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话题：内需不足与社会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掉以轻心论文,内需论文,社会保障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重视社会发展会影响经济增长，是社会学家常常念叨的；社会保障的“刚性”原则，也是老生常谈。当我们习惯地对此熟视无睹之时，它们会因受到漠视狠狠地踹上我们一脚。
使智者大跌眼镜的是，已经采取了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银行一再降息也启动不了内需，刺激不起消费，而50多亿的国库券在北京一两天内售罄。这说明，老百姓储蓄欲仍然见旺，社会心态仍然热衷于储蓄而不在消费。
究其缘由，老百姓说：现在政府要我买房，养老和医疗又要我出钱，孩子的教育费用还要一大笔，头上还悬着随时可能掉下来的“下岗”之剑，我不存点钱，到时候叫我喝西北风啊！
是预期的大宗支出抑制了即时消费吗？
1、认识的误区始自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分析。
当前，中国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来看，大致是13.4:17.5:69.1，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政府的份额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企业的份额下降了0.4个百分点，而个人的份额上升了18.6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看，国民收入分配的个人份额美国是61%，英国是59%，日本是51%，韩国是32%。中国的个人份额明显偏高，而政府和企业的份额偏低，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政府财力不足和企业缺乏活力。根据这样的分析来推断，分配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应该是降低个人收入的份额，增加政府和企业收入的份额。
于是，近年来，老百姓手中的钱常常被专家们所惦记。据专家估计，199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54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2150元。关于老百姓手中的储蓄存款，最新数字已达6万亿，有的统计再加上有价证券说是已经达到8万亿。但是，就个人而言，收入和储蓄是有差异的，我们面临的事实是：20%的高收入人口拥有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和储蓄存款的75%以上，而20%的低收入人口仅拥有全部收入的5%和储蓄存款的4%以下。用个人平均收入或储蓄抹平当前中国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造成了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导。
反映贫富差距的一个国际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这表明中国的分配不平等已经达到中等程度。
2、用人均收入来抹平贫富差距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有些专家认为老百姓手里都有钱，所以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消费热点”——私人住宅和私人汽车是近年来推动最为着力的；社会保障改革也使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不断增加；教育的改革也是要增加个人支出……。但多次社会调查的结果都表明，现在城镇的贫困家庭衣着消费几乎是零（都是亲友送的）。即便目前还处于贫困线之上的群体，也不得不因此一再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能省就省。从统计资料看：1997年，城镇居民中10%的最低收入户、10%的低收入户和20%中等偏下户，人均可分配月收入分别为205元、271元和332元，而他们的月人均消费要占收入的95%、89%和86%，基本上收支相抵。他们的食品消费分别为每月111元、131元和146元，也就是每天3.7元、4.4元和4.9元；他们当年的衣着消费为人均221元、311元和408元；当年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是96元、132元和193元；而20%中等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也只有410元，月消费也不过是339元。占总人口60%的人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能力不高，必然导致生活必需品的加工业和零售业的不景气。这些企业的不景气又会进一步压抑消费，使市场更加疲软。
由此可见，分配上的不公平，加上对贫富差距调节不力，不仅会形成社会问题，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有研究表明，中国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和小汽车的人大概在7%，因而，我们还应该眼睛向下，多看看国内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者的状况。
社会保障问题也并非是想在哪里砍一刀就可以随便砍的。社会保障的“刚性”特点，虽然不是绝对的“只能提高、不能削减”，但社会保障的改革也应寻求适度。
现在的问题是：其一，有些改革，如住房和医疗，中央的决心已下，法规文件已经出台，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法和措施却没有跟上，老百姓凭直觉预计在这方面可能即将会有大宗支出，所以必须存起钱来观望。其二，个人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这几年已经明显增长。其三，在各类保险上，个人交纳的份额在不断增加，目前将近达到10%左右。其四，“下岗”问题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精神压力。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老百姓在消费上不敢轻举妄动。
3、市场机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包括寻求社会保障改革适度。
有专家指出，中国在再分配上的调节力度只有2%。毫无疑问，政府的财力应该大大加强，问题在于政府向谁要钱。在政府、企业和个人这个三角关系中，企业是生产者，是棋局中最有活力的棋子，企业活不起来，全盘皆输。但我国的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实在太重，现在已经到了职工工资总额的25-30%，在世界上恐怕要划进最高的一类。对企业已不可再多打主意了。
向个人要钱，就要分层次，主要目标应该向高收入者征税。人们期待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储蓄存款和金融资产实名制、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个人收支票据化和信用化等措施的配合下，更好地发挥其调整贫富差距的作用。没有上述这些配套措施，收入都匿藏在黑箱中，没法合理地征税。
对于低收入者，一则应该考虑如何减轻他们的负担，各类社会保障缴费，还有住房政策和教育收费，都应该对他们有个说法。譬如说，能否考虑人均收入在10%最低层次的或者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可暂停交“三金”，并享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补贴。二则通过各种渠道，切实保障他们的最低标准的生活费用（现在很多地方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太低）；还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下岗、失业工人在市政建设和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使低收入者在生活必需品消费方面的能力趋于正常，这恐怕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水平的适度问题。
在养老保障方面，新加坡的个人帐户的经验是在个人存储的基金达到一定额度以后可以借出来买房，这个经验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把养老保险的储备基金和住房公积金合二而一。因为养老保险的储备基金是现在存将来用的，而住房公积金是现在用逐渐还的，存一笔钱，通过有效的精算，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好处有三：一是可以适当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不必同时交两笔钱）；二是减少基金被挪用的危险；三是个人有了不动产，即使到老年时经济发生困难，也可以将房产抵押出去，到养老院享受老年福利服务。
在医疗保障方面，目前的职工医疗保险的范围仍然太窄，解决不了职工家属用医疗保险的钱这个老大难问题。新加坡由劳动者帮助其被赡养人购置医疗帐户的经验可否借鉴？医疗保险进一步改革的思路也应逐渐扩大，可以考虑将“个人帐户”改变为“家庭帐户”，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社会保险中来。
在失业保障方面，其实对多数人来说，目前要挣点钱养家糊口还是做得到的，他们忧虑更多的是将来的养老和医疗。所以养老保险在走向社会化的同时，可以考虑交费方式的改革，而在领取时应有最低金额的保障。在医疗方面，应该有医疗救助的相应措施，对没有参加保险的人给予救助。在教育方面，应该提倡“贷款上学”，提倡勤工俭学。
总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工作。其中，减轻老百姓实际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给老百姓减压，乃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