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特征、成因与前景:基于全球视角的比较分析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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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太地区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特征

从全球范围看,银行业仍然集中在欧美地区。在2006年度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美国和欧盟银行业的总资产合计占比为65%、税前利润合计占比为64%,而亚太地区银行业总资产合计占比为25%、税前利润合计占比为22%①。亚太地区银行机构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在亚太银行业300强中,日本银行业资产占比达47.6%,中国内地银行业资产占比为20.7%②。美国银行业资产相对GDP规模而言较小,欧盟银行业资产相对GDP规模而言较大,亚太地区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基本相适应;但是,亚太银行业收入水平与欧美银行业相比,差距仍较大(见表1)。

(一)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具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性

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例(以下简称非利息收入占比,经营总收入指净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之和)是衡量收入结构的一个常用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地区银行业收入结构基本趋同,即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达到了40%以上;但是,亚太地区银行业收入结构特征则凸显出很强的差异性。在2006年亚太银行300强中,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大致区分为四个区间:处于10%~20%之间的国家有中国、韩国和越南;处于20%~30%之间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台湾、泰国、印尼和巴基斯坦;处于30%~40%之间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西兰;占比在40%以上的国家有日本和澳大利亚。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银行在非利息收入业务中更具有竞争优势,其非利息收入占比普遍高于小银行。因为大银行拥有更广泛的分支机构,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供更多种类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大银行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通过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金融业务。1992~2006年,美国大型商业银行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从37.6%上升到45.8%,小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从18.2%浮动到24.0%;2000年以来,欧盟大银行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稳定在50%。左右,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稳定在30%左右。

因此,从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的大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可以看到区域差异的显著性。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8.8%,韩国国民银行稍高一些,达到20.6%;泰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的第一大银行占比更高,从25.4%到37.3%不等;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第一大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最高,分别达到56.6%和44.0%。

(二)近年来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变化幅度不显著

由于亚太地区总体统计信息的透明度差异较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长时段内银行业整体收入结构的统计数据较缺乏。不过,大型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基本反映了银行业整体发展趋势。从2001年到2006年,亚太地区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总体有所提高,但是变化幅度并不显著,这与美国商业银行1999年以后这一比例稳定地维持在42%~44%区间较为类似。

在表2所涉及的8个国家中,中国、泰国、日本三国第一大银行2006年非利息收入占比分别较2001年提升了2.5、3.3和10.1个百分点,而韩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五国第一大银行2006年非利息收入占比较2001年分别下降了2.7、1.2、2.3、1.6和3.4个百分点。从美欧地区商业银行来看,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发生在1980~1998年期间;1980年,该比例还处于20%的水平,1998年上升到40.4%,平均每年上升1.1个百分点。1999年以后,这一比例在42%~44%之间波动,虽然该比例在部分大银行中仍然持续上升,非利息收入占比甚至达到了70%以上,但整体占比水平的上行面临阻力,这是否是一个极限,有待观察。

(三)亚太地区商业银行收入结构表现出差异性波动特征

最近5年来,亚太地区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表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例如,泰国曼谷银行2003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一度达到了47.3%,2005年则下降到31.3%;新加坡星展银行2004年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45.9%,2006年则下降到34.0%;东京三菱银行2002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一度跌到26.1%,而其他年份都保持在45%以上。这些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波动幅度都超过了10%,而不是一个稳步提升的趋势。

在具体的收入来源中,手续费收入和净利息收入波动较小,而交易收入和其他收入的波动性较大。例如,2000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由于受经济低迷的影响,利息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直到2005/2006财年才实现增长突破;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始终保持3%~15%的增长;但是,交易收入却在2001年和2006年大幅增长、2004和2005年大幅下降(见图1)。韩国银行业交易收入增长同样显现出极大的波动性,2002年交易收入负增长35%,2003年则实现了41.3%的大幅增长(见图2)。从韩国和日本银行收入的结构性波动比较还可以看到,更为均衡的收入来源更有助于加强银行总收入水平增长的稳定性。

图1 日本银行业2000~2006年收入来源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业协会。

图2 韩国银行业2000~2006年收入来源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韩国金融监督院。

(四)亚太地区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与金融市场结构有关

由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亚太地区银行业非利息收入来源也存在差异。例如,在2006年非利息收入来源前三大类中,日本银行业分别是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47%)、外汇交易收入(占13%)、股票与其他证券销售收入(占13%);韩国银行业分别是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12%)、外汇交易收入(占16%)、衍生品交易收入(占65%)。韩国是亚洲衍生品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同时由于长期分业经营的原因,银行业手续费收入规模较小,这使得韩国衍生品交易收入成为非利息收入中最重要的来源。

二、亚太地区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差异的成因

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变化,简单地看就是利息收入(来源于贷款、同业拆放、债券投资等业务)和非利息收入(来源于手续费和佣金、金融产品净交易、混业经营投资收益等业务)两者的发展对比。贷款融资需求大、债券市场发达、利率管制严格、货币政策宽松等因素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利息收入占比;如果金融管制政策宽松,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与外汇市场发达,金融衍生品市场活跃,经济金融国际化程度高,则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

(一)金融管制环境是亚太地区银行业收入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严格的金融管制限制了商业银行在非信贷业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而金融自由化则为商业银行获取非利息收入提供了政策保障。例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政策,为商业银行创新产品和定价服务收费提供了基本制度环境,但同时会因为竞争因素缩小利差收入;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政策,使商业银行业务大量扩展到保险销售、证券经纪等领域,可以增加非利息收入。美国以1927年《麦克法登法案》、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为标志,正是一个“放松管制—加强管制—放松管制”的过程,成为影响美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变化的最根本原因。20世纪以来,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先下降后上升,整体上呈现“U”型变化趋势。1980年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例为20%,此后持续上升;到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40.4%,1999年以后这一比例稳定地维持在42%~44%之间(见图3)。

图3 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及其占比变化(1933~2006)

资料来源:FDIC.

从表3显示的数据来看,亚太地区的银行业收入结构与金融监管和经营体制高度相关,2005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低于30%的国家或地区基本都是实行分业经营的体制,占比高于30%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地均实行了混业经营银行体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不少亚太国家或地区已经采取了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放开利率管制、实施金融混业经营;危机发生后,大部分国家(地区)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并对金融机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与之有一定联系,即实行利率限制的国家,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偏低。值得注意的是,亚太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的高低与汇率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如香港特区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但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韩国虽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因此,混业还是分业经营成为决定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最重要的外部监管环境因素。

(二)金融市场结构及其发展程度对银行业收入来源产生重大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直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资金供求双方不再集中依赖金融中介而直接在债券和股票等市场进行资金融通,商业银行依靠存贷利差生存的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金融“脱媒”迫使商业银行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竞争,通过开拓非利息收入业务寻求突破。这些业务包括账户管理、信托业务、资金交易、资产证券化、投资银行、保险及基金等等。仅这十多年间,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了12个百分点。1979~2006年间美国股票债券市值占GDP比重与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呈正向线性关系,线性显著性达到0.92(见图4)。

图4 美国银行业年资本市场发展与银行业收入结构(1979~2006)

资料来源:FDIC,CEIC.

亚太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既有东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有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相对滞后的直接融资市场。通过银行收入结构与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一国或地区的资本市场越发达,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也越高(见图5)。这说明亚太地区各国金融结构是导致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图5 2005年部分亚太国家资本市场发展与银行收入结构的关系

资料来源:《亚洲银行家》2006年专刊,各国金融统计数据。

(三)经济周期因素对收入增长的波动产生结构性影响

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信贷业务,而信贷业务的增长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繁荣扩张期,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同时整体违约率低,有利于商业银行扩大利息收入增长;反之,在经济萧条紧缩期,银行业利息收入增长面临很大压力。非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服务收费、金融产品交易以及其他综合化经营收益。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基本不受经济周期影响,波动性较低;金融产品交易在经济紧缩期则会由于企业及个人风险规避需求上升,使非利息收入增长呈现反经济周期的增长特点。因此,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相关性和波动方向整体上是相反的,一种收入的波动可以调节另一种收入的波动,更为均衡的收入结构将有助于加强或保持银行收入增长的稳定性。

在亚太地区,考察经济周期对银行业收入结构波动的影响,日本和韩国最具有典型性。从经济周期上看,日本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2004年以后才实现缓慢的恢复增长;韩国经济则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受到较大冲击,由于韩国金融改革措施成效较大,经济在1999年很快实现了恢复,但是进入本世纪后,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出现幅度较大的短周期波动。从银行业收入结构看,日本银行业收入结构来源较为均衡,目前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了42.3%;韩国银行业经营收入仍然主要依赖于利息收入,目前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2%左右。图6和图7是两国GDP增长与银行业收入结构波动的情况,直接展示了银行业利息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顺周期特点,而非利息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反经济周期特征。

图6 日本银行业收入结构增长波动与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日本银行业协会。

图7 韩国银行业收入结构增长波动与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局,韩国金融监督院。

三、银行业收入结构的发展前景

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差异性特征,金融市场发展差异也较大,直接融资市场的迅速发展成为最近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各国监管水平的提高和完善,放松管制也将逐渐成为市场发展主流。因此,亚洲银行业收入结构将会逐步走向更为均衡的发展模式。

(一)亚太地区银行业利息收入具有很大增长潜力

由于亚太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相对落后,而直接融资市场要发展到欧美的水平,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另外,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在全球具有无可比拟的潜力和速度,因此在未来5~10年内,亚太地区银行业市场仍将是全球最具有增长性的市场,其中随着GDP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以及信贷文化的转变,利息收入的增长尤其是来源于个人消费信贷领域的利息收入增长将具有很大增长潜力,利息收入比重在银行业收入结构中仍然占据绝对的比重。

(二)非利息收入占比将有很大的持续上升空间

非利息收入的变化与金融管制政策、金融市场环境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随着直接融资市场容量的扩大,金融混业经营及市场化的进展,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活跃,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仍然将继续上升。以欧美发达市场的银行业为参照,少数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上升到70%~80%是可能的,大银行平均的占比水平可稳定在40%~50%之间;中小型银行随着规模的成长,也将会稳步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平均占比水平可达到25%左右。因此,亚太地区银行业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外,非利息收入占比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非利息收入波动性特征将会继续存在

本文的实证观察表明,除手续费收入外的非利息收入虽然具有反经济周期增长的特性,但其波动程度比利息收入更大,这主要是由于非利息收入的客户关系维护难度相对更大,市场行情波动的频繁程度更为明显,而且一些特殊收入项目(如资产出售)具有偶然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一特征未来将会继续存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非利息收入业务的风险防范和管理。非利息收入业务波动性的管理思路与信贷业务风险管理思路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应关注其波动的周期性特征,努力拓展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比重、适度调整信贷业务进度及其比例,避免总体收入水平的大起大落。

注释:

①《银行家》(英国),2006年第7期。

②《亚洲银行家》,2006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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