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和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经济的持续增长， 是这种转型的基础，但却远非全部。经济的转型，必然和其他方面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
即使把视野局限于这一转型的经济方面，也会发现情况远非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尽 管“看不见的手”这种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但在我们看来，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并不能确保二元经济的成功转型；具体而言，如 果在这一经济转型过程中缺少及时而合适的国家干预，二元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半途而废。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比如，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已经出色地证明，制度创新是 （二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这种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市场 来供给的。
我们非常同意诺斯的观点。然而，制度创新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其 他一些因素，比如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等，特别是后二者，也是不 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虽然经历了在市场经济导向下的二十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中国仍处于二元经济的 转型过程中，并且转型的任务仍未完成。在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确实 可以使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却不能单独完成二元经济转型的任务。适当而有力的国家干 预必不可少。准确而全面地认识市场、国家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不同阶段的重要作用，是制 定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一、技术创新对二元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发展经济学中对于二元经济发展最好的阐释是刘易斯（刘易斯，1989）作出的。这一模型具 有 很多长处，但同时也显现出了几乎所有的局限。尽管如此，该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起 点。
简而言之，该模型描述了在（农业）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经济中，（工业）经济部门是如何 通过资本积累而发展，并逐渐吸收农业的剩余劳动力，直至该经济体转化为一元经济；此时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零。显而易见，工业部门资本积累是否足够多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英国 工业革命初期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正说明了其重要性和急迫性。而只要劳动力有剩余，资本就 会 一直短缺。所以，为了尽快转型成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多和快地积累资本。
这一模型抓住了二元经济必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急需大量资本积累的典型特征。然而 ，决定资本形成的根本原因则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产生投资机会，而投资机会决定积累的 储蓄能否转化为现实投资。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农业社会，尽管也有大量、 甚至是惊人的财富积累，比如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皇帝都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但却始终 没能出现引致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他们把大量财富用于修建金字塔（法老）和阿房 宫（秦始皇）（注：一个有趣的说明是：在没有足够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把大量财富用于此种奢侈性消费对 社会来说，仍然比不进行这种消费好，这样至少可以增加就业。这正是凯恩斯的观点。虽然 他几乎完全没有谈到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科学不发达，相应的技术创新很少。国王的储蓄除了用 于挥霍外，别无他用。对于资本的形成来说，技术创新是比储蓄和利率更重要的因素。
经济学家对这一点并不缺乏认识。熊彼特虽然没有专门就二元经济说过什么，但他的《经 济发展理论》也可看作是一部有关二元经济发展的经典著作。他认为静态的“循环流转”的 农业社会要想发展，就必须存在大量的创新和从事创新的企业家。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对资 本的额外需求，经济也不可能增长。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刘易斯模型并未抓住二元经济发 展的核心问题。
这一判断还可以得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支持。索洛（索洛，1994）的计量结果表明， 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非由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所致，而是由主要反映技术创 新的“索洛残差”所导致。资本积累对于二元经济的发展来说，虽然不可缺少，但却并非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这一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充分发展，并形成了所谓的新增 长理论（巴罗、萨拉伊马丁，2000）。
技术创新如何带来投资机会？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前者指那种创造新产 品、引发新需求并创造新的消费市场的技术创新。汽车、电脑的发明等都属于此类。这类创 新一旦推广，往往会创造一个或一系列新的产业，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并对宏观经济产生明 显的需求拉动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因此，这类创新主要的经济作用 是创造新需求。当然，这种创新也会极大地提高供给效率和供给能力并增加就业。总之，产 品创新可以理解为“增员增效”型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则指发明新的生产工艺，对原有产 品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配方等进行改造，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通过劳动力的节 约提高生产效率的创新。这类创新一般不创造新的产品需求，只是使已有产品的生产更有效 率成本更低。因此这种创新一般会减少就业。通俗地讲，这是一种“减员增效”型的技术创 新。按照经济学的惯例，对于增长和发展这种长期性的问题，总是从供给的角度（如技术创 新、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研究。需求一般只产生波动，但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内在轨迹。 比如，凯恩斯就是应用他的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大萧条的（凯恩斯，1983）。这一看法的计量 经济学基础是：经济的长期运行轨迹可以被分解为有确定趋势的增长运动和围绕该趋势上下 波动的周期运动，而这二者是互不干扰的。因此在研究增长时可以不考虑波动，所以在进行 长期性研究时有效需求的问题可不作考虑。然而，近年来关于单位根过程(Unit Root Process)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陆懋祖，1999；Hamilton,1994）表明：增长和周期是不能分解的，它 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以近年来有许多将周期波动内生于增长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说 明：有效需求同样会影响二元经济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当有效需求不足时，经济的增长会受 到持久的负面影响，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技术创新正是通过影响有效需求来决定投资机会 的多少。
从长期来看，影响有效需求的主要原因不是价格的下降，而是产品创新和收入分配。无论 汽车、电视机，还是电脑的发明都引发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需求；相反，在农业社会，即使 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到生产成本，一个正常人也不可能每天吃十顿饭。消费品种类的增加，而 不是消费品价格的有限下降对于需求的持续扩大更有意义。这一点也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家所 承认，在他们那里，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主要取决于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巴罗、萨拉伊马丁 ，2000）。这将导致需求曲线的移动，而不仅仅局限于由价格下降导致的沿需求曲线本身的 移动。显然，前者是经济发展的长期轨迹，而后者只是短期轨迹。
除了大幅度提高供给能力，并从供给方面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外（索洛模型实际上是对这一 点的描述，但该模型假设需求总等于供给，从而无法研究技术创新对有效需求的重要影响）
，产品创新会创造新市场，增加对商品的有效需求，而工艺创新则通过提高生产率，引致对 服务业的大量需求。技术创新带来的有效需求增加保证了供给能找到足够的市场，甚至会导 致供不应求。而这意味着大量的投资机会。因此，在技术创新较多的前提下，比如英国的工 业革命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由于投资机会较多，资本积累有利可图，储蓄才会顺利 地转化为投资，新的市场不断涌现，消费和投资呈现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然而，如果技术 创新匮乏，缺少新的消费热点，储蓄增加但却由于没有投资机会无法转化为投资，则消费和 投资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以最典型的英国工业革命为例。这一引致了英国二元经济发展并促使其转型的工业革命， 起初以纺织业、冶金业和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为代表。所有这些行业，无一例外地产生于技术 创新；而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二元经济的转型成功，则取决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及持续不 断的新技术创新带来的新增需求，如对化工业、机械制造业及电气业等行业的大量需求。没 有这种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技术创新，也就不会有大量的需求拉动，二元经济就不会成功转型 。一个反例是：从1913年到1929年大萧条开始，正好是技术创新极为匮乏的时期（相对于其 他历史时期）。范·杜因（范·杜因，1993）认为，这正是引起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 些都充分表明，无论是一元经济还是二元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都必不可少。
二、收入分配对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
一个有关收入和储蓄的众所周知的“典型事实”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 收入的家庭总是比中低收入的家庭倾向于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Browning和Lusardi， 1996；梁雪峰，1999）。由此可以推论，在同样的社会总财富（对应特定的GDP水平）下，社会 形成的总储蓄与分配的不均成正比。因此，虽然刘易斯并未明确说明，但由于在其模型中资 本积累非常重要，所以其中一个隐含的推论是：二元经济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资本，所以应 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尽快增加储蓄并形成更多的投资。而这意味着较高程度的收入分 配不均。于是，二元经济的迅速发展将与收入分配的恶化相对应。
在绝大多数二元经济国家的发展初期，这一推论成为了事实。进而，库兹涅茨发现了著名 的“倒U型”曲线（库兹涅茨，1955）。这一曲线表明，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二元经济发展的起 步阶段会不断加剧，随后当经济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分配不均会有所停滞；当经济进入发达 阶段，分配不均会减弱。
虽然刘易斯模型中未涉及收入分配，但收入分配的倒U型变化正是二元经济转型最本质的特 征之一。其中，拐点的出现是二元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并最终成为一元经济的关键。如果拐点 不能出现，收入分配不均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加剧，那么该经济体必将形成严重的收入两极 分化。巴西、印度以及印尼都是这样的例子。这种分化最终将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 可持续性，并使二元经济的转型中途夭折。这种结果也是通过收入分配不均对总有效需求的 影响来实现的。
前文的经典事实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收入较高的人会把其收入的较大比例用于储蓄。所 以，在总收入相同时，一个分配不均的社会比分配平均的社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如果库 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正确，那么伴随着二元经济转型初期的收入分配恶化，就可能会产生有 效需求不足。当然，如果此时产品创新很多，投资机会很多，那么因收入分配恶化而产生的 消费需求不足就可能被抵消，如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但如果二元经济中的产品创新也不足， 那么双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就可能对二元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制约作用。事实上，1929年的 大萧条就是这种双重约束的结果。一方面，当时的技术创新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当时仍存 在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任何单独一方面都不足以解释如此严重的萧条，以上两方面的影 响同样重要。
进一步，在某些时期产品创新并不能保证完全补偿收入分配的恶化导致的需求不足。假设 一个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国王手中，这时即使有很多产品创新，也不可能设想该国王会 消费一万辆汽车、十万台电视或一百万台电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需求还是不足。
由收入分配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样会减少投资机会，从而使储蓄无法全部转化为投资。 于是，二元经济就有可能落入这种过度储蓄的陷阱当中而无法继续发展，甚至会衰退。认为 二元经济不可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把以上的讨论归纳为下图：
以上讨论表明，收入分配在二元经济发展初期的恶化有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因为当 时资本相对稀缺。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将阻碍二元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因为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资本不足。这种不足，并不能由技术创 新完全补偿。但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收入分配会好转。相反，马太效应告诉我们：穷者 将越穷，富者将越富。那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是如何产生的呢？关于这一点，经济学 的逻辑似乎已无能为力，“看不见的手”在此处失灵，惟一的办法是对经济史进行考察。
我们以英国的二元经济转型最成功的经济体为例来进行考察。根据内尔森(Nielsen，1994) 的研究，在英格兰，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开始，而收入的不平均程度在1780年到1850年间 是增加的，从1850年到1875年间保持稳定，并从1875年后开始缓慢下降。阿斯莫格罗和罗宾 逊(Acemoglo和Robinson，2000)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基尼系数在1823年是 0 .400，1871年达到0.627，但到了1901年则下降到0.443。这与Nielsen的研究吻合，都显示 出明显的倒U型曲线的特征。与此同时，英国经济也正好在1870年前后结束了所谓的繁荣时 代，进入一个比较长的相对萧条时期（丁建定，2000）。这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凯恩斯所说的 由收入分配恶化导致的、并且未能由技术创新所弥补的有效需求不足。
该曲线的前半段一般认为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该曲线后半段成为研究的焦点。对 基尼系数下降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比如，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和Williamson，1985）
认 为，由技术创新所引致的技术工人比重的增加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采 取了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这一点也被林德特(Lindert，1994)所证实：英国税 收占国民产值的比重由1867年的8.12%上升到1927年的18.8%，并且税收制度日益倾向于累进 制。林德特(Lindert，1994)还提供了一个不同国家从1880年到1930年间社会转移支付占国 民产出比例的表。该表表明，在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包括失业、医疗、养 老和住房在内的政府社会福利支出都在上升。例如在英国，该比例从1880年的0.86%上升到1 900年的1.00%，再到1920年的1.42%，以及1930年的2.61%。丹麦、芬兰和德国上升得更快。
伴随这种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是大规模的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从19世纪8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立法主要是解决工伤事故保险、老年人年 金和疾病保险等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受1929年大萧条的冲击和凯恩斯主义的影 响 ，社会保障立法的中心是失业保险和救济（黄素庵，1985）。比如，英国在1911年制定出世界 上第一部失业保险法。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在同一时期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从时 间上看，所有这些改良措施都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基尼系数开始下降的时期，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虽然导致基尼系数下降的原因很多，但正是以上这些大规模国 家干预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收入分配不均继续恶化的趋势。当然，这并未彻底 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
关于经济史的最新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即：英国及当时西欧各国倒U型曲线 出现拐点和基尼系数下降，主要是社会和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机制自发 作用的产物。加斯特曼和格雷德斯坦（Justman和Gradstein，1999）认为，社会民主化的进展 及政府在这种推动下所采取的积极的干预措施，如普及义务教育、发展养老、医疗和失业救 济，采用更激进的遗产税和所得税等，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林德特(Lindert,1994) 也认为，政府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使社会转移支付在19世纪下半期有了大幅上升，从而 减少了收入分配的不均。阿斯莫格罗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认为，收入分 配在该时期的改善是由于政府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结果。莫里斯(Morris,1995)则从另一 方面指出，地方政府和半官方组织的活跃程度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成果能惠及大众有很大作用 。
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的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对 这一问题，市场机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来解决。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更是将这 一点发扬光大，社会福利比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这仍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深刻批评，但无可否认，这些社会福利措施确实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的继续恶化， 从而使二元经济能最终完成转型。
三、对当前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启示
1.技术创新对二元经济的成功转型至关重要。从前面的图示可以看出，不论是产品创新还 是工艺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说，没有持续的技术创新，特别是足够多的产品创新， 二元经济就不可能转型成功。技术创新较多时，转型相对容易；技术创新少时，转型相对困 难，甚至经济会发生衰退。由于目前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工业革命时期（由不断积累的工 艺创新所致），因此相对于工业革命时期，要有更多的产品创新，有效需求才会充分，二元 经济转型的任务才能完成。
2.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标准的”二元经济的转型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经济高速成长，基尼系数上升，这是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在这一阶段，基尼系数的上 升有利于资本积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利于共同致富。第二，当基尼系数高到一定程度 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开始对有效需求的形成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此时，为了使经济继 续发展，必须采用国家干预的办法，特别是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来降低基尼系数，提高有效需 求。如果基尼系数不能有效下降，那么有效需求不足会减少投资机会，二元经济转型将陷入 停顿。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最终决定二元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在这一阶段，所有人的 共同富裕成为让一部分人更加富裕的前提。
在第一阶段，由技术创新引致的需求非常充足，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不足。在 一定程度上，基尼系数的上升不会对总需求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反而有利于资本积累。这也 是市场机制自我发展的逻辑。在第二阶段，收入分配的过度恶化会使总需求不足（虽然技术 创新仍然可能充足），而此时资本已不是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 ，提高总需求。但这必须要靠政府的干预，市场对此无能为力。
这一框架的一个隐含推论是：如果在第一阶段能以某种方式解决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则 也可以采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达到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其中一个办法是引进外资。这 可以解释我国台湾省和韩国等经济体为何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收入相对平均。然而， 一个经济大国是无法完全依靠吸引外资来提供资本积累的。另外一个推论是：如果可以依靠 外部需求，比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可以忽略收入分配对国内总需求的负面影响。这也 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基尼系数可以很高的一个原因。但同样，这对大国经济也不适用。对 于一个经济大国，总需求和资本积累都主要依靠内部完成，以上的“标准”发展轨迹可能更 加适用。
我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人民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基尼系数也不断增大。陈宗胜认为，倒U型曲线在中国也成立。根据 赵人伟等的研究，改革前，我国城镇基尼系数大约为0.160，1995年上升到0.280，1997年上 升到0.380，农村基尼系数则从1978年的0.220上升到1995年的0.340，而根据其住户调查数 据估计，1988年和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382和0.452。虽然这一数值仍然低于英 国在1871年所达到的0.627的极端程度，但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注：这种比较不能成立的依据是：首先，社会制度不同；其次，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他作家已有了深刻的批判；最后，当时英国号称“世界工厂”，极大 量的出口抵消了其国内有效需求的下降。而这一点，在我国可能并不成立，因为净出口并不 能代替大国的国内需求。）。另外，目前我国的银 行存款已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大约80%的储蓄由20%的人拥有，这表明当前我国还处于 二元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基尼系数仍在上升，拐点还未出现。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严重制约了有效需求的增加，这导致投资机 会减少，大量储蓄无法找到出路，资本形成严重不足。一方面，这使得近两年来的需求刺激 政策并未相应带动私人投资的发展。一旦目前采用的诸如刺激假日经济等政策对增加需求的 边际效用迅速递减（这是肯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将很严重；另一方面，现在大家都 认识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太低而负担太重；如不能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有效需求不可能增 加，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增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的继续恶化。而这只能靠采取有力的 国家干预措施。
有效需求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技术创新也存在不足。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美国是47.7%，日本为55%，而我国只有28.7%，甚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高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转化率，美国在80%以上，而我国只有20%。其后果一方面体现 为能带来新需求的产品创新不足。在城市家庭中，很多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已接近饱和，而 新的需求又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产生，这直接导致城市的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创新不足的 第二个影响是，没有足够的产业空间以吸收仍然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是增加农民收 入，并进而增加农村有效需求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工艺创新不足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 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和对服务业的大量需求，使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的水平。
技术创新不足的两个很重要原因是鼓励创新的经济制度还不健全，以及政府对很多行业的 垄断。比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利造成盗版横行，对汽车业的保护使得新车型推出缓慢等 。因此，鼓励技术创新和改善收入分配应该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切实做到这两点 ，经济政策才是有效的。
我国近几年来一直采取积极的以增加公共开支为主的财政政策和多次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以鼓励个人消费。这些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以上两方面都还存在欠缺，所以制约 经 济转型的根本因素依然存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增加的公共开支主要由政府 用于造桥、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无太大帮助 ；而且，国家对很多行业的垄断经营使民间投资因门槛过高而未被拉动；最后，由于居民并 没有其他合适的实业投资和风险投资渠道（并非买卖股票），降息也无助于刺激消费。另一方 面，由于并未形成鼓励创新的机制，特别是缺少创业板市场和对风险投资的保护，以及行业 垄断的存在，民间技术创新的供给也不足。
四、政策建议
1.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基尼系数。有必要在社会养老、医疗、失业及住 房等各方面全面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的持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考 虑到中央政府还无力负担广大农民的社会福利支出，目前可以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如鼓励 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并分期、逐步将其纳入城市的社会福利计划中；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 提高社会平均福利水平，这种同步发展本身也是二元经济转型的本质特征。
2.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实现。历史经验证明，普及义务教育是促进收 入均等化的重要措施。在二元经济国家，义务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大于高等教 育 。同时，还可以带来明显的社会效益，如降低人口出生率、加强环境保护等。
3.开征更加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高消费税和遗产税以及其他有助于促进平等的税种， 以承担增加的社会福利支出。据测算，我国目前国民收入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不到2%，而发 达国家则在20%～30%之间。政府的调节力度仍有可能大大加强。
4.高度重视并鼓励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并不缺少可转化为投资的储蓄，缺少的是投资机会 。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的流动会越来越方便，资本将不再成为发展的核心（在这个资本丰 裕的时代）。另外，实际上我国并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健全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 这些对于我国的技术创新是最基本的。
5.尽快开放创业板市场，鼓励风险投资。与十年前不同，目前我国并不缺乏对技术创新感 兴趣的民间资本（其效率和数额都远远超过国家资本），缺乏的是对技术创新的产生和转化有 极大的促进作用的创业板市场和对民间风险投资的法律保护。这是连接技术创新和民间资本 必 不可少的渠道。而民间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大力投入，是保证我国经济能够成功转型的关键。
6.解除某些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间投资。目前我国有很多行业仍 由政府垄断，如电信、铁路、化工、汽车、金融业等。垄断使这些行业的效率低下，技术创 新缓慢（汽车业是一个典型）。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不仅会吸引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加快技术 创新的速度，还可以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给民间资本 以大量投资机会，并使得以上一些政策在促进公平的同时，不会损害效率的提高。
我国二元经济的转型是一个长期问题，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是有害的。在这一阶段，所 有人的共同富裕是一部分人更加富裕的前提。因此，以上两方面应成为我国今后一段较长时 期内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前者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来增进平等，后者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来 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在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这个关键时期，平等和效率有可能形成双赢 。也只有这样，我国二元经济的转型才可能真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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