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梅鹤, 冯继红[1]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截至2015年末,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了"十二连增",虽然2016年产量比2015年略有下降,依然处在历史第二高的位置。然而在产量快速增加的同时,我国粮食的进口量和库存量也在连年递增,出现了"三量齐增"的困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来自我国长期实施的临储政策,造成我国粮价普遍高于国际粮价,导致滞销。另一方面,我国粮食品种结构存在供求上的矛盾困境,很多农民受长期的生产习惯影响,并不懂得面向市场需求生产粮食。因此,本文从粮食供给侧问题出发,分析四大主要粮食作物产需结构来引出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王伏虎[2]2002年在《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结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增加粮食生产,提高我国的粮食供给,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推进了中国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前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粮食生产虽然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吃饱饭的目标仍然没有达到,粮食问题仍然没得到很好的解决,也就更谈不上吃好的问题—增加肉、奶、鱼等动物食物。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就得以缓解,中国粮食人均占有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状况,非粮食物的供给也快速增长。中国粮食和农业发展水平也已经上升到新的阶段,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由于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滑坡”和粮食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国家粮食市场的波动,从而受到我国政府和国际农业经济界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经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的粮食生产来说,既面临着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粮食供求问题进行分析。第一章简述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现状,第二、三章分别对中国粮食供求影响因素和粮食供求结构进行分析,接下来的第四章对中国粮食供求做出实证分析,第五章在分析入世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入世以后中国粮食安全模式,在最后一部分提出确保中国粮食供求平衡和粮食安全的几项建议。
朱彬[3]2000年在《粮食安全目标下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结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是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商品，粮食安全对中国有重要的意义。在保障粮食安全目标下，论文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主要粮食品种及其所反映的口粮与饲料的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在需求方面，通过概括地阐明口粮与饲料的消费趋势，文章认为我国的粮食需求、特别是口粮需求可以得到满足，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在供给方面，论文运用从粮食安全的文献回顾中引出的安全与效率的研究方法，比较了小麦和玉米各自的生产对收益的反应，相对玉米而言，小麦的生产较为注重数量，而经济效率较低，说明在粮食品种结构中，存在着安全与效率的差异。此外，作者还简要阐述了粮食安全与效率相互关系的其他形式，并结合我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提出粮食进口须适应国际市场结构的观点。在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的基础上，文章给出了以兼顾安全和效率为基本思路的政策建议。最后，进一步的研究设想将减少损失作为一种方法在较宽泛的领域进行了推广。
郭修平[4]2016年在《粮食贸易视角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问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一起,是“三农”问题的五大核心问题,是一个永恒的经济、社会、生态问题。粮食安全涉及到生产、消费、流通和贸易的复杂系统。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中国经济与WTO规则的日益融合,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不确定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不断增多,粮食安全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粮食贸易已逐渐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加之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国,粮食贸易在确保粮食安全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粮食安全作为一个世界性课题,国内外文献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如莱斯特.布朗、威廉.恩道尔、柴田明夫等。在此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需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尤其是国内经济社会新常态背景作为考究,本文在粮食贸易的大前提下,通过理论分析、数据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的粮食供需和粮食进口贸易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意见。本文在回顾、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贸易角度探究我国当前粮食安全遇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策略。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共分为九大章节,分析内容总结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归纳,本文采用贸易视角来分析粮食安全问题,并建立起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研究中国粮食贸易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概括了我国粮食进出口现状以及我国粮食贸易政策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粮食贸易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章分析我国粮食需求现状,在需求方面着重研究了粮食需求总量、需求结构和相关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粮食需求进行预测分析。第四章研究了中国粮食供给现状,分别从生产供给、进口供给、和仓储供给三方面展开分析,结合世界贸易环境分析了我国粮食供给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推测我国粮食自给率未来变化的合理区间,结合我国粮食自给率的波动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在考虑生存条件、营养条件、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粮食自给率的预测数值。第六章分析国内粮食生产的可供性情况,从国内粮食生产的影响要素入手,阐述了国内粮食生产的增产潜力和发展难题。第七章分析粮食贸易的可供性情况,结合国际粮食市场状况和中国粮食贸易现状,探求中国未来粮食进口的机遇和阻碍。第八章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综合考量,从生产、贸易和消费三个方面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稳定的政策建议。第九章是对本文的归纳总结,进一步从粮食贸易角度规划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发展战略,再次梳理本文的研究脉络,阐述文章整体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结论表明,粮食贸易已经成为调节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粮食贸易资源具有垄断性,国内外粮食价格差异明显,我国粮食不具备比较优势,贸易格局只进不出,粮食自给率将进一步下滑。我国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做好粮食安全工作布局:在生产方面注重生态保护,保障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在贸易方面优化进口结构,促进粮食贸易竞争力提高。本文认为,我国多年实施的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已出现明显负效应,目前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目标价格政策,改革国内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将粮价话语权交还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接轨。另外我国应在“北粮南运”格局下实现“北粮出口”,以玉米作为突破口,逐步打造我国粮食可进可出的合理局面,由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
何蒲明[5]2009年在《基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粮食体制改革的加快,特别是由于国际粮食形势风云变幻,粮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政府进行宏观决策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粮食安全问题涉及的工作主要包括三项:一是国内的粮食生产和供给,二是国内的粮食储备和轮换,三是粮食的进出口调剂。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和市场影响大,从而造成粮食生产和价格的波动性。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容易造成粮食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储备粮吞吐机制不灵活,宏观调控效率低,在一定程度上会人为造成供求失衡。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中国的粮食贸易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而期货市场以其独特的经济功能,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能够发挥其特殊的作用。从最近五年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一五”规划中可以看出,国家一直非常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蛛网理论、仓储理论、套期保值理论、波动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为理论框架,以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为手段,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研究日标,围绕影响粮食安全的有关因素,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关系,回答了在粮食购销市场化的环境下,如何在稳定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完善粮食流通体制和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改善粮食国际贸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综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5个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结合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和粮食安全指标,对粮食安全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2)运用Cox-Stuart趋势检验对我国粮食产量及其播种面积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我国粮食产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通过对粮食生产波动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发现,粮食生产波动具有不稳定性,多数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了2%,但市场化改革后粮食生产波动的强度要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在四大粮食品种中,稻谷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最大,而且稻谷产量的变动对粮食总产量变化的影响也最大。通过对粮食价格波动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发现,粮价指数波动幅度大于其他相关价格指数,而且市场化改革后粮食价格波动的强度要高于改革前的水平。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互为格兰杰原因,但产量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要大于价格变化对产量变化的影响,产量的变化往往滞后于价格的变化,具有发散型蛛网的特征。构建了一个基于改进型的蛛网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了期货市场机制减缓粮食现货市场价格和产量绕均衡点波动的机理。(3)通过对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程的回顾发现,改革对粮食期货市场的发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虽然进程曲折,但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方向,而且改革一直贯穿着粮食安全这条主线。我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利用期货市场可以进一步完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由于粮食物流体系水平是决定粮食流通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而发展粮食期货市场有助于构建现代粮食物流体系。(4)虽然中国粮食储备管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现货市场进行储备粮的运作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且通过分析粮食储备与粮食价格的关系,发现储备粮在平抑市场粮价波动方面的效果不是很显著,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操作”现象,而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降低储备粮运作风险,提高运作效率。(5)论文通过考察中国粮食贸易的地位,分析中国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粮食进出口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和全球商品定价机制,对粮食定价权的缺失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以小麦为例,对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进一步证实中国缺乏定价权。所以,论文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建立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形成中心,提高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协调粮食内外贸易政策,利用国际粮食期货市场,改革粮食储备体系,规避粮食贸易风险,建立新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发展大粮商,利用期货市场在国际上谋求国家粮食安全。(6)目前实施的粮食直补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很小,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矛盾”,而期货市场不失为协调二者的新思路。但农户利用期货市场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目前中国农民主要是间接利用期货市场。(7)论文提出了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一系列建议,包括加大期货知识宣传和普及力度,培植农产品期货市场主体,扩大农产品期货品种和规模,建立健全现、期货市场信息发布和传递制度,积极稳妥地扩大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加强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关联度。这些建议对于在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环境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稳定中国粮食生产与价格,完善粮食流通体制,通过储备粮运作效率,合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琳凤[6]2013年在《我国粮食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摘要：本论文首先以新粮食安全观为基础剖析现阶段及未来我国粮食产业安全的内涵,指出粮食产业安全具有系统结构性特征,应采用系统分析法分析我国粮食产业安全。其次,分析了我国粮食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来自资源要素的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及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加重、投入成本增加、边际效率下降等等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安全的自然风险制约因素,其中市场风险中着重分析了我国在市场开放条件下面临的国际风险。再次,将粮食产业安全分为粮食生产安全、粮食消费安全和粮食进出口安全,分别分析影响各环节安全的影响因素,确定了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与指标。然后,预测我国粮食供需形势,得出我国粮食生产形势相对稳定,生产重点应是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调整,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行品种的调剂。通过对粮食产业安全的系统分析、风险分析以及因素分析确定衡量我国粮食产业安全的重要指标,构建包括系统状态(State)、系统压力(Pressure)和系统响应(Response)三部分的框架体系,建立粮食产业安全评价模型,引入熵权法确定权重,对我国2001-2010年间粮食产业安全状态进行评价分析并对2010-2015年的粮食产业安全度预测,得出我国粮食状况在2001-2010年间我国粮食基本安全且粮食产业安全度的波动趋势与政府的政策和保护措施密切相关、粮食产业安全度在2010-2015年间呈现递增趋势的结论。最后,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我国粮食市场体系、建立有效的粮食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建立健全粮食产业宏观保障体系四个方面针对性的提出保障我国粮食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郭晓慧[7]2010年在《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及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温总理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些俗语或名言无不在昭示着粮食的极端重要性。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品,在战争、灾荒等极端条件下,粮食的多寡决定着战争的成败、政局的稳定。此外,粮食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饲料原料。粮食价格作为百价之基,牵动着各方的利益。在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国情进一步凸显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增长趋势以及粮食用途的逐渐增加使得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粮食需求增长压力巨大。然而,较之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我国粮食生产却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禀赋约束,突出表现在耕地资源的紧缺和水资源的短缺及分布不均衡。此外,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范围粮食减产,产粮大国对出口粮食采取了日益收紧的政策,我国粮食安全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来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经济体制的核心,引导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价格调控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2006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作为最基础的农产品——粮食,其价格波动及调控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粮食价格波动及其调控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深厚的政治背景和突出的现实依据。笔者尝试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计量的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吸纳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以下问题的答案：现行体制机制下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呈现什么特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粮食价格波动的生产效应、收入效应、物价效应呈现什么特点?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在对国内外有关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及调控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我国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征。论文分别以1978年和以1985年为基期,比较分析了名义粮食价格以及扣除通胀因素的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征以及粮价波动的周期特征。研究显示：从基本趋势看,粮食名义价格较扣除通胀因素的价格上涨趋势明显,并且不同基期的粮食价格也呈现出差异化的波动特征；从与其它价格指数的横向比较看,以1978年为基期的粮食价格高于农产品价格、PPI, CPI的波幅,而以1985年为基期的粮食价格多呈现与其它价格高低交替运行的特征,表明1978.1984年是粮食价格涨幅较大的时期；此外,关于2007年、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定性问题,从名义价格看,此间粮价超过了历史高位,引领了新一轮价格上涨；从扣除通胀因素的价格看,则属于恢复性上涨。其次,论文分别从成本、产量、消费、储备、进出口等方面分析了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成本方面,论文从粮食生产总成本、现金成本、物质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等方面对粮食价格的成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粮食总成本和现金成本在一段时期内都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呈“阶梯型”上升的特点；粮价波动与总成本、现金成本走势呈现阶段性差异,三者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点,此前,三者高度相关,此后,粮食总成本、现金成本基本稳定,对粮价的波动影响较小。物质成本方面,化肥费和租赁作业费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粮食价格与化肥费和化肥价格高度相关,在我国粮食生产化肥施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应将调控农资价格的重点放在化肥上。人工成本方面,家庭用工劳动日工价的上涨使得人工成本增加明显,但是粮食生产用工数量的明显下降以及雇工数量较低,使得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稳步下降。由于工价受货币因素影响较大,为了更真实的反映种粮的劳动价值,论文构建了“日均劳动报酬”指标,用来核算种粮农民在一个标准劳动日一亩粮田获得的利润,并通过与在岗职工日工资进行比较发现,种粮农民没有获得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没有获得其它行业的平均劳动收益。按现有比价关系,从农民的劳动收益看,我国粮食价格有上升的空间。土地成本方面,粮食生产的土地成本显著增加,占总成本的比重明显提高,对粮价的影响有增强的趋势。供求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受供给规律、粮食重要性、较高的粮食自给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产量与价格呈反方向变动；另一方面,产量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度降低。从粮食消费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来看,一方面,粮食消费总量及各主要粮食品种消费长期增加的趋势和粮食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是吻合的；另一方面,引入粮食产需缺口(盈余)指标探讨粮食消费和短期价格波动。分析结果显示：价格市场化改革之后,粮食价格及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受产需变动影响明显,产需缺口较大的时期,也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时期,产需缺口缩小或出现产需盈余的时期也是价格保持平稳或者下降的时期。此外,分品种看,稻谷的产需缺口较小,小麦的产需缺口较大,玉米的产需盈余较多,但三者价格波动均明显受供求冲击影响。再次,本文从生产效应、收入效应、物价效应等三方面分析了粮价波动的经济效应。在界定粮价波动敏感度的基础上,测算了粮价波动的生产效应。实证分析显示,由于播种面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或者是价格波动幅度较小不足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原因,粮食及三大品种的播种面积受其价格波动的影响不明显。相对而言,稻谷价格波动敏感度最高,其次分别为玉米和小麦,表明稻谷播种面积受外出务工、政策环境以及其它农产品价格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受自身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大。在分析农民收入构成和收入特点的基础上,估算了粮价波动的收入贡献度,粮价波动的收入效应表现在以下方面：粮价提高对收入增加表现出正影响效应,粮价下降对农民收入变化没有明显影响,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引起的第一产业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呈现季节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第一季度对农民收入影响最小,二、三季度影响有所提高,第四季度贡献最大。粮价波动的物价效应分析显示：将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等同于CPI的大幅上扬等同于通货膨胀是认识的误区；将食品类价格的大幅上涨和食品类商品对CPI的贡献度等同于粮食价格的贡献度也是错误的；粮价的物价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本文还对影响未来粮价的供求因素做了趋势分析和预测。由于供给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将重点放在了需求预测上。基于合理营养的视角,.在适当控制用途结构的前提下,对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约为6.1亿吨,较2008年消费量增长约9000万吨；饲料用粮将取代口粮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用途,玉米将取代稻谷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品种,大豆需求增长强劲,二者是未来粮价上涨的主力。因此,国家需要调整粮食生产战略,集中资源发展玉米生产,严格控制工业用粮的增长速度,引导居民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防止部分粮食品种价格过快上涨。最后,论文系统回顾了我国粮食价格调控机制的演变过程,总结了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演变特征,评析了目前价格调控存在的问题以及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绩效,在参考美国和欧盟粮食调控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我国的粮食价格调控体系。粮食价格政策经历了统购统销、合同订购、国家定购、最低收购价等阶段,政策演变呈现出总体趋向市场化、改革进程渐进化、逐步向保护农民利益倾斜等特征。现行调控政策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粮食价格由行政手段主导,调控目标过于多元化,调控政策短期化倾向严重,调控成本高,政策效率低等。从美国和欧盟粮食调控政策实践看,二者从来没有放弃对粮食的巨额补贴,其粮食价格调控逐步从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和价格支持并重的阶段；美国和欧盟更加注重依法对粮食价格进行调控,也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粮食价格。新时期我国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首先需要厘清粮食价格调控的目标和原则,舍弃粮食价格调控中不应当承担的农民增收和保障城市低收入者生活成本等目标,保留粮食价格调控的保障粮食安全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目标,同时坚定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调控原则。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以《粮食法》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促进调控机制转型,建立以反周期补贴为核心的收入支持体系,并逐步替代现行的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代表的价格支持体系,以真正实现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及降低粮食价格调控成本。重构粮食调控机构和流程,设立国家粮食调控中心,重构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合理利用粮食进出口规则和其他手段调控国内粮食市场。同时,注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粮食生产“日均劳动报酬”指标,用来核算种粮农民在一个标准劳动日一亩粮田获得的利润,并通过与在岗职工日工资比较发现,种粮农民不但没有获得社会平均工资和其它行业的平均劳动收益,并且与其它行业的人工劳动报酬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劳动报酬的角度看,粮食价格有上升的空间。2.首次构建“粮食价格波动敏感度”指标,测算粮食价格波动的生产效应,即粮价波动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或者对粮食有效种植意愿的的影响。该指标一是指“有效种植意愿”,二是不同于“供给价格弹性”,三是敏感度高低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否成立没有必然联系。研究发现粮食价格波动敏感度较低,粮食播种面积对粮食价格波动不敏感,为优化粮食调控方式、改进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提供决策参考。3.立足于未来粮食需求结构而非需求总量预测粮食价格波动趋势。
徐柠杉[8]2011年在《中国粮食进口与粮食安全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粮食消费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趋势,国内粮食供求缺口需要寻求更多的粮食进口来补足。尤其自加入WTO以来,我国粮食进口量迅速增长。依据国际贸易理论,加强粮食贸易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然而,粮食作为一种战略物资,过度依赖进口可能导致在粮食禁运风险发生或世界市场供给不足时无法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我国粮食生产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程度,采用对数方程和线性方程对我国未来十年国内粮食供求缺口进行预测,运用粮食净进口依存度、粮食进口集中程度等指标分析了我国粮食进口依存现状,通过国际比较与案例分析对我国粮食比较优势与粮食贸易风险进行了权衡。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生产不具有比较优势,为应对粮食贸易风险所设定的粮食净进口依存度过低,而粮食进口集中程度过高,使我国对粮食贸易风险的规避能力较差。因此应在适度放松粮食净进口依存度的前提下尽量分散进口,提高规避粮食贸易风险的能力。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改善粮食贸易格局、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借鉴产业经济学分析中经常采用的市场集中度相对指标——基尼系数,将其引入粮食进口集中程度的指标测算中,量化了我国粮食进口的国际市场集中程度。
刘鹏凌[9]2016年在《我国主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及调整完善研究》文中认为2004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来,国内外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对我国粮食产业产生较大冲击,粮食补贴政策效能开始递减。在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WTO农业协议框架下,如何对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完善以提高政策效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并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方法,基于黄箱补贴视角研究粮食补贴政策效应的产生机理,明确我国黄箱支持水平及微量允许空间,通过实证分析对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效应及自给率进行客观评价,分析粮食生产主体分化趋势、粮食需求状况及粮食自给的警戒线,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对粮食产业进而对粮食补贴政策效能的影响,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调整完善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2004年以来,我国特定农产品黄箱支持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部分粮食产品黄箱支持水平已经逼近微量允许水平。非特定农产品的黄箱支持水平一直在上升,,但政策剩余空间还较大。2.理论分析表明,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对粮食价格上升和粮食产量增加均有促进作用,但是当最低收购价或临储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市场价格被扭曲,难以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部分丧失。当粮食国际市场价格尤其是进口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或临储价格时,负面效应很大,具体表现为进口增加、仓储成本增加、黄箱补贴水平上升,并对下游生产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理论分析表明,与粮食生产不挂钩的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产量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但在政策调整时可以作为过渡的政策措施。与粮食生产挂钩的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生产有一定促进作用,对自给自足的粮农而言在收入水平较低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出,但是,随着收入提高这一政策效应会递减;与良种使用不挂钩的良种补贴的政策效应与不挂钩的粮食直接补贴的效应相似,与良种使用挂钩的良种补贴的效应则比较明显;农资综合补贴的效应与良种补贴相似,但效应要弱得多;目标价格补贴对粮食产量有促进作用,对粮食价格有抑制作用,与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临储政策相比较,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市场价格的扭曲程度较小;农机购置补贴的效应比较明显。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作物的良种补贴政策与粮食产量的关联度最强,其次是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再次是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与粮食产量的关联度最弱。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联度最强,其它依次是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总体来看,粮食补贴政策与粮食产量及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比较满意。3.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主体正在发生分化:非粮户呈现激剧上升的趋势;自粮户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但仍然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力量;小规模农户呈现较大幅度下降的趋势;种粮大户呈现快速上长升的趋势,占比虽然不高,但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2%以上;种粮大户正在进一步分化为新型粮食生产经营组织;自粮户对市场及政策信息反应不灵敏,是稳定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对市场信息及政策信息反应灵敏,是商品粮供给的重要力量,也是未来粮食补贴政策的重要作用对象。4.2010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均处在90%以上水平,其中2015年为92%左右,谷物的自给率为111.56%,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较高。未来10年,我国粮食总消费量年均增长率约为0.97%,口粮年均增长率为0.25%;饲料粮消费量和工业用粮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5%和1.70%;粮食消费结构是:口粮消费约占40%,饲料消费约占30%,工业消费约占25%,其它消费约占5%;口粮构成情况是:三大谷物占90%(其中稻谷和小麦占87%),大豆占4%,其他粮食占6%。5.根据“刚性”程度不同,粮食需求刚性可分为一级刚性、二级刚性和三级刚性,据此可以测度粮食自给率的底线和警戒线,经测度我国谷物自给率的底线和警戒线分别为56%和85%左右6.耕地加速流转、粮经种植效益失衡、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汇率变动与国际粮价变动等环境变化均对我国粮食产业产生冲击。如何应对这些冲击是补贴政策调整完善必须考虑的问题。7.主要国家粮食补贴政策调整对我们的启示是,要明确粮食补贴政策目标,我国应把粮食安全尤其是口粮安全作为粮食补贴政策的首要目标;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逐步调整粮食补贴政策,要针对政策局部缺陷适时完善粮食补贴政策,以提高政策效能。8.我国粮食补贴政策调整的策略是:针对小农户的黄箱直接支付适时调整为绿箱补贴,黄箱直接支付的政策作用对象应指向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设置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补贴、筹划启动“口粮稳定计划”补贴、继续实施并完善农机购置补贴、逐步淡出价格支持政策、筹划启动“产粮大县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粮食风险保障计划”补贴等。粮食补贴政策补贴总量要控制微量允许水平以内,补贴标准的调整应根据距离谷物自给警戒线的远近而定。
颜加勇[10]2006年在《国家储备粮保障体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政府、学术界和老百姓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的逐年减少，再加上2003年10月至2004年4月出现的粮价大幅度上涨，使得粮食安全问题较之以前更为人们所关注。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从1998年到2002年减少9896千公顷，减少8.7％，预计这种调减惯性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将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稳定供给，如果今后几年我国粮食生产仍然在4.55亿吨徘徊，粮食的进出口保持基本平衡，预计2003～2005年的粮食产需缺口约11500～12500万吨。这就意味着，粮食库存到2005年末将下降到较低水平。如果再考虑库存粮食中有一定比例的陈化粮已不能使用，库存粮食品质、结构与市场需求也存在一定的脱节等因素，实际库存将更低。这对我国今后粮食安全将产生不利影响。 粮食储备对调节粮食供给波动、平抑粮食价格、稳定粮食生产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宏观调控作用，被视为国家对粮食市场进行调控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手段。但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大缺陷，主要是国家储备粮功能定位不明确，储备规模过大，成本过高；国家粮食储备暴露出了明显的效率低、时效性差、透明度低等弊端，使得粮食储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特别是在国家储备粮规模逐年攀升的同时，粮食供给却一度出现紧张，粮食价格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扬。高储备率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额的财政负担，同时也会给储粮企业带来过高的成本支出。如何以低成本运作国家粮食储备则成了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中一个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旨在构建低成本运作的国家储备粮保障体系。首先介绍研究的问题、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及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对象的背景；然后在全面分析我国粮食产需状况及发展趋势、各区域的粮食供求平衡状况及粮食贸易的流量和流向的基础上，明确国家储备粮储备的目标和需要保障的粮食安全的现状及趋势，确定国家储备粮库的合理布局；根据粮食生产的年度波动，采用模拟的方法从分品种的角度来确定国家储备粮的储备规模和品种结构；接着探讨利用粮食进出口贸易和农户储备来降低国家储备粮规模的可行性，比较和借鉴国外粮食储备管理体制的先进经验和运作模式；最后在全文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低成本运作国家储备粮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由于城市化率的迅速上升，城镇人口的口粮直接消费总量略有增
参考文献：
[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 范梅鹤, 冯继红. 中州大学学报. 2017
[2]. 入世后我国粮食供求结构分析[D]. 王伏虎. 江苏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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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粮食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李琳凤. 北京交通大学. 2013
[7]. 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及调控研究[D]. 郭晓慧.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中国粮食进口与粮食安全研究[D]. 徐柠杉. 北京交通大学. 2011
[9]. 我国主要粮食补贴政策效应及调整完善研究[D]. 刘鹏凌. 安徽农业大学. 2016
[10]. 国家储备粮保障体系建设研究[D]. 颜加勇.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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