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基于期刊论文 (2005～2018)的文献计量评估 *
李 燕 苏一丹
[摘 要] 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应用政策领域日益多元，研究质量明显提升，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适用性论证不足、模型的应用泛化和简化、缺乏与其他主流公共政策理论对话及概念要素间因果机制缺乏逻辑性等问题。未来研究应注重论证多源流框架适用性，探索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升概念界定的清晰度与模型应用的灵活性，体现该框架的理论张力；加强多源流理论与其他公共政策理论之间的对话，增加理论的解释力与延展性；重视理论假设的具体化，强化因果机制的证据支持与逻辑联系；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
[关键词] 多源流理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公共政策
一、引 言
议程设置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必要条件，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经过议题扩散都可以由公众议程进入政府正式议程[1]。自1984年约翰·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首次提出多源流理论以来，该理论已被广泛用于解读不同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如澳大利亚房屋政策，英国和德国的私有化过程，美国各州高等教育政策改革及田纳西州烟草控制政策。21世纪初，多源流理论逐渐获得国内学界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该框架分析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现实，如中国成人教育政策[2]、住房政策[3]、环保政策[4]、食品安全政策[5]等。经过十余年的积累，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研究视域逐渐拓宽，文献质量有所提升。当某个领域的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适时的评估与反思对增进知识积累、完善和改进未来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国内学者基于多源流模型对国内政策议程开展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至今缺乏对国内多源流理论应用的系统回顾与总结，更未有文献能够基于客观数据，运用量化方法综合评估国内多源流理论的相关文献。基于此，本文文献计量分析与深度内容分析方法全方位考察了中国知网2005年～2018年的相关文献，对中国多源流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与批判性反思，以期为未来研究带来启示。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文化生活板块中传统文化的教学渗透要利用课堂情境，渗透传统文化；利用实践活动，挖掘文化精髓；更新教师素养，渗透传统文化，最终确保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更为畅通。
二、多源流理论概述
根据多源流理论，公共政策的制定场域充满模糊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中并行流淌着三股独立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
问题源流是指对某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公共问题进行构建和识别的过程，指标异常、突发事件与信息反馈使得该问题能够迅速引发公众关注。
政策源流是政策建议的形成、对话、调整与受到决策者关注的过程。政策参与者就某一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各种想法与方案互相交流、碰撞与融合。
政治源流由国民情绪、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政府更替、立法及行政机构的重大人事调整等因素构成。
感恩并非与生俱来的天性，它需要教育来引导，通过教育帮助大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并对其回馈以感恩的心。因此，我们应正视我们感恩教育缺失的现状，应该把感恩教育放在大学教育的重要位置上，采取有效的感恩教育的路径，营造感恩教育的良好氛围，不断实现道德教育的作用，避免大学功能不作为。感恩教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承担起相应的感恩教育责任，步伐一致，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符合时代特征和要求的教育精神，从而使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与行为能力得到充分培养和塑造。
图1 多源流理论框架
三、文献来源、选取方法与指标设计
(一)文献来源
笔者评估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时间区间设定为2005年～2018年,检索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按“主题词”带有“多源流”进行搜索，共得247篇文献，剔除新闻报道、人物访谈、会议综述等非学术性文章和不相关研究后，最后筛选出样本文献209篇。
对于本课程的考核,理论上要加强对实践能力的考核。[4]考核总成绩可分为平时成绩、笔试成绩和实践成绩等部分，按一定比例构成学生的最终考核成绩。在参与式课程教学考核中，应该将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表现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以彰显学生在参与式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此外，具体考核方式和内容也可以由学生参与讨论和确定，这样还可从一定程度增加学生的课程参与度，同时可以达到提高学生积极学习的目的。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肾结石可能是NAFLD的早期表现。一项对于体外超声波碎石患者的随访20年的研究显示，患者肥胖和超重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16]。NAM等[10]的研究也发现肾结石患者肝实质回声的衰减也明显低于非肾结石患者。
当问题得到清晰界定，政策方案准备充分，政治动力充足时，三条源流将在一个关键时刻交汇在一起，这将大大增加某一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概率。这一关键时刻被金登喻为“政策之窗”， 政策之窗的开启意味着社会问题极有可能被提上政策议程。根据触发机制的不同，政策之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问题之窗”；另一种称为“政治之窗”。问题之窗的打开在于问题源流发生了变化，由突发问题打开，政治之窗的打开在于政治源流发生了变化，由政治因素开启。当三条源流交汇时政策之窗开启，表明公共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之间的有机结合。政策窗口开启时间十分短暂，这就需要政策企业家(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抓住并利用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促使三个源流的结合，策略性地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优势推动自己所倡导的政策建议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见图1)。
(二)指标设计与编码
1．指标设计。本研究综合参考和选择性地借鉴了已有相关文献中的评价指标体系[6][7][8]，拟从理论应用和核心概念应用两个维度考察国内多源流理论的研究成果，以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多源流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分析。
多源流理论应用状况主要通过学术关注度、发表期刊及来源类别、应用领域及区域范围、研究方法四个指标来展示。
第一，学术关注度旨在识别国内多源流理论研究在不同时间段内呈现出的趋势与特征。
第二，发表期刊及来源类别用以了解和比较不同期刊在选择论文方面的基本倾向和旨趣，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将期刊类型编码为公共管理、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管理、公共卫生与其他七类。
第三，应用领域旨在表明多源流理论应用于解读中国政策过程的具体领域分布与政策层级，本文将已有文献中多源流理论应用的政策领域分为市场产业政策、政府改革、文化科技、三农(农业、农村与农民)、医药卫生、社会保障、资源环境、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公共财政、社会管理、网络媒体、交通、民族、生育、教育十五个领域；将所分析的政策区域范围按照其所处层级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四类。
第四，研究方法方面，根据笔者对样本文献的初步分析，209份文献中几乎全部应用了定性方法开展研究，仅有4篇文章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因此，借鉴罗蔚对研究方法的分类[9]，本文将多源流理论定性研究方法划分为概念演绎、现象归纳、文献分析、案例分析四类。
图4(a)为相对湿润度指数(M指数)的Morlet小波变换系数实部时频分布图，图中清晰的反映了相对湿润度指数(M指数)偏湿润偏干旱的变化特征，可以看出在6a、10a、16a和28a左右时间尺度波动十分明显，正负相位交替出现，可明显观察到在计算时域内干旱指数偏湿润偏干旱的波动变化，在28a左右时间尺度上，天峻地区1961-2017年存在6次干湿交替，表现为干—湿—干—湿—干—湿。图4(b)中的小波方差图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四个振荡周期，其中28a能量最大，周期振动最强，为第一主周期，第二、第三和第四周期为别为16a、10a和6a。
多源流理论核心概念的应用状况主要通过概念应用情况、触发机制、源流出现顺序三个大类指标进行分析。
近年来，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克服人员少、任务重、压力大的困难，坚决落实“四个最严”总体要求，始终保持打假治劣的高压态势，稽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2014年至今，全市共办理食品药品案件6734宗， 案值6991万元， 罚没2951万元，捣毁、取缔窝点3263个，吊销许可证21个，移送公安案件838宗，刑拘1065人。2015年该稽查局被评为全省系统稽查打假先进单位；2016年稽查团队被授予佛山市首批“共产党员创优岗”示范单位称号。
第一，概念应用情况涉及被评估文献对多源流核心概念的应用与阐释程度，一个完整的多源流分析框架至少包括五大核心概念，即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企业家与政策之窗。但并非所有文献都同时应用了以上五个概念，借鉴琼斯等人的分析思路[10]，本文将核心概念应用分为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企业家、政策之窗、三条源流应用、五个概念同时应用七种类型。此外，由于五大核心概念之下包含若干子概念，为了细致考察各核心概念之下的子概念的阐释情况，笔者基于对已有文献深度的内容分析，对五大核心概念下的十六个子概念逐一进行编码，具体包括指标异常、焦点事件、政策反馈、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国民情绪、利益集团、价值可接受性、技术可行性、预算可行性、政策共同体、政策企业家接近权力的途径、政策企业家可利用资源、政策企业家的策略空间、三条源流的耦合逻辑、政策窗口打开的制度背景与决策类型。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与当代主流政策过程理论的脱轨现象由来已久，无论是国外专家“中国学”式的政策过程研究，还是国内学者“模式总结”式的研究路径，都无法逃离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 “理论孤岛”[11]。就此而言，国内学者运用多源流理论开展的学术研究，不仅验证了该理论对中国政策现实的解释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研究与当代主流公共政策过程理论进行学术对话的重要使命。十余年来，多源流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研究主题日趋丰富，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研究质量显著提升。
特别指出的是，政策共同体和政策企业家两个概念在已有研究中经常被赋予相似内涵，不做明确区分，混用在一起。例如，样本文献中，50篇论文(占23.9%)仅明确涉及了政策共同体概念，59篇文献(占28.2%)只提及了政策企业家，能同时对二者给予清晰界定和细致说明的仅有42篇(占20.1%)。而在101篇提及政策企业家概念的论文中，有100篇(占47.8%)分析了企业家接近权力的途径，19篇(占10%)提及了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只有16篇(占7.7%)分析了政策企业家可用的各种资源。
2.编码方法。本研究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编码后的样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确保编码结果一致性与评估结果信度，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员按照统一的编码标准对文献同时进行编码。在正式编码前，两位编码员随机选择十份相同的样本文献进行试编码，仔细对比和分析了两者的结果差异，调整了各自对评价指标类别内涵的理解。经过两轮试编码，最终对评价指标类别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知，从而降低了主观因素的影响。
我们运用肯德尔和谐系数对两位编码员的最终评估结果进行信度检验(仅选择四个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的指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核心概念应用、触发机制与研究方法三个指标的信度系数值均高于0.9，源流出现顺序研究指标的信度系统值稍低，但也高于0.85，整体而言，此次评估的编码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
四、样本分析
(一)多源流理论应用
3.三条源流出现逻辑顺序。本研究将三条源流出现的逻辑顺序分为七种类型，绝大多数(179篇，占85.7%)的文献都将源流的出现描述为一个呈现特定顺序的过程，仅有30篇(占14.3%)论文中的三条源流以随机方式出现。在147篇(占70.3%)问题流优先的文章中，90篇是由问题流引发政治流，继而引发政策流；57篇由问题流引发政策流，继而引发政治流。在36篇(占21.5%)政治流优先的文献中，27篇由政治流引发政策流，进而引发问题流；9篇由政治流引发问题流，进而引发政策流。在仅有的5篇政策流优先的文献中，3篇为政策流引发政治流，继而引发问题流；2 篇为政策流引发问题流，从而引发政治流。
2.发表期刊。在样本文献中，来自公共管理学期刊的文章数量最多，为52篇，占总量的24.9%；发表在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上的文章48篇，占样本总数的22.9%；出自教育学期刊与政治学期刊的文献数均为41篇，占总量的20%。出自社会学期刊的文献15篇，占总量的7.1%，而来源于公共卫生期刊的文献数最少，仅占总数的3.3%。其中，《公共管理学报》收录量最多，为6篇，其次是《学理论》收录量5篇，《现代教育管理》收录量4篇，《嘉兴行政学院学报》与《教育发展研究》收录量3篇。以上结果表明，多源流理论已成为各学科学者所普遍应用的分析工具。
1）单音节词(根据/ɝ/所出现的环境和频率，笔者进行了CV,VC,CVC,CVCC,CCVC的划分，以考察两者在不同环境影响下的特征)：
就所研究政策所处的层级而言，以国家政策为分析对象的文章数量最多，共180篇(占86.1%)，其次为省级政策(13篇，占6.2%)与市级政策(12篇，占5.7%)，而仅有4篇(不足2%)文章应用多源流框架对区县级政策进行研究。这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已有文献将多源流用于分析中央政策过程，而能够用其解读地方政策的研究相对不足。
图2 多源流理论应用政策领域
4.研究方法。就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而言，仅有4篇文章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一手研究资料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在205篇定性分析文献中(其中若干文献同时运用了多个研究方法)，运用文献分析开展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共123篇，占总数的60.0%，其次是案例分析法，该方法在所选取的文献中被运用92次，占总数的44.9%；另有32篇文章主要运用现象归纳的方法对政府职能转变进行了研究，占总数的15.6%(见表1)。
总体来看，与规范研究相比，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较为多元。样本中绝大部分的规范研究运用了文献分析与概念演绎的方法，但对其他方法极少问津。实证研究则以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为主，辅之以现象归纳。
表1 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的列联分析
(二)核心概念应用
1.概念应用情况。多源流理论包含五个核心概念，核心概念之下还涉及若干子概念，五个核心概念及其子概念在样本文献中都有具体应用(见表2)。
表2 核心概念应用情况统计
首先，在核心概念的应用程度方面，样本文献中能够将五大概念全部应用的论文有103篇(占49.3%)，至少引用三条概念的文献有105篇(占50.2%)。
其次，就子概念的应用情况而言，尚无研究能够在其分析过程中论及所有子概念。然而，几乎所有文献(208篇，占99.5%)提到了问题源流在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谈及指标异常的文献119篇(占56.9%)，焦点事件的文献127篇(占60.8%)，政策反馈的文章103篇(占49.3%)。在提及政治源流的文献中，分析国民情绪的145篇(69.4%)，涉及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的151篇(占72.2%),但无文献涉及利益集团这一概念。虽然提及政策源流的文献有207篇，但政策源流的子概念的阐释相对不足。其中96篇(占45.9%)对政策方案的价值接受度进行了分析，95篇(占45.5%)探讨了政策方案的技术可行性，仅有24篇(占11.5%)文献对政策备选方案的预算可行性进行了论述。
第三，源流出现顺序表明被评估文献对特定政策过程中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进入政策情景先后顺序的理解与判断，我们对三条源流出现的逻辑顺序分布进行了编码统计，具体分为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政治流-问题流，政治流-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流-问题流，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以及随机出现(不存在逻辑关联)七种类型。
此次后勤带动演练，单位协同多，在演练过程中发现并纠正了以往难以发现的且亟待解决的问题[4-9]，取得了预期演练效果。
最后，就政策之窗这一概念的应用程度来看，绝大多数文章(191篇，占91.4%)都明确指出了政策之窗的概念，其中111篇文献详细说明了三大源流的耦合逻辑(占53.1%)，85篇文献分析了政策之窗开启时的环境因素(占40.7%)，仅有2篇文章提到了政策之窗开启过程中的决策风格要素。
2.政策之窗的触发机制。就政策窗口的触发机制而言，样本文献中将政治事件视为三条源流融合推动力的文章有74篇(占35.4%)，焦点事件推动的52篇(占24.9%)，政治因素与焦点事件联合推动的2篇(占1%)。此外，有4篇文章(占1.9%)将政策企业家视为促使三条源流融合的重要力量。
1.学术关注度。本文以文献发表时间来展示多源流理论在国内的学术关注度，以2005年周超，颜学勇的论文《从强制收容到无偿救助——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分析》与陈敬德的论文《“多源流”分析：解读政策制订的新途径》为起点，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的政策现实。2005年～2018年间，相关论文数量虽在2011年和2015年出现了两次较小波动，但整体而言，论文数量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11年经历了短暂的下降之后，论文数量开始迅速回升，至2014年达到顶峰(30篇，占总数的14.35%)，此后发文量基本保持在每年25篇左右。由此可知，多源流理论的国内学术关注度稳中有增，近年来维持在一个较为适当的水平。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多源流分析框架之下，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尤其是议程设置阶段呈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就政策窗口打开的触发机制来看，焦点事件与政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政策情景中存在差异。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敏感度极高且对政策方案的价值可接受性要求较高的公共议题，如关乎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等问题，焦点事情往往对于政策之窗的开启具有关键作用。例如，“异地高考”政策正是在“15位知名学者上书事件”的催化下，迅速获得国家高层决策者的关注而进入政府议程；劳动教养制度、收容遣送制度、校车政策均是在焦点案件的触发下，由主流媒体将原属于个人的悲剧扩散为关乎公民生命自由权的公共议题 ，引发核心决策者的政策行动[11][12]。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敏感度相对较低，对政策方案的技术可接受性要求较高的公共议题，如关乎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发展的政策问题，虽然焦点事件在促使问题得到社会关注并进入公众议程，助推三条源流耦合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真正能够使政策问题进入政府议程，引发重大政策变迁(如政策终止)的机会之窗则多为政治因素。政治源流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公众舆论、高层领导人与核心决策者政策偏好、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如党和政府重要会议的召开)往往作为触发机制影响到政策之窗的开启。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分别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开启了机会之窗[13]。
第二，三条源流在“政策原汤”中并非独自流淌，互不影响，而是相互交织，呈现出特定的逻辑顺序。如前文所述，仅有不足15%的论文中三条源流以随机方式出现，“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是最常见的源流发生逻辑，常常是一个特定问题先引发公众关注，并获得决策者的重视，进一步引发相应的政策行为。这看似恰恰有悖于多源流框架的理论预设，但符合政策过程阶段论的特征。事实上，已有很多学者对源流的独立性问题提出过质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当今中国政策实践中，主要政策行动者的身份具有多重属性，他们当中很多人作为普通公众，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特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作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技术专家、公众人物或民意代表，能够运用各种策略增加问题的感知度和影响力，并将其关注的议题和所支持的政策主张输入体制内的决策系统。这使得其能够同时活跃在三条源流之中，在不同源流之间直接建立联系，对源流耦合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导致三条源流之间无法做到形式上的独立和随机分布。
2015年以来，每一枚通过至臻天文台认证的欧米茄腕表都会获得一张印有“MASTER CHRONOMETER CERTIFICATE”的红色认证卡，消费者可通过上面的编号查看这一枚腕表在精准度以及各项检测中的性能表现。瑞士联邦计量研究院 (METAS) 作为至臻天文台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确保这些数据是透明、公正、可信的。
第三，“政策企业家”这一角色在政策过程中的存在感较为模糊，其重要性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分析表明，仅有不足50%的文献明确提及“政策企业家”这一概念，能够对他们掌握的各种资源与可采取的策略集合给予细致说明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虽然随着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不断加速，各类精英人士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14]，然而，政策企业家应该具备这样一种精神：为了打破现有的政策平衡，让自己的政策倡议变为政策现实，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与声誉来采取各种可能的策略组合对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政府决策者进行“软化”，说服他们关注特定政策议题并接受自己支持的政策方案。由此观之，资源与策略是政策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15]。但在中国政策现实中，面对各种激励约束，真正能做到不遗余力地为某一政策议题奔走，持续投入大量资源的政策行动者寥寥无几，尤其是在一个周期较长的政策过程(如渐进式的政策变迁)中，很难准确测量他们对政策行动的实质影响[16]。我们从已有多源流文献中，只能些许感知到政策企业家的“影子”，对其具体如何影响政策过程的信息(资源、策略等)所知甚少，形成一种政策企业家的 “黑箱”状态。
3.应用领域。多源流理论在国内政策议程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应用领域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展示出明显的多样性(见图2)。样本文献中，199篇为运用多源流理论的实证研究，10篇是以该理论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在199篇实证研究中涉及15个政策领域，其中分析教育政策的文章数量最多，为47篇，占总数的22.5%；其次是涉及三农(农业、农村与农民)政策的文章24篇，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政策的文章21篇；接下来依次是社会管理政策(14篇)、网络媒体政策(14篇)、交通政策(13篇)、社保政策(12篇)与医疗卫生政策(11篇)。而涉及环境与资源政策、文化科技政策、财政政策等领域的文献均相对较少，发文量均在10篇以下。
五、既有多源流理论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第二，触发机制是指促使三条源流结合的推动力，本文分为政治事件触发、焦点事件触发、政策企业家触发、政治事件与焦点共同触发与未提及五种类型。
师：是啊，这样的文章读多了，我们的脑袋就会锈住。怪不得我们同学写作文，满纸都是“崇高”的忏悔。这位同学分析深刻，要奖励。
第一,多源流理论的学术关注度不断增加，应用政策领域日益多元，研究的跨学科性逐渐增强，但对该理论在具体政策情景中的适用性论证稍显不足。虽然多源流理论凭借其清晰的概念架构和简单易用的分析思路而被普遍运用于教育、农业、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并显示出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但该理论并非适合于解读所有的政策现象[10][17]。在众多的公共政策理论中，为何选择多源流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呢？多源流理论仅仅适用于解决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制定问题，所谓模糊性，是指“对于同样的环境或现象有着多种思考方式的状态”[18]。然而，多源流框架相对较低的“理论门槛”很容易使分析者忽视或遗漏该理论的适用条件[8]，缺乏对具体政策情景与该理论适用前提匹配度的分析和论证，或是为了套用该理论而对具体政策情景特征避而不谈，隐藏着政策分析“第三类错误”(即以正确的方式解决错误建构的问题)的风险[19]。事实上，一些文献中所涉及的政策过程并不符合多源流的适用前提，有些问题根据制度化的程序性事件，早已确定在政府备选议程之中，将在可预见到的某个时间点列入政府议程，而只是恰巧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所谓危机事件或者政治因素而已。
第二，现有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展示出多源流理论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但由于缺乏对该理论框架核心概念的批判性思考，使得模型的应用呈现出泛化和简化的倾向。作为一种启发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多源流框架的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逻辑关系简单易懂，任何一个在形式上具备问题、政策方案和政治关注的政策过程，似乎都可以运用该框架，使得多源流理论变成了一个“模板化”的分析框架，所有与该“模板”不一致的部分都被人为地隐藏起来，夸大不同政策过程的共性而忽略了重要的个案特征，不仅误读了政策现实，更造成理论应用的泛化[10]。例如,关于政策窗口类型的识别，绝大多数文献根据金登的观点将其划分为政治型窗口和问题窗口，但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政策议题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关联性，“政策溢出”对窗口的开启也具有关键意义，事实上，已有若干文献多次提及其他相关政策议题被提上议程对打开机会之窗的促进效应，但由于受到已有分析框架的思维禁锢，为力求文章的分析能够恰好与原有的理论框架适配，使得这个重要的政策现象被消融泛化在“模板化”的分析框架之内，未能引发应有的重视。
自觉挖掘茶叶采摘、制作和茶艺表演的旅游观赏和科普教育价值：（1）通过茶叶采摘教授游客如何采摘茶叶、制作茶叶，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增长有关茶叶的知识，享受快乐；（2）通过参观茶叶加工区，向游客展示杀青、揉碾、烘干、提香、筛选、包装等茶叶生产的全过程；（3）通过茶艺表演展示各种茶叶冲泡技艺的形象演示，科学地、生活化地、艺术地展示泡饮过程，使人们在精心营造的优雅环境氛围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操的熏陶。
在核心概念的应用方面，仅有不足50%的文献能够同时包括对五个核心概念的说明，且概念阐述较为模糊，大都停留在表面的描述，虽然大部分文献都引用了金登的原文对核心概念进行定义，但不同研究对同一概念的操作化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对于“政策源流”这一概念，一些文献通过列举不同的政策主张或政策方案的方式来表示该议题相关的“政策源流”。另外，一些研究者通过阐述某一政策方案的形成过程或具体政策内容来对这一概念进行操作化。再如，具有较高抽象性的“政策企业家”概念，由于政策企业家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黑箱”状态，能够完全符合金登关于“政策企业家”定义的政策行动者十分罕见，故只有不到半数(48.3%)的研究提及这一概念，但政策共同体和政策企业家两个概念在已有研究中常常被交替使用，缺乏统一的标准来识别“政策企业家”，且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对政策过程影响的差异也没有在大多数文献中得到充分说明。此外，多数研究都只是简单说明了五大核心概念的一般化定义，较少关注如何通过对子维度概念的深入阐释让核心概念变得更加饱满，使得模型应用过于简化。如在论述政策源流时，能够对不同政策方案的价值可接受性或技术可行性进行论证的文章均未占到总数的一半，这就无法对最后胜出的政策方案提供充分的理据。
第三，从理论脉络的延承上看，一些文献已开始创造性地运用“舶来”的多源流理论来分析和阐释“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但多数缺乏与其他主流公共政策理论的对话，能够结合不同的政策理论、真正完善和拓展多源流理论的学术成果很少，这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框架的理论延展性。由于国内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大多倾向于运用概念框架对案例进行描述，在描述过程中也仅局限于多源流的分析框架，仅有9篇文章尝试运用多个理论开展分析。事实上，多源流理论所包含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与很多公共政策理论均有共同之处，融通多个理论的整合性分析可能更有益于精准地揭示政策过程的本质特征。更重要的是，多源流框架已发展为一个能够对政策周期各个阶段进行分析的有效工具，其应用早已不再局限于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包括联盟框架、间断均衡理论、政策扩散理论和制度选择理论等在内的多个理论均能够与多源流理论之间建立起理论对话的桥梁[20]。例如，在一个长期的政策变迁过程中，各种围绕着政策制定的努力(政策源流)已经逐渐演化为政策子系统，政策共同体的概念也可能具备“倡议联盟”的特征，除了触发机制，联盟间的政策学习过程势必对政策议程设置产生影响。
第四，大多数研究都能灵活运用多源流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思路对政策过程案例进行细致阐释，但运用该理论真正揭示中国政策过程的内部机制和因果模型的文献相对不足。值得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分析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借助翔实的数据资料和事实细节来验证多源流模型，但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具体的理论假设来引领后续的分析过程，从而导致建立因果机制的证据在数量上虽然丰富，逻辑上却稍显薄弱[20]。事实的堆砌并不能自发地呈现出政策过程的规律，需要人们通过深挖事实的内在联系，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21]。在金登看来，政策过程充满复杂性与模糊性，机会之窗的开启是一个概率现象，具有随机性，即使在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迟迟不开，打开后更可能随时关闭。在当下中国的政策现实之中，并非所有的事件都如收容遣送制度废止、食品免检制度废止等政策终结过程一样，是危机事件触发下一蹴而就的顺利告捷，在某些政策正式进入政府议程之前，曾出现过多次重要的机会窗口，却一直没有引发相应的政策行动。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仅关注政策之窗的成功开启， 并止步于此，很少关注窗口的闭合与重启及其背后的动因，这就难以真正反映出不确定性条件下现实政策过程的内在机理。
已有文献在应用多源流理论解读中国政策现实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境，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多源流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除了源流之间的非独立性、政策之窗与政策企业家战略在源流耦合中作用的抽象性、理论预测力较低与分析过于情景化等问题之外，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多源流理论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在看似简单明了的概念框架之下，隐藏着概念间逻辑关系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框架形式的确定性与概念外延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拖缓了理论发展的进程。正如其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预设一样，多源流理论本身就充满了模糊性与抽象性，概念缺乏统一的测量标准，这种不确定性虽然赋予了学者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使其能根据研究需要不断变换概念的外延，但该理论对核心要素完整性的要求(如将三条源流、政策企业家、政策之窗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20]，则阻碍了研究者灵活运用核心概念的尝试，致使该理论很难在应用中获得创新。二是多源流理论始终缺少或者说很难发展出具体的、可待验证的理论假设，使得学者们在微观层面的逻辑论证乏力[8]。其他的公共政策理论如倡议联盟框架，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进展，适应新的理论需要，是因为该框架不仅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更能够发展出一系列与核心概念及其子概念有关的理论假设，然后在各种政策情景中对这些假设不断地修正与完善。多源流在这方面的潜质显然不足，它过度专注于如何将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化零为整[21]，却未能对各因素间关系的内在机理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粗线条的理论预设降低了该理论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六、我国多源流理论研究的未来进路
第一，注重多源流框架适用性的论证，探索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未来研究应考察其在特定政策生态中的适用性，直视其在解释具体政策过程中的局限性，在充分考虑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代表性的基础上，确立案例分析的对象。此外，结合对中国政策过程实践的深刻洞察和细致研析，力求在多源流理论中注入中国元素，将中国的特殊性纳入该框架之中，探索多源流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第二，提升概念界定的清晰度与模型应用的灵活性，体现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张力。未来研究在运用核心概念解释政策现象时，在对概念进行初步界定的基础上，还应明确指出相关概念在当前政策情景中的具体内涵，详细说明概念操作化的主要依据，并细致阐释相关子概念。在整体模型的应用方面，应跳脱“模板化”框架的桎梏，开阔思路，注意模型运用的灵活性，增加多源流理论研究的包容性，避免模型使用的泛化倾向。针对政策企业家的“黑箱”问题，未来研究要探索形成若干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共识，确定政策企业家的身份标准，聚焦分析政策企业家们是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各种资源在问题构建与方案倡导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在探讨耦合机制的过程中，今后的研究可结合中国特色的决策体制等微观议题，进一步体现出多源流理论的张力。
第三，加强多源流理论与其他公共政策理论之间的对话，增加理论的解释力与延展性，丰富与完善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与其他公共政策理论之间具有广阔的交流空间，未来应积极地在不同理论之间搭建对话的平台，比较与总结多源流理论概念框架与其他理论的共通与差异之处，创造性地整合、吸收不同理论要素的合理性，通过系统性的理论构建来提升多源流理论的解释力与延展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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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视理论假设的具体化，强化因果机制的证据支持与逻辑联系。未来研究应超越对于就事论事的个案呈现，通过深度的理论分析演化出具体的研究假设，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事实资料和深入透彻的案例分析，运用“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揭示出中国政策过程的内在逻辑和变迁规律。
最后，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为国家政策，研究者大多置身于国家高层的决策体制之外，很难通过实地调研、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所需资料，而一手资料的缺乏无疑会影响到分析的深度和精准度。因此，建议未来研究可开拓思路，更多关注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仅可以降低一手资料搜集的难度，而且有利于更多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得出具有可比较性的研究结论。
“思维可视化”即将隐性的思维方法、思维路径等显示出来。实现“思维可视化”的最有效方式便是用“图”把“思维”呈现出来，使学生经历从知识到思维、从学会到会学、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该策略核心是思维，可视化的图是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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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Streams Theory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Evaluation Based on Journal Articles (2005 ～2018 )
Li Yan, Su Yidan
Abstract :Multiple streams theory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 existing literatur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applicability, general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lack of dialogue with other mainstream public policy theories, as well as lack of logicality within causal factors of conceptual elemen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demonstra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multi-source flow framework, exploring its “loc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improving the clarity of concept definition and flexibility of model application, reflecting the theoretical tension of the framework, strengthen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multi-source flow theory and other public policy theories, and increas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extensibility of the theory. Based on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oretical hypothesi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evidence support and logical connection of causal mechanism,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and increase the diversity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Key words :Multiple Streams Theory; 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Politic Stream; Public Policy
DOI: 10.16029/j.cnki.1008-410X.2019.05.008
收稿日期： 2019- 06- 04
作者简介： 李 燕(1988-)，女，新疆奎屯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讲师，博士，辽宁大连 116024；苏一丹(1998-)，女，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科研助理，辽宁大连 116024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户行为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获得感提升机制研究”(批准号71704018)、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研究”(批准号18JZD047)和大连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互联网+政务服务’公民使用行为研究”(批准号DUT18RC(4)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410X( 2019) 05- 0056- 10
责任编辑：王 篆
标签：多源流理论论文; 问题源流论文; 政策源流论文; 政治源流论文; 公共政策论文;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