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在部分国家实践的再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3)10-0041-05
自从200多年前伟大的亚当.斯密通过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刻洞悉发现了那只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看不见的手”以来，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就在西方经济学界生根发芽。循着这一主线，经过穆勒、瓦尔拉斯以及马歇尔等几代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的努力，自由市场经济这座大厦在20世纪初巍然耸立起来。自由主义经济信条认为，自由市场制度能够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经济的自主运行能够自动纠正偏差，实现均衡，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施加过多干预。这些思想对后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大危机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破产，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使得古典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日渐式微。虽然二战前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者也曾有过较大影响，但是相对于战后凯恩斯主义受到的“恩宠”，他们有的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前辈们这些丰富的思想却孕育了20世纪最后20年里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理论内涵
大危机催生出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直到70年代初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正统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数西方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迎来了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与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相并行的是，西方关于经济自由还是国家干预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60年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这场论战广泛涉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机制，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货币主义者强烈地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认为政策的“时滞效应”只会使经济波动更加剧烈。货币主义者认为，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与凯恩斯主义截然对立，货币学派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它能够自动地引导经济运行，实现均衡，政府只需要根据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发行货币，就可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单一规则”）。虽然受到货币主义的挑战，但由于凯恩斯主义正如日中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正统地位。
然而时过境迁，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面对席卷而来的“滞胀”束手无策，初现危机。寻求治理“滞胀”的对策引发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于是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以及先前形成的货币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流派乘势而起。80年代初，随着美、英等国保守派政府的上台，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得到政府的青睐，众所周知，供给学派的理论与政策成为里根政府的经济施政纲领，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以货币主义为主，提出了系统的旨在放松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活力的经济政策，并发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走向主流。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发展进程中，1992年达成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形成了一致的、系统的政策，成长为一种经济思潮，并且新自由主义藉此迅速扩大了其影响，开始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地位。90年代后，在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经济政治因素的促进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获得了更快的发展，更加巩固了其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自由放任的各个流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尽管这些学派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甚至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但他们都有一个本质上的共同点，即主张经济自由，相信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概括起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点有：
（一）对自由市场机制的“重新发现”
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萨伊的“萨伊定律”，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始终坚信，在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无论在产品市场上，还是在要素市场上，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能够精确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时间价值，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实现有效配置。任何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预都将造成价格信号的扭曲，进而导致经济资源的误置。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凯恩斯主义面对席卷而来的滞胀“失灵”时，成功地复活了“萨伊定律”，并把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达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是“以英美为首的工业国家对市场的重新发现”的结果。
（二）极度贬斥政府的经济管理作用
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自由主义由来已久的传统，也是其由以冠名的本质特征。作为战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直接对立物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贬斥到了极端，并从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对政府的作用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在经济稳定方面，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吸收了公共选择学派、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认为政客、官僚等投票人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政府的选择行为与私人的选择行为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貌似公允的民主决策程序并不能得出比私人行为更加理想的结果。不仅如此，政府作为一个决策行为主体，同样面临着私人主体所面临的“信息不完全”或“信息非对称”，甚至更严重的“信息扭曲”。基于这些因素，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非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反而会在“市场失灵”之外导致更加严重的“政府失灵”。新自由主义强烈地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认为由于存在“时滞效应”，这些所谓的“稳定政策”只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据此，某些新自由主义者把战后西方的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也一样予以排斥。在他们看来，政府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原因在于：其一，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私人的创新精神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政府往往会扼杀这种精神。相反，越是自由的私人经济越有利于刺激、培育这种精神。其二，政府不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会给经济进一步发展套上枷锁。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拉美及东亚的金融危机都是现实的例子。其三，允许政府对经济活动施加干预实际上是赋予了政府过分的经济特权，“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就不可避免，从而孳生严重的政府腐败、行政低效等现象，导致经济资源的扭曲配置和大量浪费。如果政府陷入了腐败的恶性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就得不到保证，甚至发生经济混乱。
（三）严格保护私人产权
自孟得斯鸠以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石。尽管“私人自由资本主义”一直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所有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个隐含条件。但是，新自由主义把6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把对私人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提到了更高的程度。新自由主义认为，要使自由市场经济有效率地运行，就必须严格界定与保护社会经济中的各种产权。只有产权界定清晰，其归属和自由交易受到保护，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的最优化行为才能推动整个经济实现“帕累托效率”。否则，市场是无法运行下去的。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私人产权比公共产权具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可以产生更强的经济刺激，能够更有效率地运作。基于这种理论，某些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影响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曾推行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效果评析
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可以浓缩为三个要点：贸易投资自由化、价格自由化（包括资本的价格——利率与外汇的价格——汇率的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他们认为，只要解决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基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脱身“穷国俱乐部”的良好愿望，近二十年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都在国际组织或西方经济学家的主导或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激进改革。有些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有些国家则陷入灾难。比如，到20世纪90年代，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的六个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的劳务交流也非常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近乎浪漫主义地大胆。如泰国，1992、1993年相继放开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韩国1984年放宽了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本国资本市场；1991年允许外资在本国证券市场上直接投资，1994、1995年又相继允许外资银行从事本国证券和国债业务；1996年允许外资收购本国上市公司100%的股权。
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确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好处。对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利得，古典的H-0模型和60年代的R.Mundell理论已经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与商品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下图所示的两国模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 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获益分析
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那么本国H的资本存量为HO′，相应的资本边际报酬为E″O′，资本的总收益为梯形HA E″O′的面积。外国F的资本存量为FO′，资本的边际报酬为E′O′，资本总收益为梯形FBE′O′的面积。当经济体系中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被取消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由于本国的资本边际报酬E″O′低于外国的资本边际报酬E′O′，因此本国的资本将流向外国，直到两国资本的边际报酬相等为止。从上图可以看出，本国有OO′数量的资本流向外国，达到均衡时两国的资本边际报酬均为EO，此时，本国和外国资本的总收益分别为梯形HAEO和梯形FBEO的面积，与没有资本流动时的梯形HAE″O′和FBE′O′的面积相比，净增加了三角形EE′E″的面积。这是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福利改进。所以，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给世界经济带来好处。有关论文指出，上世纪70和80年代，实行“开放”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每年经济增长4.5%，而实行“封闭”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仅为0.7%；“开放”的发达国家每年增长2.3%，而“封闭”的发达国家为0.7%。6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实绩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由于实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大力引进外资，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起飞，有些已经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创造了“东亚奇迹”。
但是，这些具有“激进”色彩的自由化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金融领域过度的自由化给金融和经济体系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其一，资本帐户的过快自由化使得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可以自由出入，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尤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伴生着国内金融体系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滞后，诱发了大规模的国际投机资本冲击，酿成金融危机。其二，金融自由化使得公司和家庭对资金信用的需求过度释放，而储蓄却不能相应地增加。在资金需求严重“饥渴”的条件下，资金价格——利率的盲目自由化必然导致利率的大幅上涨，出现不适当的高实际利率，加剧了企业和银行体系的风险，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破产倒闭在所难免，整个金融体系就会陷于崩溃的边缘。而且，利率的高涨不利于经济增长。
东欧巨变以后，有些国家采用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如在波兰，萨克斯设计的方案消除了经济短缺，使之成为“欧洲正在升起的明星”。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与欧美70年代的“滞胀”危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出于这样的判断，俄罗斯最终决定采用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放开市场和价格，同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此达到经济自由化的目的；同时采用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消除财政赤字，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但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实践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首先，价格自由化引发了超级的通货膨胀。1992年初，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头一个月价格可能上涨1-1.5倍，而实际上涨2.5倍，紧接着三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8%、30%和22%，到4月份消费价格比前一年12月上涨6.5倍。很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政府不得不暂缓放开能源价格，改为对能源价格进行调整：5月份将能源价格调高4-5倍，9月份再次上调石油、煤炭、电、气等能源价格。同时鉴于放开价格后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9月份政府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7.3倍，其中粮食价格提高24倍。连续的大幅度提价使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其次，私有化也没有能发挥私人产权的增强激励和促进效率的作用，反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特别是导致金融寡头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和操纵政府更迭。在寡头们聚敛钱财的时候，正是普通居民积贫积弱的时候。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还使居民储蓄化为乌有，致使5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可见，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并没有使俄罗斯经济摆脱危机，却在不断地激化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酝酿了更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表现为1998年的“8.17金融危机”和政府走马灯般的更换），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破产。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俄罗斯迅速衰微，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迷信”与俄罗斯国情的背离。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万能，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反对国家干预。但是，俄罗斯的现实国情是：一方面，其处于由以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进程中，经济结构中的垄断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具有成熟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具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俄罗斯处于典型的短缺经济状态，在此情况下，盲目地放开价格必然导致价格飞涨，而缺乏弹性的经济体制却不能刺激供给有效增长，平抑价格，从而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价格开放却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由于缺乏对俄罗斯与西方经济体系本质差别的足够重视，所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非但没有使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反而更加恶化；经济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以至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彻底失败充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有一些严格的前提条件，忽视这些条件或者走向极端，只会酿成经济灾难。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另一个实践成果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全球化进程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到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中占据统治地位，作为经济自由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扩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空前加快，形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一股浪潮，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毫无疑问，他们将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但是，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首先，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金融体系比较脆弱，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有限。而伴随着全球化急剧膨胀的国际流动资本，对其金融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甚至酿成金融危机。所以，金融自由化的成本和收益在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配是极不均衡的。其次，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体系，使二者在分工上的距离越拉越大。发达国家利用分工上的优势逐步把他们演变成其“原材料中心”、“制造中心”和“物流中心”，自己只需控制关键技术，却攫取了绝大部分的利润，形成了新型的隐性掠夺，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分割世界经济这块“大蛋糕”，相反，却有可能是“陷阱”。
新自由主义漠视了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化能力上的差别和在全球化中现实利益的差别，基于自己的利益激进地推行金融、投资、贸易等的自由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1992年APEC西雅图首脑会议力图实现的金融服务自由化无果而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年来，反全球化的运动也在一浪高过一浪。
三、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再反思
综观新自由主义思潮几十年来的理论发展和经济实践，客观地说，这一理论所强调的消除经济体系中的各种扭曲，建立完善的、充分有弹性的市场经济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分干预以及消除国际间产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实现经济全球一体化等内容，都是正确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缺陷是把经济自由放任演绎到了极端，过分热衷于私有化，激进地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过分排斥政府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私有化的初衷无非是要解决国有经济缺乏激励、约束和效率低下问题。但是，前提是需要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如果私有化不与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取得经济效率。尤其是在一个非常不完善的经济体制中，把国有企业的公共垄断变成私人垄断的代价更高、效率更低。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私有化运动在英美等国取得了成效，却给俄罗斯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起点和基本经济状况方面比较相似，不同的是，中国只是逐步推行有限的所有制变革，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实绩，并避免了经济社会的动荡。新自由主义激进地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了经济和金融的灾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在排斥政府的作用。但针对发展中国家自由化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主导下的、“渐进的自由化”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效，而放任的、“激进的自由化”却往往导致严重的问题。
以上的分析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性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新自由主义者不顾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极力鼓吹经济自由、价格开放、私有化以及否定政府作用，遭到失败是必然的。
鉴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存在种种缺陷，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转轨国家，都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修正。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派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从分析“市场失效”和“信息不完全”等市场缺陷入手，论证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能达到市场出清，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种修正是近年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出现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即试图超越“经济自由”和“经济管制”，以新的思维模式探讨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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