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古文字編編纂中的幾個問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字论文,編編纂中论文,幾個問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字編，是古文字學中一種特殊的工具書。近年來，隨著古文字學的日益興盛，尤其是出土材料的不斷增多，文字編的編纂也成了學術界的熱點問題。粗略而言，目前較爲常見的文字編大致可以分爲綜合型和專題型兩大類。 綜合型如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高明、涂白奎編著的《古文字類編》（增訂本），黄德寬主編的《古文字譜系疏證》等，都是跨時代、跨門類、跨地域的綜合性文字編。 專題型的文字編則可以分爲按載體編纂的文字編，如孫海波《甲骨文編》、容庚《金文編》、商承祚《石刻篆文編》、羅福頤《古璽文編》、張頷《古幣文編》、高明和葛英會《古陶字録》、劉釗《新甲骨文編》、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等；按國別、地域編纂的文字編，如袁仲一和劉鈺《秦文字類編》、施謝捷《吳越文字彙編》、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李守奎《楚文字編》等；還有斷代型的文字編，如徐中舒主編的《秦漢魏晋篆隸字形表》、湯餘惠的《戰國文字編》、臧克和的《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等；更多的則是關於某批出土材料的專題文字編，如曾憲通編纂有《長沙楚帛書文字編》，張光裕、黄錫全、滕壬生主編有《曾侯乙墓楚簡文字編》、張守中以一己之力分別編纂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包山楚簡文字編》和《郭店楚簡文字編》，張新俊、張勝波編纂有《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李守奎等人編纂有《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程燕編纂有《望山楚簡文字編》，陳松長編纂有《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駢宇蹇編纂有《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等，都是學界流傳較廣的著作。近年來，由於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簡帛類的文字編十分熱門，據張顯成統計，四十年來出版的簡帛文字編已達十九部之多。① 但是，與各類文字編相繼問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學術界對編纂文字編的理論探討卻寥寥無幾，今筆者不揣淺陋，就文字編的編纂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字編的歷史和性質 一般認爲，宋初學者郭忠恕編纂的《汗簡》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文字編。編纂者繼承了《說文》的編排方法，按《說文》部首次第排列，從古書、字書、碑刻等材料中搜羅當時所見古文的各種字形，包括籀文、六國古文、別體及後起异體字，字形下均標明出處，並列出引書目録，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編著作了，其開創的編纂體例也多爲後世文字編所繼承。稍後的夏竦編有《古文四聲韻》，也是以搜輯古文爲目的，不同的是夏書按韻編排，這也是後世文字編常用的編排方法之一。由於宋代金石學的興盛，呂大臨編纂有《考古圖釋文》，專收金文材料，可識字部份按韻編排，不識字部份則按部首編排，可以說融合了兩種編排方式，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彙。 隨後，文字編的發展與整個小學、經學的動向密切相關，幾部代表作品均與《說文》聯繫緊密，甚至其主要目的就在於補證《說文》，幾乎淪爲“《說文》學”之附庸，如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强運開的《說文古籀三補》。 直到20世紀20年代之後，在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的影響下，古文字學逐漸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涌現了以《金文編》、《甲骨文編》爲代表的現代意義上的古文字編，走出了補證《說文》的窠臼，也爲古文字學的獨立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文字編的重要性已經得到學界的公認，不僅綜合型的文字編時有新訂增補，而且出土的每一批材料都幾乎編撰了對應的文字編，前文已有列舉，此不贅述。 但是，如何認識文字編的性質，文字編與古代的字書、現代的字典之間是何種關係，學術界的看法卻並不一致。 一種觀點認爲，文字編是字書的一種，應該屬於字典類著作。因爲在我國傳統的圖書分類觀念中，字書與字典是不相區別的，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把字典類的書籍均列入字書之屬。而前人統稱的這些字書中，實際上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注重形體，不涉及或極少涉及音義；一類則是形音義三者兼顧。徐無聞就將字典分爲三類：“一種是專門的字形字典，如《汗簡》、《古文四聲韻》、《隸韻》等，特別是近百年來，自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以後，專收某一類器物文字的字形字典更多。另一種是兼收字形而著重在注音釋義的字典或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如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亡）、唐日本僧空海的《篆隸萬象名義》、明解縉等的《永樂大典》等。還有一種是按韻部或部首編次的字典，收録楷化的古文字，如《集韻》、《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等。”②何琳儀也明確指出：“《汗簡》、《四聲韻》是兩種性質相近的‘古文’字典。”③ 第二種觀點則與此相反，認爲字典應該是形音義三者兼顧的，只羅列字形的文字編不屬於字典。如王力就曾提到：“我們這裏所謂‘字典’（Dictionary），並不等於《四庫提要》所謂‘字書’。它該是形、音、義三方面兼顧的。”④陳初生主張：“在工具書的分類中將字書、字典分開來。把只有字形而不涉及（或少涉及）音義的叫字書，形、音、義三方面兼顧的才叫字典。”⑤劉葉秋在《中國字典史略》中更明確指出，《汗簡》“乃是古文字的彙編，並非字典”。⑥ 正是有鑒於此，有學者對這一問題作了系統的考察。郝茂從字典的概念和基本性質特徵出發，考察了文字編是否應該屬於字典的問題。郝茂先生提出，字典有兩個基本性質特徵：第一，對單個漢字的形體、讀音和意義進行解釋，或側重解釋其中的某一個方面；第二，字典總是依照體例對漢字進行編排和解說，即體現著漢字整理的系統性。而文字編注重闡明對個體漢字字形的理解，强調漢字整理的系統性，這兩點恰恰與字典的基本性質特徵相符合。因此，文字編可以界定爲，是在一定範圍內對漢字字形材料進行整理，並按體例要求編纂而成的字形工具書，文字編應該是主形派字典的一種特有形式。⑦ 我們基本贊同郝茂先生“文字編屬於主形派字典”的判斷，並進一步認爲，文字編應該是一種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字形工具書，它不同於一般的字典，更不是詞典，文字編關注的重點不是“字”作爲“詞”時在文獻中的具體用法，它要反映的應該是同一個字在一定時間、空間範圍內的字形演變系統，這才是文字編最重要的性質。忽略了這一性質，就會在編纂過程中混淆文字編與一般字典、詞典的界限，並進而産生一系列問題。 二、編纂中的幾個常見問題和處理方式 由於學科發展的需要，近年來文字編的編纂日益興盛；但是，在編纂過程中也産生了一系列的問題，裘錫圭就曾指出：“各種文字編，除資料不全外，主要的缺點有三：一、對字形的辨認、摹録不正確。二、對各家釋字之說的選取不够恰當，或對某些有價值的釋字之說茫無所知。三、編者本人釋字錯誤。由於辨認、摹録字形不正確，這類書裏有時會出現實際上不存在的字頭，而有的實際上存在的字頭卻被抹殺了。”⑧裘先生主要是從釋字的角度考慮，希望提高此類書籍的準確性。張顯成則主要從編纂手段方面指出了當前簡帛文字編編纂的不足：一是有的文字編直接采用原照片文字入編，影響了字編的實用性；二是有的文字編摹寫失真；三是有些文字編辨識簡帛文字方面有誤；四是有些文字編文字歸部歸類不確。⑨ 筆者認爲，除了上述裘、張二氏所指出的字形辨認、技術手段之外，更值得探討的是有關文字編編排體例中的形義關係、字際關係問題。目前所見的文字編一般采用兩種編排方式，一是按韻編排，一是按部首編排，按部首編排者又多依《說文》系統。這一方面是繼承了《汗簡》以來古文字編的編排傳統，另一方面是因爲《說文》是對古文字的一大總結，體現了漢字體系的系統性與規律性。即使是按韻編排，形音義的探討也是以《說文》爲基礎，如《古文字譜系疏證》釋形時首舉《說文》條目，《古文字類編》雖自創部首，但也於每字之末列出了小篆，都顯示了《說文》潜在的影響。但是，在實際編纂過程中，許多編纂者没有仔細考察《說文》中的形義關係和字際關係，簡單地以所見古文字字形與《說文》字頭相比附，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具體包括： （一）同形字的處理問題。例如，商代著名的婦好諸器上的“好”字，根據學者研究，按甲骨文所見婦名通例，當爲從女子聲，與訓爲“美”的“好”字只是同形字關係，但《古文字類編》（增訂本）的“好”字下收録了“婦好觚”、“婦好方彝”、“婦好簋”三器，卻未作任何說明，顯然不妥；《新金文編》則於其下引張政烺、張亞初之說出注，更爲合理。 又如“中山王鼎”、“中山王壺”中都出現了一個從今從口的“含”字，表示的是“今”之字義，許多學者根據楚文字常於字形下加“口”形羨符的規律指出，中山王諸器中出現的這個“含”字應該就是“今”字异構，後來包山簡、郭店簡都出現了表示“今”義的“含”字，證明楚文字中的這個“含”與《說文·口部》中的那個“含”應該只是形同義异的同形字。而《戰國文字編》把上述楚文字中的“含”字直接歸屬於“含”字字頭下，這種處理方式顯然不太合適。 又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十八行“静勝炅”，傳世本“炅”字作“熱”，帛書整理小組注曰：“炅，從火日聲，當即熱之异體字，不讀古迥切或古惠切（見《廣韻》）。”⑩可見這個“炅”字是“熱”之异體，與《說文·火部》從火從日訓爲“見”的“炅”字只是同形關係，前者爲形聲字，後者爲會意字。但《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將此字徑歸入卷十的火部下，且未作任何說明。 又如楚系文字中有一個“脰”字，表示的是“厨”字之義，應當分析爲從月（肉）、從豆、豆聲，不同于《說文·肉部》訓爲“項”的“脰”字，二者應該是同形字關係，《戰國文字編》將此字徑歸入卷四的肉部下，未作任何說明。（11） 又《包山楚簡文字編》卷十四收有“錢”字，但它與《說文》訓爲“銚也，古田器”的“錢”字顯然不同，研究者多以爲是“盞”字异構，但《包山楚簡文字編》在該字下没有任何說明，這種處理方式殊爲不妥。
（二）假借字的處理問題。一些文字編的字頭下收録的字形既不是本字，也不是該字的异體字，而是用作該字的假借字。例如金文中常見有“釁壽”之辭，而傳世典籍中表示這一意義的多作“眉壽”，如《詩經·豳風·七月》：“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儘管金文中“釁”字形體多變，典籍中“眉壽”的含義也時有争議，但是有一點則是大家公認的，即“釁”與“眉”是同音借用的關係，二者是兩個不同的字。《說文·水部》：“沬，灑面也。從水未聲。”並且收有一個從頁的古文形體。段玉裁注云：“從兩手匊水而灑其面，會意也。”從“釁”字形體來看，正像雙手傾倒盛水之器，澆灌於人首之形，以此會洗面之意，許多學者認爲，“釁”就是“沬”字的初文。由此看來，《金文編》將“釁”字置於“眉”字之下，就不如《戰國文字編》將其置於“沬”字之下，更爲合理。值得一提的是，《金文編》中一些字頭之下收入假借字的問題，戴家祥先生早在1928年的《〈金文編〉書後》一文中就已指出；（13）裘錫圭先生也有類似意見：“（《金文編》）在通假問題上，往往本借不分，甚或本借顛倒。”（14）但戴、裘兩位先生的意見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後出類似文字編，如董蓮池《新金文編》仍然存在相同問題。 如果更進一步，文字編中是否應該收入假借用法也是值得探討的。不可否認，一些文字的分化最初是由於假借的緣故，如大家熟知的其與箕、孰與熟等。這種具有同源關係的假借，事實上已經屬於同源字，爲了更好地展現字際關係，可以在文字編中加以體現；但如果兩字的假借，不具有同源的關係，那麽再收入相應的字頭下，就顯得不太合適了。因爲同源字和假借字是兩種本質不同的現象，“前者是在同源詞分化推動孳乳造字過程中，因分化未成熟、分工未嚴格而形成的源字與孳乳字的自然混用現象，它表現在漢字書寫上，實際上反映的是辭彙發展問題；後者則是在書面語與口語交替使用過程中所産生的人爲换字書寫，是漢字音化符號的使用，屬文字問題”。（15）可見，文字編的字頭下收入假借字，實質上是混淆了字與詞的界限，模糊了字形與字用的差別，這種做法其實已經超出了文字本體層面，而進入了用字層面。從實際操作來看，也是難以實現的，因爲古文字材料中的假借現象十分繁多，哪些應該收入文字編呢？並無一個客觀的選擇標準。對此，李守奎明確指出：“如果在以字形爲主的字編兼顧假借，不是挂一漏萬，就是重不勝重。這項內容留給‘字典’或‘辭典’之類的工具書更爲妥當。”（16） （三）同源字的處理問題。通代型的文字編因爲時間跨度較大，常常會面對同源字的處理問題。《金文編·凡例》曾曰：“《說文·叙》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故知古人造字，初有獨體之文，孳乳而爲合體之字。”《金文編》根據這一體例而“分隸兩部，注明重見”的做法無疑是值得稱道的，反映了作者對同源字的處理原則，與其他通代型的文字編相比，顯然是進步的。如“女”與“母”是同源字，因此《金文編》、《新金文編》都在“母”字下收入“女”，並注曰“女字重見”，清楚地反映了兩字的同源；而《新甲骨文編》則是根據字形截然分開，看不出兩者的聯繫。 但是，同源分化是一個動態而長期的過程，從理論上講，對同源分化字，依據功能分化是否完成可以分爲三類： 一是分化尚未開始，分化後的多個字形對應一個初文。如一般認爲“且”是“祖”字的初文，甲骨文中未見“祖”字（17），西周中期的
伯鼎（集成02677）中的“祖”字尚存疑問，確定的“祖”字要到春秋的欒書缶器（集成10008）、齊侯鎛（集成00271）始見，所以《新甲骨文編》在卷一的“祖”字下注明見於“且”字，而《金文編》、《新金文編》則于“祖”下同時列出“且”與“祖”字。 二是兩者尚處於分化過程中，新舊字形混用，如“史”、“吏”、“事”、“使”四字爲同源分化，據陳英杰研究，甲骨文中“史”、“事”、“使”在字形上尚未分化，到了西周和春秋金文中，“史”與“事”則已經基本分化，而“史”、“事”、“吏”、“使”四字的完全分化要到戰國晚期、秦代初年才基本完成。（18）陳氏還統計了《甲骨文編》、《金文編》等近三十部古文字編、字典、引得中關於上述四字的字目設置情况，發現在字頭設立、字形類聚、字義歸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問題，較爲混亂。（19） 三是分化已經完成，一般看作兩個獨立的字。如“每”字，《說文·屮部》釋爲：“每，艸盛上出也。從屮，母聲。”而從甲骨、金文等材料來看，一般以爲是由女（或母）字分化而來，《說文》所釋爲假借義，但《甲骨文編》、《金文編》、《戰國文字編》等通代型的古文字編都没有在字頭設置或按語添加上體現母、每的同源關係，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爲二者的分化早已完成，使用時基本不再混用。（20） 對於同源字的處理，最大的難點在於確定分化完成的時代層次，如果能够考證清楚分化的時代，就可以根據確定的體例處理。但是目前的古文字編編纂者似乎没有重視這個問題，通行的做法是根據《說文》來設置字頭，而《說文》是以小篆爲字形分析的出發點，因而導致文字編在同源字處理上常常顯得自亂體例，授人以柄。 （四）“重文”的處理問題。《說文》中許多字頭下附有“重文”，這些“重文”與字頭一般都是异體關係，但是也存在特殊情况，沈兼士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許書重文包括形體變易、同音通借、義通换用三種性質，非僅如往者所謂音義悉同形體變易是爲重文。”（21）後來黄天樹又在裘錫圭、李家浩等人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詳細探討。（22）可見，“重文”與字頭除了异體關係外，還有同音假借字和同義换讀字兩種類型。 如《甲骨文編》、《新甲骨文編》、《金文編》、《新金文編》等書的卷八“裘”字下都收有“求”字，因爲《說文》“裘”字下的重文就是“求”，許慎曰：“求，古文，省衣。”而據裘錫圭先生研究：“甲骨文裏有象形的‘裘’字，《說文》以‘求’爲‘裘’之古文，但是它們其實從來是兩個不同的字。”（23）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林義光《文源》也都早已指出“求”、“裘”應分爲二字。從古文字來看，“裘”像皮衣之形，而“求”則是《說文》中訓爲“多足蟲”的“
”字初文，裘、求二字應是同音假借的關係。 同義换讀字，《戰國文字編》中可舉出一例。《戰國文字編》卷十三“續”字下收有“賡”字，注曰：“續之古文。”又同時于卷六貝部爲“賡”另立一個字頭。這顯然依據《說文》“古文續從庚貝”。段玉裁曾指出“賡”與“續”不是一個字，只是二字同義，《詩·小雅·大東》：“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字頭“續”與重文“賡”是同義换讀的關係。但是《齊文字編》則直接將“賡”字置於貝部後，當作不見於《說文》之字處理，有自亂體例之嫌。兩者相比，《戰國文字編》的做法更爲合理。（24） 值得一提的是，《金文編》卷五“彤”字下所收“弭伯簋”字形實際從井，《說文》“丹”字下有古文正從井，如依《金文編》體例，“弭伯簋”此字應入“丹”字下。而段玉裁認爲“丹”字的這個古文其實是該部的“彤”字，所以“丹”與從井的古文也是同義换讀的關係。 考慮到這些文字編的編排體例就是“分別部居，略依許慎《說文解字》”，字頭的分合，完全以《說文》爲準，所以上述同于《說文》重文的字形，無論是同音假借字還是同義换讀字，將其置於《說文》中的相應位置應該都是合適的，倒是《齊文字編》不加說明、另立字頭的方式值得商榷。只是讀者在使用時需要注意，並不是每一個重文均是該字的异體，需要具體分析。 爲什麽會出現上述問題呢？我們認爲原因有二。首先，編纂者對字詞關係没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對於文字編的收字標準没有一套準確的判斷原則。或者只注意形體，於是將兩個形同義异的同形字誤認爲一個字；或者只注意功能，混淆了字與詞的區別，從“詞”的層面著眼，將“同詞异形”等同於“同字异形”，於是字頭下混入假借字、通用字等。 其次，對於文字編的性質存在認識上的偏頗。上文已經提到，文字編應該主要是展示字形演變的系統，它與字典、詞典應該有不同的分工和側重，如果文字編中還要照顧到假借、通用等現象，無疑會産生一系列問題，不僅會不堪重負，而且容易自亂體例。例如古文字材料中的假借現象，幾乎無處不有，許多文字編對於一些重要的、常見的假借現象（25），會在書中以“重見”的方法注明；但對有些假借則又略過不提，顯得體例不一，其他諸如通用、孳乳等現象也是如此。 ①張顯成：《簡帛文字編編纂的現狀與展望》，載《簡帛研究二○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4頁。 ②徐無聞：《〈秦漢魏晋篆隸字形表〉前言》，載《徐無聞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7～227頁。 ③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頁。 ④王力：《理想的字典》，載《王力文集（第19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頁。 ⑤陳初生：《金文字典編纂的繼承與發展》，載曾憲通主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57頁。 ⑥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8頁。 ⑦郝茂：《文字編的辭書性質分析》，《辭書研究》2009年第4期，第56～63頁。 ⑧裘錫圭：《推動古文字發展的當務之急》，載《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第32頁。 ⑨《簡帛文字編編纂的現狀與展望》，第213～222頁。 ⑩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頁。 （11）《金文編》對此字的處理方式與《戰國文字編》同，但當時對此字的釋讀尚未有定論，容庚先生大概没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同形字。 （12）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頁。 （13）戴家祥：《〈金文編〉書後》，載《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5月29日。又收入《戴家祥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2～323頁。 （14）裘錫圭：《20世紀的漢語文字學》，載《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1頁。 （15）王寧：《訓詁學原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年，第17頁。 （16）李守奎：《略論楚文字與小篆的關係——兼論依〈說文〉部首編著的古文字編的體例》，《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第3～6頁。 （17）《甲骨文編》所收鐵48.4的“祖”字，劉釗《新甲骨文編》、李宗琨《甲骨文字編》均未收縁，從照片來看實爲《甲骨文編》誤摹誤釋。 （18）陳英杰：《史、吏、事、使分化時代層次考》，《中國文字》新40期（2014年）。 （19）陳英杰：《古文字字編、字典、引得中史、事、使、吏等字目設置評議》，《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2013年，第555～572頁。 （20）《甲骨文編》、《金文編》於“每”字按語中提到的用爲誨或晦、孳乳爲敏，都是上文所說的假借問題。 （21）沈兼士：《漢字義讀法之一例〈說文〉重文之新定義》，載《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9頁。 （22）黃天樹：《〈說文〉重文與正篆關係補論》，《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312～323頁。 （23）裘錫圭：《釋“求”》，《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59～69頁。 （24）《金文編》卷六雖然收有“賡”字，但屬於誤釋。 （25）事實上“重要”和“常見”並没有客觀的標準，主要靠編纂者自己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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