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在于一般地提出了改革问题，任何社会都要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也要进行改革，恩格斯在理论上作过论述，毛泽东在实践上作过探索。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不把改革视为只是一般地发展生产力的渐进的量变，而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变革”、“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论断。提出这样的论断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1978年10月1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中提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二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重要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当代中国一场新的革命的观点；二是他讲的新的革命主要是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它将引起中国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但是还没有直接涉及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1982年——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精简机构和农村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断。这个论断的提出有两处，一是1982年1 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精简机构是一次革命； 二是1984 年10月6日在一次谈话中说， 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这个阶段邓小平思想的发展，一是他已经把革命和改革联系到一起；二是这个时期我们的改革还只是在少数领域展开，因此这时他讲改革是一次革命还只是指的个别领域而言，还没有从全局从整体上作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的判断。
第三阶段（1985年——1991年），这是他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1985年前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述大约有五次。第一次是1984年10月10日，在会见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没有展开这个论断，没有解释。第二次是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这次谈话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如果不改革，前景就困难，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进行改革。尽管有风险，我们也要大胆干。第三次是1985年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他讲到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就抓住了为什么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的关键所在。第四次是1985年9月23日， 邓小平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第五次是1986年4月9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的谈话中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为什么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他说，这件事情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摸索。邓小平同导在这几次谈话中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阶段的特点有两点：第一，他已经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判断，而不是特指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方面、哪一项改革而言；第二，他把这次革命和我们已经完成的第一革命放在了同等位置上来考虑。
第四阶段，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在这个阶段中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作为一个大命题确定下来，这就是很著名的那一段话：“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没有重复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或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但这段话把革命、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几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把这几个重要范畴、观点连贯起来，从而赋予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一思想更加严谨更加深刻的内涵。
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改革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变革。有人认为革命是“质变”，改革是“量变”。这是没有注意到质变的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诚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但改革也不是在原有体制内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调整，而是对原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就社会制度而言，改革是一种量变过程；而就具体制度而言，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一种质变过程。
第二，同过去的革命一样，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我们一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往往只注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的一面，而忽视了不相适应的一面。诚然，“第一次中国革命”的成功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摆脱了腐朽社会制度的桎梏而获得大解放，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社会基本矛盾仍然长期存在。我国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它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甚至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
第三，改革就其结果或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深远意义来说，它也是一场革命。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革命一样，由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必须引起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一系列深刻变化，或者说，必须会引起社会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根本性变革。这是由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解放生产力所决定的。没有这两者，也就不可能引起社会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根本性变革。
可以看出，改革作为一种革命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它们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其基本的逻辑结构可以构画为一个“公式”；根本改变原有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引起社会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根本性变革。
既然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两次革命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两次革命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第一，两次革命是同一中国革命的两大阶段。所谓“第一次革命”是指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一个备受欺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然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并没有结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次革命”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说前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么，后者就是这万里长征的第二步，其路程更长，意义更伟大、更深远。
第二，两次革命都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目的都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两次革命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第一次中国革命”，第一次理论上的飞跃，我们党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果。“第二次革命”，第二次理论上的飞跃，我们党举起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这同样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果。今后的改革，也必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
两次革命又有根本的区别：
第一，对象不同。“第一次革命”的对象是旧的社会制度；“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不适应或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前者是改制度；后者是改体制，维护制度、完善制度。
第二，性质不同。“第一次革命”所要解决的是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第二次革命”虽然也是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因此，第二次革命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也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是在“第一次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第三，方法不同。“第二次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显然不能像“第一次革命”那样，采取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方式，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2〕这就是说，决不能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方法。 改革已经并将进一步引起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已经并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精神面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但是，这种变化是非爆发式的，总体上表现为逐步前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种过程的实现，不需要也不允许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相反，改革需要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需要排除一切导致社会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确保改革有序地进行。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页、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