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我国政府“个性官员”施政的激励与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官员论文,我国论文,政府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舞台上，有一部分中高级政府官员，他们或敢于发表个人观点，或大胆整治官僚习气，或勇于突破传统施政套路，他们锐意创新、关注民生，相对于那些追求四平八稳的“温和官员”而言，他们个性外露，因其“另类”的施政风格而引起社会各界的聚焦，被称为“个性官员”。他们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示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为中国政坛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然而，个性官员的施政道路并非鲜花簇拥、一帆风顺，而是掌声与争议并存，赞赏与忧虑同在。人们一方面希望中国政坛出现更多的“个性官员”为百姓谋福祉，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的个性施政会违背中国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赞赏这些“个性官员”亲民爱民、不畏官场艰险敢于担当的同时，又担心他们因为个性刚毅，在缺乏监督制约的体制下沉沦堕落。鉴于此，对“个性官员”的激励是继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必然，同时对他们的约束也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政府“个性官员”产生的情境因素分析
这里所说的“个性官员”的“个性”是特指的个性，应该理解为赤子之心，而不是一种造作和作秀，其蕴含的应该是一种敢于负责和改正错误的政治勇气、大公无私的政治正气和疾恶如仇的政治良心。个性官员中，既有中央官员，如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说狠话”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环保风暴”中敢说敢干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如江苏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湖北省成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等。他们敢于思想，敢于讲话，敢于做事，敢于创新；他们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带来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将来也会不断涌现更多的个性官员，这是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与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
1.宽容的政治体制为“个性官员”提供施政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央政府权力不断下放，地方政府权力不断扩大，使得地方各级官员在施政上有了底气；同时，随着大社会小政府模式的逐渐形成，民间权力不断扩张，地方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来自民众的支持。干部工作环境进一步宽松，使得他们乐于各显神通，敢于彰显个性，追求民众的高满意度。在如今的政治体制下，各级各部门拥有的权力巨大，尤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他们的权力疆域广阔、边界模糊，除了军事、国防、外交等国家事务之外，他们都有权力干预，也有责任管理。体制给他们提供广阔的施政空间和平台。这样的体制环境无疑为一把手们个性化主动施政创造了客观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1]
2.区域发展的多元化造就个性施政的客观现实
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拥有很大自主权的各地党政一把手们会根据自己负责区域里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一把手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其个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施政过程中留下其个性化色彩。同时，政府施政理念由过去的“一刀切，大锅饭”，向现在的因地制宜转变，也使得地方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能够根据自己辖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对策。
3.中国跨越式发展的需求呼唤个性官员的强力施政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发挥其后发优势，就必须实现发展的跨越式。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认为：“在现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守夜人’，而在民主后发国家里，政治精英人物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作用显得更大，而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敢于承担责任、性格刚猛的所谓个性官员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进程。”个性官员针对社会问题下了一剂剂猛药，带来了社会的阵阵疼痛，但是疼痛过后，人们看到的却是社会风貌的改善，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个性官员进行的“压缩饼干式的改革”取得成功，对于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发达地区不无启示。
4.中国高层政治家亲民务实的执政理念允许个性官员开拓创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石志夫说，“个性官员”在新一届政府中越来越多，这和这一届政府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是分不开的。[1] 这种执政风格的一个特点是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担当，并想办法解决。正是由于新一届的中国高层政治人亲民务实的执政理念，使得一批批“个性官员”以强烈的改革决心，大胆创新的思想理念，勇于破除旧体制束缚，建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取得了实效。“个性官员”们没有被官场潜规则所制约，他们的个性化施政大多取得了成功，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提拔重用，也是新一届政府尊重民意的体现。
二、激励：给“个性官员”施政鸣鼓助威
其实，中国官员并不缺少个性，共和国历代领导人的个性就非常鲜明。不过被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流风余韵所及，政治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被曲解了，一些普通官员个性更多被共性所同化。施政个性被窒息了，创新也就被窒息了，平庸和不作为几乎成为普遍性的官场生态。然而，根据北京市委党校对某省委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认为“领导干部需要有激情和个性魅力，愿意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的比例高达72.6％[2]。这一数字与屈指可数的“个性官员”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现实的政治情境及社会发展为“个性官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因此现在已经到了为“个性官员”鸣鼓助威，激发更多的“个性官员”为民施政的时刻。根据我国“个性官员”产生的情境因素，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放权激励、发展激励和关怀激励。
1.放权激励
根据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个性官员”作为较高层次的政府领导人员，往往具有强烈的成就需要，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以及成功之后的个人的成就感，他们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他们事业心强，有进取心，敢冒一定的风险，比较实际，大多是进取的现实主义者[3]。他们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更多的是把为国家为人民的贡献看的更重要，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权力需要，以便在行政决策中打破常规，突破潜规则，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根据北京市委党校对某省委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您获得了较高职位或者拥有了较多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的时候，您更看重的是什么？”的时候，有54.7％的干部选择“多做实事，让群众满意”，而只有6.1％的干部选择了“让上级满意”。[2] 可见，对于这些“个性官员”以及“准个性官员”，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力以及给他们一个宽容的政治体制环境是激励他们施展才华，发挥潜能的重要方式。
2.发展激励
根据北京市委党校对某省委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从中青年干部的成就需要和个体自我发展目标看，在回答“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认为自己有无职位升迁的空间？”和“如果有，您对个人的从政职业生涯的设计是……”两个问题时，38.8％的受访者选择了“有”，19.8％选择了“无”41.4％选择了“无法预测”；对个人职业生涯的设计选择“处级”的占27.8％，选择“局级”的占31.2％，选择“无法预测”的占39.2％。[2] 这一结果表明，大多数中青年干部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成就动机，也能较为合理地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设计不甚乐观，因为职位的升迁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受访者选择“无法预测”的原因。可以看出，很多官员因为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不得不泯灭个性，放弃更高的人生追求。为此，针对“个性官员”，有必要对他们的职业发展进行准确和清晰的规划，让他们在敢闯敢干和勇于创新的同时消除后顾之忧。
3.关怀激励
中国当前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个性官员”的强力施政总能在最后带来社会经济的超常发展，但他们的施政方式引来的却是不尽的争议。李仲彬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举，被有的人视为搞“专制”、“独裁”，李仲彬本人甚至被骂为“军阀治政”；仇和在沭阳和宿迁的“铁腕”执政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屡遭媒体“炮轰”；等等。“个性官员”和普通官员一样有着强烈的归属需要，他们需要被认可，需要在做出成绩的时候受到关怀和鼓励，而不是一次次地被媒体炮轰、被同僚诟病。他们在探索推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难免犯错，但是如果政府高层乃至民众给予的是关怀和爱护，那么可以肯定，“个性官员”在我们的政府中就会越来越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三、约束：为“个性官员”施政保驾护航
在唯唯诺诺、遇事和稀泥的官场，还属于凤毛麟角的“个性官员”是国家的一笔难得的财富，他们勇毅果敢、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是激荡官场积习的飞瀑流泉。毋庸置疑，“个性官员”在个性施政的道路上必然充满荆棘，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该看到他们给中国官场带来的“鲶鱼效应”。在激励他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同时，还需要我们继续完善相应的监督约束制度，保护“个性官员”在法治轨道内个性施政，保障更多的“个性官员”脱颖而出。根据委托－代理人理论，激励意味着给予代理人以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以刺激其为委托人的利益工作，而约束则是从道德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运用法律、道德等手段抑制代理人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4]。
1.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软约束
“个性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引发的争议值得我们深思，他们的“强力推进改革”，“以人治推进法治”，“以不民主推进民主”等的做法，之所以大多能得到预期的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这里面有“个性官员”自律、忘我、为公的职业道德的约束。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到个性施政的队伍中，职业道德建设就更加不容忽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对官员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中摆正位置，掌握正确的善恶标准，使之成为调整个人与社会发展变革、个人与民主法治建设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
2.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的硬约束
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5]，这个当年与仇和齐名的个性官员，在文昌市任上时，以他的执著和魄力搅和一池死水，带领偏于海南岛东北角的侨乡文昌从恢复性增长到加速性增长，五年间财政收入翻了五倍，现如今却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沉沦了。究其原因，就是当地的民主监督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个性官员固执、有个性、爱冒险，他们敢于打破常规，突破极限，为此，在不挫伤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同时，应该加紧完善相关监督约束制度，这既是对他们的监督，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3.继续完善用人制度
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要求政府必须不断修正和完善用人制度。随着我国“个性官员”越来越多地活跃在各级政府，相应的灵活合理的用人制度越来越需要体现出其积极的价值。在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调查显示，有40％以上的干部认为我国的用人制度存在缺陷，主要是：人才保障和激励制度不健全，人才流动和上升渠道不畅，业绩考核不合理。[2] 这三项用人制度的不完善是挫伤个性官员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不完善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把群众公认、组织公认和专家公认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