨》(一)，第78—79页。
(15)杨向奎《论“古史辨派”》一文“后记”所引，见《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16)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1页。
(18)胡如雷：《读〈汪篯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读书》1982年第2期。
(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2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304—305页。
(2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8页。
(22)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25页。
(23)顾颉刚：《古史辨》第4册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页。
(24)平心：《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译》，《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25)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页。
(26)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2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3页。
(28)谭其骧：《勿空破，认真立》，《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29)蒙文通：《致张表方书》(1952年)，《中国哲学》第5辑。按，张表方先生即张澜。又，1951年，时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高亨先生致函蒙文通先生，同样表达了对学习唯物史观的欢迎态度和互相鼓励的心情。信中说：“弟志在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古典，所以于四月间入西南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再越两月，即可结业。对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及政治经济学，粗有了解。此后或能对于革命有所贡献。望吾兄多赐教言。”
(30)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2页。
(31)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第553页。
(32)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第554—555页。
(33)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第556—557页。
(34)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第557—558页。
(35)蒙默编：《川大史学·蒙文通卷》，第559页。
(36)对此，胡昭曦先生《蒙文通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一文中已有论及：“‘断断续续写了几年’，于1957年发表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是集中体现蒙先生关于治史要通和探源明变学术主张的代表作，也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的社会变革和宋代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代表作。”“蒙先生明确提出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变革及其重要阶段，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地探讨了这些变革发展的原因、轨迹、特点等，为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是我国现代史学家中，较早注意到唐宋之际社会全面变革的学者之一。”(载《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63、64页。)
(37)《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29页。
(38)《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12页。
(39)《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0页。
(40)《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1页。
(41)《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2页。
(42)《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2页。
(43)《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03页。
(44)《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26页。
(45)《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36—337页。
(46)《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38页。
(47)《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38页。
(48)《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40页。
(49)《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10页。
(50)《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54页。
(51)《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359页。
(52)李一氓：《读〈越史丛考〉》，《读书》1984年第4期。
(53)此文系谭氏于1961年在复旦大学所作学术报告，次年修改后发表。
(54)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55)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56)葛剑雄：《长水粹编·前言》，见《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57)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90页。
(58)曹文柱等：《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5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6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页。
(6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9页。
(6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27页。
(6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551页。
(6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570—571页。
(6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576页。
(66)赵光贤先生此处是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页。参见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页。
(67)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68)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47—48页。
(69)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41页。
(70)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69页。
(71)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70—71页。
(72)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76页。
(73)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77—78页。
(74)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00页。
(75)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05页。
(76)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03页。
(77)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107—108页。
(78)参见张作耀《辨有特色，析有新意》，《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王玉哲：《一部新的古史分期问题的专著——读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历史教学》1982年第4期。
(79)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705页。
(80)朱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前言》，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81)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82)参见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关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评价问题》，《南开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