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与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06)03—0003—09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人类学、社会学等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由于是引进的，所以就存在如何中国化问题。早在50年代前，一些著名学者便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最早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是第一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他在1940年发行的《社会学丛刊》总序中称：“本丛刊之发行，起于两种信念及要求：一为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以发挥中国社会学之特长……。”并认为，社会学只有“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只有培养具有中国化意识的“独立学科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① 近五六年来，人类学等学科的中国化或中国化问题又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中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也曾多次在学术研讨会上强调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性。在21世纪，社会科学如何进行中国化，如何处理中国化和国际化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与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与意义表现在多方面。其一，防止全盘西化。内地和台、港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倡“中国化”的目的，主要为了防止“全盘西化”。[1](1) 香港中文大学何秀煌教授认为：“‘中国化’和‘西化’（‘西方化’）是两个对等的语词。”② 自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大批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对外交流也越来越多，对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影响极大。由于只引进，不评价和分析其优缺，使某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有些人照搬西方的研究模式、调查方法，套用西方学术界的某些概念；有些人紧跟西方学术潮流，别人研究什么，自己也研究什么；有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某种理论或概念，便拿来生搬硬套。……凡此种种，均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批评。
其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港台地区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曾两次讨论过社会科学中国化问题，并出版了专集。杨国枢和文崇一两位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中说：“……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却一直忙于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似乎已经忘记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动之中。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信心的情形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并指出：“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理应超越吸收与模仿的学习阶段，迈入自我创新的时期，以使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不仅具有世界的通性，且也具有中国的特性。简而言之，就是要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都能‘中国化’。”[2](序言)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现为副校长）在谈到社会学的中国化时说：“‘社会学中国化’的提出并非是非常特别的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现象；事实上，这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欧美以外的国家学术界的一个现象，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运动。从大量的现象观察，我们可以说这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应。……因此，要摆脱西方垄断，根本上就要在摆脱西方知识的垄断，或‘学术殖民主义’。”[3](91—92) 并说：“这种在学术上独立、以摆脱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依赖毋宁是值得鼓励的世界性的知识上的自觉。我们也可把这现象看作是弱势团体对优势团体的一种知识上的反抗。无疑的，这一世界性的转变是‘社会学的社会学’中极值得研究的一章。”[3](93)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何秀煌教授在谈到港台两地的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意义时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接受专门教育的。他们很自然地采取西方学来的理论，作为了解社会现象的依据。……真正能够摆脱西方传统，推陈出新，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成果者，实在绝无仅有。……比如我们的大学和研究院在社会科学方面，容易只是栽培西方式的专家，甚至附会西方的随从之士；同样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也容易只变成西方研究的延长，甚至沦为它们的‘添足’。于是有些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对这样的现象忧心忡忡，希望能够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找出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来。”[1](27)
杨国枢教授在谈到心理学中国化的必要性时说：“半个世纪的学习、吸收及模仿，时间已经够长。时至今日，中国心理学者应深切体认社会文化影响科学研究的事实，起而作‘断奶’于西方心理学的努力。中国心理学者要看清，西方心理学中所研究的问题，所建立的理论，以及所设计的方法，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中国从事同样的研究，套用同样的理论，采用同样的方法，往往会事倍而功半。从事同样的研究而品质不及人家，则尤其可悲。更严重的是，中国心理学者在研究的问题、理论及方法上如不能有异于西方心理学者，则对整个心理学将永无提供独特贡献的可能。反之，在进行研究工作过程中，中国心理学者如能鼓励自己在研究活动中加入中国式的想法与看法，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便可不知不觉融入自己的研究，而能在问题、理论及方法上推陈出新。这种有意识的努力，便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4](157—158)
文崇一在《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差异——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再检讨》一文说：“对美国的许多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相当熟悉，就这样研究下去，每年写些论文，倒也轻松愉快，虽然这种论文都只是为他人的理论做些验证的工作，或不同文化的比较而已。另方面仍不免有寄人篱下、依赖抄袭之感，这样的研究是不是值得？”[5](233)
萧新煌教授在《再论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台湾社会学家如是说》一文中，主要根据对台湾社会学界的调查资料，说明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他说：台湾“多数的社会学家都肯定‘中国化’对目前社会学发展的必要性。社会学所肯定的中国化努力和期望是理性的要求，具有浓厚功能性，亦即是说，社会学的中国化，不仅为社会学这一门，为在中国的社会学，也更为中国的社会发展。”[5](294)
内地人类学与民族学界也曾就中国化问题举行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多数学者均强调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如宋蜀华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如能有所前进，引出新的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世界民族学和文化社会科学研究复杂社会提供经验。”[6](51) 黄淑娉先生也认为：“我们要学习、吸收，但不是全盘照搬。我们要吸收各派理论的长处，学习对我们有用的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从本土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以中国的特色对世界人类学潮流的发展作出贡献。”[7](193) 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在世界学术界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其三，充分发挥中国人的创造力。中西思维方式不同，学术传统也不一样。照搬或模仿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必然会抑制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也就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正如杨国枢和文崇一两位教授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识的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的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
简单地说，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中国人的创造力，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以便更科学地认识、阐释中国及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更好地探讨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规律及其特点。
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中国化的原因
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在中国化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具有地域性。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完全相同，各国有各国的传统，如英、美、法、德等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内容和问题均有较大的差异，各有偏重，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日本学术界也与西方国家不同。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而社会科学则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正如张德胜先生所说：“譬如物体下坠的速度与重量之间的关系，自开天辟地以来，相信未改变过。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说的‘自有人类以来自然世界基本上无大变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人类社会却不同，“自孔德而下，许多社会学家都假定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一样，在多变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些不变的规律。找到这些规律，便等于找到开启人类社会奥秘的大门的钥匙，从而可以像履行大自然一样，去解决许多困扰人类已久的社会问题。时至今日，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了，孔德所发现的‘三阶段论’故不足为训，俟后陆续出现的所谓规律，都似是而非，若不是在事实面前站立不住，便是凭藉信仰的支撑而确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社会学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通则。”因此，“社会学科研的方向只能是本土化的，选题立说，都应该以有助于了解当前的实际问题为依归。”[8](267)
文崇一教授也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地域性，他说：“美国的家族关系、成就指标、道德价值就跟中国或日本不一样，我们如何用同一理论去做研究和解释？也许认为可以，可是，我们要问，你如何确定它的正确性和可信度？……以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去解释非工业与初期工业化的社会现象，其可行性便尤其值得怀疑。”他还认为：“基于这样的理由，不仅‘我们’怀疑社会学理论的普遍性解释能力，即使是西方社会的学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同样的看法。人的观念与行为，如果不能独立于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外，国际化社会学理论的障碍便不易消除。”[9](161)
金耀基教授在谈到社会学性格时也说：“它的普遍性格显然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强”。[3](95) “我们在专书或学报上不时可看到像‘美国社会学’，‘日本社会学’，‘加拿大社会学’，‘苏联社会学’等字样。……这现象在人文学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自然科学中则可说是未之一见。这很有力地反映了社会学缺少普遍性的性格。”[3](95)
其二，研究对象不同。
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研究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由于研究对象不同，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适用，甚至有削足适履之感。例如，西方人类学与民族学中的大多数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在调查研究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土著民族大多是无文字的民族，其社会相对封闭，对外交往不多，社会尚未分化，国外有人称这种社会为“简单社会”。而在中国56个民族中，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原始民族太不相同：一是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并有用自己的文字或他民族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少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2000至3000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文字记载。二是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前仍处于原始状态之外，大多数民族都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分化较严重。多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在20世纪50年代与汉族相当，有较高的文化，而不是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与西方殖民地国家没有历史的社会发展水平尚处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民族完全不同。特别是汉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国外有些人称这种社会为“复杂社会”。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国只有边疆，没有殖民地。四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历史上存在的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也较多。五是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受自然环境影响，地区差异极大，即使同一个民族，东西南北以至各个省区的文化均有差异，甚至每一个县的语言、风俗都有其特色。六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政权，有些民族甚至曾统治整个中国几百年，如蒙古族和满族，曾经是全中国的统治者。由于研究对象不同，中国人类学在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时，“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适用”，其主要原因是“从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如果真的有一天有效地做到了，那就是现代人类学方法全面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10]
在文化和民族性格来看，中西之间的差异性十分明显。如果完全用西方的观念了解中国人，有时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李亦园教授曾举例说明这一问题：通常外国人总喜欢问我们说，你们中国人原来信什么教的啊？这在西方是常问的话题，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西方人信仰的宗教十分明确，或是新教，或是天主教，或是其他宗教。而在中国，很难回答这类问题。因为回答说是信道教、信佛教，似乎都不完全正确，因为道教虽有固有的宗教，但未必是人人都真正“信”它、“皈依”于它；佛教也是如此，它在国内虽然很流行，却不是人人都信，更不用说皈依佛教要有一定形式。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相对固定的宗教信仰，有不少人不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等，见神就拜，见佛就求。路过道观、佛寺、教堂或其他寺庙，都要进去烧香、跪拜或祈祷；说没有宗教，也不是事实，因为中国除了道教、佛教之外，在民间还存在众多的信仰及其崇拜仪式，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定的信仰。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人的问题问得不对，他们总是以自己的立场向中国人提问题。如果把问题改为“你们的信仰是怎样的？”那么问题就容易回答了。[11](168) 从这一事例说明中西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正因为有这种差异，西方人所建立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也就不一定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所以，厘清中西方基本观念的差异，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前提。
在认知方面，中西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天生是善的，是“人善”，这是中国式的关于人的基本看法；而西方人则不同，认为人生来不是善的，而是有罪的，是“原罪”或“人罪”。对自然、人体的认知上，中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人重经验，西方人重科学。比如医学，中西医学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医重内在的经验，重治本；西医重科学的测量，重治标。对社会和文化的认知也一样，中国人比较重视历史经验，如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镜”，根据历史经验审视现在和未来；而西方人较重视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科学调查与分析。
在研究内容方面，各国的社会科学均有所不同。例如，就人类学而言，美国学者偏重文化，英、法学者偏重社会结构和亲属结构等。社会学也一样，各国有不同的着重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理论较重视文化与历史，而美国的社会学则较重功利主义及现实社会问题，这是大家所共认的。在美国的社会学理论里，种族因素常是重要的概念成分，而在德法两国的社会里则很难找到种族问题的理论。”[12](8)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在西方是“学术前沿”，但在中国不一定是“前沿”。当然，西方的学术研究情况必须了解，但不能总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别人研究什么，自己也研究什么。因此，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
三、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途径
如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中国化？目前没有一致的意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并不是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中国化。一个学科研究的中国化或本国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观念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型；第二个层次是建立本土理论体系或修正西方的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建立本土方法论。[13]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前所长文崇一教授在谈到社会学中国化时提出五种途径：(1)建立中国化的完整经验资料。这种资料必须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上的限制，而以本土社会文化为基础；(2)建立本土概念取向的系统性研究；(3)建立多文化、多社会和多国家的比较研究；(4)建立本土知识的系统性；(5)建立自主、自信和自尊的学术环境。[14]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叶启政教授曾说：“要使社会科学中国化，首先而且绝对必要的是：社会科学者要有自觉反省的意愿与能力，……应当对外来之知识有默顿所谓之‘有组织的怀疑取向’的思维习惯。惟有对外来之西方中心社会的知识具有批判、存疑与反省的习惯，才可能突破长久纠结成的魔障，而展现自主的思考成果。”[15](261)
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途径很多，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理论、概念和方法的中国化，即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创新。如何创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模仿—创新”，二是“综合—创新”。
(1)模仿—创新。
由模仿而创新，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途径之一。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无论从事任何一项研究，首先必须熟悉该项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情况，就谈不上中国化或本土化。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开拓的园地，系统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情况，熟悉各种理论和方法，才能了解其优点与不足，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一开始就停留在世界学术门外而拒绝进入，是没有能力谈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
模仿是人的天性之一，模仿也可说是研究内容和材料的中国化。如果西方社会科学某一种理论适合自己的研究，并通过这一理论的分析，可以对中国的某一种文化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就可以拿过来，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虽然模仿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显得不怎么荣耀，但通过分析得出前辈学者未提出过的新的解释，使人们能够从新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这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近百年来，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和方法都拿过来运用到中国研究中，而是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科学合理的理论才值得拿过来运用。尤其是当代，西方的理论虽然说不上日新月异，也可以说是年新年异，新理论层出不穷。对于那些站不脚的理论或观点，可以不理睬它。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他学习功能学派时曾说：“我能理解的又觉得同意的我就学，学了用在自己的研究工作里。我不理解的，甚至我不同意的，我就老实说学不来，我行我素。”[16] 如果一味赶时髦，那么实现本土化也就遥遥无期。
在模仿基础上修正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也是创新的一种形式。梁启超曾说：“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材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17] 通过模仿，才有可能发现其长处与短处，才有可能提出改进的方法。例如，杨国枢教授修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David McClelan）关于成就动机的理论和方法便是很好的例子。麦克利兰教授认为，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民族平均追求成就的动机很高，其经营能力和经济发展也会很高，因此其国力也就会不断加强；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就动机很低，其经营能力和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很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许多国家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上，看起来说服力很强，可信度很高，因此在本世纪60年代的美国颇为流行。杨教授运用麦克利兰的理论和方法初步试测于台湾的大学生，但很不理想。于是他根据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人格特征的背景，修改麦氏调查表格中的许多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是把成就动机分为两大类：个人成就动机和团体成就动机。他用修正过的表格重新调查台湾大学生，其结果颇为理想。杨教授经过多次测试和分析，提出修正麦氏的理论。他认为，如果不加区分成就动机的各种要素，仅以成就动机笼统地探测中国人，实在无法了解中国人群体成就动机和个人成就动机的差别。至少要把成就动机分成群体成就动机和个人成就动机两大要素，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成就动机。杨教授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修正，也就是创新，也就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的一种形式。
（2）综合—创新。
中国历史悠久，许多文化现象萌发于遥远的古代。数千年来，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中西文化混杂交融，形成博大精深、极为复杂的文化系统。许多文化现象无法运用西方某一种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只能采用综合的方法。综合又可分为多种形式：一是综合西方某一学科各学派之长；二是综合各学科的理论的方法；三是综合中西之长。
其一，综合本学科各学派之长。100多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先后出现众多的学派。但并不是表明后兴起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早的学派的理论、方法科学，也不表明较早形成的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缺陷。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每一个学派都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例如，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从功能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而结构学派则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各学派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同一种文化现象，各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人类社会也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与研究，因此，每一个学派的研究都有其价值。只有对西方各学派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认真加以鉴别，各取其长，并加以综合和改造，以适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
其二，综合各学科之长，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和方法之长，二是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科学之长。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不仅如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携手研究某一文化现象的趋势也在形成。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自然的属性，又有社会的属性。许多问题尤其是难度较大的问题，只运用一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以进行科学的解释和论证，需要多学科合作或吸取多学科之长。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便是多学科合作攻关的典范。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协作共同研究。再如研究民族来源，如果结合人种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必将得出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研究中国气功也一样，必须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必须集合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物理学家，以西方科学仪器来测量所谓“气功态”的生理变化现象及其所产生的疗效。
其三，综合中西学之长。任何国家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要想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本国学术传统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为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均有所不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各自的学术传统不同。例如，法国著名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是在法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继承和综合了法国著名的前辈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如卢梭的哲学思想、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莫斯的交换理论等，并吸收其他国家一些学者的理论和语言学的方法而形成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也一样，都是在继承和弘扬英国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形成的，如果没有里弗斯、冯特、斯宾塞等人的学说为基础，其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影响世界一个时期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要想为世界学术界作出较大的贡献，只靠模仿和综合西方各学派之长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只有继承、弘扬本国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同时吸收西方社会科学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的“魂”和“体”，才能逐步形成一种既与传统有别、又与西方不同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化。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中国化与国际化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对结构。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的关系，是关系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
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中国化不排除国际化，国际化不排除中国化，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各学科的国际交流和相互了解越来越频繁，学术研究国际化趋势日益突出。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既要强调中国化，也要提倡国际化。只强调中国化，而不强调国际化，势必影响国际间的交流和了解；只强调国际化，而不强调中国化，将使中国社会科学失去特色。
首先，只有充分“国际化”，才有可能真正“中国化”。“国际化”不是“西方化”的同义词，主要是指相互交流和了解，相互吸收和借鉴。社会科学中国化不是否定西方民族学者的贡献，一切从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在人类既有的成就上超越与创新，首先应该充分了解西方新旧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才有可能了解其优缺，才有可能出来加以中国化。正如杨国枢和文崇一两位教授所说：“社会及行为科学中国化并不是排外主义，也不是国粹主义，更不是孤立主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但是，西方学者所发展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如能顺利的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可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无法凭空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并指出：“当然，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也不是为了满足中国自大自满的浪漫情绪，更不是一块万灵的遮羞布，用来掩藏学者自己对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无知。”目的是“消除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过分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的色彩，摆脱中国社会及行为科学在世界社会及行为科学中附庸地位。”[2](序言)
其次，只有熟悉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才能与之进行学术对话。学术对话与政治对话不同，学术对话主要是对国内外同行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或商榷，并提出不同的观点。学术对话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则，每进行一项研究，都应该十分熟悉有关研究情况，包括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和观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对国外同行某些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论文屡见不鲜。有些人是与已故西方学者对话，有些人则是与在世的学者对话。批判西方学者的某种理论或方法，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批驳著名的西方学者理论或观点，其影响更为深远。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向西方学者挑战，提出与西方不同的观点或理论。只有这样，才会引起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使研究者能在研究工作上推陈出新，以对世界学术提供独特的贡献。李亦园教授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其最终目的并非只是中国化而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而需要特别提出来之处。中国化研究重要的目的固然不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进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方法、观念与理论，使能更容易而清楚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真相，而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看法与理论，说明西方观念所开展出来的理论并非唯一的认知自然真实的方法。但是，科学研究，即使是‘另类科学’，其最终的目的仍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理论，否则固步自封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也就与西方文化理论自以为是唯一的研究途径没有什么不一样了。”[13]
杨国枢教授在谈到心理学中国化时也说：“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中国心理学’更不是为中国开创一种‘本土心理学’。全世界只有一个心理学。各国心理学者所建立的理论与方法，是属于整个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心理学研究本国化（包括中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据的本国心理学，而是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世界心理学。”并说，“中国心理学者所设计的新方法，其适用范围未必只限于中国，将来其他国家的心理学者也可能加以采用。”[4](180—181)
乔键教授在谈到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中国化时也指出，中国人类学有四个前景，亦即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具有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无比开阔壮丽的文化，各省市各县甚至各乡的文化均有差异，一方面有明显的共性，一方面有突出的个性；第二，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而连贯不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第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在一起，共同经历千年的岁月，最后终能共存共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却绝无仅有。对于这个结局，只有人类学家可以提供全面、客观、系统的解释；第四，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10] 所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完全有可能对世界学术界作出较大贡献的。
总的说来，中西学术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者比较注重科学性，善于归纳、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原则或模式；擅长于理论分析，并善于构建理论或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善于从一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层看内在的观念、结构、规则和意义等。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不了解、不熟悉是不行的，否则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学术，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有些理论有助于人们分析事物，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和预测未来；另有一些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至于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中国学术比较注重“人文性”不太注重“科学性”。比较注重实证，注重全面收集各类相关资料，并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善于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和分析问题，讲究四平八稳；立论谨慎，言必有据，要求在没有新资料发现之前，所提出的观点或理论能站得住；尊重前人的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治学态度严谨，以“硬伤”、“常识性错误”为耻；讲究做文章，结构、层次、条理很清楚，喜欢咬文嚼字，用词准确，文笔简练；而西方学者的文风远不如中国，许多论著，结构松散，废话很多。中国学术传统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表明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说明它适合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研究。任何国家传统的学术文化与社会文化一样，均有其优缺。全盘肯定本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吸收国外优秀的学术文化，将落后于世界学术潮流；而全盘否定传统的学术文化，必将丧失自己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成为西方学术文化的附庸。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最佳方式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西方优秀的、科学的方法相结合，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固步自封，只要传统方法，而否定西方的方法，是不理智的；企图以西方的方法代替或排斥传统方法也同样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各取其长，互为补充，并行发展。
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和国际化将同时加强。创新是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只有弘扬自己的优良传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才能在世界社会科学界占有自己的地位。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一位中国学者说：“以你们长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你们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必定能在21世纪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为世界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5—09—16
注释：
①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引自林耀华《凉山彝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标签：社会学论文; 成就动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科学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人类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