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农业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劳动力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令世人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了解此问题，本课题组选择了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较多的四川和安徽两省作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数据比较，来回答劳动力外出对种植业生产、粮食生产、农业投入（尤其是农业长期投入）、畜牧业生产以及土地转包和是否会导致土地撂荒等的影响。由于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经营耕地规模不同，本报告对种植业的讨论以单位面积数据为主要基础，而对畜牧业的讨论则以户均数据或人均数据为基础。
一、现象描述
简单地看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农业生产比较，经常使人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例如：①四川数据显示，平均每亩耕地面积的粮食总产量外出户高于非外出户，安徽的此项数据则表现为1994年高于而1995年低于非外出户；②两个省的亩均种植业收入比较在不同年度各自呈相反的方向；③四川省1994—1995年平均每亩耕地种植业生产支出及其现金支出的数据显示，外出户均高于非外出户，但安徽省1995年的亩均种植业生产现金支出则低于非外出户。
这种由大量数据汇总后显现出的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表明：起码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已经对种植业生产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造成上述不一致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数据的某些差异实际上可能是由地域性差别或其它一些因素产生的，而且这种地域性差别也许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它对差异的解释度大于外出与非外出的解释度。而简单的汇总比较，很难分清不同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为了排除地域性差别造成的解释干扰，我们作了另一种分析，即：在样本户内取一省内所有既有外出户又有非外出户的村的数据，将村内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分为两组，分别比较每个村内的两组数据。这一分析的根据是，假定一个村内的农户之间在资源占有、人均收入水平、外出信息获得等方面的差异是较小的，不足以影响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
分析结果表明，在大约一半的村，外出户的农业产出或投入高于本村的非外出户，另外的村则相反。面对上述那些方向不一致的比较数据，能否作进一步有价值的分析呢？下面我们从要素投入与农业产出、农业的长期投入、劳动力外出与畜牧业生产、耕地转包与撂荒等几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要素投入与农业产出
（一）假说
根据现场访谈，得到的结果是富有启发性的：在有些村，外出户和非外出户一样，大多认为外出户劳动力少，平时不能象非外出户那样有事没事总到地里转转。而在另一些村，无论外出户还是非外出户（包括按规定不能外出的村干部），相当一致地认为外出户挣到钱可以多买化肥。这表明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而在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涨价的情况下，有些非外出户连足够的化肥都买不起。
农民的回答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论断（如单项要素的不断追加投入会导致要素报酬递减），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假说，用以解释上述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农业生产比较中的不一致现象：
（1）在那些现金很紧缺的地方， 追加现金投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追加劳动的边际收益，外出就业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正面影响高于劳力减少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2）在那些现金相对不那么紧缺的地方， 现金的绝对量并不构成农业生产的瓶颈，追加现金投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明显，追加劳动投入就显得更重要，外出就业带来的劳动力紧张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不如非外出户。
在上述假说中未提到土地要素，是考虑到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增加土地投入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二）假说检验
我们利用1994年四川、安徽两省2820户样本户调查数据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追加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
现金分组方法：首先将农户的年内现金收入扣除外出户外出就业人员的现金收入，然后以调整后的现金收入为指标，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利用SPSS软件的K-Means Cluster， 根据样本指标的相似程度将其分为三组。
表1现金收入分组及各组外出户情况
平均现金总户数 总户数 外出户 外出户
收入元／年户分布%户比重%
四川
4586.821820100.0
376 20.7
C1.低现金收入组2493.91778 42.7237 30.7
C2.中现金收入组5037.94891 49.0129 14.5
C3.高现金收入组12708.19
151 8.3 106.6
安徽
5303.511000100.0
111 11.1
C1.低现金收入组4244.04843 84.399
11.7
C2.中现金收入组10548.74
156 15.6127.7
C3.高现金收入组80180.000
1
0.1
注：安徽有1户的现金收入远高于其它农户，聚类分析将其单独分为一组：C3组。由于此组仅1户，不再参加以下分析。
以年内现金收入为指标的聚类分析恰好表明：现金收入与外出户比例之间有良好的反比关系，现金收入越高的农户组外出的比重越低。
表2现金分组基本情况比较
常住人口整半劳动力 整劳动力
经营耕地
人／户
人／户
人／户面积亩／户
四川 C1.外出户 4.253.192.65
3.83
非外出户3.83
2.572.07
3.95
C2.外出户 4.70
3.603.01
4.69
非外出户
4.052.712.31
4.70
C3.外出户 5.50
4.103.40
6.39
非外出户4.33
3.092.63
4.87
安徽 C1.外出户 4.62
3.522.64
6.11
非外出户 4.40
2.852.34
7.30
C2.外出户 5.17
3.832.92
7.48
非外出户 5.11
3.542.93
9.62
比较按现金分组的外出户、非外出户基本情况（详见表2）， 可以看出：四川平均每个外出户的人口比非外出户多0.4—0.6人，安徽多0.1—0.2人；四川平均每个外出户的劳动力比非外出户多0.6—1人，安徽多0.3—0.8人；四川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在外出户与非外出户之间相差很小，而C3组的外出户比非外出户多出1.5亩， 安徽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外出户比非外出户少1.2—2.2亩。
由于原数据中没有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分析只能依据农户的经营耕地面积进行。这种替代性的分析潜在着一个危险，即：当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在不同的比较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时，比较得出的差异究竟有多少是被目标研究因素所解释、又有多少是被粮食播种面积比重的差异所解释，无法区分。为此，我们计算了不同现金收入组的粮食收入占种植业总收入的比重。计算结果如下：1994年四川省1820户样本户的调查数据分组，在3 个不同现金收入组之间的最大差距不超过3个百分点，在每个现金收入组内， 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最大差距也不超过3个百分点；同年，安徽省1000 户样本户的调查数据分组，在2个不同现金收入组之间的差距为7.8个百分点，在每个现金收入组内，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最大差距达15.7个百分点。为此，在以下对1994年2820户样本户数据的处理中，凡涉及到单位面积数据的分析均不考虑安徽数据；与单位面积数据无关的分析当然不在此例。
（三）检验结果及讨论
1994年四川省1820个农户的农业产出数据按现金收入指标聚类分组后，显示出与假说高度一致的结果：
（1）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种植业收入比非外出户高13.3 %，中现金收入组低6.2%，高现金收入组低14.7%。
（2）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粮食产量比非外出户高7.1%，中现金收入组高5.0%，高现金收入组低5.3%。
（3）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出售粮食数量比非外出户高12.1%，中现金收入组低13.8%，高现金收入组低40.7%。
（4）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粮食商品率比非外出户高0.4个百分点，中现金收入组低2.6个百分点，高现金收入组低7.1个百分点。
1994年四川省1820个农户的农业投入数据按现金收入指标聚类分组后，也显示出与假说基本一致的结果：
（1 ）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种植业生产支出比非外出户高19.8%，中现金收入组高6.3%，高现金收入组高12.1%。
（2 ）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种植业生产现金支出比非外出户高27.0%，中现金收入组高16.5%，高现金收入组低26.1%。
（3 ）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购买化肥的支出比非外出户高25.3%，中现金收入组高7.2%，高现金收入组低13.1%。
（4 ）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亩均年末农业生产用固定资产原值比非外出户高5.7%，中现金收入组高11.8%，高现金收入组低24.9%。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低现金收入组，外出户的种植业投入和产出或多或少地高于非外出户；而在中现金收入组和高现金收入组，比较的态势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变。这表明，随着当地现金收入水平的提高，外出户的现金优势逐渐降低，其它一些因素的作用可能加强，如农业投入的机会成本上升或劳动力的紧缺等。
（四）生产函数
进一步，我们用生产函数方法考察主要生产要素同农业产出的关系。我们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因变量（Y ）分别采用“种植业收入”和“粮食总产量”，自变量选用劳动力（X[,1]）、耕地（X[,2]）、当年种植业生产支出（分现金形态X[,3]与非现金形态X[,4]）和外出劳动力（X[,6]，以实际外出时间计）。由于缺少粮食播种面积数据，在以粮食总产量为因变量的函数中再加上一个非粮食作物占种植业比重（X[,7]）作为自变量。
生产函数的计算结果显示（详见表3）：
（1）对种植业收入和对粮食生产弹性最大的投入是耕地， 但可惜这是限制最大的一个要素，在土地制度未发生大的变化之前，几乎不可能增加投入。
（2）在粮食生产函数中，除耕地面积外， 影响最大的是种植业中非粮食作物所占比重，这是显而易见的（比较理想的作法是用粮食播种面积代替经营耕地面积，这样就不必将非粮食作物纳入模型）；现金投入的弹性与劳动力投入的弹性不相上下，而且高现金收入组现金投入的弹性小于其它两个组，与种植业生产函数形成对照（比较理想的作法是使用粮食生产投入而不是种植业生产投入）；弹性最小的是种植业非现金收入。
（3）在种植业生产函数中，除耕地面积外， 对种植业收入弹性最大的是种植业生产的现金投入，现金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现金投入增加对种植业产出增加的弹性越高的现象，似乎预示着低现金收入组目前的种植业现金投入仍受到供给的限制（高现金收入组的亩均种植业现金支出比低现金收入组高90%！），当然这里不能排除高现金收入组的经营耕地面积和非粮食种植业比重均高于低现金收入组带来的影响；弹性最小的是劳动力投入和种植业生产的非现金投入。
（4）最后，外出劳动力的影响不幸几乎“全军覆没”； 除低现金收入组的种植业生产函数呈微弱的正影响外，其它均不能通过t检验； 这也许恰恰可以解释为：目前的劳动力外出规模对农业生产几乎无法造成任何显著的影响。
表3生产函数的b值（按现金收入分组）
三、关于农业的长期投入
（一）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农田基本建设及其配套的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保证农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今天，义务工形式的劳动积累在农业资本形成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地方的劳动积累工作执行得不好，其中有些与当地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有关。
在对劳动力大量外出地区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地区虽然青壮劳力紧缺，但义务工任务执行得很好的例证。“以资代劳”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其特点是将所有工程土方折成钱，按地亩摊到各户，有劳动力的户通过出工把钱再挣回来。有些地方还使用了机械替代劳力。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工作方法对头，“以资代劳”甚至会成为农业资本形成的促进因素。
（二）农业劳动力素质
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是保证农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有理由担心大量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下降。我们在四川农村调查时听到基层干部反映，由于一些杂交水稻制种专业人才的外出，集中制种地区明显感觉制种技术力量不足。
但是劳动力大量外出对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提高也有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由于素质较高的外出劳动力更受城市和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的机会更多，外出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更大。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高素质劳动力离开农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当地人送子女读书和年轻人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其二，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也可能成为农村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扩大规模、向专业化发展的契机，从而也会带动一批农业专业人才的成长。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农业劳动力素质将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针对这种变化趋势来调整农业科技、教育、技术推广及职业培训工作的方式。
四、劳动力外出与畜牧业生产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劳动力外出对畜牧业生产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一些外出户因为劳动力比较紧张，放弃或减少了过去一直饲养的家畜家禽；而没条件外出的农户，尤其是那些并非因为缺少劳动力而无法外出的农户，一般会把发展畜牧业当作获得现金的现实途径。四川、安徽两省2820户样本户的调查数据也支持这种看法。
表4畜牧业生产比较
通常认为，中国式的家庭散养生猪以杂食为主，精饲料的摄入较少。同规模化饲养相比，家庭散养的饲料报酬率较高，料肉比低。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会导致生猪家庭散养量的下降。可以想象，生猪从家庭散养为主向规模化饲养为主的过渡已经发生，散养供给量的减少将推动这一进程的加快。如果规模化饲养的饲料报酬率较低这一点确实得到验证，散养向规模化饲养的加快过渡就意味着对饲料需求量的大幅上升。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五、耕地转包与撂荒
总的来讲，目前发生的土地转包规模还是很小的。从两省数据看，单项转出或转入不超过总农户的6%，不超过总经营耕地面积的2%；转出转入合计，不超过总农户的11%，不超过总经营耕地面积的3%。 实地调查中发现，许多外出户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紧张问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转包，而是在大家庭或近亲范围内的帮工、代耕等合作方式。
两省数据显示，1995年的耕地转包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安徽发生转包的农户数增加24%，转出转入耕地总量增加44%；四川发生转包的农户数增加46%，转出转入耕地总量增加38%。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增幅是在基数很低的情况下发生的。
耕地的转出转入在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均有发生，数据并不支持转出主要发生在外出户、转入主要发生在非外出户的想法。在安徽，无论耕地的转出还是转入，在外出户中发生的比重均高于非外出户；而在四川，无论耕地的转出还是转入，在外出户中发生的比重均远低于非外出户。
从得到的数据看，耕地撂荒极少发生。安徽1994年有2 户分别撂荒1.1亩和0.1亩，这2户都是外出户， 撂荒面积分别占其经营耕地总面积的12.9%和1.4%；1995年这2户恢复耕作，另有2户外出户分别撂荒1.0亩和0.1亩，撂荒面积分别占其经营耕地总面积的19.1%和1.3%。四川1994年有3户分别撂荒0.13亩、0.16亩和0.20亩，这3户都是非外出户，撂荒面积分别占其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2%、4.1%和2.4%；1995 年其中第1户继续撂荒0.13亩，另2户没有撂荒。
总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有数据支持下述假说：在那些现金很紧缺的地方，外出就业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有普遍的正面影响；而在那些现金相对不那么紧缺的地方，外出户的农业生产往往不如非外出户。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并不构成对农村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对家庭畜牧业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目前发生的土地转包规模是很小的，外出农户在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紧张时首先考虑的是在大家庭和亲戚范围内的合作。以上讨论是在农业生产规模不发生变化的既定条件下展开的。如果政策和制度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正面意义还会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