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诗美”的追寻——孙玉石先生的鲁迅与新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诗论文,孙玉论文,石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孙玉石先生是著名的鲁迅与中国新诗研究专家，80年代初的《〈野草〉研究》在《野草》乃至鲁迅研究史上都具有总结性与开拓性的意义，90年代中期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野草〉重释》则再度把《野草》研究引向深入，并在研究中注入了一种科学实证精神。80年代初他开始了中国新诗的研究历程，出版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等颇具影响的专著，奠定了在中国新诗研究的领先地位。注重历史、文化与审美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并力图沟通西方文学传统民族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化，构成了其诗歌研究的特有风格。
关键词 孙玉石 鲁迅与新诗研究 历史、文化、审美的统一 宏观、微观的统一
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诗歌研究，走的是一条“接近诗美”的道路。诚如孙先生自己说的那样：“在接近诗美的天空中，我们都将是一只做永恒的苦役般翱翔的‘乐园鸟’”〔1〕。 这句话堪称是孙先生的“夫子自道”。“永恒的苦役般翱翔的乐园鸟”的形象成为孙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自觉体认，也成为他所代表的具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和诗人般激情的一代学者的最好的写照。而在“接近诗美”的追寻过程的背后，则蕴含了这一代学者对于自身学术生命的执著，蕴含了把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以及对生命境界的超越性追求融为一体的治学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孙玉石先生的学术生涯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孙玉石先生是新时期以来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尤其在鲁迅以及新诗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先生193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1955年由鞍山一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60年代初师从王瑶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代宗师的王先生对孙玉石先生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在研究生阶段一方面注重古典文学的知识和素养，另一方面则对鲁迅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这一时期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思考和写作，为他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孙玉石先生开始了对鲁迅的《野草》的研究，颇具影响的专著《〈野草〉研究》作为他两年探索的结晶，在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对鲁迅的《野草》研究50年的历史足迹的探源与追溯构成了孙先生新的探求的起点。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孙先生开始了对《野草》的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首先，孙先生从鲁迅“洞察社会和解剖自己所获取的全部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理解《野草》，试图把握鲁迅“深沉而复杂的精神世界”〔2〕。 孙先生深刻地反思了“多年以来《野草》研究乃至整个鲁迅研究中庸俗社会学方法”，反思了那种“把鲁迅视为洞察一切的幻想中的神”，“怀着一种对‘超人’顶礼膜拜的心情和思想来研究鲁迅”的历史倾向，力图把《野草》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并通过对《野草》的重新阐释，把鲁迅还原为“脚踏在大地上现实中的人”。这对于突破鲁迅研究的“禁区”，冲破“左”的历史思潮的束缚，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具有震聋发聩的启示意义。这种还原鲁迅还原历史的意向奠定了《野草》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孙先生一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作为战士的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与洞察，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史料的勾沉以及文本细读致力于对《野草》深层意蕴的探究，对其中的困扰了研究者半个世纪的复杂文本如《颓败线的颤动》、《墓碣文》、《影的告别》等名篇都作出了富有一定历史创见的新的诠解，对于人们从人生哲学和心灵启示录的视角深入理解鲁迅复杂的精神内涵有极大的启迪。其次，《〈野草〉研究》的突破性还表现在对鲁迅艺术思维和特质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发现了《野草》对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的独特运用，揭示了《野草》艺术中居于核心位置的象征的来源，这不仅超越了以往人们理解《野草》的单一的写实主义的局限，同时打破了与西方现代主义关系的研究禁区，反映了孙先生眼光和识见的前沿性，对于当时文学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具有借鉴的价值。象征主义艺术和方法的揭示，对于研究者探索鲁迅小说的艺术以及鲁迅总体的艺术观，也显示了启示意义。再次，《〈野草〉研究》注重了对《野草》的艺术渊源的探索。以实证为基础，孙先生勾勒了《野草》与西方文学传统的深刻联系，《野草》对以波特莱尔为代表的“世纪末的果汁”的汲取，对屠格涅夫散文诗艺术的借鉴，都向人们展示出西方文学的背景，并显示出鲁迅所奠定的中国现代散文诗传统与西方文学之间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借助于把握《野草》的艺术渊源，孙先生梳理了现代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的历史线索，总结了散文诗艺术的基本特征，加深了人们对于这种体式的认识；同时，在这种梳理过程中，他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模式，并在此后的研究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时隔15载之后的今天，孙玉石先生又重释《野草》，这就是从《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开始连载， 为期一年的新著《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这不仅显示了孙先生15年来对《野草》在体味和认知上的深化，同时更反映了他不断超越自我的学术良知和勇气。孙先生一直欣赏李何林先生的一句话：《野草》是说不尽的一本书，它是真正留给下一个世纪的。对《野草》的理解，必然随着历史的进程而获得新的拓进。新著《现实的与哲学的》正是随着15年的累积而重新获得的一个审视起点。早在80年代初，孙先生在发掘鲁迅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令人惊喜地找到了鲁迅对章衣萍说的一句话：“我的哲学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面了。”这则史料的发现可以说构成了新时期鲁迅史料勾沉的重大收获之一，推动了鲁迅研究界从哲学层面对鲁迅的新的诠释。孙先生新著的整体构思还是建筑在这一史料的基础之上，力图深入展开他在《〈野草〉研究》中未能深入展开的哲学层面的视角。但孙先生并不满足于脱离开鲁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抽象地谈论哲学，他为自己的《野草》重释建构了一个二维的构架，即“现实的与哲学的”双重视角，正如他自己说明的那样：“鲁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鲁迅的现实生活感受，到他的象征性的艺术创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学思考的深层内涵。现实的与哲学的，在《野草》中是很难分开的。这几乎成为鲁迅写作这些散文诗的时候的一种思维的追求与特征。”〔3〕
正是这种把“现实的”与“哲学的”相结合的写作意图贯穿于孙先生的《野草》重释的过程，一方面是宏观的方法论的统摄，另一方面则是逐篇文本的缜密的细读；一方面是表层语义的诠解，另一方面则是深层哲理性象征的剖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先生把他近些年来持续追求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贯彻于《野草》的重释中。这种科学实证主义具体表现为：坚持“以史证文”，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从而把《野草》还诸具体的原发的生成历史背景之中，避免孙先生所说的“以文解文”的非历史倾向；重视“阐释与批评”，在精细的考证的前提下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与升华；追求相对的客观性，合理地处理“历史的”和“诗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把握《野草》作为“散文诗”所具有的“诗的”审美属性的同时把研究提升到客观的历史判断领域；保持对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自觉意识，坚持《野草》研究中“历史的”与“现实的”之统一，从而在历史研究中注入当下的尺度和观照视角。〔4〕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精神所蕴含的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使孙先生的《 野草》重释工作获得了更丰富的“史识”方面的底蕴，而孙先生所倡言的科学实证精神在注重学术规范的今天更显示出超越了具体研究之外的学术史价值。
二
在写作《〈野草〉研究》的同时，孙玉石先生又开始了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的授课与研究工作，并在《〈野草〉研究》付梓的第三年出版了另一部引人瞩目的专著《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这部专著不仅是新时期最早的从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新诗历史的研究，它所具有的更为开创性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拓宽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把初期象征派这个一向被判为文学史逆流而绝少为当代学者问津的诗歌流派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纳入了文学研究的历史格局之中，从而打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新时期文坛建立多元化的文学景观，还原文学历史的本原面貌，推动研究者和一代青年学子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更新，都具有可以想见的历史性价值。
如果说在《〈野草〉研究》中，孙先生已经开始注重对鲁迅艺术思维的把握以及对象征主义思潮中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和手法的探索，那么这种思路在新著中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选择了初期象征派这一久被遗忘，为广大读者甚至研究者所陌生的流派固然显示了孙先生超前的学术预见力和富于创新性的历史识见，而对象征派诗歌本身固有的诗美涵容、诗性特征和艺术方式的探究，在已经习惯了反映论和阶级论的当时的文学研究界，更是一项具有相当大难度的挑战。《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在从流派史和诗潮史的角度描述初期象征派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的同时，正是选择了探求诗歌艺术特质这一难点，借助于对象征主义诗学的把握，孙先生力求进入的是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的艺术维度，从象征性意象、意境、譬喻、通感、暗示性、朦胧美、观念联络的奇特以及省略的艺术等诸种微观诗学的角度，揭示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的审美和艺术特征，从而使这一晦涩难懂的诗歌流派重新浮出了诗歌审美的历史地表。从此，他开始了“接近诗美”的追寻，这表现为孙先生始终坚持从诗的发生学角度去体验诗人创作活动中的艺术思维层面的深层心理动机，从“诗性”的意义上去洞见诗歌的艺术本质。而这一切，都构成了孙先生对诗歌艺术史流程的宏观描述以及更为超越视角上的综合理论分析的基础。
《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的问世，不仅奠定了孙先生在诗歌研究领域领先的学术地位，而且标志着他追踪中国现代诗歌艺术轨迹的起步。如今，为象征主义诗潮艰难的正名时代已经过去了，孙先生的研究思路和视野也进一步地开拓和深入。“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现代派诗研究”以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等一系列课题的教学与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渐趋清晰而且初具规模的现代诗歌艺术史的发展轮廓。对诗美和诗性本身的探究，对于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审美本质在文学内部规律研究中的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重建，也广泛地得到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与赞誉。该书集中体现了孙先生这一时期的阶段性成果。可以说贯穿于孙先生这一时期著述的共性特征之一正是对诗性与诗美的把握，他认为“这是接近新诗自身的最好的途径。诗之为诗总应该给人以美。这种美应该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5〕。在这种洞见背后，是孙先生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深刻体悟。 对诗美和诗歌艺术的自觉意识从根本上制约着他对于学术对象的选择。该书在研究对象上“所涉诗人和诗潮流派，多属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范围，除个别篇章外，总起来大约可视为是‘从浪漫的到现代的’新诗发展足迹的粗浅的扫描”。〔6 〕这种“从浪漫的到现代的”发展轨迹，基本上反映了现代诗歌对于诗的艺术本体的追寻的历程。这是一条“接近诗美”的道路。换一种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肇始于象征派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在孙先生这里找到了理论上的代言人。这是一种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的选择。
三
纵观孙玉石先生的诗歌研究，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倾向是坚持历史、文化与审美的综合以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
对诗美的注重充分体现了孙先生从艺术自律性本身把握诗歌史进程的意向，即一种“新批评派”所主张的文学内部规律研究的方法论倾向，把“诗性”的探讨置于诗歌研究的核心地位。但在强调审美属性的同时，他又引入了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在孙先生的研究中，“诗性”的内涵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可布森意义上的，即“把词理解为词而不是所称客体的简单代表或情感的释发”，〔7 〕也不是瓦雷里“纯诗”观的变体，而是在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作用下生成的审美综合体。这就使他的探索超越了形式主义的局限，而从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以及诗人的个体心理、审美共相乃至诗潮等诸方面去梳理现代诗歌艺术的历史流向。在孙先生的理论视野中，诗歌不仅仅是语言之物，同时又是历史之物，具体文本中的“诗性”功能，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真正了悟其生成的必然性。他在探讨30年代“现代派”诗人群的特征时，正是从“文化选择”和“审美选择”的双重视角着眼，认为“现代派”作为崇尚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诗人群，其诗歌创作中对于象征诗艺的选择，隐曲含蓄的表达方式，暗示大于呈现的意象构成，朦胧的意境美，都与这批诗人受制于时代氛围的心理状态相契合。以对这种心理状态的探求为出发点，孙先生从主题学的意义上归纳了“现代派”诗人群笔下的三类共同的母题：“寻梦者的形象”，“荒原意识”，“倦行人的心态”。这种母题性的意象世界既是诗人的心灵世界的投射，又是时代历史的总体氛围在文本层面的集体无意识的意象生成，从而从“共相”的角度精辟地揭示了“现代派”诗人群落的创生在文化选择以及审美选择上的双重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综合的眼光，它建构的是一种文化阐释与审美经验在文本层面的内在统一模式，呈现给我们的，是历史与美学的综合图景。由此，审美的范畴纳入了历史的范畴，“史家”的意识构成了审美分析的坚实的支撑，正像托多洛夫所说的那样，“因为寻求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特征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才有意义”，〔8〕 同时也才能从根本上阐释制约文学作品的深层机制和历史规律。
重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在孙先生的诗歌研究中同样具有一种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在《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后记》中，他对自己的研究作出了如下总结：“从方法论层面看，我既注意宏观上关于诗潮流派的总体研究，也倾注于对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作品的微观分析。注意前者，才能更准确地从历史上把握一个诗人或一个流派，对一些现象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审美评价。注意后者，才能避免大而化之的所谓宏观理论模式的构筑，沟通作者的审美创造与读者的审美心理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架起想象与超越的桥梁。”这种方法论的构想始终贯彻于他的学术研究过程，使他十分关注于现代诗潮史的总体描述，并把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派以及九叶派等诗歌流派的创新与发展置于总体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总体的历史描述为孙先生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审视角度，对具体的诗人以及诗歌流派的探讨由此获得了解释的历史性。李金发在现代诗坛上的出现给人一种“横空出世”之感，他的《微雨》被评论界称为“别开生面之作”，其人也因诗歌创作的晦涩与朦胧而被称为“诗怪”，孙先生却把李金发置于20年代中期出现的象征派的艺术潮流之中，从时代氛围和总体艺术倾向着眼，分析了李金发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诗的可理解性。这种宏观的把握使他对李金发的研究从诗人个体上升到诗潮领域。《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回顾与评析》〔9〕则是孙先生的一篇主要著述， 它描述了从初期象征派到现代派再到40年代的九叶派的跨越现代文学30年历史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时代的要求与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的关注为几个流派诗歌观念内在的传承与嬗变提供了历史的规定性。总体把握的眼光使这篇论文呈现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的具体而微的特征，从中可以使人预感到一部新的宏篇巨制的现代主义诗潮史的著作已经呼之欲出。这正是孙先生目前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在微观诗学领域，孙先生卓有建树的研究是他试图重建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工作。问世于1990年的由他主编并撰写大部分篇幅的《中国现代诗导读》，正是基于解诗学构想的理论阐述和操作实践。尽管朱自清、李健吾、朱光潜、废名等现代批评家对于营建现代解诗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但在总体上，现代解诗学却是以一种“非系统理论形态出现，缺乏完整的深刻的理论阐释和论证，因而在诗学批评领域中未能形成有影响的思潮和派别，还未能独立地引起新诗批评方法论的巨大变革”〔10〕。基于这种观念，孙先生开始了对解诗学的深入探讨，力求贡献一种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形态，这种系统性追求集中体现在孙先生对解诗学理论内涵和实践原则的双重建构之中。其中的理论内涵包括三项基本内容：解诗学是对作品本体复杂性的超越；是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是对作品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这反映出孙先生对作品本体性的高度重视，把文本视为复杂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体，并注重文本的接受过程，把读者的理解和介入视为文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孙先生创造性地接受了新批评、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接受美学、阐释学的合理成分，从而使解诗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思辨色彩。另一方面，一种理论形态的自足性还必须兼容方法论建构，从而才能具备操作的具体性和可行性。因此，他又为解诗学引入了实践原则：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理解或批评主体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11〕上述实践原则把读者对文本阐释和再创造的自由度与文本的客观性加诸读者身上的限制性结合起来，这是自由与限制的对立统一。他又把实践原则精辟地归纳为“开放式的文本细读”与“有限度的审美接受”的结合，〔12〕文本结构与接受过程的双向交流就这样架通起了桥梁。孙先生重建解诗学的研究仍处于进行之中。但可以看出，这是一项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与理论生长性的研究工程，是为微观文本的分析立法的工作，并预示着一种微观诗学的生成。它构成建构宏观文学理论意义上的诗学体系的真正基础。
四
从《〈野草〉研究》开始，孙先生就自觉地关注西方文学传统民族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现代化的过程，并致力于东西方传统的融合这一重大课题的探讨。这一思路尤其贯彻于他的新诗研究历程之中。这是一个横亘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课题，一方面是如何以现代眼光对民族自身文学传统有选择性地摄取和再造，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实现外来影响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而对这条途径的摸索，正是孙先生思考的一个重心所在。他认为，上面的两个侧面的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对外来影响的吸收必须纳入民族传统的自身依据之中，否则前者会成为无根之萍；而外来影响则会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观照传统的全新视野，从而使后者激发出悠长的历史生命力。东西方的文学传统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历史时空中碰撞与激荡，寻找着某种互相融汇的亲和力。
孙先生选择了现代派诗人作为具体性的个案作为切入点，从中寻求东西方诗学的对话与沟通。他指出，现代派诗人对法国象征派注重暗示与朦胧的技巧的借鉴，以及对英美意象派意象原则的认同，与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晚唐温李诗风之间建立了深刻而内在的联系。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从传统诗学中领悟最深的，正是“含蓄”与“暗示”的技巧，追求诗歌意象的隐藏度和暗示性，使西方的象征诗艺和意象主义原则与古典诗学中长期积累的意象传统汇流了。现代派诗人对温李一派诗歌的浓厚兴趣也标志着现代诗艺与传统诗学中追求含蓄与蕴藉、借助朦胧的意象暗示性地传达感觉和体验的方式之间一种内在的关联，同时，这种诗学侧重点又与西方象征派诗人力避直陈与尽述，借助象征的暗示性启引更深玄精微的旨趣，在诗学层面上相暗合。这是两种异质的传统之间更为内在的契合。如果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在“元白”传统那里找到了形式表层的依据，而现代派诗人的“温李”热则是对传统的更深层的追寻，他们借助于象征主义的艺术眼光在温李诗歌中捕捉更隐微的思维与体验的方式，寻找更内在的艺术表现技巧，同时在诗歌创作中致力于象征主义诗艺的水乳交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先生十分注重废名把温李一派诗词存在的根据视为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的主张，并把废名的观念视为中国现代诗论中极富创见的一部分。〔13〕
现代派诗人沟通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与温李传统的诗歌创作实践之中蕴含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它预示着创生一种东方式的象征主义的诗学形态的历史可能性。“东方象征主义”的诗学预设，是孙先生基于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提出的极富创造性的理论构想，尽管这种构想尚处于雏形阶段，但它已经显示了一种深厚的理论包容性和一个极为诱人的前景。
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一书中有这样两句话：“诗应该是诗人人格的一个永恒的追求”，“没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永远不能成为最完全的诗人。”诗歌研究在本质上与诗人的创造是相通的，它是从另一种维度接近诗美，接近人格的完全。在孙先生这里，“接近诗美”的追寻意味着一个学者对于一种完美人格的虔诚与执着，这种“永恒的苦役般翱翔”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一种精神境界的永恒的趋近的过程。这或许是孙玉石先生的鲁迅与诗歌研究给予人们的更富启示性的内涵。
收稿日期：1996—08—20
注释：
〔1〕《中国现代诗导读》第3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7 月版。
〔2〕《〈野草〉研究》第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6月版。
〔3〕《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期，第31页。
〔4〕孙玉石先生关于“科学实证主义”的论述， 参见王瑶《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载《先驱者的足迹》，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5〕〔6〕《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第42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7〕雅可布森《什么是诗》， 转引自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第15页，三联书店1988年6月版。
〔8〕《批评的批评》第93页。
〔9〕载《中国现代诗歌艺术》。
〔10〕《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第114页。
〔11〕参见上书中《朱自清与中国现代解诗学》一文。
〔12〕《中国现代诗导读》后记。
〔13〕参见孙玉石《废名的新诗观》，载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刊《野草》1996年8月第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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