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近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发生于明末清初，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潮流重新出现，西方文化，包括“器物技艺”的物质文化、“议院”和“立宪”等制度文化以及各家思想学说、学术观点的“学理”（即精神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流入中国，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碰撞交流，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其背景、方式、深度、广度，和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有其显著的特点。探讨和研究这个特点，对于我们全面、科学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我们今天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一、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
文化交流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交流双方的关系看，有时是相互平等的，也有时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从交流的方式看，有时是经济的（通商贸易），有时是政治的（互派使节、首脑互访），有时是军事的（发动战争），有时甚至就是直接的文化交流（学术活动、文艺活动）。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这时期，从西方来说，它们是以武力为先导，以掠夺为目的的。它们不仅用火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占我土地，杀我人民，而且在每次战争中或战后，都要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屈辱的条约，割地赔款自不必说，还要建立“国中之国”。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奴役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掠夺和文化掠夺。从1800-1927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走私鸦片，西方帝国主义就从我国掠去约284亿银元的财富；从1800-1925年中，西方殖民者以“猪仔贸易”与契约华工掠夺我国人口就在1000万人左右，连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诸如美国西路铁路的铺设和西部经济的开发，非洲德兰斯瓦尔金矿的开采，无不是由华工的血汗和尸骨堆成；列强通过战争勒索及抢劫中国的款项至少在14亿两白银以上，五次大的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又在数千亿美元以上……在这个中华民族自尊心受到历史上最惨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之中，反对外国侵略成为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而展开，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与救亡紧密相联。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是为了雪耻，为了“制夷”，“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①。在这里爱国之情表现得非常明显。爱国主义精神在文艺领域也明显反映出来。林昌彝绘的《射鹰驱狼图》，表现了对英国侵略者及助纣为虐者的仇恨。文人学士为此图“题咏极多”，也是时代风气和思想情绪的反映。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诗歌在近代也是很多的，仅鸦片战争时期，就有魏源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害人祸国而创作的《阿芙蓉》，朱琦感愤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而作的《感事》，张际亮愤怒揭露英军侵略暴行深切同情人民苦难的《东阳县》，还有张维屏热情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等，爱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旋律。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抵抗侵略、启蒙和救亡是紧密联系，难解难分的，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学习西方不能和反对外国侵略相结合，必然在政治上迷失航向，失去促进学习的直接动力，反之，反对外国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毫无出路。这一时期真正先进的中国人，只是谙通西学，了解西方是不够的，还要具有不可缺少的爱国爱民的立场和情怀。林则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和抵抗外国侵略相统一的爱国者。洪秀全、洪仁玕则是把这两方面相结合的农民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特别是孙中山都在两者和谐的结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洋务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他们引进西技西学而言，总的来看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之中，既有左宗棠这样既敏于西政西学，又反对阿古柏入侵，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作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也有虽谙于西政西学，但在对外关系上妥协退让，参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
在近代，中国人民背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在轰鸣的枪炮声中你死我活地拼死厮杀，一方面是要平心静气地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就需要克服自我矛盾的凝重心理，这些决定了这种文化交流要比以往艰难得多。例如，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的梁廷枬，他留心时务、重视了解、介绍西方的情况，并有所撰述，称得上是有见识的、开明人物，但他却反对“师夷长技”的主张，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②。这种矛盾心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外国入侵者的畏惧和厌恨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他们开始兴办报业、建设工厂、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被推迟了整整一代。”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度和范围受到了严重影响。
二、中国近代处于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虽说也曾有过游牧民族的侵扰、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几度打破中华文化向外单向辐射形成的惯有的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外表文化只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以高势能状态向中国进行有限的辐射和传播。而步入近代后，中华文化所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为西方文化是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是一种全新的，总体上是一种较高势能状态的文化，因而，在这次文化交流中，中国方面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传播过程中，翻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要害部门。在这里，传教士是占着主导的地位的。对此，顾长声、杜石然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及傅兰雅等传教士的著述里都有详尽的介绍。④我们看到：当历史演进到清季，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传教士垄断西方自然科学引进与传播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在近代中国科学译坛上，并不因为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这样的翻译家而起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中西译者合作双方的实力未曾改变，特别是中国译员的知识结构仍未得到多少更新。
19世纪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都为英、美新教的传教士所操纵。其中主要机构有三家：一是京师同文馆，二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三是广学会。其中广学会是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京师同文馆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这也就决定了不仅在自然科学引进与传播中传教士占主导地位，在社会科学的引进与传播中传教士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创办报刊是输入西学的另一途径。据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从19世纪40-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传教士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西方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
创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的又一重要途径，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均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学校、图书出版、报刊作为晚清输入西学的主要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在新式学堂中，西学书刊为青年学子学习西学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报刊又为旧学校的改制推波助澜；再者译印的图书在社会上又较广泛地介绍了西学。这三者彼此呼应、互相促进，扩大了西学传播的途径。同时，留学生的派遣、科学学会和博物馆的建立、外交使团的出访、万国博览会的参加，这些都使西学传播的途径更加扩大了。
正是由于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如此广阔的途径，加之此时的西方文化处于一种高势能态势，这就使得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处于“入超”的状态。西方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流入中国：国际法介绍到中国；西方议会制度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影响；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被较系统地传播到中国的知识阶层；进化论学说在中国广为流传；西方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传入中国；西方心理学、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以及西洋音乐和绘画都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众多学科中，西方格致学在中国的传播尤为突出，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和广学会三个机构，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翻译出版的近600种西学书籍，其中格致学类书约占总数的75%，包括天文、地理、兵制、农政、算学、物理（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热学等）、化学、工艺、船政、医学等多种学科。
大规模的西学东渐，逐渐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和士林风气的变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官办、民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建立；推动了中国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生。
三、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
西方文化的输入，是在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在列强的殖民化政策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最初，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被动的。而且，从西学传入的过程来看，如前所述，在20世纪以前，西方人在向中国传播西学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至少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此，这就更加重了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接受西方文化而处于的被动意味。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人始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正确看待西方文化？如向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精华萃集的系统，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方面，有着美、日等传统文化不发达或不甚发达国家的人士所不曾有过的苦恼和困惑。甚至连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曾发出如此的感叹：对于中西文化“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
尽管如此，先进中国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在西学东渐中，总起来说，是走了一条由起初的被动接受到逐渐地主动选择的道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的内容越来越深刻，经历了一个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林则徐、魏源等人是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他们破天荒地把“奇技淫巧”放在师法的位置上，认为“奇技而非淫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有长处，其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归结是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这里明确表述了选择对象和目的，只是因为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所限，选择的是“坚船利炮”一类的军事“长技”。
过了约20年，冯桂芳、洪仁玕都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方案，而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它明确标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后来人们将冯桂芬的主张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从理论上确定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引进西方文化后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还是低下的；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他们试图走出一条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拒绝的“取其之长”的主观愿望。这较之顽固派的“全盘拒绝”、买办洋奴的“全盘接受”高明得多，因而对社会的发展作用也大得多。它有力地推动了一个以引进西方科技、管理方法，创办近代企业的社会运动。问题是这个选择不是使固有的文化适应“近代”的变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并正确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有益的东西，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这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文化选择的保守性和狭隘性。
接下来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对鸦征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各种态度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批评“中体西用”论的失误，并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跨出了一大步。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主要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的人。他将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与中国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揉合在一起，“欲以构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⑤，形成了改良运动中具有中国特色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内涵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维新人士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们尊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旗帜，鼓吹儒家思想，维护君主地位。
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从西方文化中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和维新人士不同，他们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国方案，摒弃了君主立宪制。孙中山曾游学欧美，旅居香港、日本，他比同时期的康有为等人对西方有更多的了解和体验，更透彻地掌握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他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消极性一面，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西方政治制度一切都好，因此，他不是把西方文化照搬到中国，而是作了很好的选择，他的“民主主义”就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的“大同”理想有机结合的产物；他的“五权分立说”，则是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中国化的一个大胆创造。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西方文化中进行选择，举起了“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对封建文化展开了最猛烈的轰击。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把发动思想文化运动看成解决政治问题、救国的根本途径，则是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且，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们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最重大的事情是中国选择了马列主义。这个选择在当时来说是艰难的，因为同时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十分驳杂，诸如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待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经过对比、选择、实践、再选择这一途径，经过多次反复，最终才把马列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并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的选择。
伴随着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历程，中国人的观念也得到了不断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华夏变夷”的观念；“维新变法”的观念更新了“尊王法祖”的观念；民主、民权的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的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的观念。
总之，从中国人主动选择西方文化的历程及观念更新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虽然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表现，但终究没有导致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没有引导中国走上独立和富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做出了对马列主义的重大选择。选择了马列主义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魏源集》第874页。
②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卷5，第172页。
③《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9页。
④参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⑤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