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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度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由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她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第10位女性，也是自1966年瑞典女诗人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之后获取此奖的第二位德语女作家。
听到获奖消息，耶利内克并非欣喜若狂，而是“忧喜参半”，甚至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会成为她“个人的负担”，从此便没有了个人的平静和自由，“个人的生活受到威胁”。去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她也没有前去参加，因为她“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场面”。不过她还是乐于享受那1000万瑞典克郎（约合110万欧元）的奖金，因为“这会使她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她说她意识到：“女性获奖，那是作为女性获奖，那就不能忘乎所以，喜不自胜”。
花落耶利内克出乎意外
许多相关人士猜测，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由一位女性作家获得，但大家的目光投向北美和英国。加拿大的艾特武德（Margaret Atwood）、美国的欧茨（Joyce Caeol Oates）和英国的莱辛（Doris Lessing）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柏林出版社表示：“公布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全都深感意外。耶利内克是个倍受争议的作家，谁都没有想到她会获得世界最高奖项。”
维也纳的戏剧家约阿希姆·卢克斯说：“我欢欣鼓舞，我心花怒放，我对她获奖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她会获奖。”
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的负责人说，瑞典科学院的决定令人感到意外，这家出版社感到庆幸的是它拥有耶利内克剧本的版权。
德国汉堡州的文化部长克丽斯廷娜·魏斯在得知耶利内克获奖之后，连呼意外，认为“瑞典科学院的决定具有轰动性”，同时表示，耶利内克的获奖使她欣喜异常。
柏林的戏剧导演施林根西夫也说，耶利内克获奖具有“轰动效应”，可他随即又说，“奖有应得”。
耶利内克在其奥地利家乡并非声望卓著，总是受人爱戴；她的奥地利同胞常常为其批判精神和挑战世态的勇气而瞠目，大家也绝没有想到她会登上这一世界文学奖项的最高宝座。而今家乡人也为这位“荒唐的女作家”和“严格的道德家”而庆祝。
耶利内克其人
耶利内克（Elfried Jelinek）1946年10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施蒂利亚洲的米尔茨楚施拉克一个斯拉夫-犹太人家庭，成长于维也纳。父亲是化学家。母亲出身于维也纳名门望族，一心要将掌上明珠的独养女培养成神童：芭蕾、小提琴、管风琴、钢琴，成了她孩提时代的必修科目。就读文理中学的同时她还去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管风琴钢琴和作曲。中学毕业后她在维也纳大学学了六个学期的戏剧理论和艺术史，随后因心理状态失衡而辍学。1968年父亲死于精神病院，这使她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她幽闭自己长达一年之久；好转后便在管风琴方面继续深造，1971年毕业，以“优”的成绩拿到硕士学位。
1969年后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所谓学生运动起始是美国青年对越战的抗议。而在德国和奥地利，学生将矛头也指向权威，指向传统，指向腐朽过时的教育制度；他们还进一步反对资本主义的压榨和剥削，反对纳粹的东山再起，呼唤基层民主，要求性解放，等等。1974年耶利内克参加奥地利共产党，这段经历给她的创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耶利内克很早就表现出罕有的写作才华。她从父亲那里懂得了语言的价值，从母亲那里了解了音乐的价值，她最终选择了语言，但她的语言具有音乐的韵律。她这次获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在小说和戏剧中声音和对声的音乐般的流淌”。自1966年起她就成了自由作家，想借此尽早摆脱母亲的监护和束缚。维也纳和慕尼黑是她最为钟爱的城市，她经常仆仆风尘于两个城市之间。1974年她和高特弗里德·浑斯贝格结婚。后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属于拉伊纳尔·威尔纳·法斯本德的圈子。这个圈子以崭新的风格拍摄电影，镜头对准边缘人、畸零人。
她不仅写作，还进行翻译，曾将品钦（Thomas Pynchon）的《抛物线的终端》译成德语。她说翻译是艰苦的工作，“我已年近六十，不得不从事翻译工作，因为光靠写书无法养活自己，所以还要靠翻译赚钱。”（注：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4.11.8.）耶利内克对品钦的评价很高，说他是“现今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作家”。（注：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4.11.8.）
她深居简出，她的生活主要由写作和翻译构成，当然也不时地接受采访，但总的说来她是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
愤怒出诗人
耶利内克视同是奥地利作家的罗伯特·诺伊曼（1897—1975）为其效仿的楷模，诺伊曼曾说：“我的全部作品都在揭露，揭露他人，揭露自己——这可说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活计。”（注：Hermann Kunisch：Neu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seit 1945，S.576，577.）有人也以这句话来概括耶利内克形态多样而又内在统一的作品。
她曾经明确无误地告诉采访的记者：“我出于愤怒而写作”，如鲠在喉，一吐为快。妇女的地位使她愤怒，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女权主义者；奥地利使她失望和愤怒，她是“国家的叛徒”；家庭教育，教育体制，传统生活方式的僵化，天主教会的虚伪，社会道德的沦丧，都使她义愤填膺。（注：Hermann Kunisch：Neu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seit 1945，S.576，577.）她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一个反叛的嘲笑的天才。
她的许多作品，诸如《孩子，我们是诱鸟》（1970）、《求爱的女子》（1975）、《娜拉出走以后》（1979）、《克拉拉》（1982）、《钢琴女教师》（1983）、《毛病抑或摩登女性》（1987）、《情欲》（1989）和《贪婪》（2000）等等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描写女性的。从中可以看到，女性总是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被征服的对象，是被男人施暴的对象。为了证明这一点，她的作品有不少露骨的描写，有施虐狂和被施虐狂的场面；有女性被压抑的性幻想，甚至还有性变态的场景。不少论者批评她的作品“令人作呕”，于是“色情女作家”、“丑闻女作家”的帽子缤纷落下。这样的看法是不妥的，其实她是以过激的手段来表达她对两性关系的看法。
《钢琴女教师》的发表使得耶利内克成为一个大红大紫的成功作家。小说里上演了一场母女之间的神经战。母亲的爱无所不在，一心要将女儿爱丽卡培养成顶级的艺术家，而忽略了女儿作为女性对性爱的需求，以致她年逾不惑，尚独处闺中。她感到窒息，为了释放，她堕落成了“观淫癖”者。后来和其学生发生了忘年恋，自己施虐而又被虐。两人都试图征服对方，最后爱丽卡施用“苦肉计”，用匕首刺向自己的肩头，铩羽而归。这部小说后被奥地利著名导演哈内克（Haneke）拍成电影，法国演技派女演员于贝儿（Huppert）担纲主演，在2001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三个奖项，从此这部小说的影响也极大的放大了。
《孩子，我们是诱鸟》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在其中进行了语言实验，涉及家庭、暴力、爱情和性，被评论界称之为“激进的女性滑稽小说”。《求爱的女子》描述两个不幸的女子的生活环境，以犀利的笔触嘲笑她们陈腐的观念。它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剧本《克拉拉》说的是富有创造性的女艺术家克拉拉，因受到丈夫的掣肘而无法发挥她们的艺术才华。
在挪威的大剧作家易卜生完成他的旷世杰作《玩偶之家》100年后的1979年，耶利内克发表了《娜拉出走以后》。耶利内克在继承易卜生的未竟之业——妇女的解放事业，然而“解放尚未成功，妇女仍须努力”。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娜拉在这里说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时髦行话，什么“我要拥有自己的生活”了，“要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了，并跳起了塔兰台拉舞，引起了大企业家魏冈的注意。魏冈对娜拉富有性感的身体感兴趣，于是娜拉便生活在“资本的阴影下”。可在娜拉人老珠黄之后，便重又回到前夫海尔茂的怀抱。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时从无线电里传出了德国早期纳粹的声音。妇女解放化为一场春梦，其社会地位没有丝毫的改变。
一篇名为《与克利斯托夫相遇，短暂而美丽》（1972）短篇小说，主人公试图主动出击，博得幸福，可惜的是“美丽而短暂”，连几乎还是男孩的男人也要控制女人。《情欲》曾上了畅销书的排行榜。但被大众传媒说成是“女性淫书”，作者一方面对“媒体灾难”进行反击，另一方面表示：“像这样的作品我不会再写了。”在这里所提到的其他作品也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主题：“男人对女人实施性暴力乃是这个社会的基本模式”。
获奖后记者曾问她：“近30年来男女关系难道没有一点儿改变吗？”耶利内克回答说，只有点的改变，而没有面的改变，比如说，“康多莉扎·赖斯胜过了布什，她比布什显得更有男子气概。但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注：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4.11.8.）她自称是女权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也是。可在她的作品里对妇女还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她说：“妇女要是成了男人的帮凶，我就要加以鞭打。我作为女性并不认同她们是女人。处于劣势的女性一定要对那些男士进行琢磨，当心不要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当然也要了解他们的弱点。要是妇女出于恐惧而从公共场合退却，当然会以妖魔鬼怪的形象回归。”（注：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4.11.8.）耶利内克对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总的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耶利内克和英格博格·巴赫曼（1926—1973）在女性文学上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将巴赫曼的小说《玛丽娜》改编为电影剧本。这是一部以女性所特有的感受来揭露男人感情冷酷和压迫女性手法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国家叛徒”直面奥地利
耶利内克住在维也纳近郊母亲的房子里，凭窗而望，可看到维也纳的森林，看到名叫萨茨贝格的小山。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在这幽静的环境里完成的。但她的目光不光投向树林和山丘，她还关注着社会，追踪着政治。
耶利内克于1991年退出奥地利共产党，她当初入党也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是因为她入党时奥地利社会严重向右倾斜，于是决定站在另外一边，以免“翻船”。（注：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4.11.8.）
父亲是斯拉夫血统的犹太人，二战期间难免战战兢兢；父系家人中不少惨遭杀害。父亲教导她不要忘记纳粹的残暴，每当她闭上眼睛，还常常会看到那累累的白骨。家族的历史使她觉得自己重任在肩，为无辜的冤魂申雪也是她写作的动机之一。一旦出现极右的倾向，她便忍不住大声疾呼。《死者的孩子们》（1995）则是她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她表示，这部作品才真正是她要写的作品。奥地利总是认为自己是纳粹的牺牲品，耶利内克说这是“弥天大谎”。她要揭露这个谎言。于是她和政府之间便有了无法弥合的分歧。
由于她对奥地利政治和社会进程经常发表不合时宜抑或“刺耳”的言论，所以一些人批评她“远离祖国”，她的作品被说成是“反祖国的文学”，“一直给国家脸上抹黑”，最后甚至上纲上线为“祖国的叛徒”，“国家的敌人”。耶利内克气愤之余，1996年决定从奥地利剧院里撤消自己的全部剧作，不让它们在奥地利上演；不过她很快便又收回了这一决定。这次的获奖，官方也向她表示了祝贺，称她“用自己的语言艺术作品为奥地利竖起一面镜子，虽然大家不大乐意照这面镜子，但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创作上的多面手
耶利内克是个戏剧家，她首先，推出的乃是广播剧。因为她同时也是一个音乐家，并且学过作曲，所以她能向广播者提供总乐谱。她认为广播剧是文学和作曲之间的中间物，并视其为“语言试验文学的场地”。她一共创作了20多部广播剧，并一一在德国电视一台和奥地利电视台播放。
她还是诗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版了诗集，名为《莉萨·沙藤》。她的诗一如她的剧本和小说，充满着奇特的超现实的意象，引言比比皆是，节奏自由，请看这样的诗句：“我的傀儡牵线/是那甜甜的腐败的灯/我围绕着灯飞舞”。
《甜蜜的语言》发表于1980年，借一个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农妇之口来表明，德国当代史的兽性也体现了语言的兽性。在这里她打乱了时空，广征博引，颇有雄辩性。
最能体现她写作水平的当推小说，量大而质高。《米夏埃尔，一部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1972年发表。是一部具有艺术试验性质的小说。叙述来自细致的观察和体贴入微的心理分析，并且夹叙夹议。三个叙述层面相互交叉，彼此议评；而在幕后的则是生活方式、梦想和现实。
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前，耶利内克就获得不少文学大奖，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走进耶利内克：难乎其难！
连耶利内克本人也都怀疑，她的作品能否译成其他语言。读者要是不了解奥地利的历史社会背景，就无法理解她的作品。她说：“许多德国人也根本不懂我的笑话，他们并不觉得我的笑话可笑。我有这样一种的感觉：我在德国遭遇了一个空空如也的接受场，一片接受的沙漠。”与奥地利人同文同种的德国人对待她的作品尚且如此，遑论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了。耶利内克自己认为，这可能和当年的犹太群落消失有关，她本人就是来自这个群落的某个边缘地区。那时在咖啡馆，在某种公共场所，经常有出于名家之手的短剧演出，很多都是语言游戏，听众笑得要死。
再者，耶利内克秉持从维特根施坦（1889-1951）、卡尔·克劳斯（1874-1936）到维也纳文学社的传统，对语言特别注意打造。维特根施坦是语言哲学家，数理逻辑专家，克劳斯以文章的语言尖锐泼辣著称，备受反动势力的憎恨，对纳粹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维也纳文学社成立于1958年，其成员对二战后奥地利文学创作持挑战态度，宣称要冲破资产阶级思想樊篱，进行语言革命；他们模仿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创作试验性的抽象诗、装配诗和方言诗，甚至运用音响和图象手段创作所谓的听觉诗和视觉诗。总之这一传统，如耶利内克所说，“所主张和实施的乃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对语言的音响和韵律予以特别的重视，而这是无法翻译的。”
她接受了精深的音乐教育，而今在她的手指下电脑键盘变成了钢琴键盘，她在弹奏“文字音乐”。没有哪位作家像她那样娴熟地运用双关语和进行文字游戏。她熔隐喻、反讽、象征、谚语、行话、俚语、格言、引言为一炉；有时滑稽，有时幽默，有时高雅，有时粗俗，有时正话反说，有时反话正说，令人真假莫辩，而她却左右逢源。耶利内克渴望用语言建立一种“女性美学”，喜欢用奇特的比喻、生造的词汇、同义反复、顶针等修辞手法。通常句子规整简洁，可有时却又险峻突兀，不那么顾及语法，所有这些都给理解带来绝大的困难。然而一旦理解了，便有一种“柳暗花明”之感。总之，耶利内克的语言无比丰富，是多层次的，她采用蒙太奇的手法，调动其神奇的语言将庞杂的内容融合在一起，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使读者产生间距感，从而取得新的观察角度。
不管她的语言有多么奇妙，她创作的总的趋向还是现实主义的。正如有人评论说，“甚至现实得有些残酷，有些让人难以忍受”，“然而这又是伟大的，必须的。她总是以一种陌生的目光，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目光来讲故事，并试图以幽默来化解她给人带来的惊吓。”
拉尼茨基论耶利内克
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是德语文学评论界的权威，人称“文学教皇”；他的自传《我的一生》1999年出版后立即成了畅销书，出版后一年的时间里共再版16次。该书的中译本已于2003年出版。拉尼茨基在2004年第42期的《明镜》周刊（180页）里发表专文评论耶利内克。
他认为耶利内克是个非常特别的作家，可说是无与伦比的奇人，“她所有的作品全都是愤怒的挑战，多少年来一直遭到辱骂。可她还是获取了20多种奖项，其中有德语文学中的顶级奖项—毕希纳奖，而今又获得世界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他看来，耶利内克的剧本无法上演，可还是上演了，不少还取得了成功。拉尼茨基对耶利内克的小说评价并不太高，可他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有些小说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性，甚至有着“令人吃惊的娴熟的技巧”。
在1989年的“文学四重奏”电视栏目里，曾讨论了耶利内克的小说《情欲》，“四重奏”之一的西格丽特·里福乐认为：“《情欲》一书，归根结底讲的是男性的躯体扩张，扩张到其他的躯体；而女性的躯体则是那被侵入的躯体。”拉尼茨基认为这一论断是“富有启发性的发现，对于耶利内克的大部分作品都适用。”
“耶利内克总是简单地否定床第之乐，将其描述为妇女所厌憎之事”，拉尼茨基对此不予苟同，“世界文学所写的都是人类的喜怒哀乐，房事对于许多人来说，妇女决不除外，至少有时还是一件乐事。而在耶利内克所有的作品里，在其大约是最好的小说《钢琴女教师》中，将性一律描写成令人讨厌、令人恶心的男人掌控女人的手段。文学所歌颂的不料想成了残酷的奴役场面。”
他进一步说：“我们一位魏玛古典文学大师写了一部戏剧，剧中讲一个年迈的学者诱奸了一个少女，使她怀了孕，并抛弃了她（此处可能是指歌德所作《浮士德》中的情节。——笔者），至少是从这部天才剧本之后，被损害被侮辱妇女的悲惨便成了文学的中心主题。耶利内克简单化地，大而化之地表现了这一点，可是她是在其所极为尖锐抨击的20世纪末福利社会的背景下表现了这一点。”拉尼茨基认为这是耶利内克的一大成就，因为这使得那些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人群，或者用他的话说，“那些吃了亏的人，受到损害的人，特别是妇女，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个重新认识。”
拉尼茨基对耶利内克坚持社会批评的态度加以赞扬，认为这使得“早已过时的、不再干预社会的文学重又获得了声誉”。“她的勇气和果敢，她的激进和坚定，没人能和她相比。”最后他称“这个耶利内克是个杰出的女性。”
这样一个杰出的女性获取诺贝尔文学奖金应该说也是名至实归，而她又是个德语作家，所以我们对此分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